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31 06:53:49
导语：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很多学者也把该理论运用于企业问题研究。企业作为市场的备择组织形式，虽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又面临企业内的组织失灵，又可称之为管理困境。本文旨在讨论管理困境的形成以及社会资本解决方案。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理论，这个理论也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和解释经济和管理领域的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的著作《普通社会学通论》中明确划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的研究领域，即经济学研究理性行为，而社会学研究非理性行为。这一划分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局促，对很多现实中的经济管理活动缺乏解释力，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发现，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缺陷，现实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影响。人们偏离理性最优化的现象往往不是随机的，由于社会或心理方面的原因，这种偏离经常是系统的。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而且这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必须具备能够使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点，即在一个行动者身上具有使理性选择假设与社会结构约束假设相容的功能。于是学术界把注意力投向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后，使“资本”首次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范畴，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权力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 ，1979）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社会资本理论很快就成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之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并引起广泛争议。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争议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统一的，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即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改善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资本构成了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企业与市场都是管理非常相同的交易的备择组织形式。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假定中，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的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的福利，这是一个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博弈，在这种博弈中，纳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诸如囚徒博弈的社会两难困境就会出现，个人的理性博弈恰恰降低了集体福利，而集体的利益只有在个人非理性的时候才能达到。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两个囚徒合作的话，他们的处境都会改善，但是由于每个人对私利的考虑，导致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只是一个陷阱，而不是能够达到有群体效率的机制。要达到有效率的群体结果，必须运用某种社会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个人对自利的追逐。对这种社会两难困境经典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科层（即企业），在科层中赋予某个人强制性的权威，由这个人去促使别人做本不会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也就是说，企业就是一个融合了经济、政权、法律三方制度形态。用权威、命令、强迫性调和甚至亲情、友情、爱部分取代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人的组合。因此人的自利倾向被部分限制了。所以企业组织对市场的取代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然而，科层或企业的建立也不能彻底解决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企业也不能完全消除单个经济活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个人在企业中像在市场中一样，理性地运用各种策略行事，并不和企业融为一体，人们仍在其中讨价还价，这就造成了企业管理困境。企业管理困境与企业内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息相关。
二、企业管理困境
企业管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化与组织失灵
企业里不同工种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增进效率，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专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性。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大于人们分别生产的总和，足以弥补组织和管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但是企业面临两个重要难题：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和分配报酬。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他的任务就是监督和考核下属的工作并根据他们的绩效给予报酬。如果他能够洞悉下属在生产中的努力程度并公平合理地给予报酬并进行奖惩的话，那么就解决了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种种难题。但是由于专业化，使监督和考核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合格的产品必须依靠成员之间的合作，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依靠企业其他成员的努力。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模糊了个人的工作成果，这种外部性促使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激励，对团队成员进行考核，必须知道他们的真实努力的水平。然而每个人的努力水平和他的知识技能是每个人的私人信息，管理者难以观测到，而且团队越大，每个人的努力对团队产出的作用越小，越难以衡量，就像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奏乐器，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吹得怎么样，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如此一来，每个人都难以有足够的热情投入于团队生产。其次生产过程越是专业化则赋予员工的垄断力量越大，因为他们难以被替代。既然努力程度难以衡量而且具有外部性，所以人们的理性决策将是搭便车，即推卸责任，即使被监督者观测到他们的卸责行为，也不能立刻替换他们，因此卸责者就更加有恃无恐。最终该博弈的均衡将是稳定且毫无效率的。
（二）讨价还价失灵
因为市场失灵的低效率而促使企业产生，但是，在企业内由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产出增加，在如何分配这些剩余的问题上，企业内成员之间又产生了矛盾。在企业中可以由一个具有权威的领导者来做出裁决，如果该领导者的权威是得到广泛认定的，人们愿意服从于他的裁决，那么有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在现实中，他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威望，那么势必有一方不服，从而消极怠工，再加上前文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最后还是无效率。
关键词：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 构成维度 测量方法
