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5 09:49:12
导语：在唐代文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有效减轻教师备课压力。比如有位教师在教学《五彩池》一课时，用投影胶片绘制了“五彩池底”“、五彩池水”等图案用来帮助学生了解五彩池缤纷多彩的原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而且画废了多张胶片。有时画得时间长了，眼睛有点花，稍微松口气，手一抖就画废一张，还得重头再来。这位教师曾在事后向我倾诉其中的艰辛。而这种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导致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的情况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时候基本不会发生。同样是教学《五彩池》一课，如果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制作课件，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数码采集设备把书上的配图直接存入电脑中，节约绘制的时间，另一方面绘制“五彩池水”（轮廓）时，电子绘图软件允许教师反复的修改和完善，这些都有效减轻了教师的备课压力。
二、巧用现代教育技术，课堂教学效果更加显著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课堂教学效果更加显著。以教学《秋天的雨》一课为例，运用传统的辅助教学方式时，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会使用投影或者挂图展示淅淅沥沥的雨幕中，五彩缤纷的美丽秋色。有的教师就绘制了多张投影片，其中一张绘制的是许多“小雨点”（水滴状空心图案）从空中落下来，另外几张有的是金灿灿的银杏叶，有的是红彤彤的枫树叶，有的是紫莹莹的葡萄串。教学效果也确实不错，但是因为没有动态变化，课堂气氛并没有达到顶峰，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由于制作的数量和难度都不小，不仅画废了多张投影胶片，还耗费了三天的时间。这位教师的精神固然可贵，然而她的大量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绘制投影胶片上，令人颇有事倍功半的感觉。而另一位语文教师在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制作辅助课件时，先是使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找到了需要的制作幻灯片教学课件所需的枫叶、葡萄、银杏叶等图片素材，然后把它们一一插入到PowerPoint制作的幻灯片中，又自己用Power－Point软件自带的绘图功能画了一个小雨滴，并通过“复制-粘贴”的方法把这个小雨滴变成了一片小雨滴，再运用Pow－erPoint软件中的“自定义动画”功能的加上一个动态效果。“秋天的雨”的教学辅助课件就制作成功了。后来这位语文教师又从网上下载了一首轻柔舒缓的钢琴曲，前后耗时不到一个小时。而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气氛空前高涨，特别是朗读文中的经典段落时（课后需要背诵），因为有配乐，学生感到特别新奇，纷纷请求教师给一个朗读的机会，后来教师不得不临时加了一个全班齐读的环节，而这时有部分学生已经能够比较完整的背出该段文字了。这节语文课毋庸置疑是成功的。可见如果广大的小学语文教师能够巧妙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辅助教学，不仅能够保证小学语文课堂的教学活动效率，还能极大地提高小学语文学科的课堂气氛。
三、总结
关键词：体育教学创新教育特征关系
积极推进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实现科教兴国，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把增强民族的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体育学科是学校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与学校的其它课程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更具有自身的鲜明特性。体育学科为学生提供了独有的、开阔的学习和活动环境，以及充分的观察、思维、操作、实践的表现机会，对于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提高，具有其它学科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那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就成了体育教学追求的目标。近年来，教学改革已经渗透到各学科的各环节中，体育课也在探索组织教法的创新。一节体育课，从准备、实施到课后小结等环节都可以体现创新改革。创新教育以有众多学者和教师进行研究改造并得以发展。所谓创新教育，就是根据有关创造性发展的原理，运用科学性、艺术性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能力和健康个性，造就创造性人才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根据创新教育理论及学校体育教学的特点，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怎样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既学生的观察力、获得知识信息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创新实施能力等。现就根据创新教育的主要特征，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构成与培养着如下阐述。
一、创新教育是注重智力的开发
智力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智力是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总和。较为统一的认识是：智力是人脑功能的表现，是人的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心理活动多种能力的综合表现。人的智力发展虽然主要依靠智育来完成，但人体发育智力的器官机能却有赖于体育活动。在教学中利用图解观察、练习中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思维。例如，要让学生了解想跑得快，跳得高，应懂得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和人体的形态结构，从而使学生选择跑步、弹跳的最合理姿势和用力的科学方法。教师要为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在进行讲解示范和辅导时，教师在每个教学环节上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使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积极开动脑筋，把所学的知识变成感知，加深理解，从而获得学习上迁移和反馈的积极作用。在以往的教学中还应重视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实际上，学生学习知识，除了依靠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想象力等智力因素外，还要受到兴趣、情感、动机、意志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因此，学生的学习活动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创新教育虽然仍将传授知识、授业解惑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但是它已不作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和终极目标了。在创新教育中，教师重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发学生的智力，促使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从而迸发出极大的学习热情，能够处于主动学习的最佳状态。
二、创新教育是多样化的教学
