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8 1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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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在经过社会文化学派的修正与发展后，开始将关注点从个体内部转向外部。社会文化学派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正与发展已经初见其客观关系取向发展的萌芽，社会文化学派将个体心理的发展视作是内部驱力与外部社会环境张力的结果，这显然已经承认主体之外的客体意义。在这种新的主客体关系中，本能驱力让位给“自我及其诸多对象之间实际的关系联结”，“自我”被“自体”替代是这一倾向的主要特征。克莱因是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史上，克莱因敏锐地发觉到弗洛伊德理论中所包含的客体关系的思想萌芽，开创性地提出客体关系是儿童心理发展基础的观点，改变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强调内部本能驱力是心理结构形成和发展的第一要因的观点［11］。克莱因的理论涉及了本能和客体关系两方面，她认为生与死的本能驱动着儿童的心理活动，但这些本能受客体关系（通常是儿童的父母）的影响而发挥作用，她还认为婴儿在早期由于本能与客观世界的冲突会发展出“精神分裂样状态”和“抑郁状态”两种消极心理倾向，它们是形成儿童人格障碍的基础。克莱因的一些追随者抛弃了本能而转向环境，进一步发展了客体关系理论，使之成为英国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拜恩、温尼科特、科赫特和费尔贝恩是将克莱因的理论发展到新水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拜恩1970年在美国建立了“克莱因方向的分析者（Klein－orientatedanalysts）”小组，使克莱因的精神分析观点得以在北美产生影响力。拜恩对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1）提出母亲（作为客体）的“容纳功能”，即通过母亲的存在、行为和情感修正或强化儿童的冲动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2）强调环境以及内部与外部（客观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拜恩的理论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亲克莱因主义”，基本上是对克莱因理论的延续和扩展［12］。
相比而言，温尼科特应算是“折中的克莱因主义”者，他在借鉴了弗洛伊德、克莱因的观点之后，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了客体关系理论，强调儿童心理发展与客观环境处于连续不断的反馈之中，关注个体与他人心理分离的体验以及与他人融合的体验之间的相互转化。温尼科特的理论存在的一个显著的特性是，强调母亲作为客体在母婴关系中对儿童心理影响的重要性。他提出“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mother）”这一概念，母亲对婴儿的保护，使婴儿将“母亲”看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通过母亲对自己的身体的照顾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人，同时婴儿通过各种方式明白他与母亲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与母亲相互分离的［13］。所以温尼科特认为，儿童的成长常常是与母亲自身的独立性相一致的。温尼科特相信，心理分析家可以通过创设“控制环境”重新体验儿童与客体对象（母亲）的冲突，在这种客体关系中使儿童产生积极移情，从而弥合母亲与儿童的关系，实现对儿童的心理干预。尽管科赫特作为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算不上是客体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但科赫特的自体心理学也强调母亲作为客体与儿童自体的重要性。他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被称为“自体心理学”的客体关系论［14］。古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恋人格障碍，产生于迫切的驱力与反对驱力防御之间的内心冲突，而在科赫特的自体心理学中，强调其根源来自于与看护者（通常为母亲）之间令人不愉快的人际关系，由此产生不充分的自体感觉才是自恋人格产生的根源。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在科赫特自体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自我的对象既不是对象也不是自身，而是关系的主观性。主体间性的概念促进了自体心理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关系体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治疗师越来越把自体对象与分析家的关系看作是促进自体发展和改善的手段。因此，科赫特的自体心理学认为，客体关系将关注点从机体功能扩大到社会功能。将克莱因客体关系理论发展到极致的当属爱尔兰人费尔贝恩，他在融合了克莱因、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后，抛弃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驱力和本能概念，而是将客体关系作为其理论的核心，用客体寻求代替了快乐寻求，用现实原则代替了快乐原则，排除了与生物学特征相关的性本能、能量、驱力等概念，实现了由驱力模式向客体关系模式的彻底转变［15］。因而，费尔贝恩的客体关系模式也被认为是最为激进的“纯粹的”客体关系理论。
可见，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客体关系理论，是古典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取向发展的早期形式。由于这些研究者并不完全反对古典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论和概念，接受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仍被看作是古典精神分析的分支之一。但是，与古典精神分析关注自我的内部冲突与指向不同，客体关系理论倾向于将客体（通常是母亲）及客体关系（通常是母亲与儿童的关系）置于理论和临床研究的中心位置，将其看作是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认为人格心理的发展与变化依赖于客体关系的内化（强调母亲的作用），而与本能欲望、性冲动和原始驱力并没有多大关系，这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些工作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心理驱力与动机的解读。
二、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当展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有时也被称为“心理动力学”，主要是指建立在物理学原理基础之上的心理学。利用机械物理学以及本能和驱力的机械生物学，弗洛伊德描述了作用于人的内部驱力，而不是把这些方面看作环境对个体的作用或者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是一种“元心理学”［16］。在经过几次修正与发展后，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古典精神分析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应用中的期望。以罗伊•谢弗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义者，最终对古典精神分析进行了几乎彻底的修正，使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内核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代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谢弗、斯彭斯、吉尔、魏斯与桑普森等。谢弗认为古典精神分析采用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语言（如能量、动力、本能、驱力等），而摒弃了原本应该是精神分析基础的选择性和意向性。这些从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借用的语言妨碍了对主体本身的强调，而主体性应该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所以，弗洛伊德为了将物理机制转换成可被理解的意义，不得不把他的结构拟人化，将个体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谢弗指出，这种拟人化的主要缺点是失去了有意义的行为，并使人类的行为失去了责任。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必须把心理动力学从其理论中排除出去，并把动作返还给人们。因而，谢弗在保留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重要概念（如伊底）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客体关系理论。谢弗认为，要更好地吸收对社会文化和环境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解，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精神分析语言系统，这种系统应该强调动作语言［17］。在他的语言动作理论中，通过运用动词或副词，避免使用名词和形容词来描绘所有事件。因此，他删除了像潜意识、伊底、驱力、冲动和心理能量这样的名词。但谢弗却保留了伊底这样的概念，他认为伊底是引起性或攻击行为的基础，由于伊底的非理性、不可调和性、不受控制性和彻底的自我中心性，更有可能与某些生理过程相联系。可见，谢弗对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语言系统做了较大修正，但他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古典精神分析的生物学倾向。