一、引言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初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后被发现其可应用于多种层面，如个人、组织、组织间层面以及整个国家层面（Tsai and Ghoshal，1998）。最初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的Burt认为关系资本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他属于社会资本，决定企业的最终成功与否。由于企业是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而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主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社会资本概念便理所当然地被一些学者扩展到企业层次。在企业管理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早期研究大多侧重于个体社会资本，但事实上，社会资本的观念对于公司和个体都是可用的（Uzzi，1997）。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的提出重在强调企业是其关系网络中的扭结。
发展和维系社会资本需要个体和群体共同参与以及彼此承诺。开发社会资本经常需要付出专门的努力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丰富而积累下来。尽管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资源，但是它要通过个体关系网络去构建。例如，企业间的社会资本是经由各企业人之间相互交往而发展起来的。两家企业的资源交换会受到两家企业人之间非商业性连带关系的影响，如两个企业的经理人可能是同一社会组织的成员、可能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可能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可能去同一家教堂或者可能是同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志愿者等。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与社会资本概念类似，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界定企业社会资本。
虽然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资源的观点，如Gabbay（1999）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是企业通过社会联系所能够获得的用于实现一定目标的资源；一类是基于能力的观点，边燕杰（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摄取稀缺资源的一项能力。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将企业社会资本看做一项企业的资本，它能为企业带来收益。而企业社会资本的能力观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获取网络资源的一种能力，这种观点更重视企业社会资本在获取资源中的功能属性。国外学者多采用资源观点，而国内学者采用能力观点的居多。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关系与企业通过与其他公司关系所获取资源的一种组合。在商业活动实施过程中，企业通常会与多个其他组织发生互动。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独立于企业的人而存在（即制度化的），或它们也可以明确的依赖于经理人、关键雇员和公司外部其他人员的关系。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维度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企业社会资本，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划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Nahapiet和Ghoshal二人的研究。
Nahapiet和Ghoshal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自身构成进行研究，从构成方面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三个不同纬度，即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结构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方式，即网络结构、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网络配置等。“关系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已经不同密切程度的关系中包含的资产，包括信任、规则以及关系负债和期望、嵌入身份等内容。“认知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对彼此的认知程度以及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等。通过统计分析，Ghoshal和Tsai（1998）得出结构维和认知维对关系维有较强影响；而结构维认知维的影响则较弱”。
我国学者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从企业的联系对象方面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划分，分为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张其仔（2001）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三种：蕴含在员工之间的社会资本，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但这种划分没有考虑存在于企业外部的各种联系和资源。
四、企业社会资本的不同测量层面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对其测量至关重要，定量的测量可以使得对主体社会资本拥有情况的描述更加精确。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组织层面和企业家个体层面。
1.企业组织层面
王霄和胡军（2005）对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两个部分，对结构社会资本的测量采用Landry提出的方法，而对非结构性资本包含的信任、价值观的部分，则设立了多指标进行测量。韦影（2007）则在考虑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的基础上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李克特量表，从而测量企业社会资本。
2.企业家个体层面
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企业社会资本往往由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转化而来，因此，从企业家层面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变相应具有科学性。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在将企业社会资本从企业向个体层面转化：分为企业主有无在行政机关工作经历的纵向联系，企业主有无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经历的横向联系，和企业主社会交往广泛程度的社会联系，并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分别进行测量。
除此之外，对企业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以此反应企业社会资本，也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五、结论
针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当前关于社会资本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企业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专业，并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因此对其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划分以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量。本文对现有的、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资本主要研究文献进行归类和划分，并进行系统性的阐述，这对于相关后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value in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
[2]Tsai，W.&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 464-478.
[3]Uzzi，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Portes，A.，&Sensenbrenner，J.1993.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8：1320-1350.
[5]Adler， P. S.， & Kwon， S.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 （1）：17-40.
[6]Coleman，J.S.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4：95-220.
[7]韦影.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研究维度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2）：197-200.