1、教学模式的多样化。这些模式有的取向于各种模式的综合运用，有的取向于师生关系，有的取向于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有的取向于教学内容，有的取向于教学安排，有的取向于技能学习与学生心理发展。追求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追求从生理改造到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追求从学会到会学水平的提高。教学模式的多样化，说明各种教学模式都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尽管这些教学模式还不尽完善，但在体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强调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如培养形式灵活，培养层次结构多样化，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教学形式以集体教学、分段教学、循环教学、提示教学、电化教学、分组考核、小组创编队形，以及理论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教师要有意识地组织多样化的生动有趣的活动来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情感。例如组织学生观看有关录相、电影，访问体育明星，回顾我国体育发展史等，对陶冶学生性情，激发学生情感很有好处。
3、教学内容的多样性与可接受性。课程设置应由单一的普通教学课向选项课、专项提高课、保健体育课等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体育教学内容，将从“以运动技术为中心”向“以体育方法、体育动机、体育活动、体育经验为中心”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运动技术教学的否定。不过，具体的教学内容将根据社会体育的发展、学生个体的需要及学校的教学条件，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非竞技运动项目、娱乐体育项目及个人运动项目的内容比重将加大。内容的广度将拓宽，包括理论、技术、保健、素质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内容的深度强调可接受性，突出健身性、娱乐性、终身性、实用性，以利于吸引学生主动地参加体育学习和锻炼。
三、创新教育是自主性教学
创新教育倡导、鼓励学生求异创新，强调培养学生掌握独立地分析问题的能力，独立地获取解决问题的多种新途径和方法。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综合运用开发学生创造力的各种方法，努力创设促使学生独立探索、发散求异的教学情境，形成鼓励学生自由发表独创见解、热烈讨论的课堂气氛。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讲究方法的灵活性。如果教学总是从确定的前提出发，经过确定的过程，得出确定的结论，造成学生思维的直线性，不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妨碍了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尽量少讲，使教学内容保持一定的思维价值，推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掌握创新的方法。教师不仅能提出有多种解答方案的发散性问题，启发学生独立地谋求解决问题的多种途径和方法，以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且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创新能力。在体育教学中包含着各种要素，如教师、学生、教材、组织教法、学生生理、心理的发展以及场地器材等等。这些要素之间，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每一种要素的变化又都影响着其他要素的变化，影响着整个体育教学质量的变化。因此，要使体育创新教育获得最大效益，必须从整体性的观点出发，把握住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弄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教师应把握好以下几种关系？
1、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的关系以学生为主体是说课堂教学应该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增强主体意识的过程，应该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发问和争辩，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在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师只喜欢学生顺从性的一面，似乎学生越顺从、越听话就越好。实际上，顺从性和不顺从性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个性、独立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相对地说，他在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往往具有一种不顺从性和不随俗性，但在平时的生活中又常常是顺从的和随俗的。所以我们既不能不加分析地压制学生的不顺从性而赞赏其顺从性，也不能无条件地怂恿学生的不顺从性而贬抑其顺从性，我们应从二者的辩证统一上去培养学生的个性、独立性。在创新教育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知识和接受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并不是要削弱或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使学生获取知识。教师的导在课堂上表现为组织教学和启发思维。教师主导作用发挥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就是看是否善于调动学生学习和接受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否使学生能做到生动活泼主动地得?椒⒄梗欠裼欣诒；ず团嘌暮闷嫘摹⑶笾吞剿鞔葱戮裼肽芰Α2⒁陨硖辶废拔饕问评词迪峙嘌拇丛炷芰Α?/P>
2、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源远流长的影响，“天、地、君、亲、师”森严的等级观念的余泽，给“师道尊严”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陈腐论调至今仍被某些为师者津津乐道，甚至成为“治学生”的法宝。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学生对教师必要的尊敬(这个“尊敬”也应当建立在教师对学生人格“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反对的是“唯上、唯师、唯书”，反对的是“唯师命是从，唯师训是依”，不加选择，不辨是非的盲从，反对的是在人格上凌驾于学生之上，对学生的自主性、自尊心视而不见，动辄指责、喝斥，甚至辱骂、殴打的错误做法。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对学生的人格是无情的摧残，对学生的创新意识是无情的扼杀。新型的师生关系应当是一种以民主、平等、理解、尊重为基础的积极合作的关系，合作就应当是双向的、主动的、协调的、和谐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教师不是领导者而是指导者，不仅仅是年龄上的长者，更应当是人格上平等的朋友。新型的师生关系是良好创新环境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就会时时处处激发起学生创造的兴趣，在丰富多彩的创新活动中，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高。这样就能理解处于学生这个年龄阶段时的许多幼稚的想法和做法；注重培?淖灾餍浴⒉⒉皇被丶右哉返闹傅己鸵迹蛔鹬匮娜烁瘢蜒嬲醋魇且桓龈龌钌娜耍慌Υ瓷枰恢窒喽钥硭伞⒆杂傻慕萄Щ肪常嘌蚁搿⒏宜怠⒏易龅奈尬肪瘢趴堑氖纸藕痛竽裕醚幻孕殴湃耍幻孕琶耍幻孕爬鲜ΑN蚁耄绻颐钦嬲芙⑵鹫庵中滦偷氖ι叵担匀换嵝那橛湓谩⑺嘉钤尽⑹右翱⒗钟诓斡耄堑闹鞫院突曰岬靡猿浞值姆⒒樱谴葱乱馐兜拿妊炕岬玫骄牡暮腔ぃ敲矗嘌浯丛煨戮窈湍芰σ簿陀锌赡艿靡允迪帧?nbsp;