在谢弗的动作语言理论中，始终强调动作本身才是精神分析的主题，而不是另外的什么导致动作的发生。谢弗所指的动作不仅指可见的动作，还包括不可见的思维、记忆、幻想、希望，甚至还包括沉默，并认为人类的这些动作都是有意义的，具有某些意图和目标。与古典精神分析相比，对动作的强调为分析对象提供了选择和意向的新途径。如：在心理分析过程中，分析家和分析对象一起检验从婴儿期开始的动作对个体现在的影响，在分析家与分析对象这种客体关系的对话中，将这种影响看作是个体与环境的共同产物。当谢弗用新的语言系统取代心理决定论和物理学的解释时，通常在解释和描述之间存在的区别不再存在了，因为由动作词汇进行的描述便成了解释。谢弗的理论对古典精神分析的发展还在于，他认为精神分析应与过去保持较少的关联，而与现在有更多的关联，精神分析的过程是一种叙事的过程，而不是对隐藏动机的揭示。这种精神分析的叙事学转向，使精神分析的理论迎合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在这一主张上，谢弗与斯彭斯有着极为相似的观点［18］，他们都认为，当分析对象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描述某些心理障碍（如强迫症、神经症等）时，这些障碍的特征就在修正的叙事中得到改变，而语言构成了叙事这样的动作中的经验。谢弗认为精神分析应建构分析对象的现在，而不是去重构分析对象的过去，通过患者发现新的事实，而不是处理历史事实，患者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古典精神分析则恰恰只注重重构和改变过去的观念而不是现在。尽管谢弗的语言动作理论对古典精神分析的影响很大，但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观点”排除掉了精神分析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的某些激进的观点仍值得商榷。如，他认为精神分析应只关心现在而不必注重过去，事实上，正是被压抑的过去才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如果用现在的结构取代过去的结构，那么精神分析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对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的元心理学进行更大的修正与发展的还包括魏斯和桑普森，他们共同提出了“潜意识计划”，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心理障碍的主要方法，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决定论持否定态度，并决定彻底抛弃作为决定力量的伊底。在人本主义“自我实现”理论的影响下，他们提出病人的能力是他们自己的治疗过程的动力的观点。
他们的方法主要包括四种假设：（1）病人有改变潜意识目标的意愿；（2）阻碍达到目标的“致病信念”是心理障碍的原因；（3）病人用来接受或反对分析家有关信念的检验；（4）是病人而不是分析家一直被看作导致改变的原因，分析家的任务就是帮助病人证明痛苦的信念不成立，并获得安全感。作为一种方法，他们强调病人“致病信念”的根源，潜意识中的害羞、内疚、恐惧都来自于真实的经验，而不是源自于生物驱力和伊底的能量。尽管早期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都强调客体关系（尤其是母婴关系）的重要性，但魏斯和桑普森却重新强调记忆在“致病信念”改变中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谢弗与斯彭斯关注现在而忽略过去的观点并不一致。魏斯和桑普森认为，病人症状改善的关键在于分析家能顺利通过病人的检验，通过检验之后，病人会获得安全感，能够将负性记忆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整合。这种观点几乎放弃了弗洛伊德心理动力理论中所有的核心内容，只保留了童年期创伤的压抑，对古典精神分析进行了较大的发展，除了从压抑的强调上能看到古典精神分析的影响外，其他的观点更像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心理治疗观。随着后现代哲学的发展，在精神分析心理学之外，一个与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密切相关的取向即精神分析的诠释学倾向正快速发展。尽管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分支，罗伯特•斯蒂尔却明确指出精神分析是一门诠释学学科，精神分析的目标不是通过潜意识挖掘分析对象的心理冲突，而是通过对话来解释分析对象（客体）言语的意义。斯蒂尔认为，诠释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理解存在于语言、意义、历史和反思中的事实。在对诠释学的特征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特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斯蒂尔提出：“弗洛伊德的全部工作创立了一种诠释学研究，在诸如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文明及其缺憾》和《摩西与一神教》等作品中，存在大量关于理解、语言、方法、历史以及反思的阐述与现代诠释学极为相似”。法国20世纪思想家利科也曾明确表示过，精神分析是一门解释性的艺术，它所关心的是通过解释表面现象而发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由此在分析者和分析对象之间创造一种被分享的理解。综上所述，精神分析的诠释学倾向主张精神分析不处理那些可以说明的事实，而是处理那些只有通过理解才可以得到的意义，把分析对象的梦、愿望、联想等看作是其创作的“文本”，借助诠释寻求意义，以此达成对患者的治疗。在弗洛伊德之后，尽管精神分析经历了多次修正和发展，但古典精神分析一些最本质的核心概念仍被保留了下来，虽然精神分析的诠释学祛除了古典精神分析最核心的本能驱力和伊底等生物学概念，但并没有颠覆潜意识的核心地位，使潜意识过程意识化仍然是精神分析诠释学倾向的根本目的，主体与客体的语言对话和分析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与诠释过程仍然是达到治愈的基本途径。
三、结语
从视觉文化角度来看，特别是由电子技术、数字技术所支持的图像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快餐化的社会文化景观，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当代传媒处于变革的前沿，它拥有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优势和引导社会文化消费观念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
目前，崇尚物质享受和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体的渲染，借助视觉符号的大量运用，已经畅通无阻地渗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凭借当代传媒的推波助澜，我们的文化工业初具规模，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形成。由于资本的介入和操纵，商品化逻辑的无限扩张，大众的拜物主义倾向日益显著。与此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也随着当代传媒技术优势的不断强化而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随着西方后现代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传统“深度”模式的消解，“后现代”一语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传统的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遭遇“审美泡沫”的围困，传统的美学理念丧失了为我们的生存赋予意义的功能。传统的艺术立场事实上已经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格格不入。关于这一点，许江先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感慨之言：“……对绘画的诗意微妙的品味，对文学的倾心阅读，让位给了图像的快速浏览和奇观化的感官刺激。读图代替了品画，代替了美感，刺激震惊代替了凝视沉思，进而戏谑恶搞代替了诗意与思想的浸润，低俗嬉戏代替了品位的追求。”①显然，当代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低界契合”的审美时尚消解了具有相对稳定及深刻理性内容的审美理想。