摘要: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显著，存在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社会资本理论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和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暗合和差异关系。其中存在的本土化困境也需要与相应具体问题结合来解决和完善。通过强化未成年人家庭社会资本、科层式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来间接增强未成年人的整体社会资本，借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体系。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社会资本;犯罪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
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犯罪动机、犯罪心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研究具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从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特征到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从事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到事后的处遇控制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是不少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较好地把握了当代语境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特征。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似乎愈演愈烈，犯罪类型和犯罪方式不断更新。传统的财产犯罪仍然居于未成年人犯罪构成比例的首位，但是与以往单纯的盗窃、抢劫方式相比，似乎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利用计算机网络及现代通讯工具犯罪特征愈来愈明显，而基于炫富消费的需要，“”等现象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现代市场经济流动性特点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现出明显的流窜作案特性。我们发现，一方面是犯罪控制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入，另一方面却是犯罪现象屡禁不止，有人甚至认为控制犯罪“从来没有象失败那样成功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犯罪行为，犯罪现象是否可以人为控制，相应地，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是否可以进行预防和控制。笔者认为，从实践来看，制度的构建，政策的推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遏制犯罪行为没有积极作用。我们需要检视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不足，强化对现有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深入研究，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挖掘现有的研究资源，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释视角。而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对已有未成年人犯罪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整合已有的研究资源，从社会资本的维度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控制的新策略。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界定与解读
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之初，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毁誉参半，甚至有学者公开呼吁放弃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魅力似乎丝毫未减，相反，它被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引入和借鉴，以服务于本学科的发展和完善［1］。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在国外，作为该领域的先驱之一的James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由包含两个共同因素的各种不同实体构成，即它们都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都为处于该社会结构中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主体)的特定行为提供便利［2］;RobertPut-nam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网络结构、规范以及信任，以此促进行为主体的行动便利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3］;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被定义为某一群体所共享的非正式价值观或是行为准则，该群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4］;PaulS．Adler和Seok－WooKwon从交换标的、交换标的明确与否等维度分析了市场关系、科层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观点，进而提出一个操作定义以及社会资本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享有的声誉，它来源于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为行为主体带来信息资源、影响力以及友好协作关系［5］。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6］:其一，指代社会网络关系;其二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主体所具备的，通过网络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获取资源的能力;其三，从行为主体的功利动机以及社会资本的工具价值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是一种有助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四，从社会资本属性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本身即是一种资源。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国内外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差异化的定义，但是通过对比，我们认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以下的基本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从性质上看，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它必然具有资源的效益属性;从表现形式来看，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存在于社会交互关系之中;从形成的路径上来看，它具有一定的生产实践活动性，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从具体内容来看，它至少包括信任、规范、标准、声望(誉)、价值观等等。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具有效用的属性，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或是期望。由此如果我们对社会资本进行良好的运用，必然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它所具有的效用，如果利用得不当，亦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未成年人之间的团体性犯罪。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首要特点就是“共同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所以，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具有的不良“社会资本”进行控制或者是遏制，未尝不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也就是通过一种倒逼机制来发掘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资源，然后对其可能存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梳理或指导，引导他们正确地利用上述资源。事实上，这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新鲜，它在社会预防理论中具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运用中又具有特殊的效益或价值，而这也正是社会预防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关于此，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差异与暗合
通过对犯罪学界常用的犯罪控制(预防)理论进行概括总结，发掘其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契合之处，同时找出其中差异点所在，可以为社会资本理论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适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一)主要犯罪控制理论概述
