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4 16:23:50
导语：在农业管理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现代农业；生态经济；发展；宣恩县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1]这对于国家重点扶贫县，“八七”扶贫攻坚县，国家农业部、湖北省农业厅定点扶贫县的宣恩山区，既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地处鄂西南边陲的宣恩县，集老、少、边、穷于一体，山水资源丰富，生态农业特征突出，但生产条件恶劣，农业基础十分脆弱。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强农惠农政策，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增收为核心的大前提下，应突出生态经济特色，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发展山区现代农业作为繁荣农业、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措施。
一、突出山区特色，发展生态农业
宣恩山区，生态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素有“中国贡品之乡”之美誉，是天然的绿色有机农业生产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山青水秀民富的科学有机统一，在于突出山区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围绕“兴致富产业，建生态家园，创文明新村”，积极发展山地现代生态有机农业。
（一）以生态经济为核心，培植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包含农业农村经济一、二、三产业，这是与传统农业本质的区别。谋划山地现代农业，必须跳出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势，要以高效生态经济为抓手，培植现代生态有机农业产业。
1.做大生态有机农业板块，优化第一产业。坚持以特兴山、以林蓄水，依托山地生态经济资源，加速推进板块经济的基地、企业、设施、品种、品牌、标准、服务等要素的连接和整合。坚持科学规划，联片开发，提升素质，扎实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区域开发，规模经营。在产业发展的布局上，应重点建设万寨—椒园—晓关“贡茶经济带”，沿209国道初步形成的“贡水白柚经济走廊”，特色中药材产业和畜牧业等生态有机板块。力争“十一五”期末，茶叶总面积发展到66667hm2；年发展商品猪35万头、商品羊8万只，家禽100万只，畜牧业总产值达4.43亿元；特色水果总面积达到8000hm2；建立2667hm2中药材GAP规范基地；蔬菜种植总面积达到8667hm2，其色商品蔬菜生产面积达到4667hm2，总产值达到1.5亿元。
2.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第二产业。凡是优势资源都可做成支柱产业，凡是支柱产业都要培植龙头企业，凡是龙头企业都应建设订单基地。通过“招商引资引龙头、政策支持扶龙头、联合重组强龙头、创造环境壮龙头”等方式，培植一批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农业龙头企业。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发展，重点扶持宣桃公司、锦合公司、万盛茶厂等茶叶加工企业；永丰食品、宏伟牧业等畜产品养殖加工企业；武陵中药材、民丰药业、汤木瓜等药材种植加工企业；松乐公司、沙坪白酒、西部食品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壮大龙头企业，带动烟、茶、畜、果、菜和中药材等六大主导产业体系的良好快速发展。
3.积极发展现代农村物流，搞活第三产业。以城镇化建设为载体，用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拓展农民就业创业空间，丰富现代农业内涵。积极发展农业中介、专业服务、农村超市、连锁经营等现代农村物流新产业，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充分利用宣恩山区丰富独特的人文、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家乐、流域漂流、天然氧吧、乡村度假观光等现代旅游观光农业。
（二）以有机农业为旗帜，打造现代山地农业品牌
围绕发展山地有机农业，适应消费市场由营养型向健康型转变的潮流，实施绿色有机品牌战略，把高效生态经济开发与宣恩土家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嫁接，整合绿色有机品牌，把山地现代农业品牌叫响做强。坚持对获绿色有机品牌认证企业的奖励制度，引导企业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大力发展伍家台贡茶，“宣恩早”蜜柑，宣恩富硒火腿、贡水白柚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将其做大做强，树品牌、创名优，提高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三）以质量标准为抓手，创建绿色有机产业生产示范区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品质量标准化。积极引导企业带基地、联农户，用质量标准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特色产业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标准的研发制定。在已制定的黄金梨、木瓜、竹节参等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加速研发实施绿色白柚、有机贡茶、中药材等特色产品标准。建立绿色有机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示范企业、示范市场，用示范促推广，带农民。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组织引导企业和农民，严格执行标准，推进农产品质量标准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的实施，把宣恩建成绿色有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二、明确发展任务，强力有序推进
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宣恩山区“三农”变革的新趋势，集中反映了建设山区现代农业的新走势。准确把握山区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深刻认识现代农业内涵，必须坚持突出山区特色，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紧扣着力点。
（一）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
现代农业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生产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转型，在转型中升级。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同业求专、同品求精、同类求特”的原则，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努力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特色农业板块经济，以特色争市场，以规模增效益，切实解决市场狭路碰撞和效益偏低的矛盾。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因地制宜，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广大农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坚持差别化竞争、特色化取胜策略，着力挖掘和发挥本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增强农产品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二）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强化发展现代农业的设施支撑。
1.抓好生态家园建设。以沼气池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五改三建”（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建沼气池、垃圾池，建致富园，建生态家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
2.抓好乡村道路建设。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着力抓好通村公路、通村油路和乡村客运站、候车棚及渡口建设，提高乡村公路及渡口的通畅率。同时，加大乡村公路的管护力度。实现80％的村通油路和90％的村通公路的目标。
3.抓好农田水利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省、州支持，搞好全县各类小型病险水库整治和小流域治理，积极改善耕地灌溉条件；着力实施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大饮水安全项目实施力度，解决好全县农村人畜饮水和乡集镇的饮水安全问题。
4.抓好生态环境建设，继续实施好天保工程。积极争取退耕还林政策，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和管理，建设生态良好、环境适宜的“生态宣恩”。
（三）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以培养新型农民为重点，强化发展现代农业的人才支撑。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
1.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巩固“普九”成果，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好“两免一补”政策。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本领。加强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建好“农村科技书屋”，实施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积极开展“科技、文化、医疗”三下乡活动，繁荣农村文化、体育事业。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重点实施好“阳光工程”、“雨露计划”、“新型农民培训工程”、“星火计划”和“温暖工程”，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务农、打工技能，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较强市场意识、有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
3.充分发挥农村“乡土人才”的作用。在农村，有一批拥有一技之长、实际收入较高、思想观念较新、适应市场能力较强的能工巧匠，他们在农民中认同度较高，对农民的影响更直接，引导更实在，示范更有效。因此，应充分发挥他们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科技应用的示范作用。对农村这一批人才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服务上给予便利、技术资格上给予确认，舆论上给予鼓励，促进他们壮大规模，增强实力，进而在广大农民中形成学技能、闯市场、做实业的良好导向，带动更多农民掌握一技之长，学会经营本领。
4.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守法的自觉性和维权能力。大力倡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引导农民树立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的文明新风，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三、创新推进机制，发展现代农业
（一）构建宣恩现代农业建设投入机制
1.发挥财政投入的主体作用，加大对现代农业的投入。[3]要充分贯彻落实2008年4月6日副总理在宣恩考察时的讲话精神，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里的政策和项目支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将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转变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机制上根本解决农业生产发展的投入问题。
2.加强对农业投入资金的整合。对不同渠道的资金，实行“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各记其功”，最大限度的发挥项目资金整体效应，形成“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的局面。从根本上杜绝分散使用、重复建设等现象的发生，以提高投资效益。
3.抓好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引进资本、技术和经营人才，做强做大优势产业。
4.建立信用支农金融机制。加大对龙头产业的扶持力度，同时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信用担保，提高金融支农的政策效果。
5.创新投入机制。在国家政策性投入以外，本着“谁经营谁投资、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投资，引导农户投资，广泛聚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增加农业投入。
（二）构建宣恩现代农业建设的支持和保护机制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增强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全面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1.建立完善统筹协调的农业产业发展机制。按照大力推进“一主三化”战略，促进现代农业与工业化、城镇化统筹互动发展。
2.建立完善现代农民培育创业服务机制。加强劳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加强农民工维权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机耕、机收、机防队伍等农村第三产业。
3.建立完善以城带乡的现代农业帮扶机制。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建立对口帮扶以规划和发展农村产业、支持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推广农业技术为重点，形成上下联动，齐心协力，以点带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等形式开展科技帮扶服务。
4.建立完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经营管理机制。适应现代农业标准化、商品化、集约化的发展要求，在坚持基本经营制度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经营机制创新。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采取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推进土地向龙头企业、农业大户集中，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和集约经营。鼓励企业采用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办法，把生产第一车间建在农村，引导企业采取“公司＋协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等形式与农户结成生产、加工、销售利益共同体，形成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格局。
（三）构建龙头企业带动的农业发展机制
1.培植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发展。[4]目前，全县已发展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1家，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2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9家，带动基地8000hm2。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成果，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用市场化的手段提升农业，促进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2.发展完善合作组织，组织农民发展。目前，宣恩县已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44个，入会会员达3万余户。按照“政府引导协会、协会引导农民”的思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围绕茶、果、烟、菜、畜、药等主导产业，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措施，进一步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以合作组织为纽带，组织千家万户的农民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分享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利润。
3.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宽销售渠道
。积极培育和完善各种形式的中介服务组织，发展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为农民提供系列化服务。依托龙头企业、运销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大力实施订单农业，形成产销链条。
（四）构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1.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的农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发展农业远程教育。强化用人单位建立和规范带薪学习制度。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加强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改革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确保教育培训质量。
2.增加农业人才开发的投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用人单位、个人和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农业人才开发投入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大幅度增加对农业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农民培训的投入。要把人才开发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广泛动员社会资金，建立各种农业人才培养和奖励基金。农业企业要根据自身需要和可能逐步增加职工岗位培训的投入。
3.健全农业人才服务体系。整合各类人才信息资源，构建农业人才信息服务平台，为农业行业各类机构、各类人才提供信息服务。加大政策倾斜和优惠力度，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作条件，引导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支持农业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开发、技术推广、试验示范等有偿技术服务，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和经营所得。
4.营造有利于农业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强政策引导，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为农业人才健康成长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定期开展农村优秀人才表彰，继续做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推荐选拔工作，大力宣传优秀农业人才典型事迹，在农业系统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向优秀人才学习的良好氛围。
5.建立农业人才的评价机制。积极推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快农业人才的培养。建立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有效衔接的机制，鼓励、引导和促进技能型人才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积极建立技能人才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的分配机制。加快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农业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
参考文献：
[1]文中平，陈耀明，徐国祥.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J].现代农业科技，2008，(12).