当下，消费文化正在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视觉艺术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非审美动机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满足娱乐性的感官需要动机首当其冲，娱乐化的视觉传媒产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在技术性生产与复制的类型化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感的同化作用下，大众的心理和感性严重物化，审美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在视觉传播的审美刺激机制作用下，传媒精心策划和倡导的“审美时尚”与“理想生活”已经成为大众的文化摹本和生活蓝图。有目共睹，媒体正是通过大量生产以“明星”或“成功人士”为代表的具有召唤性结构的“偶像商品”，利用作为偶像符号的不断刺激来提高受众对于“传媒高峰体验”的心理依赖。在媒体的蓄意诱导以及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的双重作用下，大众的消费欲望走向非理性的盲目膨胀。在媒体所刻意建构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传媒产品给大众提供了梦想、体验、参与和互动的巨大空间，其中的视觉内容具有强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和身份认同感。在文化工业大量制造的虚拟影像的包围中，大众对商品的符号价值趋之若鹜。
虽然，所有这些真实可感的社会文化图景的种种变异不能全部归之于传媒，但却全都与当代传媒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息息相关。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事实上看，审美取向的趋同与盲从意味着审美理想的放弃和主体性的丧失，娱乐性感官刺激的依赖势必断送文化品格的提升，追逐符号价值的欲望膨胀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格结构的贫乏。归根结底，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决定视觉艺术产品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异化和扭曲必然危及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健康，破坏视觉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维系。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的堕落直指教育的异化。其中，关系重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视觉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责任问题。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无疑就是社会价值观问题的重要线索。
二、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问题
艺术生产不同于一般的产品生产，艺术消费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费。一般而言，人的文化价值追求反映了从主体方面的需要与利益角度向文化所提出的价值要求。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两个方面。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文化价值取向这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作为文化价值主体，人的文化修养及其自我价值体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及其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品质。我们必须强调，视觉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优化人的品质，激发人的潜能和天赋，树立具有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意义的文化理想。
如今，席卷全球的“泛娱乐”化现象不仅充斥于“传媒娱乐”的视域，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影响了当代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正如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②虽然，大众对娱乐在生理心理上的天然需求无可非议，但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只为娱乐的需要而哗众取宠，文化产品的消费不能全面沦落为戏谑、恶搞式的无聊游戏，否则只能造价值的缺失和虚无，导致社会生活中到处出现对文化价值资源的滥用和败坏现象。
有史以来，视觉艺术从来就不是某种纯个人的、超文化或超意识形态的存在。历史地看，西方“进化论”和“西方中心论”文化观严重地动摇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扰乱了历史文脉传承的自律性。河清先生指出：“……在西方现代进步观念的影响下，我们极力地追求“现代”和“当代”。在艺术领域，把西方的“当代艺术”当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时代进步”的名义下，人们轻而易举地忘却了文化艺术的地域属性，以致中国“当代艺术”，首先在文化观念上就以“世界主义”来否定、排斥自己的文化精神。”③事实上，在艺术教育或视觉传播的复杂活动过程中，视觉艺术本体价值观和传统的艺术立场总是不断遭遇狭隘的机会主义和进化论的先锋派观念的冲击，不断强化的“全球化”逻辑更是全面加剧了传统人文价值的主体立场的萎缩。这种“全球化”理念并非单纯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它在文化本质上是直指文化价值取向的同化和对民族文化的颠覆。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带来了全球化的文化身份危机。
视觉艺术对人类经验与认识的独特贡献是其他人类活动所难以提供的，在建构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多重价值的复杂活动过程中，坚持维护立足本土的视觉艺术活动的文化主体性价值并积极彰显视觉艺术的本体价值无疑是我们应有的文化态度。作为涵盖多重价值的社会文化活动，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导向问题。在视觉文化艺术范畴确立健康的社会文化导向不仅是视觉艺术教育理应承担的义务，同样也应当是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所共同维护的人文立场。
三、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文化定位与社会责任
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都是共同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繁荣的要素，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文化定位是关键。
视觉艺术的专业教育培养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传媒的商业运作则培育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消费者，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作为文化价值主体而相互依存。当然，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往往相互转换。在当代传媒所构建的视觉文化语境下，视觉艺术产品具有矛盾复杂的多层面的公共精神性质的文化特征，涉及文化的多层次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产品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功能。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行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现在，人们已经普遍习惯于通过各种“传媒沉浸”体验来了解世界，传媒产品让受众接受隐含于商品背后的象征意义而满足其文化上的需求。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和引导消费的工具，它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媚俗倾向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讳言，资本与媒体合谋的根本目标就是无限扩大商品的消费需求。传媒产品通过符号化的手法打造商品品牌，以娱乐化的手段来强化世俗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营利的需要决定了传媒产品的文化定位。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传媒产品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放望、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消解了独立意识和批判观念，使受众在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文化尽管有娱乐的功能，但娱乐显然并不能取代文化。