3、处理好知识与身体活动的关系体育教学的基本特性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这就形成了体育教学在实施时与其它知识传授类学科不同的特殊性。因此，创新教育必须结合体育教学的特殊规律去组织教学。我们要认识体育教学的特点，把握这些特点，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由于体育教学是以身体活动为主的，因此活动量和生理负荷是最显而易见的因素，但身体活动又并不只限于给人以生理上的作用，还兼有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发展、情感的体验等作用。因此，创新教育应以“量”的多少和合理性进行评价，如运动负荷量、知识的信息量、学生之间的交流量、通过活动获得情感体验的量等等。其次，学生的进步应表现在所学技术难度的不断提高和知识深度的增加以及感觉理解创造的思维递进上。而在培养人格、促进学生的社会性、改善学习效果、增加运动乐趣等作用的认识和功能上应得到充分发展。再者，身体活动外在表现(技能)的因素除来自于学习者本人努力之外,其他的因素(如遗传的身高、体重、肌肉类型及神经类型的不同)影响很明显,因此体育课中的个体差异大于文化课中的个体差异。再加上体育学科的培养目标(为终生体育服务)和体育内容的相对可选择性(例如同样为健身既可以打篮球也可以打排球),因此,创新教育应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这种选择,体现在内容、难度、量和学习方法等方面。总之,创新教育就是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以创新精神为核心,重点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思维习惯、基本的独立操作能力与实践能力。这是创新教育最为根本的目标和任务。要对学生进行创造力的培养,教师本身必须有创造力。因此，教师要依靠创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拓宽自己、延伸自己、超越自己，要有高度的工作、要有强烈的创造意识热情、要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顽强的意志力。这对于教师来说十分重要。倘若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作为教育的目标,那么实现的前提就是教师的创造性工作。教师的创造性主要受自身素质——知识、经验、智力、个性心理品质等因素的影响。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基础,是完成跨世纪宏伟大业的保证。
参考文献：
1《素质教育的重点: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中国教育学刊200002
2《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探索》中国教育学刊200002
3《培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北京教育200005
4《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北京教育200008
5《培养创新精神——素质教育的核心》山东教育科研200006
6《素质教育要突出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江西教育科研200006
7《试论创新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3
8《创新教育与教师观念更新》探索与求是200004
9《关于创新素质教育的研究与思考》吉林教育科学199908
10《基础教育与创新》人民教育200008
11《实施创新教育的有效途径》天中学刊199904
在数学课题学习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别，允许学生在活动中兴趣转移，以满足学生多种兴趣爱好的需求，适应每个学生不同发展的需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动”有所得。一节成功的数学课题学习课从学生是一个发展着的、有差异的“人”这样一个假设出发，通过活动与亲身体验认识自己的潜能和优势，使学生在小组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自信，促进发展。
一、关注学生差异，通过课题学习激发学生的兴趣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非仅仅从责任感产生，而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爱与热忱产生。”学生进入初中阶段，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我们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落后学生。虽然有的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好，但是动手能力较强，课题学习为这部分学习有差异的学生提供了可发展的空间。
怎样通过课题学习激发有不同差异学生的兴趣呢？我的做法是：
1、将课题学习提到本章节的第一节课，引发学生的兴趣。
在初四第二章学次函数时，我故意让学生翻到课题学习这一节，展示我搜集的很多关于中国拱桥的发展及设计，激发我们班的爱好者的参与。可是这些拱桥的基本设计理论是什么呢？学完本章你就知道了，你也会成为设计家，动手能力较强的同学可别错过了本章的学习。学生的求知欲望被激发起来了，在学习本章知识的过程中，所有学生都不肯错过，真正达到了教学效果的高效。
2、参与到社会实践中，从身边的小问题着手，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初四设计遮阳蓬这一课题的学习中，我让学生观察家庭、加油站、工厂等不同地点的遮阳蓬的特点，引导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中。
有差异的学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有的学生甚至做了一个遮阳蓬模型来说明自己的设计。这些学生对自己作品的自豪感写在脸上，他们再也不是课堂上的木偶，学生的兴趣提高了，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学习的满足感。
二、课题学习为学生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时间与空间
结合教学内容，创设真实的、生活化的课题学习情境，达到不动声色地激发学生的全员参与热情，更有助于丰富他们的生活体验，扩大他们的课堂生活交往空间。对于动手制作遮阳蓬的学生，我因势利导，提出：你能让你的遮阳蓬设计得更合理吗？这些学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便自愿组成了合作小组，探讨研究，达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学生之间的合作加强了，使得所有学生自主愉悦地量力而学，实现了基于各自个性特点的最优发展，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学生之间的和谐交融、共同发展。不再是老师口头上说“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学生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而不是积极参与。在课题学习过程中，老师为他们营造了自愿自觉学习的环境，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再也不会感觉自己只是边缘学生，讨论只是好学生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学习效果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三、课题学习更为关注学生的自主探索习得过程