[2]刘昌勇.宣恩县绿色家园创建工作思考[J].湖北林业科技，2008，（10）.
[关键词]
TheSignificanceofKoreanAgriculture,ItsValueandProspective
Abstract：Koreanagriculturewhichhasahistoryofover7,000yearshasgreatlyinfluencednotonlyonits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change,butonthepeople’slivesandculture.Korea’straditionalagriculturehasprovideditspopulationwithfood,healthandanenvironment-friendlywayofliving.Whilethecrisisinthenation’sagriculturalindustrywillbecomeworsewiththeopeningofitsricemarketin2004,thehardshipinthenationbeganyearsagowiththepopulartrendtocopythewesternwayoffarmingandignorethetraditionalandenvironmentalattributes.Whatisseriousisthattheimpactfromthesedoesnotendwithlocalfarmers,asabandoningKoreanagricultureistogofarbeyondtheindustryitselfinthefuture.ThenewagriculturalpoliciesadoptedafterthelaunchoftheWTOhavecausedthecombinedfarmingbasedonharmonybetweenpaddiesanddryfieldstovirtuallydisappear:Soilfertilityhasalsofallen.Whilethereisasurplusinriceproduction,theeconomyisdependentonimportsforbeansandwheat.Concernsarebeingraisedaboutwheatflourmixedwithchemicalsandgeneticallymodifiedbeans.Thenationalself-sufficiencyingrainshasplummeted,whereasnoneofthepositiveeffectsofglobalizationisyettoberealized.Tru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canbeobtainedonlywhenweevaluatethesituationfromanobjectivepointofview.Thedemandforauniformadoptionofwesternfarmingpracticeswithoutgivingdueconsiderationto"differentenvironmentsandcultures"isfarfromwise.Nevertheless,theNewRoundnegotiationsscheduledtostartthisyearattempttothinkofagricultureasaquantitativeproduct.Inthisregard,wemuststrivetorestorethetraditionalenvironmental-friendlyviewpointofKorea’sagriculture.Eachuniquetraditionoffarmingmustberespectedasintangibleassets.Allthoseconcernedneedtotaketheinitiativetoevaluatewhattheglobalizationhasbroughttotheagriculture’sintrinsicvalues,andwhetherthemeritsofdiversityandsafetycanbemaintainedinthematterofagriculture.Theglobalizationofagricultureisasignificantdevelopment,butconsiderationmustbealsogiventothebiodiversityinindividualregions.Inconclusion,itiscrucialthatthefutureofKoreanagricultureshouldnotbedecidedonlybypoliticalandcommercialconsiderations,lestweshouldendangerthehealthandprosperityofournation.
Keywords：Koreanagriculture,environment-friendlyagriculture,auniformadoptionofwesternfarmingpractices,theglobalizationofagriculture,diversityandsafety.
1.绪论
众所周知，韩国的农业危机是由“乌拉圭Round”这一国际性的协商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让我们认真回顾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农业历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韩国农业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研究韩国农业及其发展史的时候，都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自我确认过程，才能使我们克服将农业视为‘过去的产业’的不负责任的单纯认识，挖掘出韩国农业所蕴含的生态农业的特性。
随着开放的热潮，传统的农业作用论已变得陈旧。因为在持续的危机当中，其功能主义的作用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来势迅猛的农业开放热潮中，对农业的传统性质的期待已日益淡化。然而，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国民不顾粮食自给率低下的事实，无视农业存在的意义，而且，就连农业具有的无限的公益性也逐渐地被国民所忘却。其结果是：除了开放的步伐有所放慢的“大米”还有点儿剩余之外，麦子、大豆之类就要依靠进口了。抛弃复合耕种，片面地追求单作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土质衰退，除草剂、杀虫剂的滥用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探索和研究世界粮食危机的对策和生态农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那么，乌拉圭Round协商，真的像他们所打出的‘同等竞技条件’的招牌那样自由平等吗？倒是WTO所提倡的‘无一例外的关税化’，‘对农家补助的生产—价格不连接原则’等才是以‘经济相对优势’这把尺子来衡量农业价值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而，今年开始的Newround协商更是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其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世界化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现对世界化的抵触现象？是因为少数富裕国家所拨出的巨额补助金导致的慢性的过剩生产，使全世界的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贫穷国家的小农们被驱逐出农村？为此，对包括农业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追求自由贸易的WTO的世界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另一方面，由Liebig(1803~1873)倡导的一个克服化学农业的副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界的全新的生态农业思想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即将来临的石油资源的枯竭也证实，廉价的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所面临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放眼掌握在发达国家粮食资本家的粮食问题的现状，建立生态农业来保护生态界和国民的健康已迫在眉睫。那么，保护生态界，旨在恢复人性的这一全新的农业哲学应该如何去实现呢？[1]笔者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恢复韩国农业的本质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笔者想重点明确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当中的特性。自古以来，韩国农业一直保持着适宜于风土的复合耕种，而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本质要求。韩国农业是韩国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方向也应该从我国农业的传统中去寻找。因此，将韩国农业所走过的历程与世界农业进行比较时，才能真正地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韩国农业的发展。一度成为‘过去的产业’的农业，在面临当今的环境危机时，正逐渐成为‘未来的产业’。
2.韩国农业的起源
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就为了从大自然中保护自己，坚持了与其他任何生物体都不同的独特的个体保护方式。为保存生物的永续性，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多种多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民族的农业发展过程其实是生态环境和与此相对应的农耕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经过青铜时展到初期的铁器时代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围绕人类,社会组织和农业所进行的连续的技术革新过程。在韩国，按考古学划分的时代，一般为旧石器时期（1万年前），新石器时期（5000~1,500BC），青铜器时期（1,500~300BC），初期铁器时代（300BC~0AD），原三国时期（0~300AD），三国时期（300~668AD）。旧石器时期是人类最初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其代表遗迹为祥原郡黑(Sangwenblackmoru)遗址（大约40~60万年前），在那里挖掘出了动物的骨头。在定居农业开始以后，这样的生存经济也并存了许久。
在韩国，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而且只局限在局部地区。与世界上农业出现时间最早的中东地区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但与其它一些临近国家相比还算是比较早的。与原始的生存经济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农业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公元前5~4000年的时候。因为在咸镜北道现罗津先锋市屈浦里的新石器遗迹中发现了最初用于磨粮食用的‘磨石’和多种类型的镐锄。
到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当时栽培的‘炭化谷物’被最新发现，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出土了‘锄（Homi）’、‘锹’、‘耜(犁头,Boseop)’、‘镰刀’等农具和用于磨农具的‘磨石’等各种农用工具。[2](P7)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北地区（黄海道智塔里,弓山里）的遗址中发现的‘镐锤锄(用来打碎土块的一種农具)’之类的工具。它是与‘磨石’之类的农具一同被发现的。这样的事实证明，韩国的最初的农业是用‘镐锤锄’挖翻肥沃的冲积土，种植谷子和稗子等杂粮的方式展开起来的。由初期的锄头农耕法进而发展成较为先进的耜农耕法，到了初期铁器时代，原三国时期时发展成为基于灌溉的犁农耕法。
在韩国初期的农耕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其种植农作物起初以谷、稗子等杂粮作为主要农作物，之后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包括了稻子、大豆、红豆、高粱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认为稻子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但是最近在忠北清原郡小鲁里的土碳层发现的稻种子，对此提出了异议。对其进行的碳素年代测试显示，它是大约1万3千~1万4千年前的遗物，其DNA分析结果又表明，它们是具有种植稻和野生稻的特性的多种类型的稻子。小鲁里的稻子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的稻田农业很可能跟中国一样，也是自生的（而非从外部传来的）。
‘金浦’,‘一山’等地的事例告诉我们稻子栽培的大量普及大约是在大约新石器时代，即BC3000~2500年的时候。在该地区种植的作物除稻子之外还有其它农作物。约在BC1300年的时候，平壤南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炭化谷物。除此之外，初期的稻栽培农业的遗址还有数十处。在此不仅有被炭化的米，土器表面的稻种印痕等直接的证据,也有象半用形石刀,有沟石斧等间接的资料。这样的稻栽培农业沿着西海岸，一直传播到南方。从单粒型(Japonicatype)稻种的分布来看，当时还传到了日本。其理由是韩国的稻栽培农业的起源比日本要早，日本和韩国种植的稻子也是同一种类的。另外还有当时人口流动的路径，也能说明这一点。[3](PP29-32)
另一方面，韩国的青铜时代的上限，最近又提前到BC15世纪[1]，其证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欣岩里的遗址。当时的农业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1）土碳层周边地带的农业，2）沙质冲积地带的旱田农业，3）丘陵下面地带的水田和旱田农业等等。当时的稻子品种也是多样的[2]。农具有贝韧，单韧斧子类最为多见。耜是用来挖土用的工具，当时还有精米粮食用的磨石。
综上所述，我们的生存经济中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具有连续性，经过作物的驯化(domestication)—栽培(cultivation)—栽培的大规模化—集约式农耕(agriculture)—农耕文化的建立等一系列的过程，随着人口的增加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尤其是到了集约式农耕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起了很多变化，例如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约利用(intensification)，陶器的广泛利用，烹饪工具的变化，粮食储藏时间的长期化，劳动力编制的变化，部落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物的不断多样化，在骊州欣岩里遗址出土了米，麦，谷子，高粱等，还有‘旱田稻’。把全国范围内的事例汇总起来看，当时的作物还有米，麦，黍子，芝麻，荏胡麻，麻等[3]。
如上所述，韩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生存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发展成以杂粮为中心的火田式的锄农法。这意味着最初的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样的锄农法一直延续至稻栽培农业较为普及的青铜时代，接着又发展成耜农法。而到了铁器时代的初期和原三国时代，开始利用了灌溉设施和借牛的力气拉犁的‘犁农法’。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起源与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和米为中心发展的。毋庸置疑，这是我国国土所处的自然环境使然。