明确将法律与社会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始于美国社会法学派创始人庞德，在其名著《法律哲学导论》中，他指出法律以社会控制的方式承认、满足和保护人们的利益需求，认为法律是一项日益有效的社会工程［7］。在犯罪学研究中也存在着社会控制理论，但与庞德法律社会控制功能角度不同，犯罪学界的社会控制理论只是众多研究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中的一种。在犯罪学界常用的社会控制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社会预防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预防、控制犯罪也需要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控制。社会预防理论着眼于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秩序，提倡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犯罪预防，倡导积极预防、控制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社会联系理论。社会联系理论被认为是“解释和控制犯罪关系的最主要的理论”。该理论重点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该种联系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由依恋、奉献、卷入和信任等四个因素组成，共同构成了我们不犯罪的理由，因为在赫希看来，“如果一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中断，其必然会进行违法犯罪”。其三，犯罪情景预防理论。情景预防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提出，与以往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了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之上，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可实施性。其基本含义是，通过确认、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减少犯罪机会情景因素和犯罪促成情境因素，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此外，还有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它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采取不同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其基本假设是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主体与社会联系的弱化乃至破裂。上述四种犯罪学社会控制理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资本理论联系着，所不同的是，它们控制或预防的层面不同，有的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社会预防理论，强调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有的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犯罪情境预防理论，强调以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为中心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的从中观的层面来分析该问题，如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同时我们还发现，犯罪现象首先作为一种违法行为而存在，主要是犯罪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犯罪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因此我们会发现社会学家也不余遗力地提出自己的社会控制理论。这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犯罪预防添加了更多的资源。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异同
通过将以往犯罪控制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对比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既有相似的地方，同时又有差异之处。二者的暗合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们都为犯罪控制预防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视角，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范式，尽管上述的理论中同样存在着交叉关系，甚至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每个理论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们共同贡献于犯罪现象的研究、犯罪规律的把握和犯罪措施的供给。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与社会预防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强调控制犯罪的多主体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上。从未成年个体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讲，它强调未成年人自我，家庭，成长的社区等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改善;与网络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而社会联系理论似乎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内容的部分构成要素，同样强调信任依赖等等。二者的差异之处则更多地表现在社会资本理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上:首先在于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理论强大的包容性上，它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关系网络、非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又不限于这些因素。同时，社会资本包含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该种社会关系中必须包含一定的信任、合作或者一定的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即使不具备，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共同遵守的规则、规范或者是标准等等。事实上我们通过对以往犯罪控制理论分析也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理论与它们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前者的集合。即社会资本理论为诸多种存在着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一种共同对话的平台，具有根本上的整合功能。正如McCarthy所言，社会资本理论为更好地理解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它可以被用来整合其他的犯罪理论［8］。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作为理论的整合，具有宏观的视角和向度;另一方面，在与某一犯罪主体如未成年人犯罪结合研究时，它又具有了非常强的实际功能和效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更加强调对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关注，因而也突出了人文情怀。最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适用，为寻找更为合理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支撑。与传统的社会控制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为犯罪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支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寻求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提供新的契机。
四、社会资本理论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中的可行性社会资本理论对我国而言属于舶来品，其在引进和适用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本土化的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一)适用的理论和实践可行性分析
社会资本在我国犯罪控制中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理论上而言，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整体上起步较晚，尽管目前已经构建了犯罪学研究体系，但是其中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都是移植和引进而来，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理论运用更是如此。我们大量借鉴西方已有的犯罪学成果，结合部分的国内原创，然后以我国的犯罪实践土壤，使之本土化，在实际的运用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试，使之完善，这是我国众多的犯罪学研究成果的构建和实施的基本模式。与众多的其他犯罪学理论本土化模式相似，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和空间。所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而在适用过程中更加需要解构和发散，更加需要寻求合适的土壤供其生长。此外，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关系，作为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逻辑上应该更加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实践上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适用的社会文化土壤。学者们在论及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时使用最频繁的解释视角就是先生的“差序格局”观念，它认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如石子入水所激起的波纹一般，水波逐渐推出、推远、推薄［9］。所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具有天然的实践性土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广阔性，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企业管理，水资源的治理，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管理还是政府治理中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资本理论给予了关注，所以，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相当的实践土壤。
(二)适用的本土化困境及其解决
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天然的适用土壤，但是仍然不能忽略其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本土化困境。一般认为，本土化具有三种不同的情形［10］:一是简单移植，直接照搬适用;二是对外来理论修补使之本土特色化;三是，本土理论原创化。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我国犯罪学界，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它是作为社会学而不是犯罪学的理论而存在，因而在适用前，应该对其进行学科交叉的过渡，使之更加具有犯罪学的表征和内涵;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最初产生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学者在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特质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因而可以用来指导西方的犯罪控制实际，但其是否与我国的社会文化特质相适应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同时结合我国的城乡分立的二元化实践，我们要从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对社会资本理论在城乡的适用进行分析。而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的实际情况，也要注意到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理论问题。前文已经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理论和实践适用上的可行性，因而尽管存在着文化和特质上的差异，该理论依然具有适用可能性。而从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来看待上述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它们都构成我们研究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方向。例如在未成年人流动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问题，城乡不同的环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的影响等等，所以，笔者的思路是如果我们将上述的诸多问题细化到每个具体的领域，则可以实际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本土化适用上的困境以及困境的解决方式。
