时间：2022-08-24 10:55:14
导语：在法律和道德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太原理工大学学术道德规范》近日下发，重拳出击规范学术行为
本报讯《太原理工大学学术道德规范》近日下发。《规范》对全体在校师生学术行为作出严格规定，明确要求导师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发表或撰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者，除对学生进行处理外，还将根据责任大小对导师做出相应处罚。
文件要求教师加强自律，严谨求实，绝不弄虚作假，同时导师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审查的第一责任人，要对学生论文负责任。研究生在学期间署名指导教师姓名（不论第几作者）的学术论文原始稿件，必须经过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发表或撰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者，除对学生进行处理外，根据指导教师负有责任的大小，给予通报批评、暂缓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等相应处罚。学生在校期间的学术活动因学术道德问题被他人诉诸法律，指导教师和学校将积极配合查清事实。如指导教师和学校无过错，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同时，文件分别对老师、学生的抄袭与剽窃、捏造与篡改、伪造学术经历、不当署名、滥用学术信誉等学术道德不端行为作出明确处罚规定。违反学术道德规定的学生，情节轻微者，可给予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相关奖项和取消申请学位资格等处理；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影响恶劣者，给予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直至开除学籍处分；对已授予学位的学生，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判定，对授予的学位予以撤销。违反学术道德的教师，情节轻微者，给与警告、通报批评、记过、中止项目并责令其改正；对情节严重者则要给予降职、解职、辞退或开除等，并要求其终止项目，收缴剩余项目经费，追缴已拨付项目经费，在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其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申请。违反学术道德特别严重而触犯法律者，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在人事录用、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学位授予、项目审批、考核评估、科研奖励、评审或推荐评审优秀成果之前，必须认真调查候选人遵守学术道德的情况，有明显违反学术道德行为者，实行一票否决。 （李林霞）
[摘要]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道德教育的内在依据。大学生在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就应该培养学术精神和学术责任，自觉接受学术规范和学术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并在学术实践中恪守学术道德。加强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实现大学学术自由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确立马克思主体性道德教育目标体系，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制度保障作用，激发学生内在道德需求，走道德教育自律之路。
[
关键词 ]主体性 学术道德教育 学术精神 学术规范
[作者简介]徐萍（1968-），女，江苏南京人，常州大学工会副主席，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江苏 常州 21316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22-0064-03
大学生学业水平、科研能力及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关乎我国的学术之风，而且关系着国家未来科技人才素质的高低以及经济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大学生在课业、考试、毕业论文、项目申报、学术等环节中频现道德失范现象。虽然各主管部门已颁发文件强调要予以整顿，高校也纷纷开展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教育相关活动，但高校学术道德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一、主体性德育和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
主体性道德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引导和启发受教育者内在的德育需求，激发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品质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人格的教育活动。主体性道德教育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模式，确立了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道德教育意识根植于受教育者心中，为受教育者道德素质提升提供无限的自身动力。主体性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对道德的自主需求和自主教育，在面对道德情境选择时，能理性思考并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抵制诱惑，积极主动地履行道德规范，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和结果负责。在主体性德育语境下，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就是把学术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外在的道德命令转化为大学生的内在自我要求，即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主体实践途径强调实践活动在学术道德教育中的载体作用，师生的主体性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断形成和发展，大学生主体性学术道德教育其本质是通过师生主体实践性的外显，让大学生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自我判断、自我选择、自我认知、自我内化和自我行动，实现学术道德规范内化为学术道德品质。
二、主体性视角下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的内容
（一）学术精神
学术精神反映学者的理想、信念、情操、价值观和道德观水平的高低，主要包括“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勇于进取的献身精神、敢于批评的无畏精神和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等。学术精神是学术活动和学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大学生作为社会的学术储备人才，从踏上学术研究之路开始，就要内修学术精神。然而现实中，为了拿到学位而无视真理的追求，学术研究媚俗现象盛行。究其原因，市场经济对教育的侵蚀、功利思想的盛行虽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归根结底还是大学生对科学精神的坚守不足造成的。
（二）学术责任
进行学术责任教育，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学术责任意识。大学生虽然处于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而自觉内化为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在学术研究中严格要求自己，勇于为自己责任范围内的行为后果担负责任。其次要明确学术责任的具体内容。学术责任主要包括“服务公众和社会的责任、研究发现的责任、学术成果发表的责任、诚实的责任、技术转让的责任以及社会变革的责任”等内容。最后要自觉承担学术责任。当学术研究从纯粹的探求真理变成一种可以获取荣誉、权力和福利，能得到社会广泛资助的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职业时，学术研究就具备了利益性的特点，初入学术研究行业的大学生难免在权力的介入、利益的诱惑面前放松学术责任心。因此，抵制诱惑．自觉承担学术责任是学术责任教育的根本。
（三）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包括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等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各部委陆续了《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学术规范，对规范学术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高校不将学术道德规范纳入德育教育的范围，并将学术道德规范内化为大学生的学术道德品德，仅仅采取事后处理的方式，很难改善目前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的整体情况。
（四）学术法制
法律法规是维护学术道德外在的强制手段，是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普遍行为法则。宪法、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国家法律法规都对学术研究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强制性规定。但由于全社会学术法制氛围不浓，高校本身对学术法律制度的宣传、普及和教育不够，致使大学生学术法制意识淡薄。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净土，高校应该通过加大宣传、开设讲座和专门课程等方法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学习学术法律规定，提高自身的法律自律能力，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和学术权益，自觉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和杜绝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三、主体性视角下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的策略
（一）确立学术道德教育的目标
学术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是学术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术道德实践活动的价值导引。主体性学术道德教育以培育主体性的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教育目标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大学生作为学术道德教育的主体，不仅要充分认识和积极发挥自身主体性，也要尊重和肯定他人的主体性，自觉维护学术秩序，抵制学术道德不端行为，为学术道德教育树立好的榜样。其二，塑造人的主体人格。主体人格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和行为特征的综合，是主体道德修养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只有具备主体人格，才能在实际研究中不惧怕权势的威胁，不受利益的诱惑，潜心学术，攀登科学的高峰。其三，开发人的主体能力。学术道德从来都是通过学术研究实践体现出来的，大学生作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如果既具备主体意识，又形成了独立的主体人格，但没有超越客体的主体能力，就无法完成赖以体现学术道德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道德教育也成了一句空话。
（二）发挥教师的主体引导作用
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必须重视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的科研能力、科研道德、科学精神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治学态度、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因此，教师要以身作则，不断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学术道德素质，做好学生的学术“带头人”。而且，高校在处理学术道德事件上，对教师和学术也应该一视同仁，给全体师生传递学术道德素质底线不可触碰的信号。同时，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引导和学术规范教育，在课堂、定期见面会、科研活动和论文指导中，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有意识地传授学术道德规范的相关知识，并明确提出学术道德应该达到的要求，对于学生在学术、科研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要及时纠正和教育，甚至惩处。