3.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和其发展过程
3-1世界上的农业地区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无论如何巧妙，也不能改变自然本身。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Martonne,Emmanuel,1873~1955)，于1926年提出了“干燥指数”概念，将其成功的解释为一个算式。他提出的公式为I=P/（T+10）。其中P为一定期间内的降水量的合计（用mm表示），T为相同期间内的平均气温（用摄氏度来表示）。
利用该公式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干燥指数I〉20为湿润地带，I〈20为干旱地带，I〈10为只靠天然降水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带。但有些地区又有点特殊，例如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冬季，而夏季几乎没有降水，为此又计算了夏季（6月~8月）的干燥指数，即夏指数。夏指数为5以下的地区为降水集中在冬季的冬雨地带。这样的地带，夏季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的“饭沼二郎”方法论来区分世界农业，可将其分成4大类[4](PP25~29)。
首先，世界农业的第一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为20以下，夏指数为5以下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该地区若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其次，第二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超过20，夏指数不及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开展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第三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2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3分之2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大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作方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2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最后，第四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3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的气候的原因，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2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韩国，中国南部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这种“中耕除草”技术传播到北欧‘三圃式’农业地带，使该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农业革命。总之，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说是‘重点放在了以除草为目的的中耕除草上’了。
3-2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
我们用干燥指数所观察到的世界农业的不同都是为了克服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农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使然，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环境因素可以将农业分为“干旱地带的农业”和“湿润地带的农业”2大类，从其农业特点来看，若将前者称之为‘保水农业’，后者则应为‘除草农业’了。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干旱地带的保水农业”发展成为“湿润地带的除草农业”。这是因为通过灌溉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农业环境的技术与人类共同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地力的恢复和除草为目的的闲置土地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无休闲的‘中耕农业’。尤其是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传统的北欧地区的农业革命，就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例了。这种世界性农业发展过程在各国的农业环境和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为了克服各自所处地区的制约条件虽然都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但是各个国家的农业仍然还是处于固有的环境之中。
举一个事例，在美国Sacramento地区，灌溉干旱的土地进行的稻子栽培，虽然因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不断地扩大其种植面积，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水源不足和污染问题。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可以克服多种制约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其昂贵的生产费只能分摊给那些进口粮食的国家了。在韩国，为了普及产量高却不适宜风土环境的新品种（统一稻），付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韩国的这种经验也在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性。
旨在“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的世界的农业发展，都只有在各自所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产业都大。其实“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目标，说白了也就是反省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无视农业环境的过去农业，用适宜于环境的农业取而代之。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留意于世界史的趋势，同时去寻求最适合自我环境的、谋求富有个性的发展道路时，世界农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4.西方农业和亚洲农业
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农业当中，韩国的传统农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韩国农业也能像西方农业那样实行规模扩大化，并且能获得成功吗？这样的疑问只有在仔细理解世界农业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才能找出答案。为此，让我们先去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农业的发展过程吧。
大约在一万年前，以西南亚为发祥地的西方农业的出发点是以大麦农业为主的‘2圃式’农业。这种初期的干旱地农作法在罗马时代传播到北欧地区，发展成‘3圃式’农业。三年休闲式的农业，这种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农业长期以来的传统。闲置期的土地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又成为极佳的肥料。但是，原来的以除草为目的而闲置的土地逐渐用于牧草地，遇到了产业革命引发的农产品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终于实现了完全脱离休闲的农业方法。像这样，在闲置期的土地上，种植饲料作物来进行牧业的Norfolk农业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Enclosure运动又把原来为放牧牲畜而划分成小规模的土地结合起来，使大规模耕种的出现变得可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促成了‘农业革命’。
此后，以‘休闲’和“除草”形式出发的西方农业，克服了其制约条件，将大麦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向为实现规模扩大化。能最好地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的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从西南亚干旱地区发源起来的西方农业的近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的大量生产上。更具特点的是，在干燥地区以麦为主要农作物的西方农业，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性的机械化手段，而不是用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石油化学的产物—杀虫剂、杀菌剂、[5]8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凭借强大的生产力，1864年试图开放农产品市场的英国的第一次尝试）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最近又被美国的‘乌拉圭Round’协商，强行地实行起来了。
另外，亚洲农业的源头在中国的古代农业。中国华北地区以杂粮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干旱地带农业，本来就具有“中耕保水”的特征。这种农业传到较湿润的东亚地区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复合耕种。但是贯穿这种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共同因素就是稻子农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同用于干旱地带的中国的犁，传到东亚湿润地带一样，华北的中耕农业传统也发展成中耕除草农业了。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是：用集约型劳动投入来耕种极其有限的土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有：由于高温多湿的气候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战胜杂草，才能获得收获的亚洲农业，扩大其规模是十分困难的。并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子，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
但是不少美国人或在美国学过农学的人们常常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东亚地区集约型劳动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农业规模小。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规模小才集约投入劳动力，而是用那特殊的集约型劳动才能守住农业本身，所以无法把规模扩大到1ha(一公顷)以上。现行的WTO政策正处于用西方农业的观点来认识亚洲农业的矛盾状态。被那些每户拥有180ha的超大规模的美国的生产力所威慑的东亚政府，认为生产力低，是耕种规模小的原因。
因此，一味地强制要求农民们扩大规模。为了规模化，机械化和单作化，巨额的农业补助金被投入到农业。如此一来，原来的复合耕种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由此浮出一个问题是：湿润地区的原来以中耕除草为起点的亚洲农业，从此也要走像西方那样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道路吗？为了对应WTO的农产品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农业政策又如何呢？不幸的是“耕地规模扩大化”，“专业农业人员的培养”，“食品消费结构的转换”等政策，只能反映那些想推进农业发展的人们心中所藏的面对西方农业的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从生态农业的角度，找回韩国农业的真面目并非是件轻松的事。
5.韩国农业的传统及其发展方向
韩国农业是东亚农业的一条支流，属于世界农业地带当中的第四地带。尤其是韩国的气候，由于韩国处于的中国华北（长江以北）和湿润气候的日本的中间位置，使它的气候具有中国华北般的春旱和超出日本的夏涝的特征。这样的Semi-dry固有的环境条件就赋予韩国农业带有保水农业传统的中耕除草农业的性质。因此，韩国农业从古代开始就形成了劳动集约型的复合耕种，又直接发展成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相协调的水旱轮换的农作法。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高温多湿的环境导致的茂盛的杂草和防止土壤有机物质的流失。
韩国的农业拥有7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且由于向南北方向细长延伸的国土形状，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品。因此稻子所占的种植面积并不大，例如1919年，稻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6%。当然，农作物当中最多的还是稻子，其经济地位也到了几乎能代替货币的程度了。实际上，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大豆和米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如《三国演义》中有：“种植了五谷和稻子”的记录。[6]10）
在三国初期，农业从锄头农业发展成犁耕农业，而到了4世纪，又发展成灌溉农业了。那时的稻子农业只能采取休闲的方法，因为，高温多湿的气候下，又要防止杂草，又要防止土质下降。“休闲制”一直延续至新罗统一时代，其记录有全罗南道潭阳的“开仙寺石灯记”和高丽末期的“高城三日浦埋香碑(1309)”。但是这种“休闲制”到高丽后期就逐渐发展成每年耕作的“连作制”形式了。
现在，利用韩国最古老的农书“农事直说”来观察一下15世纪韩国农业的整个面目。[3]11）这个时代种植最为广泛的是黄米，小米，大豆和稻子；其次是麦类和人参等农作物。并且朝鲜前期的农业是以多样的作物为中心发展起来，但只能是少数人口耕作大面积土地的粗放型性质。一方面，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稻子的直接播种和连作技术。因为当时主要是采用将稻种直接播种在水田或旱田的直播法，而移秧法几乎没有。但是，到了朝鲜后期，稻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移秧法的利用使稻农业广泛地普及起来，水田的轮作体系也起了很大变化。在开垦壬辰倭乱造成的荒废的国土过程当中，地主制以重要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到了18世纪，移秧法不仅扩大到天水水田(只能靠雨水浇灌的稻田),而且还利用在水田和旱田农业上了。而且，原来的稻子的直播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直播法中，在旱田里直接种植稻子的特殊技术“干耕法”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完成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畜力一贯’体系。一方面，旱田农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那时施肥法得到改善，“二年四熟”体系得到广泛普及；瓜，辣椒，烟草，土豆等新的农作物也登场了。