数学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必须由学生在现实的数学活动中得到理解和发展。在“课题学习”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学生是“课题学习”的主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解决问题，并自己得出结论。课题学习的教学，是课堂基础知识的延续。课题学习的学习空间开放，学习途径开放，学习结果开放，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与探索机会，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知识与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一、从科举文学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台湾的龚鹏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书中《文学化社会的形成》一章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文学崇拜”的概念，认为唐代存在一种对文学的全社会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进士科举，以至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对文学有一种近乎着魔的崇拜，从皇帝到普通百姓，从读书人到官员，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参与了起来［1］。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科举———进士考试———影响了文学，倒不如说是文学崇拜影响了科举考试，从科举考试的名目以及考试内容来看，文学崇拜对科举考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然，科举考试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唐五代时期的笔记小说来看，很多内容都是与科举有关的。如《唐摭言》，几乎就都是记录唐代科举的事，又《唐语林》、《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中都记录了大量与科举有关的事。一些文学作品，如传奇小说也是以进士科举为题材，至于科举诗则更不待言。从文体发展的情况来看，律赋的形成就不能不说与唐代的科举有关了，彭红卫的《唐代律赋考》对唐代律赋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有详细的考证。这些都是科举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明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很明显，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影响是相互的，作为一种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应在文学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因为科举的出现，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科举文学①。所谓文学，《新编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以语言文字为记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散文等。”［2］从科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看，科举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而与之相关的一些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还有在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大量省试诗、试策、律赋，都是用语言文字记述下来的、反应客观现实的艺术。由此，我们就找到了对唐代科举进行研究的另一个视角，那就是，以科举文学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唐代科举对唐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那么，单从诗歌或者小说的角度、从制度本身来观照科举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刘海峰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举活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个案人物的科举经历和体验的细节，有助于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实态，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研究科举文学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图景，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容，拓展‘科举学’的空间。”［3］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科举的研究，研究者们已经做过很多艰难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刘海峰在上文说的那样:“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成果层出不穷，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试帖诗以外，还关注科举制与《文选》学、与唐代进士行卷、唐诗及唐宋传奇、唐宋的韵图、唐宋律赋、元曲及明清小说等的相互关系，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家的科举生涯、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文学作品与科举的关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结、举子与青楼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现。”虽然如此，我以为，既然能够提出科举文学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也能从科举文学的角度对这一个领域进行研究，而不是把视角只限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唐代科举文学，本身就是构成唐代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从文学的角度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唐代的科举文学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文学研究”原本的任务。
二、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
从笔者能查到的资料来看，现在对科举文学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主要是在小说与诗歌，如郑晓霞的《唐代科举诗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诗研究》，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也是从落第诗的角度进行研究①。近年来，学界对唐代的省试诗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4］，但都还在诗歌的范围。从小说角度出发的则应该是程国赋先生的《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的有关章节和王汝涛的《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的有关章节。而从文学的角度对唐代科举中的赋及赠序等的研究则极少见。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笔者以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唐代科举诗、唐代与科举有关的笔记小说、唐传奇、科举赋、还有与科举有关的各种赠序等。似乎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唐代科举虽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变地沿用，而是有了较大的改变，对于隋代科举的具体情况，杜佑的《通典》、《隋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提到过，《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说:“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才干二科举人。