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7 04: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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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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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是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与工具。以下是学术参考网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计量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选定研究对象
（确定被解释变量，说明选题的意义和原因等。）
2、确定解释变量，尽量完备地考虑到可能的相关变量供选择，并初步判定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
（作出相应的说明）
3、确定理论模型或函数式
（根据相应的理论和经济关系设立模型形式，并提出假设，系数是正的还是负的等。）
（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三）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
（先观察数据的特点，观看和输出散点图，最后选择相应的变量关系式进行OLS回归，并输出会归结果。）
（四）回归结果分析和检验
（写出模型估计的结果）
1、回归结果的经济理论检验，方向正确否？理论一致否？
2、统计检验，t检验F检验R2—拟合优度检验
3、模型设定形式正确否？可试试其他形式。
4、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五）模型的修正
（对所发现的模型变量选择问题、设定偏误、模型不稳定等，进行修正。）
（六）确定模型
（七）预测
多元回归模型
【实验目的】
【实验内容】
计量经济学范文赏析：
基于案例驱动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11-00100-01
一、引言
当前，计量经济学已在财经类和经管类专业全面开设，并作为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由于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对这门课缺乏兴趣，对涉及到的数学推导更是觉得晦涩难懂，导致学生对课程性质产生误解，认为计量经济学就是数学课，从而了产生畏惧情绪。因此，从教学角度来看，计量经济学是一门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案例驱动教学就是将实际案例展开，并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掌握所学知识，这样就使学生明白使用所学知识“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什么”。
二、案例教学模式在计量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案例的教学设计
以案例驱动，启发式教学，注重实际应用的训练。根据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进行案例设计时，应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的兴趣为主线，教师起到学习指引的辅助作用，让学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中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应用方法，并学以致用，触类旁通，能够思考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教学设计根据学生的实际，以应用为着眼点，从简单到复杂，注意分散重点和难点，做到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具体有三个环节：第一步，每一单元以基本理论和实例分析为中心，尽量回避复杂的数学推导，只需明确重要公式推导的根本思想与基本方法即可；第二步，教学重点放在经济学理论在计量分析中应用上，即思维能力培养；第三步，计量软件的操作，以及结果的解释。
（二）案例的教学实施
采用案例驱动的教学模式，将原有的以“课堂、教师、课本”为中心的教学架构变为以“案例、学生、应用”为中心的教学架构。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得到应用锻炼。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实施阶段，计量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介绍应与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包的应用紧密结合起来，着重强调案例的导入、任务的驱动、分析任务、制定计划、完成任务、展示成果、评价交流等内容，这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
（三）案例的教学考核
采用案例驱动教学模式，充分体现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课程教学考核应根据课程要求来精心设计学习任务，制定评价标准，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成绩的评价既要注意对操作和结果进行评价，也要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方式中既要有任务阶段性评价，又要有结论性评价，应尽量突出对学生能力为主的考核方式。总评成绩分为理论考试、实务考核、综合测试。同时，鼓励学生提升创新能力，在考核过程中体现了创新，可以加创新分。
三、采用案例教学模式的价值
首先，提高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融合数学、统计和经济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在案例实践教学中，可以把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在案例的分析设计过程中，慢慢培养了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达到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目标。
其次，着重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把重点放在案例分析与模型设计上。为培养学生的模型设计能力、应用操作能力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思路和办法。由于案例提出的每个要求在知识点上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同时学习要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逻辑关系。因此，分析案例要求的问题，学生能够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领略到每步成功的喜悦，大大提高他们的计量经济学兴趣和学习动力。学生参加了案例分析讨论的每一个环节，熟悉建立模型分析模型的全过程，积累建模的相关经验。
最后，提高学生模型设计的实际动手能力。逐步消除以纯理论教学为主线的课堂教学弊端，加强问题分析、模型设计和计量软件操作等重要过程的训练，克服害怕计算机操作的，碰到实际问题时无从下手尴尬局面。案例驱动教学引导学生在具体的案例中深化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对知识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提高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主要是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根据对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那么，计量经济学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应顺应培养人才的需要适时调整。结合学生的学习特征，从理论知识、实践应用两方面科学的构建计量课程的内容体系。使学生初步掌握计量模型设计的基本知识、思想和方法，软件操作技能，并尝试通过自己建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后续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创造条件。在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力争提高教学的效果，丰富学生的感性知识，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汪潘义，邵一江，王丽丽.计量经济学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77-80.