（三）激发大学生学术道德内在需求，走自律之路
自律是指人们在无人现场监督的情况下，通过自己要求自己，变被动为主动，自觉遵守法度，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是道德实现的最高形式。社会和学校要给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引导，确保大学生逐步走上学术道德自律之路。第一，端正学术动机。高等教育不仅培养学术型人才，也培养应用型人才，学校应该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让其对自身的优势和理想有清醒的认识，选择适合自身兴趣的培养方向，杜绝功利性学术研究行为和动机。第二，形成良好的研究习惯，增强自身科研能力。虽然道德修养是学术道德失范的最直接成因，但科研能力的缺失却是学术道德失范的直接诱因。从实际情况分析，学术道德失范的实施者除了部分学术功利之人，还有部分是研究能力欠缺之人，因此加强科研能力训练也是道德教育的辅助手段之一。第三，自觉增强学术规范和学术法制意识。高校极少有在培养方案中专门开设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课程，大学生对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认识主要从导师的指导和零星的学术讲座中获得。在学校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去自修学术法律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的知识，增强法律和规范意识，把握学术道德的标准与尺度。
（四）健全学术道德保障制度，为主体性道德教育保驾护航
1．健全学术管理制度，确立正确的学术研究导向。学术研究受到研究对象、研究者知识范围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不能简单用数量来衡量。然而，毕业论文要求、研究生毕业资格对学术论文的“过量化”要求、项目申报结题对论文的要求以及高校对高等级期刊发文数量的追求等因素导致了高校急功近利的学术价值观。可见，学术研究的行政干预是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一个重要诱因．要想净化学术研究的环境，真正实现学术自由，减少学术研究的行政干预十分必要。
2．革新学术评价制度，营造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学术评价制度其本质涉及两个问题：谁来评价和如何评价？大学生的学术活动涉及课程论文、学术论文、参与课题、研究实验、毕业论文等，评价主体涉及任课教师、导师和专家组。对于不予公开发表的成果，高校通常将评价权力交给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也是结合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受条件和知识的限制，一般不会将学术道德纳入评价范围。对于公开成果则是按照数量和成果等级简单评价，不十分注重成果实际质量，也没有将学术道德纳入评价范围。这样的评价方法纵容了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而学术道德教育要想取得良好效果，在评价环节纳入道德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高校法制教育 研究 进展
资助课题：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大学生法治信仰培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1sk726）。
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质与目标研究
关于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质。现阶段主要观点认为高校法制教育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教育，而是全面的法律意识教育，属于德育范畴。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中，明确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列为四年制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之一。但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1）高校法制教育有其独立性，不应从属于道德教育。[1] 张晓敏认为素质教育的理念下，应当还高校非法学专业的法制教育之独立性地位。[2] （2）法制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刘颖认为法制教育确定了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推动了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实践，是公民教育行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3]
关于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主要观点有：（1）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4] （2）高校法制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培养知法、守法、护法的大学生，这是我国高校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培养的前提和关键。[5] （3）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质。[6] （4）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应当是人的全面发展。[7] （5）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并帮助其树立法律信仰。[8] 还有论者认为高校法制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育大学生的法治信仰。[9]
高校法制教育的体系与内容研究
关于高校法制教育的体系构建研究。代表性观点有：韩世强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当是兼容“意识”、“知识”和“行为”于一体的法律素质构建，其教育的真正发挥必须依赖一套健全完善的实现结合机制。[10] 黄青燕认为应当建立法制教育的衔接机制，实现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相结合，课程教育与校园法制文化建设相结合，校园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11]
高校法制教育内容，主要集中体现于“基础”课程之中。主要观点有：（1）高校法制教育内容要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核心地位。黄文艺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具有核心地位，应致力于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培养法律思维习惯，形成坚定的法律信仰，增强依法办事能力。[12] （2）应当调整法制教育相关教学内容。沈蓉等认为增加有关经济法内容的教学应当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客观要求，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新经济形势下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13] （3）完善“基础”课教材中的法制教育内容，构建实用型的法制教育内容体系。教材中的法制教育内容应当能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还要能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14]
高校法制教育的现状和原因研究
在高校法制教育的现状和原因的探讨方面，许多学者都通过相关的问卷调查进行研究。
1.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颜素珍等对南京地区的高校大学生的法律素质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15] 郭先根认为，目前高校法制教育缺乏领导组织机构和合理规划，法制教育课程尚未作为一门必修课正式列入教学大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仍然持续存在。[16]孙勉认为各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重视道德教育，而忽视法制教育，表现为重劝导轻约束、重自律轻他律、重扬善轻抑恶，其直接后果是“站得高、行得低，说得多、做得少，口气大、效果小”。[17]
2.大学生法治信仰的缺失。一些研究者通过深入实地的调研，结合调研数据深刻剖析了当代大学生法治信仰培育的困境及其根源。如谢山河、黄章华主持的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18] 张雪芹对转型期大学生法治信仰的调查。[19] 王美君以武汉市非法律专业大学生作为抽样调查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分别从基本情况、法律认知、法律服从及运用、法律权利意识、法律心理以及法治教育对被调查者进行调查。并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大学生在法律意识上的共性特点进行了总结。[20]王西阁认为受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很难内化为主体对法的动力，传统“无讼”思想也导致了大学生思想意识中对法律的轻视。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法制教育单一的途径和高校学生管理行政色彩过浓以及社会现实支持的欠缺都有碍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形成。[21]
高校法制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研究
高校法制教育的方法途径是学界研究最多的问题。具代表性的观点有：
1.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观点在学界已形成共识。陈大文认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为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22] 余国政分析了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融合的客观基础，并从教育观念的变革、课程改革、教师素质结构的改善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先德教”和“后法教”分层的教育等四方面来实现两者的融合进行了探讨。[23]
2.不断创新高校法制教育的教学方法，深入研究比较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法等的开展。黄文艺认为除了法制教育中常用的案例教学法之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法。[24]王康康、徐延平认为，应当利用主流传媒对大学生进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大学课堂，发挥课堂教学在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利用大学校园环境，将无声的熏陶与有声的教育相结合；走出校园，开辟第二课堂。[25]
3.开展比较研究，借鉴国外法制教育的经验。李俊杰比较研究了中美两国法制教育，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借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实践上值得借鉴的有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等经验。[26]车雷研究了英国的学校法制教育，认为其教学内容的选择侧重于与公民身份密切相关的法律，强调公民意识的养成；法制教育能够有效利用社会法律资源，为学生提供富有意义的实践教学机会，极富启示作用。[27]
4.紧跟中国法治进程，及时调整更新教材内容。“05”方案之后，“基础”课教材经过几次修订，对法律基础部分的内容有所完善，使理论更加联系实际，贴近学生。陈大文认为，“基础”课教学应当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内部关系，正确认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8]