从这样的韩国农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农业克服“休闲制”，以发达的中耕除草技术为基础，向高级的轮作体系和连作体系发展的整个发展趋势。同时也不难看出，由人少地广时的粗放型农业向以集约型耕种来提高土地生产性的生产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强劳动集约，深化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的复合化，成功地解决了土质的保护和防止杂草和害虫的问题。如今水田和旱田的二熟制已广泛普及，将不充足的水资源轮流灌溉水田和旱田这种‘轮水田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且，到梅雨季节为止，将水稻种植在旱田里栽培的“干田法”在韩半岛西北地区盛行。韩国农业的发展可以用“集约化的道路”一词来形容，它同时也促进了韩国农业传统水旱轮换农法和复合耕种。复合耕种与当时盛行的货币经济结合起来，使多样的商品农作物的种植变得可能，甚至使得原产地为美洲的农作物也轻而易举得变为己物。
到了17、18世纪，不顾有限的土地面积，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3%。人口的增加进而产生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的劳动集约型农业。这种农业变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直接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且，传统的身份制度，从根本上了封建社会。农业发展带来的如此的变革，到了19世纪越来越深化，为向近代社会变迁，做着前期的准备。
18世纪以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导致了100人/平方米的极高的人口密度，它的根基主要是农业技术所实现的高水准的集约型农业。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土地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是农业劳动质和量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当时还有多种富农经济，但是，在每户平均耕种规模不断在减少的当时，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仍然是在无数小农们从事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那些小农们的勤劳带来的“勤劳革命”与当时的极高的教育热结合在一起，在接受西方工业化的时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3）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选择集约化道路的韩国农业的发展直接成为韩国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推动力，并且克服肥料资源紧缺的困难，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作物多样的特性，进而形成优秀的‘作付体系’，韩国农业传统中所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复合耕种，就是未来生态农业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由不均等成长论下的开发政策所带来的近代化的成果并没有滋润农民。在“低价格，低报酬”的铁链中，农民们成了新的牺牲羊。因此。韩国农业的衰落已成为定局。试图在农村解决高度成长所需的工业劳动力的财阀们，为了将传统的集约型复合农业转变为美国式的单作化农业，率先提出了韩国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而执著于韩国历史上没有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事实的人们，又凭借WTO的加入，推进着农业开放。
加入WTO以后的韩国农业，在国内方面，为了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培养专业农业人员来代替小农，并实施“结构调整政策”来扩大规模；在国际方面正准备着2004年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根本’这一点来看，他们的要求必将带来农民被驱出农业和农村，农业被抛弃的结果。这意味着韩国农业传统的彻底地改变。为此，巨额的农业补助金投入到了农村，传统的复合耕种完全被中断。其结果是土质在下降，杂草和害虫泛滥，进而导致杀虫剂、杀菌剂、化肥的大量使用和日益增加的农业公害；大米的大幅度增产和杂粮和大豆大幅度减产又导致了大米的减产政策和杂粮和大豆的大量进口，促使粮食自给率一年比一年大幅度下降。
最近的农业危机是由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本质，将农业转化成稻子单作化所带来的结果。或许他们认为进口美国廉价农产品更为有利。但是如何面对预计在21世纪发生的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呢？更令人吃惊的是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危机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依从WTO的要求的所导致的。这场悲剧，是由于他们疏忽了东亚的提高劳动的质和量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加入WTO以后的10年来的农业轨迹进行再检讨，并且摸索出恢复韩国传统的道路，再次向多种农作物的复合耕种转化。
6.结论
韩国农业拥有着7千年的悠久历史。它不仅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还渗透到韩国的生活和文化里。尤其是大米，它曾经承担过仅次于货币的作用，而稻草犹如‘韩国稻草屋顶’所象征的那样成为了韩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韩国农业是韩国特有环境的产物，它与以近代化的名义进入我国的西方的化学农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们现在常说的“身土不二”就说明，传统的复合耕种是又安全又十分必要的产业，因为它能给我国国民提供粮食，健康和洁净的环境。
最近的农业危机的象征就是将在2004年实施的“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可以说当我国农业的传统被人们所遗忘的时候，它就已经暗示了我国农业的危机。完全无视和抛弃我国农业一直以来守候着的历史特性和环境特性，无条件地模仿西方农业的错误认识，其实就是招来当今的惨败的原因。不难想象，农业问题不能只归结于农民。抛弃农业往往就是对国土环境和国民健康以及民族文化的抛弃，与“穷人的夕阳产业”这种鄙视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从农业的环境特性来看，农业衰落往往会影响未来的生存环境。
以水田和旱田相协调为基础的复合耕种被WTO以后的农业政策完全抹杀掉了。东亚长期以来的传统一被打破，土质下降了，杂草和害虫多了起来，化肥和农药用量增多了；结果是大米过剩，大豆，大麦全部需要进口了；一方面要对过剩的大米实施减产政策，另一方面农药麦粉和基因转变的大豆（GMO）问题困扰着人们。粮食自给率也在大大降低，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开放主义者们所期待的结果却恰恰没有出现。
韩国农业果真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按照WTO的要求，选择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吗？对于韩国农业10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应给以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只有在客观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时，才能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掩盖现有环境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一味地坚持西方或欧洲的做法，难道真的可取吗？然而从今年开始的NewRound协商正处在矛盾之中。因为忽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一片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用生态农业的视觉去寻回韩国农业的真正面貌，而这个担子并非轻松。就像以麦为主的西方农业和大米为主的东亚农业有区别一样，各个国家在各自的风土历史中形成的多样的农业文化，应作为人类的无形资产去尊重。事到如今，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化究竟对农业的价值维护做了何种帮助，它能否与农业的多样性和安全性共存呢？我们必须坚持农业的世界化，但同时对各个国家农业的特殊性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多样性和持续性给以关怀，它们应该是并存的。21世纪韩国农业的将来，不能被商业性或政治性的理解所左右。
注解：
[1>ShridathRamphal..OurCountry,ThePlanet-ForgingaPartnershipforSurvival,IslandPress,1992.
[2>崔梦龙.韩国绅士时代的饮食文化[A],“韩国饮食文化研究院论总第一集[C].1988.
[3]李镐澈.朝鲜前期的农业经济史[M].1986.
[4]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M].NHKBooks226,1980。
[5]李镐澈.产业化与农业经济[M].1991.
[6]三国志·魏志·弁辰傅[M].
参考文献：
1）金宗炫，“英国产业革命研究”，汉城大经济研究所，1977。
2）李春宁，‘关于韩国农耕起源的报告—特别是研究的问题点’，“民族文化研究”7，1973。
4）李镐澈，“朝鲜前期的水稻农作法报告”，“东洋文化研究”第11号，1984。
5）李镐澈，“产业化与农业经济”，1991。
6）李镐澈，‘地方化时代的农家经济和农民意识—以庆北农村地区为例’，“省谷论总”第22集，省谷学术文化财团，1991。
7）李镐澈，“悬崖上的韩国农业，如何解救”，1992。
8）崔梦龙外，“韩国绅士时代的饮食文化”，“韩国饮食文化研究院论总”第一集，1988。
9）菲里斯丁，“英国的产业革命”，罗京洙，李廷雨编，民音社，1987。
10）熊代幸雄，“比较农法论—东亚传统农法和西欧近代农法”，御茶水书房，1970。
11）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pp.25~29，NHKBooksno.226,1980。
12)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ics-Technology&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Univ.ofCaliforniaPress,1994.
13)FrancescaBray,Population,AgriculturalIntensificationandEconomicDiversity;theCaseofAsianRiceEconomies,HumanResponsibilityandGlobalChange,Univ.ofGoteborg,1991.
14)HocholLee,RiceCultureandDemographicDevelopmentinKorea,c.1429-1918,EconomicandDemographicDevelopmentinRiceProducingSocieties,A.Hayami&Y.Tsubouchied.1989.
17)MasanobuFukuoka,TheRoadtoNature-RegainigtheParadiseLost,PublishedbyJapanPublication,Inc.Tokyo&NewYork,1989.
18)ShridathRamphal,OurCountry,ThePlanet-ForgingaPartnershipforSurvival,IslandPress,1992.
19)UNDP,BenefitsofDiversity-AnIncentiveTowardSustainableAgriculture,NewYork1992.
[1]崔梦龙,推测青铜时代的上限是BC15世纪,2001。
一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槄，山榎。榎，今谓之楸，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这一推论显系公羊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而且时人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柚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条则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指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龙眼（桂圆）、香蕉（甘蕉）、槟榔、橄榄、留求子、蜜香树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杂记》卷一说：上林苑有“梨十（种）……枣七（种）……梅七（种）……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树十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也有详细描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隐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后汉书·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不记录云。”李贤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这种气候状况与梅树所指示的情况基本吻合。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4]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汉代的气候条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其他生态因子诸如植被、土壤、水资源以及农作物布局、产量等乃至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
两汉时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农业，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由于水利资源丰富，汉代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经济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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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向.列仙传[M].四库全书本.
[14]葛洪.西京杂记[M].四库全书本.