艺术设计旨在为人们提供享受服务，其经济性是与其他艺术活动和手工业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在日益提高。而市场则产生于人类文明高度化环境中，与艺术设计形成了密切联系。人们在美的追求中是不懈的，为艺术设计带来发展的原动力。人类对美的追求与生俱来，具有自发的性质，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非常强大的推动力。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出发，市场是消费者和购买力及其欲望的和。而市场的具体作用主要在于对艺术设计的对象进行掌握，否则会使得艺术设计失去其自身价值。因此，艺术设计者应该在设计中导入市场观念，并且以此作为设计前提。市场观念在艺术设计的成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艺术设计实现了预期目的观念的具体化与实体化，为人们提供精神的愉悦享受服务。另外，艺术设计可以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是经济建设活动的前期过程，可以对未来的市场经济建设活动进行艺术化处理，从而推动其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艺术设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2.艺术设计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
在一些美术设计院校的艺术设计教学中，教师们认识到许多学生没能够真正站在市场的角度上进行思考，其设计的作品包含太多理想化与艺术化成分，缺乏实践性。由艺术设计产生的作品最终会因其经济性而成为商品，而对商品进行审美的主体是消费者，而不是艺术设计者。同时，商品审美的客体是实用品，而不是艺术品。在设计课程上，其艺术设计作业呈现形式只是效果图或者模型，设计草图或者各种实际解决方案比较少见，设计变成了比较纯粹的审美概念。从评价基准角度来说，产品设计可以对各个设计要素进行最适合的调整，而不是对效果图或者模型制作优劣进行比较。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能靠艺术美的造型来实现。提出了最新优秀产品设计审查基准，即为审美性、安全性、独创性、功能与操作性、品格、品质、妥当的价格以及同使用环境协调等。企业的产品开发设计与教学设计存在一定差异，而教师和学生对实际开发程序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不了解，会用美的造型设计来取代其他设计要素。而艺术应该与技术相统一，培养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的艺术修养，并且还能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实用性的复合型艺术设计，使得艺术设计融入到市场中，实现艺术设计的自身发展。
艺术设计的本质目的在于人，而不是商品。艺术设计应该以人为本，努力为人类创造理想的生活条件。另外，艺术设计必须遵循客观法则以及自然规律。艺术设计不能缺乏科学性，而且应该先考虑其科学性，再对其艺术性进行考虑，否则会使得设计落空。艺术可以为政治提供服务，但是设计其必须为经济提供服务。然而设计与艺术之间并不等同，与市场经济联系密切的学科，尤其是艺术设计学，应该给予经济原理的应用指导作用足够的重视。艺术设计可以将产品的科技含量、艺术含量与审美附加值提高，创造更理想的经济效益，所以很多艺术设计专业较为重视材料相关的课程，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课程，更注重实践环节，注重实用性，为了配合市场经济，在艺术设计的专业教学上做出了很多的改革。以高职艺术类《装饰材料性能与应用》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为例，将工作情境为载体，由简单到复杂，从了解到掌握，依据工作内容组织教学，摒弃传统单一记背的方法，合理采用案例导入，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每个学习情境都是针对某一类或某一些装饰材料。以在各岗位工作任务中的典型性应用来设计依据业务谈判、设计、施工等工作任务中装饰材料应用的情况，侧重选购材料、鉴别材料、应用材料、概算成本等能力的培养，构建了任务项目及相应的考核及评价标准。这种方法就完全反映了以市场需求和发展为基础，摒弃了普通艺术设计学校曾经单纯的模式，使得艺术设计融入到市场中。
因此，我们必须主动将知识经济的社会特点把握好，让艺术设计打上信息时代的烙印。同时，运用艺术手段与科学手段实现生活文化中精神空间的拓展，从而完成艺术设计的时代使命。
3.结束语
1.毕业论文字数根据专业及课题不同要求在8000字以上，论文内容应完整、准确，层次分明，数据可靠，文字简练，分析透彻，推理严谨，立论正确。毕业设计说明书字数不低于8000字。
2.论文撰写前应翻译完整的外文文献1～2篇(中文字数不低于3000字)，要求翻译的内容与课题相关;撰写与课题内容相关的文献综述2000字以上。
3.论文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制图标准。
4.论文采用的术语、符号、代号全文必须统一，并符合规范要求。论文中使用新的专业术语、缩略语、习惯用语，应加以注释。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
更多的学者研究了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所选择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个区域。Clark，Wincoop(2001)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经济周期和欧盟内部的国别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指出无论在过去20年还是40年中，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要强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消除了由于区域边界而衍生出的大量交易成本和经济波动的非协动性。此外，Chiquiar，Ramous，Francia(2004)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加强，导致了美墨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在东盟区域经济周期方面，DavidD.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及东盟国家，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Choe(2001)研究了十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性经济周期在减弱。Heathcote，Perri(2002)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降低了。JamesH.Stock，Markw.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也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传导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定国家冲击、技术冲击、石油冲击、需求和供给冲击等。Dellas(1986)研究发现，世界范围的共同冲击(如石油冲击、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产生世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康特和马克(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受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经济周期的媒介。Stefanc.Norrbin，DonE，Schlagenhauf(1996)指出，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技术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而特定国家冲击是产出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Bruno(1997)建立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的重要变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经济波动的根源。Michael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五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他们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误差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贸易传导和金融传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渠道的传导，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金融渠道的传导，而这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Dellas(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扰动的跨国传导中，贸易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宋玉华(2007)等，其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早期的研究中，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资本投资，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利率在世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Choudri和Cohen(1980)、Cantor和Mark(1988)、Baxter和Crucini(1995)等的早期研究确认了这些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Daniel(1981)、Flood和Marion(1982)等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是扰动跨国传导的因子。Blankenau等(2001)则从另一角度确认了世界利率在传导外部冲击方面的作用，能够导致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及产出等的跨国波动联系。Cantor和Mark(1987)、Stockman(1990)等认为资本边际产出是生产率冲击多国传导的重要因子。Jansen，Stokam(2003)从国际直接投资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那时密切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重要原因。WilliamBlankenau，M，AyhanKose，Kei—Mu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的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并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仅有较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胡鞍钢(1994)分区段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GDP年增长率波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960—1979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关系数相应增大。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间的季度GDP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出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为弱相关，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余芳东等(2001)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随世界经济的趋强而走强，随世界经济的趋弱而走弱，经济周期的“拐点”与世界经济动态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五、简单评论