五、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探究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的前提是分析未成年人这一特定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在其成长道路上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以及以往学者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强化对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干预实属必要，一方面需要增加利于其成长的社会资本存量，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控制、切断、减少不利其健康成长的“社会资本”，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元，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场所，家庭关系和睦与否、融洽程度如何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重大。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对孩童投入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有利于降低他们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家庭社会资本亦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11］。考察父母参与(作为社会资本因素)孩童学习成绩、逃学、辍学关联程度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父母参与程度是衡量孩童学习成绩、逃学等行为结果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因素”，在逃学等诸多不良行为的案例中都发现父母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12］。因而，良好的家庭关系，充分的父母参与是未成年人学习、成长的首要社会资本，是未成年人顺利社会化的必要前提，应当给予家庭社会资本密切关注，增强未成年人家庭归属感，培养其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质。其次是科层式社会资本。科层制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通过塑造社会关系的结构来间接影响主体的社会资本，例如影响机会供给、培育激励因素以及强化能力培养等。科层式社会资本是基于组织结构形态而划分的一种资本形式，宏观上的科层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调整社会资本的供给，进而影响行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具体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政策供给主要包括:
一、良好的教育政策。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就是未成年时期。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主体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或者没有完整接受义务教育。据调查，流动青少年不能适龄入学问题严重(失学率高达9．3%)。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以8岁、14岁、18岁为分界点，其比例分别为0．8%、15．4%、30．2%［13］。这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等等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国家应该通过科学地制定教育政策，合理地组织教育制度，规范地拟定教育计划来促进教育目的达成，改善未成年人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状况。
二、适当的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即所谓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如非刑罚化政策、非刑事化政策、恢复性司法政策等。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引进，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上更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原则、抽象法律规范之下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以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中存在着诸多混乱，不利于相关政策和制度精神的发挥。故应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政策。最后是社区社会资本。除家庭之外，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最重要环境因素。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状况、社区友好程度甚至是社区的政治参与等都潜在地影响着未成年人成长步伐与发展轨迹。关于社区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的研究并不少见，如Ross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一个犯罪率高、资源供给率低的社区更易产生不信任感，而且在应对恐惧威胁时更容易产生无力感，而这也反过来强化了社区的失序和不信任［14］。社会信任被认为是公民参与的核心因素［15］，高度的社会参与水平有利于将未成年人整合为一体，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和发展［16］。所以，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社区，社区整体信任程度、公民社区事务参与水平以及社区资源供给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未成年人社会关系的认知状况以及在此状态下的行为选择。毫无疑问，打造良好的社区氛围，睦邻友好合作，将社区整体信任状况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强化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是丰富社区社会资本的有力途径，亦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需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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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彭文华．犯罪构成本原论及其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83．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再生产理论 现实意义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179-01
马克思创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晶。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需要以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作为强大的理论依据。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概述
1.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研究的出发点
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单个资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互为前提的单个资本构成的总和，即社会总资本。马克思说：“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1]因此，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不是单个、独立部分的再生产，而是这种相互联系的单个部分再生产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社会总产品，即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2]
2.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马克思说：“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加以考察。”[3]因此，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的各个部分如何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另一方面是资本家从什么地方取得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工人和资本家从什么地方取得消费资料。”[4]那么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实现两个层面，一是要销售掉全部产品，实现价值补偿，即该卖的都卖掉了;二是要通过购买，把所有的物质资料进行回购，实现物质补偿。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形成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准确把握和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将对于我国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1.正确处理经济社会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中扩大再生产占比重最大，积累基金不仅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也能促进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如果过分强调消费，积累的增长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影响生产的发展速度。