1.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改革与人事档案管理改革要遵循的主要原则
为了保证整个农业科研单位的正常秩序，保证农业科研单位的市场竞争能力，必须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原则，并在整个过程之中，受到这些基本原则的约束。因此，在进行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设计的时候，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原则。第一个要考虑的原则是对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物质性人事管理和档案管理原则。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在基本职位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基本工资数目也是相差无几的，那么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所能够提供给的工作效率高的工作人员的额外金钱就成为了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追逐的方向，是可以极大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的。因此，要进行考虑的首要原则是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物质性人事管理原则。第二个要考虑的是对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地位性人事管理和档案管理原则。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在获得职位的晋升之后，不仅仅可以获得更加多的物质性收益，还可以收获来自各方的尊敬，这也是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积极工作的源动力之一。但是，由于农业科研单位的管理职位毕竟有限，没有物质性的人事管理的使用广泛。因此，其次考虑的是原则是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地位性人事管理原则。第三个要考虑的是对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公平性的人事管理和档案管理原则。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在农业科研单位之中，因为种种原因，总是难以得到自己应有的人事管理。除此之外，在竞争之中，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也难以避免拉客等恶意竞争行为的出现。例如在家族性农业科研单位之中，就很少有工作人员能够真正地晋升到管理层之中去，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机制的运行，农业科研单位的人事管理机制也难以激发出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进行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设计的时候，要注重对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公平性的人事管理原则。
2.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改革与人事档案管理改革思路
进入新世纪，在信息化的时代下，传统的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机制已经不能够满足人才的切实需要。针对这样的情况，在农业科研单位推行人事管理机制的时候，一定不能够仅仅考虑到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经济方面的人事管理，还要注重对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全方位人事管理。例如，可以在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做出了对农业科研单位巨大的经济贡献的时候，可以考虑为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设立相应的职位，满足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未来发展。也可以为工作人员去报一些专业技能知识培训班，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为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以后的发展提供保证。在进行整个农业科研单位的人事管理与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评判过程之中，可以随时进行变化，并使用相关的档案管理手段将这些变化记录下来，并根据这些变化改变变量（例如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性别情况、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年龄状况、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学历状况、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婚姻状况、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状况、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的职位状况等变量），就可以得出最合理的模型。通过对这些基本的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基本变量的研究，可以得出各个变量改变之后，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所接收到的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回报，以及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具体的满意程度，制定出符合农业科研单位长远利益、有利于农业科研单位发展的农业科研单位人事管理基本制度，等等，这样就可以拉近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科研单位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促进农业科研单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总结
考古发掘提供给我们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出土的粮食作物遗存和动物遗骸，让我们得以了解远古先民种植哪些作物和驯养哪些畜禽。而要知道这些作物和畜禽是如何种植和驯养的，就必须研究出土的农业工具、农田遗迹和一些形象材料(如农田模型、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此外还要参考一些民族学的资料来复原古代(特别是原始社会)农业的生产过程，以探求当时的生产技术。下面我们结合文献简略地介绍一下解放以来有关大田生产技术情况(重点为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些考古资料。
1．整地技术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中国原始农业是不大了解的，往往只是以“刀耕火种”、“砍倒烧光”概括之，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以致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专著，完全避开原始农业，只从《诗经》谈起。经过几十年考古资料的积累，人们对原始农业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从原始农具的种类只有整地、收割、加工三类，推测当时的生产过程只有整地、播种、收获、加工四个环节。除了播种可以直接用手以外，整地、收获、加工都要使用工具。从对土地的使用情况看，原始农业可分为火耕(或称刀耕)农业和耜耕(或称锄耕)农业。火耕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工具只有石斧、石锛和木棍(耒)或竹竿，用石斧、石锛砍倒树木，晒干后放火焚烧，然后在火烧地上点播或撒播种子。耜耕农业的特点是除石斧、石锛之外，还创造了石耜、石锄等翻土工具，与之相适应，生产技术也由砍倒烧光转到平整土地上来。在一些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现了原始石犁，这是新出现的整地农具，可能是用来开沟排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90年代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稻田遗迹，使我们对原始水稻种植情况有了较具体的了解。草鞋山遗址的稻田形状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的浅坑，面积为3～5平方米，个别小的仅有1平方米，最大的达9平方米。稻田东部及北部边缘有“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尾部有“蓄水井”。城头山遗址的两丘稻田则是长条形，由人工垒筑田埂，田埂问是平整的厚约30厘米的纯净灰色土，表面呈龟裂纹，剖面稻根显露。田边亦有水坑，由水沟连接通向稻田。据原发掘简报报道：“这二丘田均是在比发掘区西部较低的原生土面往下挖出，同时保留田埂部位，待田里耕作土积高到与原生土田埂等齐时，再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垒成新的田埂。”(图四八)[138]
这两处稻田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六千多年，表明原始稻作在6000多年前的长江中下游都已比较成熟，已有固定的田块长期种植水稻，除了垦辟田面、修筑田埂之外，还要开挖水井、水塘和水沟，远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了，由此亦可了解当时的整地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
商周时期已出现了许多整地农具，除了耒耜之外，还有金属农具锸、钁、锄、犁等，说明当时对整地已相当重视。不过《诗经》提到整地时只说：“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小雅·大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周颂·良耜》)即以耒耜翻地，但未说明要翻耕到什么程度，看来当时尚未提出深耕的要求。商代的甲骨文田字写作圆圈，说明田问已整治得相当规整，沟渠纵横，以防暴雨洪水冲毁农田。古文献谈到夏禹治水的主要措施时总是说他“浚畎浍”(《书·益稷》)、“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修浚沟洫成为当时农田建设中的首要任务。此外《诗经》经常提到“俶载南亩”、“今适南亩”、“南东其亩”、“衡从其亩”，亩就是垄，可见当时除了在农田周围开挖沟渠外，还要在田中翻土起垄，并且根据地形和水流走向，将垄修成南北向(南亩)或东西向(“南东其亩”的东亩)，这已是垄作的萌芽了。因而商周时期出现一系列掘土的金属农具绝非偶然。
春秋战国时期对整地已明确要求做到“深耕熟耰”。《庄子·则阳篇》：“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孟子·梁惠王上》：“深耕易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即要求深耕之后将土块打得很细，可以减少蒸发，保持土中水分，以达到抗旱保墒、促使增产的目的。深耕的程度要求做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吕氏春秋·任地》)。即要耕到有底墒的地方，以保证作物根部能接受到地下水分。因此战国时期整地的劳动强度就十分大，需要有更适用的农具，于是铁农具就应运而生，得到推广。原来的木耒这时也装上铁套刃，提高了翻土的功效。原来的木耜这时也装上金属套刃，变成了铜锸和铁锸。铁钁(特别是多齿钁)的出现更是适应深耕的需要。西周时期的垄作萌芽这时已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甽亩法”。甽就是沟，亩就是垄(司马彪《庄子注》：“垄上曰亩，垄中曰甽。”)。即将田地耕翻成一条条沟垄。据《吕氏春秋·辩土》要求：“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即垄面较宽而且平坦，沟要开的小而深，既节约土地又易于排涝。其规格按《吕氏春秋·任地》要求，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即垄宽六尺，甽宽八寸。看来，战国时期盛行的铁锄就适于平整垄面，而铁钁则更适于开挖甽沟。实行垄作，可以加深耕土层，提高地温，便于条播，增加通风透光，利于中耕锄草，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从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但开沟起垄，劳动量很大，原有的手工农具就较难适应这一客观要求，人们便开始用牛耕来开沟起垄，所谓“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讲的就是当年在宗庙作为祭祀牺牲的牛，现在用来拉犁开畎(即甽)作亩(即起垄)。可见战国时期牛耕的推广和垄作的整地技术是有密切关系的。