现有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世界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当前，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世界经济周期的研究意义更加突出，其研究内容也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首先，区域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互关系。当前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区域经济协动性增强，区域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及其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其次，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传导渠道。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加之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已不仅是传统的贸易和金融。尤其是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经济波动及政策运用呈现明显的协同性。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和传导渠道的理论研究需要有新的突破。再次，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从现有成果来看，该领域的研究非常薄弱。
什么是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只是描述性地将其解释为低排放、高增长。由此，国内学术界的不少专家学者基于各自的观察视角和研究需要提出了关于低碳经济概念的种种说法。以潘家华(2010)、付加锋等(2010)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他们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态，并在这一形态上加入人文约束，通过发展碳生产力来实现。付允(2008)、朱四海(2009)、金乐琴(2009)等一批学者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一种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过渡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国际新规则的形成。杨丹辉、李伟(2010)撰文指出:“低碳经济的背后是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一样，是规制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又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制定，……关乎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小组组长冯之浚教授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活动的总称”。以上种种观点，尽管都意识到低碳与经济存在密切联系，但仅仅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某一角度，如社会人文要求、社会发展路径、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定义低碳经济，是从侧面对低碳经济的描述和刻画，尽管在本质上与低碳经济发展需求并不矛盾，但并未能揭示低碳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低碳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关政策相继推出。由于这几个概念颇为接近，加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不仅使大众困惑，对学术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扰，特别是在厘清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重点和任务时，容易与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任务产生混淆，反映在实际领域中，低碳经济有被泛用的趋势。在低碳经济研究中，目前，围绕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碳足迹的研究，大多是从能源领域获取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将结论推广至整个经济系统，这种方式忽略了能源行业与工业过程、农业林地、废气物等其他领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推敲;关于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间产品生产排放的间接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静态估算，造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内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响的显著低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评价，主要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并形成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为维度的指标体系对策研究，针对区域或行业低碳发展需求的微观领域评估体系则相对较少;围绕各种模拟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实现各种减排模式的减排情景预测为目标，较少考虑经济是否平稳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最优等问题。综上，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低碳经济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困惑。理论研究进展的缓慢，既不能满足国内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需求，在面对全球低碳经济领域业已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时，也难以及时跟进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因此，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学发展平台，完善低碳经济理论框架体系，成为当前推动低碳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满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二、基于范式理论的低碳经济学理论框架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
(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
(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付加锋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
(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
三、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1)完善低碳经济信息、数据集成系统
目前，我国尚缺少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且气候变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容易影响到对我国排放地位的科学判断，不利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因此，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统，将目前分散的、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架构中，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完善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采集、监测体系，发展集成碳排放数据系统(包括各种温室气体、不同部门和不同来源的数据)，为相关决策、评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库支撑。