……炀帝始建进士科。”［5］《隋书》卷第三云:“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6］其实隋代的科举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云“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7］，虽隋代已经有明经进士之科目，但隋的科举是如何进行的并不明确。按诸书所说唐承隋制，大概其内容也差不多，只是后来唐代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改变，如秀才一科最终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经本与进士一样，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变为进士倍受重视，而明经则出现了“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的故事［8］。唐代科举其实一开始与文学并未有多大的关系，《新唐书选举志》说:“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能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第。”足见科举与文学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生了关系，《选举志》又说:“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试。”［9］至此，科举与文学才算正式发生了关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别録上》的按语中说:“按进士试杂文，先用赋，后增以诗，皆在玄宗时。”［10］那么至迟在玄宗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谈到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不能不谈到唐诗与举的关系，自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1］关于唐诗与科举关系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到现代也还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如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进士试诗赋时唐诗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科举对唐诗并无促进作用，相反还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①。笔者认为唐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并不能只看到科举跟诗歌的关系，而应该全面地考察。文学并不就只是诗歌，虽然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学样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个人年来涉猎文史，鸠集了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因而大致明白了进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进一步积极作用的，并非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12］确实，如果光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与之有关的只有省试诗，而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学产生的一些新内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应该改变那种只把重心放在诗歌和笔记小说上的现象。当然，唐代诗歌作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体，受关注程度高这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对科举文学进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应当只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诗歌或笔记小说的范围内，而应该把视野拓展到科举文学的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对科举文学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举文学的演变
唐代科举文学是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必然会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相应地贯穿整个唐朝。从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初盛唐时的科举制度尚处于制度建立的阶段，这时虽然也有许多文人参加科举考试，但总的来说，反映在科举文学上，有关的作品不是很多。就科举诗来说，这一时期的科举诗也是相对较少的，现存的初盛唐的诗歌也是以应制诗为多，这一时期，科举诗创作得较多的应该算是岺参、王维等人，而其风格也是具有明显的盛唐诗歌的风格。《全唐文》中有关科举的文章也大都是对科举制度本身的讨论，对及第和落第的心情的描述的文章相对少了许多，初盛唐可以算是科举文学的产生阶段。时至中唐，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定型，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渐次提高，大多数文学家都是由科举走上仕途，如柳宗元、韩愈、欧阳詹、刘禹锡、张籍、孟郊等，也已经渐次形成了龚鹏程所说的“文学崇拜”，这一时期的科举文学大约可以分成大历时跟大历后两个时段。作为从盛唐连接中唐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历时期的科举文学也呈现出与盛唐和大历后不同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科举文学的创作者在诗歌方面主要以刘长卿、卢纶、李端为主，在笔记小说中也出现了与科举有关的内容。大历后至宝历前，可以看作是科举文学在中唐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科举文学的数量较前期又有较大的发展，科举诗的内容与风格都跟初盛唐有较大的差别，逐渐出现了一些与科举及第或落第相关的专用的词语、意象。笔记小说中与科举有关的内容大大增多，基本上涉及到科举的各个方面。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在文人的赠序中出现了大量的与科举有关的文章，比如柳宗元、韩愈的文集中都有很多这样的赠序。到了晚唐，时势跟社会现状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科举在制度上也再没有其它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即使有小的改变也是局部的完善，不影响整个科举制度的实施。从中唐开始，关于寒畯与子弟之争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更加明显，而贵族子弟的大量登第也让许多的寒畯失去了登第的机会，入仕的途径也越来越窄。大唐声威的不再，也让文人参加科举的初衷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只是为了自己的文名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为了挤进统治阶级的上层，而“甘露之变”又使在朝为官的人如履薄冰。虽然这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晚唐，只要善于钻营，通过科举考试者，可以在短短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就做到平章事的位置，这无疑也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并出现了以社会的不齿来达到登第的目的的情况，如“芳林十哲”，如卢延让的“猫儿狗子”、李昌符的婢仆诗等。晚唐的科举文学呈现出与前三期都不同的态势，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色是科举诗较前三期在数量上更多，更善于描写登第的开怀与落第的痛苦，只要是有诗留下的诗人，几乎都有科举诗存在。其内容不仅仅只述说登第、落第的感觉，还有对有司不公的抨击、对人生命运的无奈。同时在意象上也丰富了许多。如对落第的表现，就有三献玉、桂玉无门、独怀羞、天意难明、丹桂未入手、破琴孤剑、梯媒等，大大地丰富了晚唐科举诗的反映内容和表现形式。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美学存在的主要形式—— 论著、论文、序跋、谈话、以诗论诗、评点等，其论述范围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文学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纷争、文本解读、审美主张、文学现象、范畴形态等领域和问题，记录了文学美学的当时状况和演变历史，是了解和研究文学美学状况及其发展的宝贵资源。