到了汉代，对整地的要求更加严格，除了深耕，还要细锄。西汉农书《氾胜之书》对耕作已明确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就是要及时耕作，改良土壤，重视肥料和保墒灌溉，及早中耕，及时收获。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中也提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的基本要求。都是将农业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而以整地为田问作业的最重要环节。“深耕细锄”是汉代农业生产对整地的技术要求。山东省滕县黄家岭曾出土过一块东汉耕耱画像石，画面左边有三农夫用锄锄地，中间有一农夫驱一牛一马扶犁耕地，右边又有一农夫驱一牛耱地，正是“深耕细锄”的生动写照(图四九)。值得注意的是画像石右边的耱地画面。耕牛后面拖带的是一种新式农具，叫做耱。这是一根圆形粗木棍，中间安一长木辕，用牛拖动，可将已翻耕的土块耱碎。这道工序在战国叫作耰，当时是用一种长柄的木榔头将土块敲碎。汉代也叫作“摩”。《氾胜之书》在谈到耕地时总是强调“辄平摩其块”，“凡麦田常以五月耕……谨摩平以待种时”。如此强调摩碎土块，是因为黄河流域的雨水较少，黄土疏松，地里的水分易于蒸发，将土块摩细，可切断土壤中的毛细管作用，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又可使土壤有良好的结构，有利于种子的发芽和庄稼的生长。这是华北旱地农业中抗旱保墒的最重要的技术措施，在《齐民要术》中有详细的记载，所用的农具就叫做“耱”。因耱是木制的，易于腐朽，因而从未有实物出土，后世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形象。过去多以为汉代摩地也和战国耰地一样，是用人力敲碎土块。70年代，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有耱地图壁画(图五)，耱的形状才首次出现，它的历史也比《齐民要术》的记载提早了100多年。而滕县黄家岭画像石的发现，又将耱的历史再向前推进了100多年。
北方旱地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整地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趋于成熟，在汉代的耕耱技术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耕—耙—耱的技术体系。即在耕地之后，要用耙将土块耙碎，再用耱将土耱细。耙地工具的具体形状过去不甚清楚，只能根据王祯《农书》的记载推测为人字耙。但从嘉峪关市魏晋墓壁画上看到的耙却都是丁字耙，即一根长木辕拖一横木，在横木下装一排铁齿或者木齿。使用时人要站在耙上以增加重量好将土耙细。
当时南方水田生产中的整地技术缺乏文字记载，一直不太清楚，旱地作业的耙耱工具也不适于水田。但从考占资料观察，南方水田也已采用耕耙技术，只是耙的结构和北方不同。广东省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中出土一件陶水田犁耙模型，上面有农夫扶耙耙田形象。耙的形状与元明时期的耖类似，上有横把，下装六齿，是用绳索套在水牛肩上牵引，人以两手按之(图五一)。广西苍梧县倒水乡南朝墓中出土一件耙田模型。此耙为六齿，看来也是用绳索牵引的(图五二)。这种耙适于水田耕作，可将田泥耙得更加软熟平整，以利于水稻的播种和插秧。由此可见南方的水田作业早已脱离“火耕水耨”的原始状态而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唐宋以后，我国北方的旱作农业整地技术一直是继承耕—耙—耱的传统，南方则形成耕—耙—耖技术体系，在生产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2．播种技术
原始农业的播种技术比较简单，只有穴播和撒播两种。穴播一般是先用于种植块根、块茎植物，后来才用于播种谷物。撒播则用于播种粮食作物。云南怒江地区的独龙族直到清朝末年还在采用这两种方法来播种谷物：“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之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耕火种，无不成熟。”(夏瑚：《怒俅边隘详情》)海南岛黎族将这种方法称为“砍山栏”。即火耕之后，男子手持尖木棍(木耒)在前面“锥地成眼”，妇女紧跟在后面点种谷物。广西东南部十万大山中的瑶族在山坡上点播时，也是男子在前边打洞，女子跟在后边点种。考古学家在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还发现一种穿孔石器，据宋兆麟、周国兴先生研究就是套在点种棒(木耒)上以增加重量的“重石”，用以“锥地成眼”，进行穴播[139]。
撒播是用手直接抛撒，不可能有考古实物遗留下来。难得的是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稻田中有迹象可寻：“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下、生土之上，露出青灰色纯净的静水沉积，有很强的黏性。参与发掘的村民认为这是稻田土。将这层土表面整平，现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湿而形成的龟裂纹。挖取部分土样，从中拣选出稻梗和根须，和现在农田中所拔取的比较，简直没有区别。从局部剖面观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留下的痕迹，可辨识出当时采用的是撒播。”[140]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原始农业播种技术惟一的考古材料，实在要感谢发掘者的细心观察和详尽记录。
1.1农业种子市场混乱
标签不规范随着改革体系的深化,大部分县级国有种子企业不再有种子经营权,而是被民营单位替代,原来以县级单位为经营权的局限被打破,市场流通度越来越广;在种子营销面增大,营销网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种子经营市场、经营品种、市场管理逐渐多样化,从而也就出现了市场混乱的局面。在2007年的《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出台以来,对种子标签进行了新的修改,但是从检查结果来看:除个别大型单位的标签比较规范外,很多公司依然有部规范的问题。具体有:生产日期、品种名称、警示标志以及栽培管理等。尤其是市场上的蔬菜包装,净含量、标注值、质量指标和标准字体根本不能满足相关要求。
1.2农业种子经营单位素质有待提高
除本部设有规范的种子经营点外,还有很多临时的代销经营点。而网点销售多半是小贩小商。商贩们只是在相关季节才进行代销,对种子没有特定的要求,所以很难对农户购进进行科学指导,更不可能进行优质服务。
1.3农户购种的盲从性与盲目性
从现行的农业经营状况来看:大部分农业都没有专业的知识,仅有的知识是从广告商与种植经验中得到的,在选购种子时盲目,从而也给农业安全造成了很多隐患。认识错误具体表现在:购买新种子,潜意识认为新品种才是好品种,从众心理让看见别人买什么自家就买什么。
1.4农业种子经营骨干稀缺
从当下的种子经营与管理过程来看:种子市场的管理经费稀缺为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种子管理人员没能时常深入市场进行指导与监管,造成很多不达标的种子上市;由于部分地区没有专业的质量仪器,从而对检验种子质量造成了很多不便,尤其是检验仪器不足,让质量检验人员根本不能及时检查出种子质量好坏,更谈不上杜绝不达标种子流入市场销售。另外,经营单位的人事调整与改革,在压缩编制的同时,让基层人力资源管理严重不足,加上个别管理人员素质不够,缺乏对法规法律的全面了解,所以在具体工作中很难做到妥善处理问题,这样很容易造成商贩不法行径,对市场管理带来困扰。
2增强农业种子市场管理的对策
2.1加大队伍建设
增强业务培训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促进农业发展,种子管理人员必须主动承担起种子管理相关工作。受种子管理的政策性、专业性影响,在保障种子管理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增强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专业技能与执法培训工作。这样才能让种子执法锻炼、培训人员成为既懂业务、又精通法律;既能准确执法,又能讲原则的人员。目前,大多数种子经营者都经过了培训,并且拥有种子经营证与上岗证,但是大部分人员的业务水平与法律意识明显不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对经营人员进行有效培训;例如:在种子销售前,对其进行集中培训,具体内容由农技基本技能、守法经营,并且要求种子经营人员必须严格根据法规法律要求进行种子经营。对于不满足《种子法》规定的种子,除了不予销售外,根据管理要求做好记录工作,还应该向农业购种用户提供保单,通过健全种子销售档案,对种子经营内容以及标签负责,这样才能逐步扭转种子经营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最后,经营者还应该给每位购种用户提供一定的跟踪与售后服务。
2.2做好宣传工作
提升使用者素质近几年,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各种宣传方式进行农业宣传,尤其是“走进三农”等活动,对普及法律与种子意识,提升使用者法律与质量意识发挥了很强的作用,同时它也让广大用户领会应该怎样使用法律意识保护自己,辨别种子真假,怎样做到合法经营,熟悉种子栽培技术与种子特性,科学购买种子,在选购种子时,查看种子经营者的相关证件等。在种子选定好后,通过查看信誉卡、包装袋、发票等依据,逐步提升农民的自我保护理念与维权意识,这样才能让假冒伪劣的种子经营者没有经营市场。
2.3加强委托与品种管理
为了避免多个企业家共同委托造成的混乱,在种子经营中,除了要增强事前监控,还应该尽量避免多个企业家共同委托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同一经营者只能接受1到2个种子公司委托,同时两家种业单位的每批种子都必须分开堆放,这样才能做到档案与经营的有效管理。对于没有经过审核的品种,我们应该做到坚决抵制推广与销售工作。
2.4增强设备建设
做好质量监管工作从农业生产过程来看:不合格的种子对农业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县级单位必须主动承担起本县种子检验监督与栽培工作。受检验经费以及检验仪器的影响,对种子质量检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除了购置仪器设施外,还应该适应当地发展,做好加工、生产、检验、贮藏、检疫等相关工作。通过加大对种子市场的抽查工作,从源头上避免不合格种子进入市场。
3结语
1．1农业小额信贷概念及原则
农业小额信贷指的是农村信用社为了加大支农信贷投入力度，简化信贷办理手续，提高信贷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自身在支持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进行开办的核定期限及额度内、建立在农户信誉度基础上、不需要担保和抵押的小额贷款，主要适用于从事农村土地作种或者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个体经营业主等人群。农业小额信贷应该遵循偿还性、信用性、投向性、方便性、自主性、“三公性”以及量力性等基本原则。
1．2农业小额信贷风险内涵和特点
农业小额信贷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交易对手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偿还贷款本息或者其信用水平发生变化，导致影响金融产品的价值，从而给农村信用社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具有地区风险集聚性、道德风险显著、风险协变性、风险数据“软信息”性、贷款对象特殊性以及风险评估难度大等特点。
2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风险内控文化缺失
信贷风险内控文化作为银行业的一种行业文化，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人员普遍存在的理念和认同的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现如今，农村信用社的农业小额信贷业务发展较快，员工的收入不断增长，便滋生了其自满自大的心理，以致于对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工作懈怠放松。同时，由于目前农村信用社的农业小额信贷业务开展时间较短，内部管理层缺乏建立风险内控文化的意识，对于信贷风险的管理不够重视，未能形成健康的、良好的信贷风险内控文化，便导致农村信用社没有形成健全的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结构和理念，不能做到有效地控制和防范农业小额信贷风险，风险管理水平自然较差。
2．2小额信贷业务流程不规范
首先，由于农村信用社的农业小额信贷业务办理人员法律知识较浅薄，没有准确审查相关质押物、抵押物的合法性及有效性，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抵押登记，容易造成抵押行为的无效；其次，对于农业小额信贷的审贷分离制度执行不到位，审贷分离机构设置滞后，且部分审贷分离机构流于形式；再次，在农村信用社的农业小额信贷管理制度上存在着漏洞，缺少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某些管理人员权力过大、、乱批贷款等行为时有发生，甚至部分农业小额信贷责任缺乏落实，导致最后找不到相关负责人；最后，对于贷款人取得农业小额信贷之后使用情况的调查跟踪浮于表面，忽视了贷款人的资信情况、抵押物及质押物的变化情况。
2．3对小额信贷责任人约束不力
农村信用社在办理农业小额信贷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合理的、严谨的信贷项目责任机制，未能将信贷风险管理的责任明确到具体部门、落实到个人，容易出现在农业小额信贷风险发生时互相推诿现象，造成信贷项目的失败。目前农业小额信贷网点数量、人员数量及素质均难以达到要求，在无形当中便增加了农业小额信贷的风险发生机率，而且，在农村信用社对农业小额信贷产品的市场营销过程中，没有构建高标准的风险防控机制，仅顾贷款发放数量，对于贷款质量的重视程度不高，导致贷款结构不合理的同时，对于贷款风险的防控不力。同时，在信贷审查审批的关键环节上，审批人员只检查信贷资料的数量齐全与否，缺少对于信贷风险的深入分析，在贷后管理环节上，跟踪检查力度不够，对于潜在的风险未能做到及时发现并化解，风险管理效果不佳。