(2)研发适合中国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统计体系和口径差异，国外气候变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国气候问题时存在适应性差，结论出入大等问题，因此，应开发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计算模型，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吸收国内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模型的优缺点，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和预测方案;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碳发展轨迹，估算各国低碳减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间接代价评估方法，对中国的减排途径进行优化选择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统对中国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经济内在运行机理，深入到具体区域、产业、行业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发展)演进的关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与能源(结构)演进的关系、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在碳排放影响因子和驱动因素研究中，具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行业发展情况研究碳排放问题，加强居民消费行为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体行业、区域的碳足迹边界系统，构建碳足迹核算框架体系;加强碳税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以及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开展碳排放贸易(交易)研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构架、碳交易品种、额度、市场规模以及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和估算，推动国内交易机制发展;进一步深化碳汇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国森林碳汇、海洋碳汇等的发展潜力。
(4)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
研究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勾画我国国家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探讨各个区域、行业、部门等微观层面的碳排放轨迹，分析不同途径所能形成的现实节能减排量及其贡献率，以各种途径所能实现的节能减排量及其现实难度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发展选择重点作出判断，分析不同系统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对发达国家碳轨迹开展总量和结构比较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碳轨迹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经济和政策情景对碳轨迹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未来中国可能碳轨迹及其峰值年份，为国家在碳减排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线图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5)研究与国情相适应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戏曲茶楼在性质上属于茶楼或茶馆的一种类型，它是把民间的戏曲文化与茶文化结合起来，让客人在饮茶的同时欣赏戏曲表演，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宋代，民间艺术就进入了茶馆，有艺人、艺伎在茶馆吹拉弹唱，地方戏曲也常在那里表演。清代中叶以后，说唱艺术已经成为茶馆的一项主营业务。但是在这一时期，此类茶馆的主营业务依然是饮茶，只收茶和茶点的钱，戏曲虽然在茶馆兴盛，但也不过是其附庸之物。二十世纪上半叶，戏曲和茶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茶园、茶馆成了戏园的代名词，是人们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当时有许多名伶在茶馆献艺，吸引了众多茶客和票友，如在当时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市，就有着许多茶园以戏曲表演为主。此时这些茶馆的主营业务已经不再是茶，而是戏曲大餐了。当代，“戏曲茶楼”或“戏曲茶馆”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目了然地揭示出这一类型的茶馆是以戏曲表演为主体、饮茶为辅助的。茶客来到戏曲茶楼不为饮茶，不为谈事，只是为了在此听上几段自己喜爱的戏曲。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丰富之余，必定会寻求精神家园的满足。戏曲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积淀，在民间拥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观众。在河南本土，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常常能听到一些戏迷饶有兴致地在农家小院或者公园唱着戏曲，且周围必定会有许多人观看聆听。这也就说明了传统地方戏曲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依然有强大的市场。然而，城市不比农村可以接连好几天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台唱大戏，加之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生活节奏较快，故居住在城市的戏迷们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来观看戏曲表演。所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大小小的戏曲茶楼、茶座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城市中应运而生，满足了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开辟了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郑州市作为河南这一戏曲大省的省会当然不会例外。郑州市与河南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的相比，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戏曲资源优势，因此也是河南省最适合开设戏曲茶楼的城市。首先，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处于中原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最能代表河南的形象。其次，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剧种，数十种河南地方戏、豫剧的五大流派及其几大调都在郑州汇聚，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码头”。再次，郑州市是河南省剧团和专业演员最多的城市，它拥有省市级豫剧团和曲剧团共七个，公立的戏曲学校两个，专业戏曲演员众多。最后，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也是旅客们的集散地和中转站，方便吸引热爱河南地方戏曲的外地人来到郑州感受本地的戏曲文化，加之郑州本地也有众多戏曲爱好者，使得郑州戏曲茶楼有着相对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市场潜力，这一点也是众多优势中最为重要的。据调查所知，郑州市第一家戏曲茶楼于1993年由一位台湾同胞开设于二七广场附近的大同宾馆，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几个月，但它标志着郑州市的戏曲茶楼进入了开始阶段。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之间的七八年时间是郑州市戏曲茶楼最为兴盛的时期，先后有近百家戏曲茶楼在郑州市开设，而在2000年时，曾有五十多家并存。然而近几年戏曲茶楼却趋于平淡，不少茶楼关门歇业，还有一些在继续维持，但也只是惨淡经营，形式不容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郑州的戏曲茶楼有着令人欣慰的发展前景。因为戏曲茶楼已经在郑州市扎根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展示河南戏曲文化一个重要的窗口，具有坚韧的生命力。据统计，目前郑州现存的戏曲茶楼有三十家左右。其中高档的约有十家，主要分布在管城区、金水区和二七区的繁华地段;中低档的在十五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中原区和惠济区这些离市中心较远的区域。高档和中低档戏曲茶楼在受众群体、内外部设置、演员、演出形态、消费形式、消费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总体来说:高档的戏曲茶楼定位较高，茶客的经济实力较强，所以要选择繁华地段，打造优雅环境，这必然也导致其成为高消费场所，进而对演员的个人素养和唱功也会有较高要求，而中低档的与高档的相比就有着较大反差。郑州市戏曲茶楼主要的营业时间是晚上，而白天则处于歇业状态，这是因为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休闲娱乐场所，可以使白天忙碌的茶客们晚饭后在此得以缓解、释放。
二、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价值
郑州的戏曲茶楼“像郑州这个城市一样，喜行不于色，藏民而不显于市”，是河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景观之一。河南本土戏曲在这里上演，使郑州有了自己的特色，而这一切都体现在它的优点和价值上。
第一，与剧场相比，其演出形式比较自由、灵活。剧场演出的局限性在于它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而且每次演出的是一个固定的、完整的剧目，时间较长。这就要求观众等到演出的那一天方可观看，且每次只能看一个剧目，观众一旦到了剧场没有选择演员、剧目的权力，只能听从剧团的安排。而戏曲茶楼在演出形态和演出方式上与剧场有着较大不同。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商业气息浓厚、面向市场的文化产业，满足客人需求是其最大的服务宗旨。所以，在这里茶客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根据点戏单点某几位演员的某几出戏，茶楼就会及时进行演出，其随机性、灵活性比较大。在这里观众每天可以在此听到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戏曲片段和各种剧种，这也正是戏曲茶楼十几年来依然坚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丰富了当下的娱乐形式，既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也给戏迷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河南地方戏曲是世世代代河南人民审美心理沉淀的结晶，在中老年人群中依然备受欢迎，所以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正为中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郑州的戏曲茶楼不讲求气派豪华，而是追求简单大方。茶楼的空间面积一般都不大，可容纳五十至一百人。在内部布局上，前面有一个古雅明亮的戏台，旁边坐着乐队，后面摆放十几张简单的桌椅，使客人感受到场面的温馨，近距离的观看自己喜爱的戏曲。有的演员还会走进观众与其攀谈，使得演员和观众没有在剧场时的距离感，侧面上再次加深了戏曲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地方戏曲来源于民间以还原于民间。一些茶客本身就是戏迷，他们有时也会按捺不住，主动上台献唱，乐队也会予以伴奏，而茶楼是不会像茶客收取伴奏的费用，只要茶客高兴就好。