5.法制教育的方法途径应当体现人文精神。林国强认为，法治信仰的培育方式应当注重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29]蒲鸿志认为青少年法制教育面临人文精神缺失的困境，忽视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导致法制教育的功利化。法制教育方法的人文向度是一种创新，强调沟通、感悟、互动和体验。[30]
6.重视法制教育网络化的研究和实践，主张利用网络这个新载体，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弥补传统法制教育的缺陷。任莉莎在硕士论文中详细论述了增强我国高校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并提出从三个不同的层面着手探索增强实效性的具体途径。[31]
7.优化校园法制环境，营造校园法治氛围，突出高校管理中的法治取向。黄蔡芹认为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思想言行能产生强烈的致导作用，优化学校法制环境能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高起到潜态的影响作用，提出了校务公开制度、学代会制度等途径。[32]王西阁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人治色彩浓厚、行政化趋向严重的现象，对法制教育产生不良影响。高校管理必须秉承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民主自由等法治精神，依法治校，实现高校管理的法治化。要健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等。[33]张庆旭则从诉讼法学的角度专门研究了高校学生处分申诉制度的修正与完善，为保障学生权利、实现校园法治提供了有益参考。[34]
高校法制教育的原则和规律研究
高校法制教育原则，是在实施法制教育过程中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1）法制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相结合；法制教育与纪律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的原则。[35] （2）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应在教学中贯彻三项基本教学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融合的原则和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的原则。[36] 应坚持以教材体系为基础，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关联性与差距性相统一的原则；知识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性相统一的原则。[37] （3）法制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38]
关于高校法制教育规律的研究，许多论者认为，高校法制教育必须遵循德育的基本规律。王国桢探讨了大学生法制观教育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小学法制教育与大学法制教育的衔接机制；大学生法制观教育与社会法制宣传教育的互动机制；以及高校教育机制。[39]
高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和实效性研究
关于高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很多学者认为高校法制教育具有明显的德育功能，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等功能。李璐娇结合教学实践，认为“基础课”新课程法制教育功能主要有发挥理论、规范向实践的转化功能；扩大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40]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陈大文认为如何提高课程整合背景下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是目前迫切需要化解的难题，需要教育者们深刻理解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基本要求，准确把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重点内容，正确认识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关系。[41]
简要评论
近五年高校法制教育研究成就显著。高校法制教育理论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研究的内容更多更广泛，研究课题更加务实。每年都有一些研究生论文以法制教育为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多样化，突出实证研究。目前高校法制教育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多样化趋势，尤其重要的是近年来研究者更多地重视使用问卷、数量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很多研究者对高校法制教育现状、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调查，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内容呈现专门化趋势，比较研究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开展高校法制教育研究工作的主要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其他专业背景的学者开始研究高校法制教育，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跨学科的研究对拓展高校法制教育研究的视野和理论深度非常有利。
但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囿于学科限制，大多数研究法制教育的学者都没有系统的法学理论的学习研究经验，导致研究视野狭窄，研究角度片面，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不足，理论深度不够，研究成果的实效性不强。
参考文献：
[1]张宝成.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因素[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2）.
[2]张晓敏.高校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目标之重塑[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刘颖.公民教育中的法制教育及其价值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4]陈大文.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目标定位[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5]门广.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质与目标探析[J].辽宁警专学报，2008（7）.
[6]陈大文，刘一睿.从普及法律常识到提升法律素质的教育――改革开放30年高校法制教育发展回眸[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4）.
[7]顾相伟.高校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发展、关联与融合[J].思想教育研究，2012（1）.
[8]王晓慧.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9]张蓉.论大学生法治信仰培育[J].法制与社会，2012（7）.
[10]韩世强.当代大学生法制教育实现机制的体系化构建[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7（3）.
[11]黄青燕.论大学生法制教育体系的科学构建[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2）.
[12][24]黄文艺.论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5）.
[13]沈蓉等.高校法制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14] 张小平，曾裕华.浅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法制教育内容的完善[J].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6）.
[15]颜素珍，刘桂占.大学生法律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2）.
[16]郭先根.构建大学生法制教育长效机制研究[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0（3）.
[17]孙勉.论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融合[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31）.
[18]谢山河，黄章华.关于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08（7）.
[19]张雪芹.论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培养[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王美君.武汉市大学生法律意识调查报告[D].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21][33]王西阁.大学生法治信仰培育[J].当代青年研究，2011（3）.
[22]陈大文.关于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的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3）.
[23]余国政.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融合[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25]王康康，徐延平.强化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9）.
[26]李俊杰.高等院校大学生法制教育之探讨――中美法制教育之比较及启示[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11）.
[27]车雷.英国的学校法制教育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11（11）.
[28]陈大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教育路径解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1）.
[29]林国强.大学生法治信仰培育刍议[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0]蒲鸿志.青少年法制教育方法的人文向度[J].思想理论教育，2010（12）.
[31]任莉莎.我国高校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32]黄蔡芹.浅议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1）.
[34]张庆旭.高校学生处分申诉中的证明与证据研究[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02）.
[35]张国安.同志青少年法制教育思想初探[J].思想研究，2007（7）.
[36]雷继元.“基础”课教学基本原则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09）.
[37]何玉芳，张艳红.“基础”课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内容的融合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3）.
[38]李喜等.医学专业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研究[J].山西大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39]王国桢.大学生法制观教育机制探究[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40]李璐娇.大学生法制教育功能新论――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制教育内容为例[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
[41]陈大文.课程整合背景下大学生法制教育实效性问题初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5）.