会议先后共安排了两次大会发言和15场分组讨论，均是采用先主题发言后评议的方式进行。会议包括八个主要议题：明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个体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学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关系研究；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之关系研究；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人别集整理与研究；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200余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全面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也集中展现了明代文学研究的新风貌。因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择要综述如下。
一、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科举文化的研究是会议讨论的重心。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介绍了其主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关注。“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内容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第一批将要出版的书目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17种，共计约3000余万言，预计2009年上半年开始出版。陈教授将《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他在发言中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整理出版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文化，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古为今用，让它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参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工作的有关学者罗积勇教授(武汉大学)、王同舟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王炜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余来明博士(武汉大学)等也分别在发言中陈述了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情况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科举文化研究不乏热点，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研究员的论文《关公：明清科举神》首次指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关公在晚明和清代曾被奉为科举考试神。南京大学周群教授的论文《<四书大全>与明代科举》认为永乐十三年编成的《四书大全》“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对明代科举、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赵伯陶先生的论文《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以“难以化解的矛盾”来总结士人对八股文的复杂心态：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理想。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的论文《崇祯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的负恩愧悔心态及其雅俗文学创作》认为明崇祯辛未进士科造成了吴伟业的报恩、负恩及愧悔的心态，并可见于其传奇与杂剧创作的实践。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教授的论文《科举考试对明遗民杜濬及其诗之影响》则以明末清初诗人杜濬为个案，分析了科举对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杜漕及其诗作、诗风及诗论的影响。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界定了科举文学的范围，即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文章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扬州大学黄强教授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的文学理论价值》、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的《唐代科举题材小说文化意蕴探微》、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的《明代科举对徐霞客游记成就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副教授的《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等成果也对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明代文学研究
关于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富。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的论文《解构批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以解构批评的视野来解读小说中的曹操、刘备、魏延等人物，发现“奸雄”、“仁义”、“天生有反骨”等固有结论并不具有确定性。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的论文《天许斋小考》通过相关文献证实，晚明时期著名书坊天许斋斋主就是冯梦龙。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的论文《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探讨纪德君教授关于徐朔方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学术质疑，认为徐先生更重视考察这个漫长的动态的累积过程本身，而纪教授更关注这个动态过程的最后定点，两者结合才能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程国赋教授的论文《论明代书坊对通俗小说体制发展的贡献》指出，明代书坊及书坊主促进了演义体小说的演进和定型，加快了演义体小说通俗化的进程。