在以学校为主的视觉艺术教育方面，无论是作为专业教育还是普及教育，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更何况学历化社会中的泡沫教育现象所反映的教育的异化正成为令人无奈的现实。虽然学院教育作为制度化的专业教育是传媒所无法替代的，但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看，传媒在视觉素养的普及教育作用方面与学院教育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毕竟能够接受规范的专业视觉艺术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无须赘言，文化环境就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教育和传媒的文化定位关系到社会形态的塑造，两者都有共同构建文化艺术的精神家园和引领大众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迫切需要从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土壤的主体意识出发，反省并净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动机，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关注文化生态环境，在当代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培养一种批判性的精神气质和关怀社会的人文精神。
不可否认，价值观念冲突并非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宽容、认同甚至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事实，就放弃应有的主体立场和责任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与学院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研究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应当本着维护视觉文化艺术本体价值的历史责任感，尊重视觉文化艺术的自律性，义无反顾地追求我们的文化理想。
注释
许江：《中国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的境遇与责任》，《中外文化交流》，2007年05期。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河清：《“当代艺术”的“同质多样性”》，《文艺研究》，2005年07期。
1研究内容
我们将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述，即评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的书籍，共两篇（牛瑞英，2007；张虹、王蔷，2010）。第二类是介绍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两大派别：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共两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类是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包括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支架理论、动态评价等，共九篇（张雪梅，2002；张艳红，2008、2010；高艳，2008；韩宝成，2009；杨华堂，2006；张晓勤，2008；张国荣，2004；盖淑华，2010）。下面，我们分别作分析。
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20年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
2．3数据来源较单一。实证研究只采取了单一的观察、录像、录音或访谈来收集数据。这样只能收集到参与者的行为或语言，却不能充分探究其内心世界和心理过程。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结合教师或学生的反思，辅助以内省（introspection）和回顾（retrospection）的方法来挖掘造成他们特定语言或行为的深层原因（Ellis,1990）。
关键词：回民街英语；社会文化理论；发展路径；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H3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197-03
回民街是中外游客来西安必去的旅游景点之一，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大清真寺坐落于这条古巷里。改革开放后，回民街以陕西民间艺术品为另一特色，如皮影、剪纸画、老虎鞋等，每年春节前后及4月至10月为其旅游旺季。本文拟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出发，采用观察访谈法及追踪调查法，描述回民街英语的发展路径及本质特征。为了找到答案，本文提出假设：假设一，回民街洋泾浜英语的发展路径为语言及非语言的融合，主要依赖于语言发展，语言发展路径将会经过以下过程：言语语块句子；假设二，店主的语言输入不足，加之回民街英语也仅仅满易所需，回民街英语属于语言石化现象。
一、解析社会文化理论
理解话语涵义是建立在语言与社会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之上，需结合具体语境，而不是从语言本身出发。社会文化理论来源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认为对话是任何文本的本质特征[1]。凌建侯则认为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在交际中获得生命，即获得生活的意义。一切话语的共同属性就在于，它们都是语言在一切领域里言语交际条件下的实现与具体化[2]。
社会派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体现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语言存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与文化混为一体，二者无法分割。其研究方法更侧重于从主位角度描述，收集自然交际语料，阐述二语交际者如何在与别人的交际中成功地表述自己的意思[3]。与此理论相关的研究有秀水街英语。秀水街英语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描写秀水街英语的语言特点、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并得出结论：秀水街英语不会向克里奥尔语发展，也不会发展成为标准英语[4]。
二、研究方法
回民街英语的使用者以中青年为主，本文选取一名女性穆斯林店主作为跟踪调查对象，年龄40岁，无英语学习背景。语料收集过程为8个月，即2011年4月至2011年11月，每隔两周做一次田野调查，借助录音笔（三星YP-VX1）共收集自然语料45条，其中18条为有效自然交际语料。出于道德考虑，笔者与语料提供者达成协议。研究语料均为店主与外国游客的自然交际语言。不同时段的语料通过人工反复听取转换成文本文档。听取录音时，错误发音、发音时长、话语重复、语音语调需做标注。本论文中，标记符号及缩写形式如下。T指代游客；Tn代表不同的游客；S指代店主；V指代录音；Vn指代录音时自然生成的顺序；“^”表明使用计算器；“”表示降调；“”表示升调；“”表明降调转变成升调；“”表明升调转变为降调。
三、个案研究
此章节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从语音、词汇、语法特征来论证引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假设。
（一）语音
首先，选用汉语中相近语音进行替代。英文语音/？/，/au/，/t？蘩/发为汉语相似语音/ /，/u/，/t？揶‘/。比如在外国游客问及漆器时，店主将lacquer['l？k？藜]发成['l k？藜]；询问外国游客出价时，其则将how[hau]much[m？蘧t？蘩]发成汉语相近音位how[hu]much[m？蘧t？揶‘]；当其表述游客出价较低时cheaper[t？蘩i：p]，其固化语言则为cheaper[t？揶‘i：p].其次，双元音/ei/则由英语中的单元音/e/替代。如店主在描述其物品翡翠（Jade）时，将[d？廾eid]发为[d？廾ed]。
其发音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以包含词汇Lacquer的两段语料为例。
第一段语料V019选自2011年6月17日：
T1： No， it’s very expensive. This is only wood.
S： Yes， only wood， for this lacquer['l k？藜]么。
第二段语料V030选自2011年7月4日：
T2： Fifteen cents each.
S： Ok， this lacquer ['l k？藜] box. Give you this^， friend. I give you^.
语料中lacquer ['l k？揶？藜]及how [hu] much [m t？揶‘]均无明显的语音变化。
因此，其语音特征表现出替代原则（选择相近汉语发音）及简化原则（英语元音之间互换），且发音方式保持不变。
（二）词汇
词汇仅仅满易所需，如表述价格的词汇，How much， You， how much？， Each how much？， You say， Friend price；描述物品的词汇， manual， lacquer， wood， jade， Happy the baby， good， best， quality， cheap；招徕游客所用词汇， come in， have a look， wait moment， wait， lose money， no money.其次，其语言中混杂汉语语气词、动词及陕西方言，如“么”“来”“sei皮家家子”。谈及工艺品的价格时，店主则用陕西方言表述情感：
V040（选自2011年7月20日）
S： Souvenir， fifteen.