第三，为专业剧团演员和业余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改善了许多演员的生活，也有利于提高演员们的演唱水平和综合素质。近两年来，河南政府出资扶持本地专业剧团发展，开展了“送戏下乡”的活动，专业演员也因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前些年，戏曲因受到现代流行娱乐形式的强烈冲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其演出都极少有观众，许多县、市级的中小剧团因没有经费扶持，没有收入来源，演员长时间发不出工资，最终纷纷解散，其演员也失去了生活保障。而郑州的戏曲茶楼吸纳了这批演员，给这些从剧团走出的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因为面向市场，所以必定会有竞争，这就使得演员们不断学习、锻炼、创新，以提高自己的唱功及综合素质。演员是戏曲表演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传承者，所以，演员的综合素养得到提高，对弘扬、革新中原戏曲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第四，代替剧场或剧院成为外来人士欣赏河南戏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豫剧在全国是第一大地方剧种，南到台湾，西到，全国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剧团，无疑是河南地方戏曲的骄傲，也是河南文化的重要特色。戏歌《烩面好吃豫剧好听》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词:“没看过豫剧你不能算到过河南，没吃过烩面你不能算来过中原。”在现今旅游业兴盛的形势下，拥有着豫剧和烩面两大最具河南地方色彩的旅游资源的郑州，对外来游客具备着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当今剧场经济发展不景气以及其定时定场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及时、全面地为外来游客提供精彩的演出了，而戏曲茶楼以其独特的戏曲文化、资源优势和自由性，恰好弥补了这个缺失。来河南旅游的人们，为了欣赏最精湛的豫剧，感受河南地方戏曲的魅力，最好的选择场所就是郑州的戏曲茶楼。
第五，有利于借助戏曲向大众传播重情重义、惩恶扬善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常识。俗语有云:“黄土厚，黄土黄，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中原戏曲诞生于民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其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所蕴含的惩恶扬善的教化思想，都典型地体现着中原民众的审美心理和群体性格。河南戏曲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古装戏，都以历史题材居多。而这些脍炙人口的戏曲在郑州市的戏曲茶楼长期上演，使人听后酣畅淋漓，有着自己的善恶评判，同时也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
第六，在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为中原戏曲文化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适宜的道路，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又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多元化的时代，改变观念、开拓创新才是长久发展之计，传统文化更是如此。郑州戏曲茶楼将传统的地方戏曲置身于广阔的市场之中，与影视、流行歌曲等进行较量，为戏曲的保护传承开辟了一条重要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使其不断革新，增加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以更好更长久地发展。
三、总结
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内涵也将产生极大的改变，并由此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生产、流通及销售是工业经济时代管理的重点内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企业管理中其重点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转向有效识别、获得、开发及应用知识，是知识构建转化及共享的重要手段。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有效研究与开发知识，是企业应变与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人是企业管理的对象，劳动力的人是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主要对象，其有效管理可以对劳动生产率及资本增值率进行有效提升。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种对象的主要特征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由劳动力的人转变为智力的人，人向知识载体、知识源泉进行转变，随之其管理重点也发展了一定的改变，转向为共享、开发知识，对员工专业素质的培训等。知识生产力、增值率及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影晌
以知识为资本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将传统农业和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从根本上进行了改变，在生产过程中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将知识作为一种生产动力，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志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知识经济时代下，创新是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必须将新的管理要素列入管理创新系统内，加大管理力度，确保企业发展具有强有力的保障。
（一）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观念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下相比其他形式的经济方式，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对传统型经济资源过分依赖，而是侧重于知识资源。在传统企业管理中，人的主动性不能充分发挥。知识经济条件下，部分企业管理中并不需要统一其作业时间和地点，可以有效加大工作弹性。现代企业管理创新中，必须与企业实际发展情况相结合，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氛围，确保员工具有知识共享的意识，并对企业知识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实现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转变现代企业生产方式不再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目标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现代企业的追求目标，在对原有企业管理中分工组织及生产模式加以重视的基础上，还必须对人的潜能进行最大限度地挖掘，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三）转变企业经营模式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技术得到了极大普及，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广泛的使用性能及便捷的信息传输方式等特点，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成为新的交换体制，并形成了新的市场发展结构。在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中，企业如何实现管理创新对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三、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创新的探究
（一）树立人本观念，实行人本管理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必须坚持一切从人出发，对员工的积极性及创造性进行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激发，进而起到工作效率有效提升的作用。人本观念中必须将人作为企业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并将关心人、尊重人等作为企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管理客体各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人。通过人对个各管理要素的分析，来达到创新管理的最终目标。人是企业创新管理的主体，管理者在整个企业管理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指导地位，对管理活动的创新成败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升，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塑造企业文化时，必须重视员工的精神追求、价值观的实现及思想政治观，为实现人本管理提供可靠地依据。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创新树立人本观念、实行人本管理时，应营造良好的人才培养环境，注重人才的发展，将员工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二）从刚性组织管理转向柔性组织管理知识经济的发展将给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计算机技术在企业管理创新中的普及，可以实现企业信息化、多元化、网络化。只有对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有效调整、转变，才能确保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组织在未来知识经济环境下，其变革趋势由刚性组织管理向柔性组织管理状态进行转变。柔性化管理是指通过系统思考一个组织如何提高其生产力、工作效率，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柔性组织管理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企业组织结构分立化。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上，分立化就是尽量将企业决策分散化，实现权力下放，确保企业基层员工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对各种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其次，组织结构简单化。将企业组织结构的中间环节减少，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及时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三）实行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问题是制度创新的本质，改革经济体制就是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舍弃，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要求企业必须将其经营机制进行转换，建立与市场经济需求相适应管理制度，确保管理中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等。在企业管理中必须制定合理的财务管理、人才聘用、决策监督等制度，形成全新的管理理念，并对工作效率进行有效提升，实现企业管理创新。