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认为《金瓶梅》中的宗教描写是作者的精心设计，是作家用来表达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借此可以对作品更好地进行还原解读。此外，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许丽芳教授的《章回小说叙事之内在展现：以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运用为中心之考察》、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的《朱权及其“二谱”》、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的《论“三言”“二拍”的时间操作艺术》、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的《黄向坚“万里寻亲”纪程与图绘探析》、湖北大学宋克夫教授的《的正视与人生的警戒》、暨南大学王进驹教授的《论明代戏曲创作的“自况”现象》、上海财经大学许建平教授的《<临清州志>与<金瓶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苏教育学院冯保善教授的《论凌潆初的<乔合衫襟记>传奇》、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欲望叙述》、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副教授的《遗憾、补偿与恶势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周艳博士的《欲望与诗：明代中篇传奇的题诗唱和与性别表现》等著也多有新见。
日本学者多从文献角度梳理小说故事情节或人物的发展演变历史，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日本宫崎大学上原德子的《关于刘东山的故事》将《初刻拍案惊奇》第3卷中的刘东山故事与其它多个版本的刘东山故事进行了比较，早稻田大学松浦智子的《“杨家将”故事形成史资料考》以山西杨忠武祠的文物资料为线索，考察了“杨家将”故事在杨氏家族内部的传承，揭示了杨家将故事的“世代累积型”发展、体系化的过程。早稻田大学岩田和子的《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考》以“蚺蛇胆”为中心，探讨了王世贞与杨继盛的关系、人物形象以及作者丁耀亢创作此故事的背景等问题。
论文摘要:虞世南《泳弹》与骆宾王《味坪》同为唐代味物诗中味弹名篇，运用“知人论世”之法，从作家生平，我们大致可对作品作出分析，而相比较而言，皮诗的创作背景并没有骆诗那么具体清晰，骆诗已知是作于狱中，且基本上可认定创作时间是在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但虞诗却’不明确，本文试图以诗史互证之法分析之。
垂续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咏蝉》
该诗首句便以蝉起兴，“饮清露”，“出疏桐”，通过写蝉的高洁来暗喻人的高雅。古人认为蝉居高饮洁，故曰“含清露”，也表现了作者鄙弃世俗污浊、清高幽静的品质o’后句写作者由衷地感概，“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从字面上看似写蝉声的传播是因为身居高处，并非依靠秋风之力，实则表达了作者孤傲清高的品格;人之所以能美名传播四方，是因超俗的学识和才干，并不是借助于某些手段或某些“达官贵人”。此诗通篇写蝉，但人的影象无处不在，作者寄寓了蝉以深厚的感情，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作者高洁的人格。正如清人沈德潜评:
“命意自高，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
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对该诗作出以上分析，是因为它是咏物诗，且有所寄托(寄情于物、托物寄兴)，此诗既写蝉，又写人;再者，我们分析诗歌素有“知人论世”的传统，我们可以根据作家的生平来分析其作品。从《唐书》虞世南传不难了解其为人，太宗尝称其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手诏魏王泰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就其咏蝉诗来看，确实反映了这一点。该诗状物形神毕肖，寓意巧妙自然，格调清隽高远，同后来骆宾王、李商隐的同题之作，被推为唐人咏蝉诗的“三绝唱”。但与骆、李两诗相比，虽都工物比兴，但在物象交融方面却稍逊一筹。一者虞诗是清华人语，而骆诗是患难人语，李诗是牢骚人语，自然不如后者感人。其二，与骆诗相比，我们虽对虞世南其人有所了解，但对其咏蝉诗具体的创作背景不够了解，而骆诗则在题目中点明此诗写于狱中，若非有“在狱”两字和诗前小序，读者亦只能从诗中“南冠”所用典故去推断诗人有可能在狱中，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用“南冠”二字之巧妙，(骆宾王确实在狱;且骆宾王是南方人)既暗示自己在狱之身份，点题，又对应“西陆”二字，工整之至，简直是不露痕迹，天衣无缝。所以当我们读到“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这句时，觉得它既写物又写人，物象交融，语意双关，作者确是真情流露，自然不做作。而且我们可从骆宾王在狱中作诗这一点确定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据清陈熙晋考，该诗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一说是仪凤四年(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主此说)。
那么，虞世南又为什么写《咏蝉》呢，从“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来看，其言外之意，当是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身居高位，名望大，乃是“藉秋风”，借助达官贵人引荐或其他一些手段。虞世南由陈经隋人唐，资历甚老，在陈时即受到当时著名文学家徐陵的赞赏，由是有名，曾以文学侍陈。陈灭，与其先兄世基同人隋京长安，被时人誉为晋之二陆。在隋作秘书郎，是场帝重要的文学侍臣。场帝颇爱其才，却嫌其刚直，故居于七品，十年未摧升。人唐，任秦王府参军，转记室，迁太子中舍人，为十八学士之一。太宗即位，拜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已衰老，屡乞骸骨，不听，迁太子右庶子，固辞改秘书监，封永兴县子，贞观八年，进封永兴县公。贞观十七年，太宗建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功臣像以供之，世南亦居其中。可谓位极人臣，尊崇无比。一般来说，居高位者，易遭人忌。李靖，初唐第一名将，南平吴会，北灭突厥，西定吐谷浑，居功至伟。每参议，询询似不能言，以沉厚称，然犹遭人诬陷，先是侯君集向其学兵法，未能尽其术，诬其谋反，后又有高生和唐奉义诬其谋反。魏征，良臣也，甚为皇帝所倚重，常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切中要害。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
（1）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有多种定义。威廉斯认为流行音乐“1）意味着为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2）处在高级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比较之中。3）用于描述一种人们自身自定的文化。4）意味着大众媒介通过商业利益对人们的强力”。《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在于“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综合以上界定，我们认为流行音乐，专指那些在我们当今生活中广泛流传、内容通俗、贴近生活，主要为青年人所喜欢，且伴有较强商业目的的音乐作品。（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指的是吸收、借鉴和利用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具有意境美、语言美特点，高雅含蓄的流行音乐歌词。
2新时期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