关键词：道德；现状；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269-02
一、关于当前中国道德现状评价的研究
1.虽然道德失范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我国的道德主流是积极进步的
文章其中王俊人教授认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是一次社会转型，而且是一边转型一边加速，我们几乎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现代化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在这种加速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秩序能够保持基本稳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社会经受了“非典”、“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检验，这些都足以显示和证明了中国社会道德的胜利。葛晨虹教授也指出，对目前道德状况总体判断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滑坡、道德爬坡来判断。我们在看到“大恶”的同时，也要看到“大善”。社会中有“小悦悦”事件中的冷漠路人，但也有“最美妈妈”们，实际上还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2.评价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需要选择并确定具体的历史坐标
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把历史坐标定在改革开放前，再来看现在的中国，无论是人权问题上，从争取人权，到回避人权，再到人权“入宪”；还是在家庭关系上，用法律对“家暴”的行为加以惩治，这些实例都足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3.认为中国道德到了危机的时刻
肖群忠教授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全社会的趋利化，价值观念的功利主义长期得到鼓励和膨胀，使得社会道德水平从有所下降发展到了全社会普遍缺乏道德即“道德危机”，道德的底线受到了严重冲击。
二、关于当前中国出现道德问题原因的研究
1.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戴木才教授指出，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同步性。我们的经济建设迅速、社会发展迅猛，相比来说，道德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有相对独立性，难免跟不上经济的迅猛发展，这是一个客观发展规律。有学者认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当旧的信仰体系受到很大打击时，新的更高品质的信仰尚未建立，导致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脱节和人们的道德价值失范。
2.社会现实中多元价值文化的交错影响
有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市场会自发助长商业文化的生长。自发的商业文化又往往易导向消费主义、奢华主义、享乐主义生长，导向金钱关系和利己主义。如果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还留有一定市场，如果社会文化价值导向不明确，荣辱不分，人们的观念心态就会出现道德淡漠甚至缺德的行为取向。
3.道德法制化进程缓慢
胡云腾教授认为，出现道德失范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导致在行动上厚此薄彼，一手硬一手软。特别是很多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后，由于没有相关法律，司法机关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公众和舆论谴责的威慑作用有限，久而久之，道德失范行为不仅增多，而且更加严重，便形成了一种不良效应。
4.道德教育失误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的最大失误,就是一直不愿意承认、不敢承认利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总是一味地把利他和自我牺牲标榜为道德的实质。德育的皇帝新衣一旦被识破，人们对德育就会阳奉阴违，口头上是一套，现实又是另一套，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下，又岂能取得应有的德育效果?
5.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机制保障缺乏，监督不力
葛晨虹教授认为，我们的各种制度规则都处在建立过程中，许多环节的法律规范、制度机制都有漏洞或缺失，需要进一步完善建构。一个社会如果在制度安排方面不能有效地去引导道德取向，不道德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
6.公共媒体缺乏引导和明确的价值导向
有学者认为，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往往更容易成为公共媒体的报道对象。而那些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关注报道的对象。并且万俊人教授还提出，新兴网络媒体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想象，我们一时还没有适应。网络媒体对道德问题的放大效应值得特别关注。
三、关于改善当前中国道德现状对策的研究
1.健全并细化各种相关法制及其他管理制度，推进道德法律化
肖群忠教授指出，我们在当前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本国策和治国方略，把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党和政府对社会和人民的重要责任。另一方面，戴木才教授提出必须运用法律手段保障道德建设，加大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
2.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葛晨虹教授认为一个只讲自我利益不讲对他人和国家责任和奉献的社会，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所以，要想增强社会道德实力，让人们身体“流淌更多的道德血液”，就必须在文化层面对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理论和价值观进行社会性反思批判，切实关注并加强社会道德文化的建设。
3.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要加强社会精英的道德教育
有学者指出，应从小培养道德意识，重视道德教育。一方面，家长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并为孩子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另一方面，学校要建立完善的道德教育体系，分层次、分阶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道德教育。而最重要的是对社会精英的道德教育，胡云腾教授认为，要始终把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公务员队伍的道德建设、富裕阶层和文化科技精英的道德建设作为全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坚持党员带头、官员带头、富人带头、文人带头。这些群体如果不带头，要求老百姓加强道德建设就是空话。
4.建立媒体监督机制，发挥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
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监督，都会产生腐败，媒体也需要监督，要把“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落到实处。有学者还指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媒体要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积极宣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刻批判与现代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道德行为，让道德遗毒在社会舆论的打压下知难而退。
四、当前中国道德问题研究的深化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学者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把握、成因的分析以及对策的提出都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我认为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伟大的工程，需要更加系统性地研究，特别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如何提高它的实效性，是解决当前社会道德缺失的关键。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到道德建设中来，尤其是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落实到实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提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应该提倡和弘扬的美德，而且设定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体现了当下我国社会对其成员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实践出真知，不能只是将八荣八耻“贴在墙上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实践。
一方面，要做到广泛宣传宣传，通过宣传“八荣八耻”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在社会中广泛开展各项相关主题实践活动。但需要说明的是，在选取相关典型事例时要注意确保事迹的客观真实性。先进典型之所以能打动人、感染人，是因为他们源自生活、有血有肉，其越是真实越感人，越是朴实越亲切。因此，在宣传典型事迹时要按照先进人物的本来面目塑造典型形象，用平实的语言来阐释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用我们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来展现典型事例中人物的高大形象。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典型进行宣传时要注意把握好宣传的时机和节奏，做到适时、适度，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另一方面就是要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中坚持以“八荣八耻”为创作导向，将所要宣传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内容纳入文化作品创作中来，创作一批反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要加强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但如今许多中华民族的优良的道德传统被人们忽视，甚至抛弃，当前要想加强道德建设，就必须要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
诗人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道德在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道德状况定会呈现出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1]葛晨虹.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实力重建[J].西北师大学报，2012,(1)
[2]肖群忠.道德危机的拯救与文明大国的崛起[J].西北师大学报,2012,(1)
[3]胡云腾.加强道德建设要多管齐下[J].红旗文稿，2012,(1)
[4]余涌.关于道德建设的几个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6)
论文关键词：斯密问题，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经济人，道德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是21世纪初期由政府推行的惠及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运行近10年来，新农合制度已极大地缓解了一度困扰农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但伴随而来的是日益显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其中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不规范的服务行为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农合制度的惠民形象及可持续发展。当前出现的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诸多不规范的服务行为，原因众多，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其片面注重“经济人”的利益追求，而忽视了“道德人”的责任义务。“经济人”和“道德人”是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阐述人类本性时涉及的两个核心理念，它引发了经济学说史上长达百年的激烈争论，并被学术界称之为“亚当·斯密”问题。对于一定程度上陷入追逐利益的“经济人”“囚徒困境”的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重新审视“斯密问题”，无疑对当前规范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
一、“斯密问题”的由来
亚当·斯密被誉为西方经济学鼻祖，一生留下两部传世巨著：即1759年发表的被称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发表的被奉为“经济学圣经”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所谓的“斯密问题”即由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根据亚当·斯密在这两部巨著中关于道德利他和经济利己这两种人性论的剖析提出。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性观是利他的，并以同情心作为其基础，“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医学论文，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1]5而且，这种情感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只存在于那些品行高尚的人之中，也存在于那些严重违反社会法律的人之中，即便是最大的恶棍，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但在《国富论》中，斯密阐述的人性观则是利己的，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人性基础不是来自利他心，而恰恰是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这样提议：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2]而且，“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3]历史学派学者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他（或同情），而在《国富论》中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自私），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体系中呈现出利他和利己两种相互分裂的人性，就构成了所谓的“斯密问题”。