T4： Fourteen！ Ten！ I have ten， have twelve！
S： sei皮家家子， Where are you from？
陕西方言中，“sei皮家家子”指代极为吝啬小气之人。此语料中，则表现出店主对游客的出价不满之意。
当招徕游客时，则使用汉语词汇“来”，附之相应的身势语。如以下语料V026（选自2011年4月30日），
S： Come in， 来. （gesture）
T3： Ah， different color.
描述物品，习惯性地添加汉语词汇“么”，用以增强其语气，正如以下语料V010（选自2011年6月17日）所示：
T1： No， it’s very expensive. This only wood.
S： Yes， only wood， for this lacquer 么。
因此，其词汇显现出有限性（仅满易所需）及混合性（英汉词汇混杂）两方面特征，且通过跟踪调查发现并无新词汇融入到其语言中，呈现出一种稳定的交际模式。
（三）语法特征
语法特征可从5个方面来阐述。第一，回民街英语以语块为主要特征，如交际所用话语，How much，You， how much ，Each how much；第二，缺失谓语系动词。当其向游客描述筷子制作工艺时，其使用This wood， Sir，易接受用语为This is made of wood；当其描绘女式包的质量时，使用语言Yeah， this best， good quality，可接受语言为Yeah. This is the best bag. This is of good quality；第三，缺失助动词。达成交易时，其通常问及游客You buy any something？易接受用语为Do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else？询问游客所需物品数量，其采用How many you want的表述方式，而How many do you want更为标准；第四，单数第三人称的不规则使用。当其招徕游客时，其使用语言Come in， you sees more，而规范的表述方式为Come in and you will find more bracelets；第五，语言表征方式主要以汉语搭配及汉语句法特征为主。如表达方式Big money， You， you best price， Smaller， smaller one， Give you forty five， Ok， ok， give you， Give you ten， ten.
以上为回民街洋泾浜英语的语法特点，其语法特点是否石化需要通过不同时期的语料得以验证。
V024
S： Have a look.
T2： Howmuchare they？
S： Howmuch^.
T2： I’m sorry.
S： I get more. Ok， I mean.
T2： Sorry.
S：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S： Come in here， Sir， come in， come in here.
S： This is Chinese long life.
T2： Very nice.
S： How many？
T2： One.
S： Howmuch ^ . Okay， very cheap. You， Howmuch？
T2： Fifty？ Forty？ It’s not good luck.
S： Ok， Ok， this one^？
T2： Ok， Thankyou！
S： Thank you. You buy something？
T2： No.
S： Ok， Bye bye.
上述语料选自2011年5月15号，为店主正在出售其工艺品（筷子）。语块、单词及不完整的句子构成话语主要成分，缺失系动词，如This wood， Sir，缺失助动词，如You buy something.
在不同时期所收集的语料中，诸如How much，You， you price， You， finish， Jade. Give you ten， ten， Ten， ten， Friend price. No friend^， Same， same么，此类表述方式都是以单词、语块及不完整句子构成。语法特征保持不变，缺失系动词如This for me no money，以汉语语法体系为特点，如This good quality（这个质量好），Give you ten， ten（这个十块钱给你），you， you price（你来出个价）。
因此，我们得出结果，回民街英语的语法特点呈现出固化特征，主要是由单词、语块及不完整的句子构成。
四、穆斯林文化
首先，从服饰剖析穆斯林文化。在回民街，随处可见带着礼帽的男士及戴着盖头的女士，旨在盖住头发、耳朵、脖颈，回族人民认为这是妇女的羞体。此店主为中年已婚女士，所戴盖头为黑色，以示素雅端正。在回民街，还可见少女戴绿色盖头，以示秀丽清俊；老年妇女戴白色盖头，以示干净持重。回族妇女的传统服饰为大襟衣服，在追踪调查期间，此店主以穿黑色、灰色衣服为主，很少见其穿亮色衣服及短袖衫、短裤、裙子。回民街为回族聚居区，回族女青年平时只戴盖头，穿着随意，以亮色如绿、蓝、红为主；其次，2011年阳历8月1号至8月30为回族斋封期，此店主白天不饮不食，8月31日（即开斋节）店主则暂停营业，庆祝开斋节。斋即为斋戒，回族统称“封斋、闭斋、把斋”，斋戒一月，每日日出前进食，日落后开斋，白天不饮不食，以示专事真主，磨练意志。开斋节日期及其他重要节日按照伊斯兰教历来定；最后，该店主遇到与其有着相同信仰的外国游客，色俩目亦为主要问候方式，店主行色俩目，致“安色俩目阿来库木”（Assalamu Alaikum/求主赐你们平安），穆斯林游客回致“吾阿来库木色俩目”，（Alaykumu alāmun/意为求真主也赐你平安）[5]。以上为穆斯林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
通过对此穆斯林店主的跟踪调查，回民街英语发展的最初路径得以验证，即由词汇语块句子。回民街英语自1978年形成，其初始形式仅为单词。随着交易的深入，又发展到以语块为主。完整的句子是其发展的最高形式，预测其很难达到，因为穆斯林店主没有任何英语学习背景，唯一的语言输入即来自外国游客的残缺语言。加之店主满意其语言现状，并无学习标准语言的动机，外国游客了解其语言表述方式，不会影响其生意所需。回民街英语的发展路径融合了语言与非语言的要素，以语言为主导。店主谈论价格主要借助计算器，引导游客，描述身高。回民街英语在语音、词汇及语法规则上均无明显变化，其属于一种语言石化现象，且具有鲜明的穆斯林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M].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2〕凌建侯.巴赫金话语理论中的语言学思想[J].中国俄语教学，2001，20（3）：32.