（1）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产生与发展。古典美歌词是伴随着流行歌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新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较早的有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个人专辑《淡淡幽情》（1983），收录的12首歌曲的歌词全部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里的名作。此外，还有香港的词作家黄霑的作品《沧海一声笑》和《梁祝》等。20世纪90年代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和黄安作的词作《新鸳鸯蝴蝶梦》等。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21世纪的词作家方文山、陶喆、王力宏等新一代音乐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具有古典美的歌词，如《千里之外》《东风破》《青花瓷》等。最近又出现了霍尊的《卷珠帘》，被刘欢誉为“具备大家闺秀风范的中国风”。（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特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长处，语言考究化、意象精致化、意境整体化、人文精神大众化，给人带来独特的美感享受。与很多流行音乐的歌词毫无意义，创作低俗、浮躁、无病、没有逻辑、无聊烦琐，意义表达模糊、感情表达直白低下，缺乏意境美形成鲜明对比。（3）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形式。在流行音乐歌词的创作中，不少词作者尝试着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运用于歌词的创作中，不仅提高了歌曲的艺术欣赏价值，也从侧面间接地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有以下三种形式：1）直接运用古典文学诗词。这类形式以邓丽君为代表，如《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独上西楼》的歌词出自《相见欢》等。在这之后，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歌曲，如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诗词谱写的歌曲。这些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散发着浓厚的古典文学的清雅意境，最终成为经典歌曲而广为流传。2）化用古典文学诗句。作词家在创作中，将古典文学中的美词妙句穿插其中，使得歌曲意境优美，更符合时代特点。例如，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借用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化用了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3）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或意境。词作家直接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意境进行创作，把中国文学含蓄、委婉的特点，巧妙地用于现代的白话文中，增加了歌曲的意境美。例如，由黄霑作词的《沧海一声笑》《上海滩》等，都模仿了古典文学的形式与意境；此外如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词，《发如雪》《千里之外》《台》《青花瓷》《东风破》等。这类歌词通过词中的意境或情境，体现了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所在。
3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研究现状
根据掌握的文献，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丽君的歌曲和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曲上。由于研究点处于文学和音乐的交叉领域，研究者们有从音乐学角度出发，有从文学角度出发，还有从文化学或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研究的。而对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文学角度来加以研究。对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章分类后，可以得到关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曲的研究现状。对于邓丽君歌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音乐方面的研究，如杨艳丽《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黄金蝉、揭冰《邓丽君音乐形象的建构与塑造探析——以古典专辑<淡淡幽情>为例》、陈奕虹《邓丽君音乐中的美学研究》、彭英姿的硕士论文《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等。二是文学方面的研究，如陈湘辉《淡淡幽情声律兼美——邓丽君与张晓农古典诗词歌曲专辑演唱风格之比较研究》、庄宏道《一缕芬芳，几丝情愁——聆听<邓丽君歌曲精选80首>的随想》等。具有古典美的“中国风”歌曲的研究性论文，有以下几类：（1）音乐学研究。例如，潘存奎《“中国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遇》和李娜娜《“流行歌坛中国风”歌曲的民族化研究》。（2）文学研究。例如，宋秋敏《试论周杰伦专辑中歌词意象的古典化倾向》、赵澜涛《日月潭洗青瓷——浅析周杰伦歌词对古典诗歌的传承》、罗涵的《从文学与语言的角度分析周杰伦成功的原因》、段丽的《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艺术质感》等文章从古典诗词出发，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对以“中国风”为代表的现代流行音乐歌词创作的影响，以及“中国风”歌词如何继承古典诗词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3）文化学研究。例如，黄彩萍《返回古典与文化乡愁——方文山歌词的文化阐释》、曹军英《论方文山歌词中的文化意蕴》等论文认为方文山创作“中国风”歌曲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4）社会学研究。例如，马珺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赵[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 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dylw.net]朴的《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等论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和文化环境、传媒、明星影响力、听众的审美趣味、创作者的观念以及音乐方面分析“中国风”产生和流行的原因。
综合以上，从文学角度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文献还很缺乏，尚存在较多的研究空间。参考文献：
雷蒙·威廉斯.文化社会的词汇山.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35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蔡音颖.略论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的古典文学元素.艺术评论，2007（7）.
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刘芳智.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研究.湘潭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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