3改善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问题的对策
3．1重视风险内控文化建设
首先，农村信用社在从事农业小额信贷业务的过程中，要树立统一的科学的信贷风险内控文化，并且认真贯彻执行，从整体出发，构建多层次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以风险内控文化为依据，重视信贷风险的识别和量化，以便较快地吸纳各种先进风险管理理念，真正对敏感的信贷风险分析模型和系统加以运用；其次，按照全面风险管理原则设置合理有效的农业小额信贷管理组织，构筑垂直化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使其能够准确地执行上级的信贷风险防控指示，加强上下级对信贷风险识别和防范的沟通，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同时，为防范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的发生，在健全经营管理制度的同时，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主体多元化、产权明晰的发展格局，结合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引入前沿的信贷风险管理手段和技术，完善内部评级体系，使贷前、贷中及贷后的各项操作进一步规范化，针对信贷风险能够做出切实的预测和防范，从而加强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提高应对信贷风险的能力。
3．2优化小额信贷业务流程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冒名贷款、骗贷现象的频繁发生，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的难度和要求也在提高，农村信用社为保障在新形势下科学有效地进行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就必须改变过去陈旧的信贷风险防范措施，优化农业小额信贷业务流程。因此，农村信用社必须重视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及时发现信贷业务操作和信贷风险管理过程中的隐患和漏洞，进而提高农业小额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有效衡量信贷风险管理成果。一方面，农村信用社要加强信贷风险分析的软件、硬件系统建设，软件系统建设指的是充分运用各种高级的信贷分析软件实现实时数据分析，硬件系统建设则指其内部要构建信贷风险量化部门，并且具备足够数量的计算机来完成数据分析工作；另一方面，加快数据库建设步伐，为农业小额信贷风险评级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源，同时，要完善贷款人信用档案，详细记录每个贷款人的贷款时间、还款时间、贷款金额及还款金额等信用历史情况，并且对违约贷款人的数量、违约次数、违约金额等相关数据给予统计，进而计算出一系列衡量信贷风险的指标，对于农业小额信贷而言，只有做好最基本的数据统计工作，才能为信贷风险量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3．3构建小额信贷责任人的约束机制
首先，农村信用社要注重对于农业小额信贷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和风险评估，确认其风险水平合理后才予以发放；其次，明确农业小额信贷发放、使用及回收过程的相关负责人，将信贷风险管理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并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从而加强相关责任人对于农业小额信贷的管理与关注；再次，强化对信贷申报、审批、执行等每个步骤的监督，在整个流程中，要把风险防范作为工作重点；最后，构建严格的农业小额信贷责任人约束机制和考核体系，合理考评其工作业绩，采取恰当的规范条例，并对在信贷风险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责任人给予奖励，对出现问题的责任人要追究相应的责任，以期有效地约束责任人积极参与信贷风险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可能引发的各种信贷风险。
4结论
据统计，占全球陆地面积的60%的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危机。水资源问题将是制约我国21世纪经济迅速发展的首要资源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平水年年缺水量358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因缺水少生产粮食350—400亿公斤；1997年，黄河断流长达700多公里，295天无水入海；全国50%以上河长被污染，其中严重污染占10%。21世纪，我国面临着16亿人口高峰的巨大压力，缺水总量将达1000亿立方米。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指出，“得认真研究水的问题……，应该未雨绸缪。”
2农业水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水资源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2.1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导致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浪费共存
现行的水资源管理机制，是一种非高效利用水资源的机制，由于造成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浪费共存尴尬局面。众所周知，我国的农业水资源严重短缺，但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水资源浪费极其惊人。我国主要灌区的渠系利用系数只有0.4—0.6，即约有一半的水被浪费。例如，我国北方旱区水资源极其紧张，浪费却相当严重，海河流域渠系利用系数约为0.45，引黄灌区下游输水损失达30-50%，河西走廊一些渠道，水量损失竟高达60-80%。
2.2现行体制和政策难以形成有效的节水机制
现行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导致管理单位失去节水的积极性，如灌区没有法律地位，缺乏经营管理自。灌区处于两难境地，具有“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说法，实际上，作为事业单位，没有人事部门下达的行政编制，财政部门不安排事业经费；同时又要求它实行企业办法管理，它既没有法律地位，又受多种限制，不能象企业那样追求利润。现行的政策不利于节水。目前的灌区收入主要依靠水费，在固定的价格条件下，水费的多寡取决于供水量的多少。一些灌区为了获得较多的收益，甚至鼓励多用水，有些灌区虽然节约了水，但被无偿地调给其它部门，无利可图，严重地影响了节水积极性，不利于节水机制的形成。
2.3灌溉工程老化，严重威胁21世纪粮食安全
据统计，全国现有220个大型灌区老化失修，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全国现有111座大型水库不同程度地存在险情。仅以渠道工程老化为例，在被调查的373座渠首建筑物中，严重老化损坏的占70%，失效的占16%，报废的占10%，完好的仅占4%。造成老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如自然老化、工程质量存在缺陷、规划设计不合理、资金短缺、管理不善等，其中由于管理不善和人为破坏造成老化损坏的占10.9%。如果不对这些老化的工程和设备进行改造和修缮，供水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可能难以支撑21世纪我国人口对粮食的需求。
2.4过度超采，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对地下水严重超采，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问题产生，甚至恶化。如在井罐区出现大面积地下漏斗区，全国出现56个漏斗区，总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漏斗的出现，引起地面沉降或裂缝，甚至导致海水入侵。例如，全国已发现地面塌陷700点多处，秦皇岛市已经形成32.4平方公里的海水入侵区；黄河流域由于过量不合理使用，多年来不断断流，已经对相关地区产生重大生态环境影响。
2.5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收不低支，举步维艰。
由于水价太低，全国平均水费为运行成本的50%左右，导致经营单位亏损严重，生存处于困境，甚至难以维持生存。
3农业水资源管理机制探讨
为了保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21世纪16亿人口高峰对粮食的需求，改革现行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势在必行。农业水资源管理机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系统过程，作者认为，目前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面对市场，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事企”剥离
目前，大中型灌区的经营管理以行政管理经营为主体，即地方行政（政府）或水行政（水利厅、局）行使水权（闸门关启和水量调度）、财权（水费收支和财务管理），灌区无调水权和财权，水费上缴地方财政后，在通过一定方式划拨，行政过多干预灌区管理权限和正常秩序，导致灌区事企不分，缺乏活力和积极性，既不利于灌区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灌区科学管理和综合管理水平的提高。
正因为如此，供水单位必须进行改革，其最终目标是：在水利行政部门的宏观指导下，灌区拥有基本的经营管理自，即自主行使水量调配的水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财权和工程管理权，使之成为按企业化管理的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其具体做法是改革现有的水利工程产权制度，真正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对于大型的水利工程，由于投资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拥有该工程的产权。为了避免政企不分而带来的管理水平低下，效率不高的被动局面，尽量减少国有水利资产的流失，保证国有水利资产的保值增值，国家必须采取有效的方式经营其水利资产，其中一条重要途径是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改造成为国家控股的公司，用企业化管理方式管理经营水利资产，确保其保值增值，以维护水利再生产正常进行；对于小型的水利节水工程，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要求，通过股份合作制、拍卖、承包和租赁等不同方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达到明确所有权、搞活经营权、盘活存量资产，调动所有者积极性的目的。
3.2拉动经济杠杆，建立节水灌溉经济激励机制
面对市场经济，无论是供水者还是需水者，都以追求最大利润（效益）为最终目标，充分拉动经济杠杆，对供水、需水及节水具有重要的影响。目前，经济杠杆在农业水资源分配过程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下列不合理的现象发生：供水单位缺乏节水的积极性，需水单位不珍惜宝贵的水资源，节水成为可有可无的累赘，最终导致极其珍贵的水资源浪费，节水成为空中楼阁。所以，建立节水灌溉经济激励机制是十分迫切的。作者认为，建立节水灌溉经济激励机制应包括：
补偿奖励机制。无论水价是否合理，节水对供水单位的收入带来一定冲击，为了鼓励供水单位节水，国家或政府根据节水的实际情况，给予供水单位适当的补偿奖励，补偿奖励的数额足以调动节水的积极性；
惩罚奖励机制。需水单位是节水的主体，国家和政府制订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节水指标，对于完成节水指标的用户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没有完成的用户，给予适当的惩罚，奖励与惩罚相结合；
水权交换机制。水权是水资源管理的中心，研究水权的理论和可操作性的交换机制，通过市场的交换，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分配；特别针对大江大河，水权在科学调配水资源方面更具有重要的作用。如黄河流域，国务院已经批准了《黄河可供水量年度分配及干流调度方案》和《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可以在此基础上，研究水量交易的方法、程序，如果条件允许，可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3.3建立用户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管理机制
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和实施，离不开用户的参与，一切技术和措施最终通过用户的实践来实现，用户是节水的主体，其行为和素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节水的成败。因此，建立用户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管理机制是节水环节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成立由各级地方行政、水行政、节水专管单位负责人和用户组成节水管理委员会，一切重大决策通过该委员会决定，或者成立用户自己选举具有法人地位的自我管理组织—用水协会，有关节水工作由灌区和协会共同协商解决。