四、结语
「关键词跨国有组织犯罪经济模式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壤，皆为利往.古老的中国格言说出了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利益。犯罪作为一个伴随现代社会而存在的现象，其根本起因也在于利益。无可否认，作为犯罪有组织化的最高形态——跨国有组织犯罪，即使它一经出现就很快发展成为扰乱国家法制秩序、危害公民基本人权的世界公害；即使它的滋生和蔓延十分迅速，领域由传统非法活动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形成了遍布世界的网络，其拥有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势力另人触目惊心；即使在最近十年中，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一体化的高速发展，人员和货物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跨国有组织犯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当前联合国在防范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即使跨国有组织犯罪作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其自身合理性和社会背景，并不是偶然、任意出现的，其发展又同时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但是，它的基本动因仍然是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因此，如果要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控制，明了其基本目的以及其控制经济领域的手段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明了跨国有组织犯罪控制经济领域，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合理的措施，真正从根本上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打击，并且在现实意义上，实现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有效控制。为了能建立一个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控制经济的模式，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进行界定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做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一、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各国在谈到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时无一不涉及到有组织犯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同看法的。因此，若要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就必须先从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谈起。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我国学术界对有组织犯罪定义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争论很大，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结构稳定、具有较强自我保护能力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各种类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这个定义要求，犯罪是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犯罪组织实施的；该犯罪组织的组织结构稳定，而且具有较强自我保护能力；该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包括各种类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随后同一作者又认为，有组织犯罪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有组织犯罪，应当包括两类：一是指地区性或跨国性的走私、贩毒、伪造货币、诈骗、敲诈勒索、暴力恐怖以及一些国家存在的赌博业、业等有组织犯罪活动；二是指每个国家内的各种集团性犯罪活动，其中主要包括各种团伙所进行的犯罪活动。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指那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内部分工明确、有严格行为规范、为了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有预谋、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的集团性犯罪。对有组织犯罪的定义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控制或直接指挥和参与，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或组织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有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组织联合体，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所进行的集团性犯罪活动.这个定义界定的有组织犯罪，要求有组织犯罪必须具备若干复杂的条件：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形态是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组织联合体；犯罪目的是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犯罪手段是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犯罪人从事犯罪的活动方式是集团性的犯罪活动.不符合任何其中一个条件都不能构成有组织犯罪。这个定义太过于绝对化了。如果用它来衡量具有组织形态的犯罪活动，那么，绝大多数都不能列入有组织犯罪之中。
有的人则认为，有组织犯罪又称为集团犯罪、团体犯罪。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是指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团体，通过其成员的团体活动所实施的犯罪。其中既包括法人组织实施的犯罪，也包括非法的社会团体、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有组织犯罪，仅指犯罪集团组织实施的各种犯罪.这种观点主要从犯罪的主体来确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接近于这个术语的语义。还有的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或三人以上以谋利为主要目的，为了长期共同犯罪而结成组织的，或虽无明确协议成立犯罪组织，但经常共同实施犯罪的，就是有组织犯罪进而解释说，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谋取经济利益；犯罪成员构成三人或三人以上；从事犯罪的人以长期犯罪为目标；但是，构成有组织犯罪不要求该组织造成实际的严重后果.这个定义把犯罪人数确定为三人或三人以上，将有组织犯罪的面予以扩大，又把该组织界定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犯罪组织。这个定义从根本上把那些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以及那些的组织所进行的犯罪，都排除在有组织犯罪之外了。
西方许多专家把有组织犯罪看作是用来界定某些主要从事暴力、谋利性的犯罪活动的集团所反映出的犯罪现象的一个术语。①作为集团犯罪的一种形式，有组织犯罪应与纯粹由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集团所为的其他犯罪言行区别开来，②还应把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其他由有组织犯罪集团雇佣而诉诸相同方法和手段的组织区别开来。不能把有组织犯罪与法人公司偶尔从事的犯罪活动相混淆，后者所为的犯罪只能算作是法人犯罪或者是机构犯罪。③有的国家认为，有组织犯罪是由划分为两极以上的犯罪组织或由若干不同的犯罪组织，采用阴谋手段，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所从事的刑事犯罪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或对公众生活方式施加影响.有的国家则认为，所谓有组织犯罪是指由稳定的具有逃避社会控制之防护体系的、操纵犯罪团伙，利用暴力、恐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非法手段从事故意犯罪的相对大的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些定义都在不同层面上揭示了有组织犯罪的特征。由此可见，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尚存在许多争论。为了求得一致的见解，以便更好地认识有组织犯罪问题，有必要从多个视角去理解它的实质意义。从术语上讲，有组织犯罪首先是个犯罪学术语。这个术语来源于英语