二、“斯密问题”的解读
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大师和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对人的本性予以科学的阐释。事实上，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里并不存在利他和利己两种矛盾的人性，在其著作里也并没有将利己和利他截然的对立起来论文格式范文。在亚当·斯密看来，利他与利己都应是人类本性的维度之一。因此，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虽然强调了人性利他的一面，但他也看到了人性的多重性以及彼此间的转化；而在《国富论》中斯密虽侧重阐述了人性的利己特征，但也没有否认人性利他的一面。也就是说，“道德人”也有利己心，而“经济人”也有利他心。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借斯多葛学派学者之口指出，人是自利的，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的就是他自己，“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 但是医学论文，亿万人的毁灭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显然是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1] 165他指出，同情虽然首先作为人的一种道德的本性或道德天性而存在，但这种同情并不不是出于人们的仁慈动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怜悯和怜惜，而是指“同感”， 即感同身受。比如当我们看到对准另一个人的腿或手臂的一击将要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缩回自己的腿或手臂；而当这一击真的落下来时，我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它，并像受难者那样受到伤害，但这并不是对别人真正的同情，而是通过别人身上所遭遇的苦难联想到自己，实际上是打着“同情”的旗帜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就是“道德人”的利己性。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虽然每个人在本性上首先注重的是他自己的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彼此交换，但会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引导下促进社会利益，推动历史进步。斯密认为，对于人的自利倾向，我们应当承认其合理性，承认其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他同时强调，自利不等同于自私，“经济人”只是用精明的手段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物品与安全，而不是做依附于社会的吸血鬼。斯密进一步指出，“经济人”要获得自身利益还必须兼顾他人利益，即利己的同时必须利他。由于社会中的人的相互依赖性，从交换的角度看，每个人的利益即是自己的目的，又是别人的手段，其经济活动必须是在自己的利益中包含了别人的利益，在别人的利益中又包含了自己的利益。即要实现自利目的，就必须为他人提供其所需要的东西，并通过交换而获得他人所提供的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从纯粹利己的动机出发，“经济人”通过一种经济机制的转换，实现了利他的道德目的。显然医学论文，亚当·斯密认为，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实现辩证统一，人能够做“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有机统一体，并尤其强调人类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身上更要“流淌道德的血液”。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斯密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辩证统一的思想对规范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
三、“斯密问题”对规范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启示
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作为一个既具有公益性质又具有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显然内在地包涵着“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基本的方面。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主体全球化、产权多元化、服务市场化、医疗机构运作企业化或公司化已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大趋势，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经济人”的医疗机构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动力，是市场经济制度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市场效率、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作为实行一定福利政策如实行由政府推动实施的极具公益色彩的新农合政策的社会公益机构，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目标是实现农村群众共同的健康利益，其医疗服务应以实现广大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为宗旨，而不能以纯商品的形式完全进入市场竞争机制，更不能在企业化的经营中唯利是图，违反行业准则，改变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定位。也就是说，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应该谋利而不失德，在作为“经济人”合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应该首先作为一个“道德人”而存在，注意协调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不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能“富而好行其德”，自觉履行社会道德义务，这样才能树立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为自身创造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因此，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这是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真正走出追逐私利的“囚徒困境”的可行之路。但这种统一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社会、政府、医院、医务人员四方共同协作，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共生共赢的和谐态势。首先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这是实现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经济人”与“道德人”和谐统一的核心所在，它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两层内涵。两个层面即政府、社会层面针对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激励机制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层面针对内部医务工作者的激励机制。两层内涵则是指激励机制应包括正激励和负激励两个辩证的方面。一个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既能使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作为“经济人”自利的基本要求得到激励和保护，又能使其损害他人利益的心理和行为得到抑制和禁止。一方面医学论文，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提高其社会美誉度，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时，统筹考虑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及其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各方利益共赢，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形成其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共赢关系。另一方面，除了正激励外，还应建立健全负激励机制，即对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不规范行为的处罚机制。事实一再证明，一旦惩罚的威胁不存在或者失去效用，道德行为就很难维持。因为当人们发现违背道德的成本代价越来越低甚至变为零，或者说不遵守道德不仅不会给他带来直接损失，反而却可以带来直接利益时，他也就勿须再遵守道德。因此在建立健全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激励机制时，负激励不可或缺论文格式范文。其次是加强医德建设。加强医务人员医德建设是实现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经济人”与“道德人”和谐统一的关键。良好医德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制度约束的外在强制，但另一方面更注重医务人员的自省自觉。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德立国，先哲们不遗余力地传递有关道德的种种信条，即便亚当·斯密也强调人类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身上更应“流淌道德的血液”。因此，作为在医疗机构尤其是在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这样极具社会公益性机构工作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就更应该自觉培养自己的职业热情，学习职业道德理论知识，把这些理论知识在内化为道德情感，在外化为道德行为，不断加强自身修养，高尚医德医风。在实施医疗服务行为时，大力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病人、关心病人、方便病人、服务病人，努力提高自身的医德品质，并通过对医疗先进单位及典型人物的宣传宣扬，塑造医务人员的新形象，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再次是建立完善法律法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奥尔森认为，除非存在强制的或其他的特殊手段以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作为农村社会保障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必须尽快改变当前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医学论文，增强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规范其服务行为，避免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以体现新农合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维护新农合制度的惠民形象。在现今全国性法律出台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可由地方视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新农合制度的实施对象和范围、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监管机构及其职责、基金筹集、使用及管理、补偿标准及程序、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医疗服务机构行为规范、医药使用及管理、考核及责任追究等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以避免新农合实施过程中无法可依的掣肘之制，待条件成熟后再出台全国性的统一法律，从而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惠及亿万农民的系统工程真正进入法制轨道。最后应完善社会监督体系，推动医疗行业中介组织发展。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媒介的作用，加大对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社会责任的宣传，积极营造有利于推进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让全社会都 来关注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社会责任。此外，还应重视医疗行业社会中介组织的培养发展，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行业治理作用。从国际通行惯例来看，专业化的行业协会由于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自律性，故而在相应机构的管理中可以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因此，应致力于推进医师协会、医疗机构协会（包括非公经济医疗机构分会）等医疗行业社会中介管理组织的繁荣发展，加强其对医疗服务行业监督、治理的社会功能，从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监督体系，营造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社会环境 。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5，P16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P14.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P14.