〔3〕文秋芳.评析二语习得认知派与社会派20年的论战[J].中国外语，2008，5（3）：1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57
[文章编号] 1671- 5918（ 2017） 14- 0153-03
[本刊网址] http：//hbxb.net
国内的英语教学领域，教学理论纷呈，目前已进入各种教学法并存的后教学法时代，也有一线教师认为教无定法，而推崇集多种教学方式为一体的多模式教法。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已达成共识，即语言是一种工具和人际交流的媒介，学习语言必须在使用语言中达成。在二语或者外语教学领域，课堂互动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主题。国外对课堂互动研究较早，国内教学界研究成果较少，近十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发表多篇有关课堂互动教学的论文，包括互动策略培训实践研究、小组互动中的同伴支架作用等。教?W实践方面，近十年来高校英语教师被校级领导听课检查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开展课堂互动；但是根据作者从教多年的经历和观察发现，一线教师虽然有互动意识，但是何种互动形式有效，如何开展高质量的互动，以及课堂互动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对这些问题很多教师知之甚少。
本文从课堂互动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社会文化视角人手，首先介绍社会文化理论，接着分析该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的研究状况，探讨交际互动中的外语学习，分析互动教学的理论渊源、互动教学的研究发展，尤其是国外研究成果对中国国内英语教学界的启示，在回顾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思考课堂互动研究可进一步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v，SCT）内容丰富，本文关注的是与学习相关之领域。社会文化理论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 Vygotsky）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即文化历史心理学（cultural - historical psychology）。社会文化理论并非如字面所表述之研究社会文化，而是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认知功能发展的影响。社会文化理论的语言学基础是关乎语言和语言学习的交际观。根据该观点，语言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产物，人不能只学习静态的语言。社会交际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是动态语言，它在人的心智功能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语言学习要在交际活动中开展。社会文化理论关心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秦丽莉认为社会文化理论既涵盖社会视角的研究，也涉及心理语言学视角，所以社会文化理论应该归属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范畴。同时，该理论源起于社会学，所以可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参考。
最近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DP）是维果茨基认知发展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两种，一种是实际水平，另一种是潜在发展水平。前者儿童自身能力可以达到，后者指儿童经他人的协助将来可以达到水平，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称之为最近发展区。学习者从实际水平跨域到潜在发展水平，需要借助他人的协助，在交互活动中他人的协助被称为“支架作用”。这一理念被应用于语言学习中，倡导课堂上教师为学生积极创设语言使用场景，和语言使用机会，鼓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为学生提供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输入和支架作用。最近发展区的概念剖析了学习、教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教育学科领域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和实践，帮助二语习得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二语习得研究概述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但在国内起步稍晚，直到80年代中期才起步，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与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密切相关，共同发展。
作为新兴的理论框架，社会文化理论为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辟新的视角，引领人们对语言习得的本质和过程产生全新的认识。社会文化视角与认知视域一起构成二语习得两大对立流派。认知派发展较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文化派发展于80年代。该派别对二语习得的认识伴随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发展起来，代表人物包括Rod El-lis， Diane Larsen
- Freeman， Jim Lantoff， Elaine Tarone等。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受到西方心理学界的关注，到90年代被用以研究第二语言习得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该理论被更多学者用以研究二语习得领域。社会文化理论主要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研究二语习得，强调学习者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关注互动对人的语言构建、思维和认知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James Lantolf与Steven Thorne共同撰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是社会文化二语习得研究二十年来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社会文化派对语言和语言学习所持有的观点是，语言是人走向社会化的媒介或工具，人学习语言学习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派研究二语习得，侧重于学习者对语言在交际过程中的使用情况，侧重于互动研究。该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心理过程依旧是认知机制的事实；另外一个研究不足之处，是理论上提出社会因素是影响语言习得的重要方面，但没有具体探讨社会因素影响习得的方式和过程。社会文化理论用于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在国外成果颇丰，但在中国国内研究数量少，仅有的研究多是理论文献的推介，缺少大量的实证实验研究，研究成果质量低。
三、外语课堂互动研究
课堂互动的理论来源之一是Long（ 1985，1996）的交互假设理论（ interaction hypothesis），交互假设是对Krashen输入假设（ input hypothesis）的修正和?l展。课堂互动的第二种理论来源是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Allwright指出课堂教学只有通过互动过程才能进行。课堂互动为学生提供了最大程度参与语言交际的机会，互动中师生问答、意义协商和反馈提高了学生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数量和质量，促进了第二语言能力的发展。
课堂互动包括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互动两种基本形式，在第二语言课堂上，师生互动的主要模式是发起一回答一反馈，简称IRF（ iriitiation resporise - feedback）模式。外语课堂互动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主要从以下层面开展，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分析教师课堂话语质量，教师和学生之间话务量，以及会话的话论次数，IRF，课堂提问，课堂支架作用，教师问题类型对学生学习空间的创造，学生互动合作方式，同伴互助等等。在国内，作为外语型的英语教学环境，是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现状。缺少真实的社会语境，和大量目的语的输入，学生最主要的途径是课堂学习，通过课堂互动接触活生生的语言，因此，课堂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最近十年来，国内研究课堂互动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并呈现从综述、述评或介绍性质研究向实证性研究转变。需要有所区分的是，虽然西方教学界对课堂互动研究的成果非常丰硕，但是国外有关课堂互动的研究对象大多基于二语学习者，而中国是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急需一条适合中国外语课堂互动话语研究的“本土化”研究路径。