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表明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对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起到了指导作用，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基础。若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运用国家财政政策来调节积累与消费的失衡状态。例如，可以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的支出，更有效地刺激人们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发行债券、增加政府投入，加强税收征管进行调整。
2.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水平，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引发产业发展失衡的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5]通过提高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使市场机制在合理的调控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社会各产业间一定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发展。
依据现实国情，我国是按照第一、二、三产业划分和组织生产的，三大产业是否均衡发展，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的水平。《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0%，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达到46.1%，比第二产业比重高2.2个百分点，这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6]可见，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事实表明，要以政府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作用做好宏观调控，以市场为经济主体，通过不断引进技术、吸收国外投资和重点式发展继续壮大第三产业，做到在本质上优化产业结构。
3.合理分配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由于这种收入差距的拉大，引起“马太效应”，导致全体收入者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低收入者购买能力不足，便会引起社会产品的生产过剩，继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将受到冲击。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基于此，构建合理的分配格局就更加意义重大了。
“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不仅与社会供求总量和供求结构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密切相联。[7]因此，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控能够把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调节与对经济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调节结合起来，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影响经济运行中的总量与结构状况，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达到扩大我国国内需求的目的。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宏观调节，着重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民收入，使他们的潜在消费需求愿望变为现实。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效率优先，要更加强调公平原则，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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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家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299-301
[5]陈剑.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充分释放市场活力[J].红旗文摘.2013
[6]来源：中国行业研究网
[7]张家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328-329
作者简介：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以来，泰州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倡导“美德善行”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微观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把高度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生活，以引导和促进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美德善行”系列活动的深入开展需要建构长效机制，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资本理论则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所谓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生成，主张通过人与人之间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追求集体的利益。显然，社会资本理论与“美德善行”系列活动在目标指向方面具有一致性，能够为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有效保障和强大动力。因此，必须通过培育良性的社会资本，为构建“美德善行”系列活动的长效机制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通过社会信用建设培育社会资本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它意味着对他人的行为具有稳定的预期，这是社会成员之间互惠合作的前提。虽然社会资本往往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副产品”[2]，过多的外在干预通常只会对其生成与发展起到抑制和阻碍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培育社会资本方面无能为力，实际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推进社会信用建设促进社会资本的培育，助力“美德善行”活动。
首先，必须努力打造诚信政府，为社会信用建设树立标杆。政府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者、监管者，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信用建设方面，政府自身必须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为此，政府固然要重视对机关内部公务人员的诚信教育工作，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自身必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因为在现代社会，唯有法治才是政府信用最为稳定的基石，“要使政府诚信于民，重要的是将政府的权力运行纳入法制轨道，将道德诚信变为制度诚信”[3]，为政府信用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以制度规范权力。要通?^“权力清单”等严密的规章制度，使行政权力的运用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确保权力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防止懒政、怠政、不作为、乱作为等权力滥用的现象，维护政府的公信力。2.以公开增进互信。在“美德善行”活动开展过程中，必须遵照“以公开为常态”的原则，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美德善行”活动的动态信息，使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活动的目的意义、整体规划、计划步骤、阶段成果等相关情况，增进政府与群众的互信。3.以沟通强化认同。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政府与人民群众应就“美德善行”活动建立健全制度化的沟通渠道。通过咨询会、座谈会等形式，听取群众对于“美德善行”活动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增强群众对“美德善行”活动的认同感，提高对政府的信任度。
其次，必须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机制，为社会信用建设夯实制度基础。失信行为的出现是因为它的收益大于成本，而惩戒机制是社会交往规则的组成部分，本身具有社会资本的属性。因此，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就必须针对失信行为建立相应的准确有力的惩戒机制，以大大增加失信行为的成本。在信用体系建设中，要根据每个公民的诚信状况建立起个人信用档案，并依靠信息化的技术把他们的信用记录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及时灵敏的反馈和惩戒，让失信者付出法律和道德的沉重代价，在社会生活中举步维艰，从而使诚实守信成为每个公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为，形成以诚信为荣、以失信为耻的社会风气。
二、通过推进志愿组织建设培育社会资本
志愿组织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取向的自治性社会组织，它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通过志愿机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特征。“普遍认为，志愿性组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温床。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志愿组织和部门有着密切联系。”[4]志愿组织不仅为社会成员的持续互动交流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框架，更重要的是，志愿组织的公益性质，使得它能够引导和帮助社会成员突破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桎梏，以更加广阔的心胸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志愿组织所生成的社会资本中蕴藏着丰富的公共精神，更加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故而能够推动“美德善行”活动的深入开展。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志愿组织的发展，培育出更多的现代社会资本，以“美德善行”推动活动的深入发展。
首先，要为志愿组织参与“美德善行”活动建立稳定的渠道。志愿组织也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可以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区分“掌舵”和“划桨”两种职能。对于那些需要奉献爱心和公益精神的活动，政府可以通过项目补贴、项目奖励等方式委托给志愿组织承办，充分发挥志愿组织贴近群众、灵活多变的优势。而政府部门主要进行全盘掌控，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引导志愿组织服务于“美德善行”活动。正是在具体的志愿活动中，志愿组织的公益性质得到强化，能力得到提升，而社会资本也得以生成。