organizedcrime。从语义的角度上讲，organized是已经完成了的组织状态，organizedcrime自然是指具有组织形态的犯罪。汉语有组织犯罪，是由两个术语组成的：有组织、犯罪.有组织是修饰词，它是用来界定这类犯罪的。很明显，有组织犯罪主要是从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和界定此类犯罪的。是否具有组织形态，是判断这类犯罪的标准。各国刑法典中所规定的每一类犯罪，只要犯罪人是具有组织形态的，都可以列入有组织犯罪中。可见，组织形态是理解有组织犯罪的关键。而恰恰国际上对有组织犯罪的分歧也正在于此。犯罪时，具有多大规模的组织形态，才算是有组织犯罪；一个犯罪组织的内部结构如何，才能称作是有组织犯罪；犯罪时，犯罪人内部如何分工，如何联系，才能认为是有组织犯罪；犯罪人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组织，并如何在犯罪组织的驱使下进行犯罪，才可以认为是有组织犯罪，诸如此类都是界定有组织犯罪的关键问题。从犯罪学的角度上讲，有组织犯罪可以有多种理解。第一层，应把有组织犯罪看作是犯罪组织的犯罪，即凡是由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都可以认为是有组织犯罪。从这个理解层面上看，各种犯罪集团，类似意大利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从事的暴力犯罪、贩毒、走私、洗钱等毫无例外地归属于有组织犯罪。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界定犯罪组织就成为确定有组织犯罪的关键。就生物学而言，组织是生命的有机体，是有结构的存在。就社会意义而言，所谓组织，是指为了一定目的，按照相应规则，而结成的具有体系的机构。犯罪组织即是为了犯罪的目的，根据犯罪需要而结成的具有内部管理体系的系统。从组织形态上看，单个人是不能称为组织的，犯罪组织最起码应由两人以上构成。犯罪人结成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这就把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成立的组织排除在外了，这种组织即使偶尔实施了犯罪，也不能把它称作是犯罪组织。从内部管理机制看，犯罪组织有其特殊的组织系统，并按照内部规则进行活动。第二层，有组织犯罪则是指犯罪人有组织地进行犯罪。凡是犯罪人按照犯罪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完成其犯罪活动的，都属于有组织犯罪。从这个角度上讲，有组织犯罪即是犯罪人根据犯罪需要，共同进行组织、策划、实施犯罪。两人共同犯罪，只要具有组织形态，并且按照组织规则进行犯罪活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是有组织犯罪。第三层，有组织犯罪不是个人犯罪，而是多个人在某个组织的名义下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因此具有组织行为的全部特征。它不象个人那样，以单个人的行为反抗整个国家或社会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组织形态来表明其的性质。所以，有组织犯罪是特殊社会组织反抗整个社会的一种形式。
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形式之一，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如何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最主要的立足点是要把它放在跨国犯罪的范畴内来加以考察，不能只单纯用国内犯罪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空间概念，并不具有任何时间概念。所以，跨国有组织犯罪无非就是指犯罪组织在两国或两国以上有组织地实施犯罪。其认定依据是国家的疆界范围。凡是有组织犯罪者超越一国领域实施犯罪，即可以归入跨国有组织犯罪之内；凡在一国领域内由该国的犯罪团体实施，就不能认为是跨国犯罪，更不能认为是跨国有组织犯罪了。由于犯罪的阶段各不相同，在犯罪预备、计划、着手、实施各阶段，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行为的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也不一致。跨国有组织犯罪过程一般都很复杂，这当然给认定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了困难局面。从抽象的意义来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下列各项：首先，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所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都是有组织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都需要许多犯罪成员加入才能完成，所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犯罪规模很大。为了完成特定的犯罪任务，实现其犯罪意图，犯罪集团不得不进行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计划、预谋、准备到实施犯罪、逃避打击，都要进行周密的安排。整个运转过程如同跨国公司的商务运作那样，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各项犯罪活动。在跨国贩毒和跨国洗钱过程中，其运作最能体现出这种特征。
其次，跨国有组织犯罪是跨国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跨国犯罪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跨国有组织犯罪肯定都具有。所谓跨国犯罪，是指非法进出两国或两国以上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尽管跨国犯罪是在国际范围内活动，其危害性涉及各个有关国家，如犯罪地国、犯罪结果地国、受害人国籍国、行为人所属国等，但它仍然是国内法上犯罪，而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犯罪。跨国犯罪主要破坏的是国内法。认定跨国犯罪是以当事国特别是受害国法律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而不是以国际法为标准的.第三，跨国有组织犯罪以谋求更大的利益，榨取巨额利润为其首要目标。第四，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敛集了巨额资本，具有在国际范围内调动资金投入犯罪的能力。这是一般的国内有组织犯罪团体无法比拟的。第五，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组织结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主要犯罪特征之一。由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往往比较庞大，各个集团的组织结构相应都是很复杂的。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有组织性是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点。实际上，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中的概念。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特殊形态，它的产生也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同时，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组织也可能发生分裂或者消亡。认识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动态特征，就为我们同一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跨国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的经济控制模式
顾名思义，有组织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应有之意，而有组织的根本特征就是控制性即在一定领域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控制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控制力量，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危害才特别巨大，某些大规模跨国有组织犯罪甚至能够富可敌国，成为第二政府.物质是社会的基础，物质利益是人们组成社会的根本动因，因而，跨国有组织犯罪也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根本特征的，也就是说，犯罪分子集合起来组成跨国犯罪组织的动力正来源于其经济目的，经济特征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本质属性。谈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目的决定其一切其他特征和行为。
前者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谈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阶段）的高度发展而形成的。在以分散和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经济和以短缺和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跨国有组织犯罪缺乏生存的土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无利可图。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社会分工细化、国际交流频繁的社会中，跨国有组织犯罪才显得更有存在必要。现代经济活动要求的激越化、信息化、国际化在各种犯罪形式中，也只有跨国有组织犯罪才有可能达到。同样，也只有以跨国有组织犯罪这种形式才有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最高形态的犯罪特征。后者是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和其他特征相互关系角度谈的。经济背景只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外在条件，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出现是犯罪内生因素决定的，谋求犯罪利益最大化是犯罪的终极目标。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因为资本追求超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也正是这一股力量使得犯罪实现了由一般犯罪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转变。垄断是跨国有组织犯罪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手段。正是为了牟取垄断经济利益，个别的罪犯组成了犯罪组织并进而发展成为跨国；正是为了提高犯罪的效率，犯罪组织内部建立了严密的层级结构和分工；正是为了拓宽犯罪市场，跨国有组织犯罪不断向全球扩张，活动领域遍布各个行业；正是为了长久的维持其犯罪利益，贿赂官员和武装威胁甚至操纵选举，才成为其常用的手段。