伴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专业化被越来越多的强调进入各个细分行业。注重实用技术的工匠逐渐地将艺术从生活产品中分离，在生活用品的实际生产中人们也逐渐将设计放到了核心地位，设计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中扮演着双重角色，而满足了生活需要的人类的心理需求往往体现在对艺术的创造上，甚至在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也是通过艺术创造来表达的。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设计是具有前瞻的，但是艺术却具备了回顾。这是两者特有的个性之一。也就是说，让生活更美好的设计使人们对满足生存需要追求的目的，不过艺术的目的是使人的生活达到最高境界。虽然两者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意义，设计与艺术特征的目的存在着明显区别，但在设计或艺术的发展路径方面，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辅相成关系。比如，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平面设计艺术就是通过图像和文字传达并产生强大的宣传功能和商业价值。等同于人的情感是通过两种意境的创造是注入，然后调动一切手段来达到艺术运动。
二、中国画与民族设计风格
中国的深化改革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我们的设计也出现在一个新的模式。设计概念是逐步缩小与国际的距离。说明当代的设计趋势就是好的设计不仅具有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而且更要具有独特的文化哲学。我们普遍的认为国家以及民族灵魂是由文化体现的，而文化差异是各个国家的根本区别。民族中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这个民族的根基，民族性就是体现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球文化交流。绘画意境中的民族传统艺术可以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我们的画家在绘画创作中追求的绘画语言不再是展现纯目的不是纯主观抽象的追求。我国传统绘画的永恒的创作原则是“中心得源、外师造化”。大多数的中国历代画家常以自然界中的借景抒情为主题来宽慰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这是中国独有的逃避现实的方式。在绘画的过程中画家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怀，散发出水墨写意的精神，巧妙地将主观与客观的理解融为一体，利用象征手法将自然对象与个人情感结合。将这种方式利用到现在的艺术教育当中，将传统艺术设计教育的灵魂进行传承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线条与水墨能够使中国画的表现元素更加丰富，所以我国的绘画着重强调其重要性，线的曲直方圆，排列的紧迫性、刚柔的变化等，都可以达到自己情绪的表现和抒情的目的，使用不同的线给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情绪的表达。为了了解中国绘画中线的丰富的审美意蕴，必须掌握水墨的规律和方法，使我们能深刻理解内涵的中国绘画和设计中的应用，绘画语言的设计可以实现深远的视觉效果，能提高丰富的艺术内涵。“随类赋彩”这种技法是中国画的重要技法，心理学上认为的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性格在我国的绘画中早有体现。丰富的色彩通过勾金和重彩等技法表现，具有装饰特点。水墨的浓淡表现不同色彩是微妙的地方，颜色是简单而精致的。皴法不仅是凹凸表面纹理绘画表现，更形象的认识和再创造的“体面”和“肌理”。传承中国画的这些技术可以成为艺术设计教育中传统的艺术经验，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创造基础。日本是世界著名的设计之邦，其传统审美将他们的设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便是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意义有深远的影响。部分人看来，这个时代的矛盾看似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实际是他们的完全融合，相互渗透。要发扬传统，只有在现代社会，现代设计中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提炼与学习，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较高的使设计的审美价值。
三、学生的艺术素养相对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当代教育认为艺术素养是创新设计的基本思想，它决定了设计思想和设计语言的广度深度。成功者的经验告诉我们良好的艺术修养可以体现设计师的质量，它更是不容易获得的，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和对艺术的欣赏才可慢慢培养起来。自身的水平得到提高后，再不断的增加艺术知识的储备。这样一来对于艺术教育中学生的设计能力的欠缺就会有一定的补偿作用，加上不断地艺术基本功训练通过创意的结合便能设计出具有审美创造力的设计。跨专业的知识点也可以在设计中充分体现，设计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而学有所成的设计师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修养都能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出结论，这些历经现代设计市场考研的经验对艺术设计学习中国画教育是提高艺术设计的培养至关重要。
四、中国画教学在艺术设计中的引用
由于艺术设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知道现代中国画的概念，那么中国将如何借鉴艺术设计教学也很值得讨论。艺术与设计的中国画教学，不仅仅是文字，学习和培训的技能，在中国画艺术设计教育应该有其特殊性不同于纯绘画类中国画教育，应根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共同设计和绘画中找到。画中国画课程只注重技能的训练，并在艺术设计教育与设计相关的中国画教学。笔者认为，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国画教学，主要从三个方面：
1.中国绘画与设计一体化的形式
中国画的形式和技术的教学内容是必要的。这部分主要是关于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和风格教学。例如：在作文课上，文本元素如点，线，面。广告海报，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中国画的元素进行创意设计的学生标志设计。
2.现代精神追求中的中国绘画和现代设计
中国绘画经常研究的是意象和表象的意义，类似于书写形式。中国画的主要思想包含的绘画活动的感受，人与自然之间，但天生的性格，也自然人格。因此在第二自然美的艺术美——人与自然。当今世界是和谐理念的追求，在人与自然的推广，这也与中国画的精神遥相呼应，同时还设计了围绕这一思路，并以此为主导。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国画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内涵是中国，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成为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风格。
3.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必须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创造性思维训练到底在学生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水墨语言和洗千变万化，中国画更耐人寻味，这本身就是创新，创新体现活动。中国画教学，我们要求学生充分利用艺术形式，不同的纹理，使画面更具设计感。设计本身是由西方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原则，中国画独特的形式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语言符号，中西元素结合在一起，是设计形式的创新。中国画与设计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从新的角度，全面发展相结合的中国画和艺术设计学生潜在的艺术和审美人格，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五、结论
xxxx年7月12日，我顺利应聘为xxxx的员工，我被分配到技术管理部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假期社会实践生活。
xxxx公司电建一公司是一家制造，调试减温减压器，汽轮机等供热发电设备的企业，该企业坐落在繁华的苏州城，它占地面积广，规模大，知名度高，是国内同行业的龙头企业，我很荣幸成为该公司的一名员工，我的假期实践期限为1个月，在这个月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专门技术人员制造，调试汽轮机，虽然通常我都是打打下手，但是也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最起码提高我的 社会实践能力。但是，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与人合作与交流，提高了我的社交能力，以前我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人交流，总是独来独往，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我能够比较自然地与人交流，现在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不像以前那样孤单，我现在真的很快乐，说起来还真感谢此次社会实践。同时我对汽轮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汽轮机有许多种，但是我所接触到的汽轮机为次高压，单缸，单抽汽，冲动式汽轮机，它与其他一些相关设备组成一个成套供热发电设备，用于联片供热或炼油，化工，轻纺，造纸等行业的大，中企业中自备热电站，以提供电力和提高热系统的经济性，汽轮机在 一定范围内电负荷与热电负荷能够调整以满足企业对电负荷与热电负荷变化是的不同要求，汽轮机的设计转速为3000r/min，不能用于拖动不同转速或变转速机械。当然，我也学会了一些关于汽轮机装配运作的基本知识，虽然我还不能对一些主要的核心零件进行装配，更不用说运作了，但是对一些次要的小零件的初步装配运作，我还是能行的，我还是能够处理好的。