[论文关键词]情法兼顾 司法 中庸主义 伦理法
一、“情”的基本概念
（一）传统语境中“情”的基本内涵
“情”在汉语中可以组成很多词，比如说感情、人情、情节、情谊、情况等。具体而言，“情”字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涵义：
1.指人们自然的生理活动、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情”字首先表达的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如早期儒家的“性善论”以及法家的“性恶论”均表达了这种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对人自身的认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生物性特征，即指人的生物性需要与活动。“民之性：饥而求食……此民之情也”。[1]二是关于人的心理活动的特征，即人在对外部事物认知基础上所产生的心里体验，《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指的是喜怒哀惧等这些心理活动，是人不用学就会的情。
2.指人与人交往的感情
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情”字的最基本含义就是指人与人的感情联结。中国古代社会认识到社会主体首先是与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感情关系，并依次外推于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感情关系。讲由家及外的感情交往结构上升到与国家秩序紧密相联的层次上来认识的。由此，在中国古代“家——国”的秩序追求中，十分重视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模式。
3.指社会的客观情况
“民情”一词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被用于说明社会的客观情况，商鞅又言：“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但是，“民情”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使用中也呈现出多重含义：
其一，指客观情况。其含义有二：一是指社会的客观情况。“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这里所称的“情”就是指社会的实际情况。二是指自然物的客观情况。
其二，指风俗习惯。
其三，是指民众共同的要求、愿望。即“民心”。如汉代晁错说：“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
4.指事件的事实、情节
在法律实践中，“情”指事件的事实情节。其含义也是多元的。其一，指案件的事实。其二，指案件的特殊情节。其三，指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其四，指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
由上述论述可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语境中，“情”字的含义是丰富的。但是我们发现其核心含义有二，一是指感情，一是指事实、情况。这两种含义是我们理解“情”字的基础。
（二）以“法”的角度来定义“情”
上面论述了“情”在传统语境中的基本内涵，下面我们来从法的角度，来定义“情”。可以发现有“法中之情”和“法外之情”的存在。
如明代熬英言：“或问我朝定律，于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叹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谓情与法并行而不悖者也。”这里所说的是明律，其实清律亦有此规定，甚至可以说这是唐律以来所有律的原则。
“法外之情”即与“王法”并列的人情。除了“法中之情”和“法外之情”还有与法相对立之“情”。这分为几种：1.案情。2.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思想动机及感情。古代有很多激情犯罪以及同态复仇。3.司法者的同情心里。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司法者也不例外。在一个案件中，当事人的动机感情往往是案情构成的一个因素，司法者的同情又往往以案情为基础。
二、传统司法中情的地位
历史上不同的司法主张对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魏晋时期，张雯重视情在司法中的地位。他认为情是司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正如他所说：“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他认为司法者需要深刻地领会法律的精神，灵活的运用法律条文，加以适当的变通，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
中国古代的法家倡导“任法而治”、“一断于法”，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律，法律是判断人们是非曲直的唯一准则。法家理论的实践者——秦国因“繁法严刑”而兴，又因“繁刑严法”而亡之后，儒家学派在批判法家的同时又不动声色地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合理之处，并最终取得了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儒里法表的礼法合体体现在司法领域里便是从法家的拘执地任法转向兼顾情理地执法。自此，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在静态的立法上，法律伦理化、儒家化；在动态的执法上，体现为以法为主、兼顾情理的司法模式占据了主导位。中国古代不仅三公、大臣以礼义统类应变，而且州县地方衙门也经常参以天理人情，情断案。对于司法官来说，无论是收案、审案、还是断案，适用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否通过司法活动察民情、知民隐、哀矜断狱而使民不怨。
因此，中国古代司法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总是力图做到情与法的兼顾。清朝名幕汪辉祖亦曾言为吏者应当：“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但是，当法无明文规定或法与情之间发生冲突或矛盾时，司法官通常就会摈弃国法，转而依据情来做出判断。司法审判中，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相当的多，这是因为，法律条文有限，而生活是瞬息万变的，以有限的法律条文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生活事实。此时，只有依据情来做出判决。
三、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情法兼顾的社会基础
纵观历史，国法、天理与人情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与中国几千年的积淀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某些东方国家的司法审判制度。那就是上文提到的以法为主，兼顾情理的司法模式。
（一）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诉讼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法家等其他思想则居于辅助地位。人们评论中国法律的发展变化时常常提到的是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这一进程自汉朝中叶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而唐律的制定则标志着这一进程的最终完成。唐律明确宣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立法领域，它渗透进了包括司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实践的领域。而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出发点在于情，以及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于情。
司法官充分发掘律文之深意——因为法律本身是伦理法，是体现了伦理纲常精神的法律，如果通过审案做到了法律与情理两相兼顾、法情两全，那么就既达到了礼义教化的目的又维护了律文的稳定性、权威性；当律文与情理相冲突时，如果以情曲法符合一般社会公众的认识的话，那么“人情大于王法”便成为必然选择，这是因为判决结果更符合礼教为先的精神。
（二）法律前提
伦理法是“情法兼顾”司法模式的法律前提。
传统法律自董仲舒原心论罪、经义决狱开始，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原则开始注入法律，经过东汉经师以经著律，使“情理”直接入律，到隋唐，“一准乎礼”，礼义情理系统地融入法律之中，伦理法的法文化特征和“情法兼顾”的司法模式相辅相成。伦理法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法律的某些内容与其说是法律规范，毋宁说是道德规范与伦理宣告：源于《周礼》的“八议”、“官当”为律典所照录不误；以“十恶”名罪定刑使纲常明教法律化；宗法伦理观念支配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宗法伦理性的定罪量刑原则，伦理法的特征要求司法官能够以人伦道德为出发点，深掘律文中所蕴含的人伦道德之深意，通过对律文的正确理解和运用来达到教化子民、防患未然，以稳定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因此，伦理法的特征本身就要求司法官在断案时采取法情模式，如果对法律的执行本身既合法又合乎社会一般的人伦道德，那么执行法律本身便是在进行道德教化；如果律文的规定与严格执法的结果和三纲五常的人伦道德相冲突，以礼屈法，以情法便成为合理的，因为在儒家的统治观来看，三纲五常的道德法则才是形而上的，而法律规则本身不过是其具体的运用而已。以三纲五常为指导的具有浓厚的道德法色彩的制定法要求司法官在执法时作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法情两全；当法无规定时，应按照制定法所体现的伦理原则来做出裁决。
（三）方法论基础
儒家中庸主义法律原则是情法兼顾的方法论基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首先提出“中庸”这个范畴，并将之创建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中”指中正，不偏不倚，合乎人情：“庸”指常理。“中庸”指正确而普遍的道理。中庸之道的理论体系包括“中正”和“中和”、“时中”与“执中达权”几项主要法则。
“中正”是用于调节同一事物内在的两级之间关系的法则。[9]“中和”是用于调整多种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法则。“时中”是指因时制宜而动态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执中达权”是指适应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既不违反原则，又保有一定的灵活性。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会计工作中的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诚信为切入点，从会计职业道德的概念、核心内容、会计法律制度正确表述会计人员和企业、单位两个责任主体出发分析企业做假账的成因，进而提出了加强会计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会计职业道德的概念和主要内容
(一)会计职业道德的概念
广义的职业道德是指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
(二)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1)爱岗敬业:要求会计人员热爱会计工作、安心本职岗位、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2)诚实守信:要求会计人员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执业谨慎、信誉至上、不为利益所诱惑、不弄虚作假、不泄露秘密。
(3)廉洁自律:要求会计人员公私分明、不贪不占、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4)客观公正:要求会计人员端正态度、依法办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5)坚持准则:要求会计人员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始终坚持按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实施会计监督。
(6)提高技能:要求会计人员增强提高专业技能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勤学苦练、刻苦钻研、不断进取、提高业务水平。