目前，一种新型的经济自立灌排区的水管理机制值得关注和探讨。它是世界银行推荐的水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已在我国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和河北等五省进行了试点，效果较好。所谓的经济自立灌排区，是指在水利界限清晰、相对独立的灌排区上建立的旨在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对政府财政依赖、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经济上自负盈亏、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强调民众参与的、非赢利的经济实体，其主要模式是供水公司+用水者协会。江苏试点表明，自流灌区可节水量3000—4500立方米/公顷（无工程投入）或4500—7500立方米/公顷（预计有工程投入），建议全国灌区认真研究该种模式，并结合各自的特点进行机制改革。
3.4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促进地表、地下及降水联调
科学的水价体系是水利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也是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调解器。现行的水价政策基本依据是国发［1985］94号文，即《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该办法推动了水利工程水费计收工作的全面展开，使水利工程由无偿服务转向有偿服务，对水利工程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它是计划市场经济的产物，与目前市场经济难以接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定价原则极不合理，导致水费标准偏低。主要表现在农业按供水成本收费，其成本不包括农民投劳折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使得现行水费标准不到供水成本的一半，造成水费偏低；
（2）没有将供水列入商品范畴进行定价和管理。长期以来，将水费计收作为有偿服务行为，收入当做事业性收费进行管理，有的地方政府将水费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并按预算外资金进行调控。由此出现了各种不正常现象：收费难，拖欠水费甚至拒交的事时有发生，清理行政事业收费时往往被列为清理和审查对象，导致水费标准难以达到合理水平，且水费难以落实到水管单位使用；
（3）水费标准背离市场价值，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水费标准一旦确立，难以改动，其水费不能反应市场的价值，市场调节机制严重失灵；
（4）水资源本身的价值被抛弃。水资源本身具有价值，此价值的产生是有水资源所有全所确定的，在水价确定时，完全没有考虑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国家所有权的丧失；
（5）缺乏科学的水价体系，现有的水价体系，没有充分地考虑各地水资源状况，缺乏调控的能力，导致地表水、地下水等价格比例失调，难以刺激地表水、地下水及降水等联调，导致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以水价改革为突破口，建立良好科学的水价体系和管理体制，主要包括：
（1）修改原有《水费办法》，尽早出台且实施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水价办法》，新办法水价制度体现市场经济运作原则，做到成本补偿、合理收益，体现一般商品的价值规律。考虑农业的具体状况，可以对农业粮食作物按完全供水成本核定，经济作物要加一定的利润；
（2）适当考虑供求关系，采取市场调节，允许部分地区，在适当部门监控条件下，按供求关系调整水价，实行动态水价和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3）改革现行的水价制度管理体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物价主管部门管理水价的核定、审批和调整，水管单位的收入是经营性收入，严格按照财会制度使用管理；
（4）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确保地表水、地下水及降水联调机制顺利实施。如对于河水灌区，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充分利用地下水进行灌溉，适当提高地表水资源价格，地表水地下水资源的比价足以刺激地下水资源开发为限，对于地下水资源溃乏而地表水资源丰富地区，可以适当提高地下水资源价格，确保地表水资源合理利用，保护地下水资源。
致谢：本文得到我所罗其友副研究员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1］姜文来著，水资源价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在农业科研院所中，院级、所级和其他部门一般都设有行政管理机构，负责院所日常事务及统筹联结工作，其岗位具有特殊性、利益性、多元性，势必要求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为人诚信、为事谨慎、为作于勤等方面来不断提升自我管理素养。
1.诚信是为人之本
行政管理工作错综复杂，难免出现纰漏和错误。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承担责任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建立在相互诚信的基础上。同事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创造一个诚实守信的办公环境，能在错误面前敢于承担，诚实面对，相互扶助，是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最佳途径。那些谎言、逃避、推卸责任等有悖于诚信为本原则的行为，只会导致更严重的不良后果。
2.谨慎是不变的法则
行政管理岗位事无巨细，小到会议安排、文件、打印复印、材料递送，大到拟定各类方案供领导决策等，都是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范畴。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要慎言慎行，应对每件任务都应以谨慎立足，每项工作都应付以十分的专注，遇到难题则主动寻找解决方案，以谨慎细致的态度努力将业务做到极致。
3.业精于勤是途径
农业科研院所的行政管理工作有单调乏味、操作琐碎、重复性高、程序性强等特点，并且有项目参与难、成果产出少、评价制度不完善、付出得不到相应回报等问题，是典型的服务奉献职业。随着农业科研院所的不断发展，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容易发生职业倦怠现象。如何跟上发展的需求，克服“职业倦怠”，所谓“业精于勤”就是态度决定一切。一个好的态度是做好事情的第一步，是前提。“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讲的也是态度。行政管理人员应端正工作态度，接受和发现“职业倦怠”早期信号，适当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学会自我欣赏、自我完善和提升自我，充分发挥自我潜能与创造力。
二、提升自我学习能力是方法
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中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内外兼修，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才能胜任工作的需求。内，即本，也就是说我们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东西；外，即表，也就是说一些通过行动来表现的东西。
1.注重内心的修炼行政管理人员
在我院所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日常工作是为领导、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地位特殊、角色复杂，要求与所在机构荣辱苦乐融为一体。良好的心态管理有利于个体树立信心，勇敢地面对现实，帮助个体整理出清晰的思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不追逐于眼前的利益，不纠结于一时的得失，赋予本体更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和一击即中的魄力。而良好的情绪管理有利于群体的协作，办公室是日常行政工作运转的枢纽，其服务、协调、管理工作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不仅要为领导和科研人员服务，还要与其它职能部门、各研究室进行协调沟通，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学会换位思考、与人为善、学习他人和自我学习，担任好协调沟通的角色，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推进院所的和谐发展。换位思考是珍贵品质。行政管理岗位作为一个服务岗位，要学会识别他人的情绪，利用多元化的思维和特殊的观察角度去全面地判断某人某事，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元素，更新、完善对某人某事的看法，不要让“自我增强特性”束缚了意识，容易使产生片面、极端的不良影响。换位思考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是非常宝贵的品质，这才能自觉地站在领导的立场去思考和处理问题，与领导意见保持一致，辅助领导决策的，侧重服务管理；才能真正了解科研人员的内心需求，为科研人员提供耐心、细致的解答与帮助，做到出色管理、贴心服务。与人为善，处事泰然，善待得失，时常保持心存感激以及豁达包容的心态。松下幸之助说：“以温柔、宽厚之心待人，让彼此都能开朗愉快地生活，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在工作中做到尊重对方、秉公办事、谦虚谨慎、以诚待人，以待人丰、自奉薄、责己厚、责人薄来给自己提出高要求，持续“修炼”，提高自我，努力营造和睦、互助的办公环境。学习他人和自我学习。向他人学习是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向他人学习获取新的信息，尤其是接纳和欣赏差异性，积极向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学习，开阔自己的视野；通过了解新的思考逻辑，掌握更多的规则；通过借鉴新的观念，形成新的习惯。此外，自我学习也是一门学问，把自己的经历当作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或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常进行自省与反思。自省是提升自我的核心方法，古人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说法，通过自省，我们得以发现自己内心世界深处隐藏的成见、假设、逻辑、规则，使这些图像浮现出来，藉此可以对其有效性加以检视。同时，要善于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中反思，并从中发现问题。
2.注重知识的学习与提升
注重专业知识的提升，广博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业务水平是做好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这个知识膨胀的时代，作为农业科研院所行政管理人员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注重知识的补充和扩展，势必被社会淘汰。顺应时展的需求，对本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的学习更新，是提升自己，应对错综复杂的工作，做好领导得力助手的法宝。一要深入学习了解国家农业政策导向和最新农业发展方向及研究动态，为科研人员提供更便捷贴心的服务；二是提高业务能力。许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本身专业可能与之毫不相关，所以必须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同时要善于与同行交流与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不断完善自己。注重专业外知识的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些综合素质体现在交际能力、创新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等各个方面，这些能力的提高使自己有信心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还要求拓展其他各种技能，学习广博的知识，比如，摄影及照片处理技术、电子信息化技术、外语能力、心理学、礼仪学等，针对工作特点重点学习，满足工作发展的需要，为领导和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
3.注重职业规划的方向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坚持目标，坚守信念。不要追逐于眼前的利益，不要纠结于一时的得失，保持良好的生活工作作风，重视内外兼修，为自己制定一个长期和一个短期的工作计划，本着大方向不改变、适时微调的原则，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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