另外，我还真正体验到了现在社会竞争的激烈性，这种竞争明显地融入了企业，虽然本企业底子好，是国内同行业的龙头企业，但任然少不了外界的竞争与挑战。为了迎接挑战，企业不断地进行改革，着重进行技术改造，不断地引进高技术人才，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对产品都实行严格的技术规范。此外，公司对售后服务部也不断提高要求，要求工作人员要工作负责，服务态度要好，主张实行“微笑服务工程”，公司还鼓励被服务公司对其工作提出反馈意见，并且根据其反馈意见对员工给予相应的奖励与处罚。
暑期的社会实践生活是辛苦的，但是也是值得的 ，对我的前途 ，对我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以前只是学习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只是纸上谈兵，没有投入社会，没有真正的参加社会实践生活，所以觉得什么都是那么的简
单，根本没有感到什么压力之类的 ，自我感觉良好。自从此次社会实践后，我才体验到了真正的生活，生活的艰辛，生活的无奈才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是多么的渺小，我的能力是多么的差劲，我只是一个井底之蛙。要想适应今天这个社会，我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我这才感觉到了压力，它迫使我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为了有一个好的前途需要加倍努力。
摘要 优秀的会计文化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树立会计形象、促进社会和谐，但是由于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当前人们对于会计文化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对于会计文化建设工作的认识还不足。文章对会计文化建设的现状及意义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 会计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 和谐社会
会计文化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依托，受一定文化的规范和制约，是一定时期人类文化在会计领域的反映，是人类进行会计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的积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会计文化反映了会计领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基本情况，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会计管理哲学，相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又是一种亚文化。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形式实现会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
一、我国会计文化的现状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高度重视，各种媒体的广泛宣传，我国会计文化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会计工作的标准来看显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物质文化相对贫乏。一是会计人员收入偏低，工作环境较差，硬件配套不够；二是会计人员参加学习、培训的机会较少，限制较多；三是在会计信息系统运用方面仍然不够成熟，会计人员的素质还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物质文化的贫乏已经成为互联网会计和会计综合化方向发展的重大障碍。
2.精神文化相对薄弱。由于会计文化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不同的环境造就了差异化的会计文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会计精神文化无不打上新旧体制交替的烙印。一方面是会计人员缺乏信念和原则，导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缺乏对社会利益的关注，集体主义逐渐被本位主义取代，使会计监督审计工作难以有效的开展。
3. 制度文化相对薄弱。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会计不断与国际会计趋同，会计制度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会计法规制度，已形成了以“会计法” 为核心，会计准则、内部控制规范为基础的比较完整的法规体系，大大推动了会计法制化的进程。但是，这些法规都是通用性的制度标准，很多会计主体并未制定出与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功能的发挥。
二、创建和谐会计文化建设的思路
1.健全和完善会计法制体系。会计文化的构建要有法律和制度方面的保证。我国正着力建设法治国家，政府用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规范会计事务。对于会计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政府应加强管理，及时研究，制定以具体会计制度为直接规范的法制体系，完善各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一些新的会计政策和法律法规，应该配有解释导读，引导会计人员正确认识和理解其真正含义。此外，会计部门也应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出适应新形势的会计管理制度，用健全的制度提高会计文化建设的水平。
2.借鉴和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文化发展的延续性看， 发展会计文化， 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 具有世界眼光。近年来， 我国传统文化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和拜金主义思想的冲击， 但是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好的， 积极、参与、进取、竞争、开拓、创新等仍然是人们所崇尚和追求的。因此， 会计文化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会计文化传统， 又要虚心学习国外优秀的会计文化， 更要着眼于创新， 才能始终保持其新鲜性。
3.着力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一方面，从社会和企业的角度要坚持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爱惜人的原则，建立一整套促进会计人全面和谐发展的机制。另一方面，会计人必须认清形势，主动融于优秀会计文化建设的行列中，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高尚的情操，与整个会计群体形成强大的向心力、约束力、凝聚力，缔结一个和谐默契的团队，为和谐社会建设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
4.努力营造优良的环境氛围。作为各种文化交融的大环境，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对于会计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文化和诚信公正文化的宣传与建设，通过进行社会诚信教育、优质品德宣传等形式来对社会的精神面貌进行改善，为会计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
三、和谐社会下，建设会计文化的意义
1.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会计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目的是提高会计发展的质量。开展会计文化建设，是为了实现会计工作全面、协调、良性发展，是主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而对会计管理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2.有利于会计环境的发展。会计文化需要会计环境中形成和发展，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现在我国大力建设和发展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会计文化也应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从而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
3.有利于文化建设的整体提高。会计文化建设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文化建设的改进加强，无疑能推动文化强国的顺利开展，并有效促进社会文化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1]崔洪义.新形势下加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的思考.当代经济.2012（09）.
[2]王重力.推动会计文化建设的手段和措施.时代金融.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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