(7)参与管理:要求会计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努力钻研相关业务、全面熟悉本单位经营活动和业务流程、主动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助领导决策、积极参与管理。
(8)强化服务:要求会计人员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努力维护和提升会计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二、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的关系
(一)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的联系
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法律制度正常运行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会计法律制度是促进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形成和遵守的制度保障。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相同的调整对象，承担着同样的职责。
(二)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的区别
1.性质不同:会计法律制度通过国家机器强制执行，具有很强的法律性;会计职业道德主要依靠会计从业人员的自觉性，具有很强的自律性。
2.作用范围不同:会计法律制度侧重于调整会计人员的外在行为和结果的合法化;会计职业道德则不仅要求调整会计人员的外在行为，还要调整会计人员内在的精神世界。
3.实现形式不同:会计法律制度是通过一定的程序，由国家立法机关或行政管理机关制定的，其表现形式是具体的、正式形成文字的成文规定;会计职业道德出自于会计人员的职业生活和职业实践，其表现形式既有明确的成文规定，也有不成文的规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之中。
4.实施保障机制不同:会计法律制度主要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会计职业道德既有国家法律的相应要求，又需要会计人员的自觉遵守。
■三、 违反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律的主要表现
违反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法律的主要表现:做假账。造成会计人员做假账的问题， 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客观表现为违反《会计法》等， 私设帐本， 目的是千方百计为逃避财政、税务、审计、外汇、海关等部门的监督，为企业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从会计人员方面分析， 做假账的成因主要有二:一是屈从领导的压力， 被动做假;二是会计人员个人自律意识不强， 为谋私利挺而走险。从企业及单位方面分析， 促使会计人员做假账的动机有三:一是企业本身的利益所需;二是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和公司利益的需要;三是监督机制和会计规范体系不完善。
■四、 加强会计道德建设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 营造良好的职业氛围
会计人员道德的内部环境依赖于本单位严格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其外部环境则要在全社会营造出新的道德价值趋向， 并不断赋予鲜明时代的道德特色加以规范。一方面， 要大力宣扬敢于“求实讲真”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和经验， 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不受损害; 二方面， 还要使做假账等违纪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的、有力度的惩处， 加大违纪违法的机会成本， 保证这种惩处远远大于其违纪违法所得的利益。
(二) 完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及其评价体系
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目的， 就要将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固化为会计人员的观念和信念， 并对其行为选择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评价，首先要确立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 其次要选择恰当的评价方法。其评价方法应包括社会评价方法和自我评价方法两个方面， 而社会评价方法又包括社会舆论评价与传统习俗评价两个方面。
(三) 强化会计职业道德的自律性和监督机制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执行不仅受制于外力， 更重要的是通过会计人员的自我判断、自我选择、自我调节、自我约束来体现道德规范的内容及要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自律性要求我们必须强化会计职业道德的社会性和非强制性。比如:第一、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跟踪监测系统， 及时判断会计职业道德的状况及所处的阶段， 发现会计职业道德演进的新动向; 第二、建立健全会计职业道德考核制度， 把职业道德标准作为会计执业的必备条件， 严格执业资格验审制度， 凡是有做假账行为并依纪依法受到严重处分和刑事处罚的，一律取消其执业资格; 第三、建立由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多管齐下的监督机制， 对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经常进行检查和督促。
参考文献
[1]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编写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关键词 新闻 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Ethics Study in China
Zheng BaoweiFan YapingShu Shu
（The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Journal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ethics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journalismprofessional ethics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于今已有20余年，研究历史已较长，但研究热情却始终不减。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媒体从业者职业道德问题屡屡发生，职业道德问题因此屡屡受到社会关注，也引起了研究者更广范围、更深入的探讨。
一、对研究状况与历史的简单扫描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 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 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 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 ，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 《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 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试论网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国内首个研究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研究》结项出版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相为表里，甚至融为一体。在今人看来纯属道德范畴的事情，恰恰正是传统法律重点制约规范的对象。加强对传统社会中道德法律化的研究，特别是对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历史演变及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客观评价传统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及对现实的影响。
一、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探究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必须先探究“德”或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内涵。《康熙字典》引《正韵》言:“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蛇之称也。”《说文解字》释“德”为“登”。段玉裁注“俗谓用力徙前曰德”。总结古人对“德”或道德的解释，概括地说，“德”便是努力向善。道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阶层亦有不同的标准。由于道德内容十分丰富，所以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也十分复杂。道德法律化中的“德”，一是相对法律而言，德是目的。这一点在西周表现得尤为突出，周初统治者认为夏、商“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鉴于夏、商的教训，统治者认为为政必须以敬德保天命为目的。于是，用刑用法必须要合乎“敬德”的原则，这就是《尚书》中《康浩》与《多方》中屡次提到的“明德慎罚”。孔子及后世儒家亦将道德作为追求的目的。与战国法家欲建立皆有法式的“法治”王国相比，孔子及后世儒家要建立的是道德的王国。在道德王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善美的人情来维系，整个社会充满了和谐;“父子有亲，着臣有义，夫妇有另叮，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人人以仁待人是道德王国的特征。二是相对法律而言，道德是一种更高明的治国手段。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作为治国手段，“德”的高明之处在于可以预防犯罪，可以标本兼治，可以使人知耻而不为非。由于“德”同时具备目的与手段两重性，所以以道德为原则的道德法律化势在必行。道德法律化使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了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人情即法，情重于法”。中国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礼重家族、重亲情。父子、兄弟、亲朋、故旧、门生、故史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将人们置于“情网”之中，这个情网不仅泯灭了个人性格的发展，而且足以形成抗衡国法的力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与否，同时更要看执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许多孝子、清官、循吏断案不仅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而且还能起到教育一方民众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与自身的表率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远远重于设法立制，百姓对圣君、清官的信赖也远远超过对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不在实现“法治”，而在实现“德治”，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动力。由于小农经济及宗法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人的理想国中总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暴力为后循的法与刑只是有备无患的虚设之器。