可见，组织特征和经济特征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两个基本特征，分别对其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目的两个方面作出了概括。除此之外的其他特征是附属于基本特征的。而在两个基本特征之间，经济特征是第一位的，是跨国犯罪组织之所以成为跨国犯罪组织的基础和动力。
既然经济特征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经济学家又是如何描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呢？通常，经济学家将以两种模式描述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获得利益的前提下，组成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政府.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一个通过向其他无组织、小规模的犯罪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通常，它以充当高于正常价格卖出的垄断性供应者或者低于市场价买入非法商品的垄断性收购者的方式统治着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的犯罪行为。作为垄断性卖方，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可以以垄断价格出卖货物，例如将出售给零售者。而零售者以同样方式将其出卖给吸毒者。但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不仅获得了垄断利润，同时也将大部分被捕的风险转移给了无组织的罪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它可以作为唯一的买受方时，可以人为低价买入，例如被盗物品。同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以低价购买非法商品的利润而将触犯盗窃罪的风险转移给了无组织犯罪人。
垄断供应者和垄断购买者的经济模式帮助解释了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采取此种行为模式的原因。例如，如果一个类似黑手党形式的犯罪集团经营着一个几乎没有竞争者的市场。而，此时，人身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是犯罪集团用来保卫市场分额的基本武器。例如，如果当一个强大的组织试图侵入同一市场时，对于因此而出现的市场的不稳定，暴力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合法的公司可能通过投资于调查研究或者广告来保护它的市场分额。
另一个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类似于政府。在这种模式下，一个犯罪辛迪加在大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的地域或者经营范围内对合法或者非法的生意都享有额外的特权。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组织充当政府的角色制定了对某些行为的规定，如果必要，仍然以胁迫手段为最终的解决方式。类似一个政府，这种犯罪组织拥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利。跨国有组织犯罪政府通过对合法或者非法的经营征收额外的强迫赋税或者贿赂来取得从事特定的营业的许可。
同时，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是一种重新分配的机构，把从一些民众那里取得利益再分配给其他人。同合法的公司或政府一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利润获得同时意味着利润的分配——象公司分配给股东，或者象国家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分配的依据是在组织内部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在通常的犯罪集团中，集团的成员被分为如下三类：执行者、决策者和保护者。下层的执行者有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下的单独犯罪人，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中，他们可以说是被害人，这是因为他们是犯罪集团中最基层的执行者：在作为犯罪集团的垄断性买卖中，如果他作为买方并承担着面向普通社会成员的卖方，那么，他是犯罪集团中最为暴露并因而承担着最大的被捕的风险，同时，相对于犯罪集团所获得的利益，他获得的利益无疑是最小的；如果他作为卖方，那么，他的应得利益或者会被犯罪集团的垄断性低价而剥夺怠尽，或者会因为不得不依照犯罪集团发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政府管理功能时所制定的税——保护费而被部分瓜分，但无论如何，做为犯罪集团的最基本构成人员，他们是整个犯罪金字塔的基础，也是整个黑社会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其二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内部的决策者。他们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的作用相当于公司或者政府的决策人员。他们负责规划出黑社会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发展方向，同时，也具有代表作用，即作为真正的黑社会首领——即合法化的某些政府官员的代言人指挥着整个黑社会组织的行动。保护者是黑社会内部最为合法的一部分人——他们或者具有某种合法的社会身份，或者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并通过他的这种身份或者政治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以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方式保护着黑社会组织，并通过其合法的行为为黑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
对于一个成熟的跨国犯罪组，它就是这样以两种方式、三类组成人员达成了控制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经济的目的。控制经济——分配利润——取得政治权力——控制社会——便利犯罪——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个怪圈的不断循环构成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经济历程。
三、我国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控制措施
与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不同，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仍然处于逐步发展的进程中，在其组成人员与经济控制方式具有独特之处。
1，在经济控制模式上，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暴力性明显。同资本的原始积累相类似，暴力是跨国有组织犯罪获得最初的经济基础的不二法门。处于发展中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自然也无法免俗。从中国现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来看，暴力手段仍然是其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基本手段。而暴力手段意味着犯罪集团中基层执行者的增多与单独犯罪的增多。而基层执行者又多来源于两劳人员，因此，加强对两劳人员的控制，不失为防范跨国有组织犯罪蔓延的有效方式，同时，加强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打击、防范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背景下，控制国内黑社会犯罪的发展，也是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有效方式。
2，组织化程度不高，结构层次简单。西方跨国犯罪组织多由一个绝对权威的决策者操纵、控制，有多层次的固定成员，有严格的残酷的内部纪律、规章制度，有专业犯罪技术和科学分工，有极富成效的保护体系，但是，在中国，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跨国犯罪组织的家族性、地域性较强，就跨国有组织犯罪总体水平看组织话程度不高，结构较为松散，除首领地位显著外，内部等级不森严等。在西方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跨国犯罪组织程度的提高，多是随着跨国犯罪组织之间的并吞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防范这些分散的犯罪组织联合起来，也就成为减少黑社会性质势力经济控制力提高的有效方式。
3，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利益分配的受益者之一，某些政府官员也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成人员，他们造成的危害甚至更大于执行者与决策者。例如，在1991年和1994年初之间，经过刑事调查和全民投票，意大利政府的整个领导阶层由于贪污与著名的跨国犯罪体团——黑手党有染的罪名全部被罢免。4名前总理被指控有罪。其中一名被指控有与黑手党同谋，参与谋杀的罪行。另一名由于贪污已被判处8年徒刑。一名前内务部长被逮捕并因与卡莫拉秘密团体勾结的罪行而受审判。十余名前部长均因贪污而被罢免。24分要求授权审理因犯有严重罪行（其中17分是关于与黑手党勾结的罪行）的前立法会议的议员的报告被呈递到议会。400余名不同级别政界人士被指控贪污。70个市议会由于黑手党在其所辖区域的破坏活动而被解散。150余名地方行政人员因同样缘故而被撤职。显然，我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还未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但是，跨国犯罪组织同政界勾结的迹象却已有迹象。
总之，在明了跨国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的经济模式的同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分析我国现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是制止跨国有组织犯罪产生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康树华主编犯罪学大辞书[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有组织犯罪的经济模式》王家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第15卷第2期，2001年3月
《RussianOrganizedCrime》，RobertHei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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