不仅孔子主张“胜残去杀”(《子路》)，“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就是道家、法家也无不将“去刑”作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标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无讼”思想使讼事的多少成为社会治与乱、政治清明与昏暗的标志。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与否，同时更要看执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许多孝子、清官、循吏断案不仅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而且还能起到教育一方民众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与自身的表率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远远重于设法立制，百姓对圣君、清官的信赖也远远超过对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不在实现“法治”，而在实现“德治”，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动力。由于小农经济及宗法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人的理想国中总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暴力为后循的法与刑只是有备无患的虚设之器。不仅孔子主张“胜残去杀”(《子路》)，“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就是道家、法家也无不将“去刑”作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标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无讼”思想使讼事的多少成为社会治与乱、政治清明与昏暗的标志。
最后，效法自然，维护社会整体和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德”与天命、天道密切相关，道德法律化势必使传统法律更加注重效法上天。“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神明”、“自然”等多种解释。由于效法自然，故尔有了“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董仲舒言:“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道教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因为主张效法自然，所以传统法律十分注重法律与社会的和谐，并注重将一切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都尽量纳入法律体系当中。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鸿所言:“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
二、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
礼是中国传统法的灵魂。可以说，“礼”的内容博大精深，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可以用“包罗万象”来概括“礼”的这一特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往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蹲节退让以明礼(《曲礼上》)。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在现代法学理论中，在现代不同部门的法律中寻到“礼”的历史痕迹，但是我们却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我们不能说“礼是神权法”、“礼是自然法”、“礼是习惯法”，或“礼是宪法”、“礼是民法”等等。因为礼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其独特的有机体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礼就是“礼”，它是无可更变的。礼的价值追求亦即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或灵魂，决定了中国传统法的特色。简单地说，礼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伦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将来，中国人都无法完全割舍的“忠、孝、节、义”。
礼治、德治、人治优于法治。“礼治”是后人总结的西周统治者的一种治国方式。“礼治”以宗法制为基础，以礼制为表现形式，以“德”为核心。礼治在西周的基本内容是将孝、忠视为治国之本，以确保礼治的推行;礼治的特征是体现等级制的精神，这就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昭公七年》)。与“德治”相类似的古语主要有“德政”、“德化”和“德教”等等。用“德治”来归纳中国历史上的“德政”、“德化”和“德教”，主要是因为“德治”所强调的两个中心内容，即统治者的自律和以教育的方式引导人民向善，恰好总结了“德政”、“德化”、“德教”的内容。另外，礼治与德治两者基本是一致的，但礼治偏重强调德政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德治偏重于德政的内涵。先秦儒学所主张的“人治”，是西周宗法贵族政体及附着于贵族政体的法律制度下的产物。孔子在总结西周统治经验时提出:“为政在人”，“君正则天下正”。孔子认为人与法相比，人的地位是首要的，荀子就法与人的关系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德礼之治优于政刑之治，以礼服人的“王道”优于以力服人的“霸道”。鉴于秦苛法暴刑而亡的教训，孔子创立的儒学被汉以后的统治者奉为圣贤之学。在法观念由秦至汉的转折中，汉儒确立了刑的辅助地位，“德主刑辅”成为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色。“德主刑辅” 强调“德”的主导地位，可以缓和古代法律的野蛮和残酷;为了体现“德主刑辅”，统治者须存宽恕之心，不于法中求“罪”，而于法中求“仁”，道德成为法律的灵魂。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自汉朝对成文法的完善及司法实践中的“引经决狱”，开始了中国两千余年“混合法”之先河，人治与法治之争也由此出现了新局面，即在法律思想上逐渐形成“人法并重”的观点，其表现形式是兼重“法”的威严性与“人”的灵活性，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混合法”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传统。
三、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演变
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儒家的“仁、义”思想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基础。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化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三是维护封建皇权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四是权力阶层的态度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关键。“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道德法律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传统法律起源之时。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有别于西方，西方法律主要产生于由物品交换而演绎出的习惯、规则与契约中，中国的法律则产生于祭祀与兵戎之中。法律产生于战争，古人早有论述，如《汉书·刑法志》言:“大刑用甲兵。”这种源于兵戎的法，是以刑为核心的，其在后世的发展中，大多演化为刑律，这仅为法律之一端。若要完整地论述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则不能不论及到“礼”。礼，最初也包括了部落风俗，它源于部落中的祭祀活动，祭祀须有仪式与程序。礼，体现了人们对上天的崇拜与对祖先的怀念，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违礼必触犯神灵，必遭天谴。礼借助神的威力而具有了法的性质。礼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为中国传统法律打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的烙印，为道德的法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西周是“礼治”的全盛时代。后世所言的“法”(或“律”、“刑”)在三代仅为礼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西周的“礼治”可以分为两部分。其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礼义”，即礼的宗旨、精神之所在。其以人情为基础，以道德为核心。概括地说，人情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大传》)。礼义的实施途径主要是教化。“礼治’，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礼仪”，即礼的条文、规范。礼仪的实施主要依靠刑罚推行。据载西周时仪礼三千，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者也” (《陈宠传》)。但在“礼治”的体系中，礼义与教化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的法律在“礼治”体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与道德、制度、习俗皆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汉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春秋战国至秦是“礼治”逐步崩溃，“法治”迅速确立的时代。而儒家思想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儒家对传统的“礼治”基本持肯定态度，法律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道德才是裁决一切的最终标准。正因如此，孔子才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儒法之争以秦王朝统一六国，法家胜利而告一段落。道德法律化的进程在这一时期放慢了速度，但传统的伦理道德却在儒家的整理和发掘下得以系统化、理论化，儒家学说由此而成为中国汉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理论指导。
秦的夭折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道德的价值。汉初贾谊言:“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所为生者，法也。(《新书·道德说》)在汉儒看来，法律失却了道德的精神，就等于失去了灵魂。道德法律化在汉代，一是立法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使法律尽量与道德保持一致。如董仲舒所言:“刑反德而顺于德。(《阳尊阴卑》)；二是在司法实践中不独以法律为依据，而是引经决狱，将孔子在《春秋》中所体现的“微言大义”作为量刑定罪的最高标准，并逐渐演变为法律。如董仲舒以“《春秋》之义，父为之隐”为由，认为养父包庇犯罪的养子而“不当坐”(《礼·卷二十九))。自汉中期以后，道德法律化的进程随着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而进人了一个新阶段，《春秋》决狱使道德在法律体系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道德的戒律逐渐演化成法律的条文。汉之后，随着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权威远远高于法律，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法”。劳乃宣将清末沈家本等人修订的法律在实践中无法实施的原因归结为“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刑法一》)，由此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在中国社会已是根深蒂固。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