其次，要努力提高志愿者的整体素质。志愿者的素质是志愿组织的生命力所在，与志愿组织的发展前景息息相关。面对目前志愿者专业化程度不高、业务水平有限的现实情况，政府部门有必要根据“美德善行”活动的规划和要求，对志愿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培训，以提升志愿者的服务技能。值得一提的是，对志愿者的培训必须特别强调志愿精神、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努力提高志愿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他们服务社会的积极性，从而为志愿组织的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三、推进基层社区建设以培育社会资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社区作为城乡基层管理的微观细胞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所，既是“美德善行”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抓手，又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在实践中，必?努力构建居民平等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网络，培育现代社会资本。。
首先，要切实保障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大力推进基层社区民主建设。要遵照党的十的精神，认真落实居民在社区管理中的各项权利，依托居委会选举、居民公决、社区论坛等多种多样的制度和组织，引导和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特别是就社区内如何开展“美德善行”动的问题，要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引导他们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监督活动的执行情况。通过居民面对面的互动协商，求取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整合社区利益，以此强化居民对于“美德善行”活动的认同感。
其次，要动员和组织居民直接参与社区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在社区治理中，居民作为主人，不仅要“坐下谈”，而且要“动手做”。具体到“美德善行”活动，就是要对活动进行科学地分解成具体的任务，落实到社区内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居民都对“美德善行”活动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正是因为亲身参与“美德善行”活动，居民才会在相互协作、相互配合中增进互信，生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社会资本，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美德善行”活动的深入开展。
四、通过构建邻里互助网络培育社会资本
邻里是社会生活中的初级群体，具有位置相近、利益相关、情感想通的特点，因此也是社会资本的天然载体。在实践中，必须把邻里关系作为切入点，围绕着邻里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邻里之间构建和谐互助的网络，培育良性的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无缝对接和谐互动，共同助力“美德善行”活动的开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公共需求 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F2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027-03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综述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pital）的概念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流行起来，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的研究赋予了社会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更多的社会学意义。许多学者都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去定义社会资本，但是综合各家之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理解。
1.社会资本是有利于行动者实现目标的社会资源。与个体资源相区别，社会资源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需要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方可产生和获得。它存在于社会网络中，并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因此在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中，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获得，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需要以规则、美德和诚信为基础来完成。
2.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无形资本。从社会科学的范畴去界定社会资本，更多是使之区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的形式；人力资本肉眼看不见，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社会资本具有同样的作用。例如，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的群体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生活的进行。”{1}
3.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使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获得收益的能量。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源还是作为无形资本来说，社会资本都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这也是其外部性或者说是社会性的重要体现。而我们知道，人们之间最基本和最原始的联系就是生产，生产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体现其经济性，而且使人们在生产中相互联系，分工协作，体现其社会性。如今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个体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迫切。而网络式的组织联系，更便于人们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信息。社会资本以一定的社会网络为基础。最初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而构建，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乃至全球化及信息化的到来，社会关系网络也冲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作为存在于国家权力之外，通过社会民众的自由、自主的横向互动而形成的基于信任、合作与规范基础之上，以社会自治机制为主要调节方式的社会结构，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自治能力。
（二）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组织
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具有共时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交往是构成社会资本各要素产生的根本所在。而无形的社会资本要素又对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为与信任、合作、规范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能够通过人们协调的行动来促进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同时市场经济又对人们的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起着重组与分化的作用，即它既导致了个体利益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同时又使得一些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趋同的人走到一起，结合成为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因此可以说构成社会资本各要素的不断加强促进了社会自治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而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又有利于社会资本各要素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具有互动性。对于社会自治组织的认识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组织形式上，而应该充分看到社会自治组织当中所蕴涵的社会自治力量与社会的自治机制。
（三）社会资本与公民精神
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有助于培养公民精神，进而形成一个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公民社会。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能够促使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自身之外的集体与社会。有助于公众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公共事务当中去，这正是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的体现。而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公民在公共事务中去进行协调与合作。公民参与网络不仅可以产生普遍化的互惠惯例，使得个体间的行为更具有预期性。同时也使得个人的品质和信誉更易保持和传播，人们将更加注重社会舆论的认可与评价。公民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不仅有了彼此的交流，而且从中获得了信任、理解以及合作的机会。当公民之间能够长期进行这种交流与互动时，就会增强他们的归属感，由此创造一种群体的身份和意识。
社会资本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一个合理的社会构架应该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国家（政府）之外仍然存在有合理的发展策略，这一策略便是在由个体间的互动与联系中所产生的基于信任、合作、社会规范的社会自治力量与自治机制，它将与国家（政府）的力量形成互补与制衡，并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二、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
政府满足公共需要的有效程度，是体现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社会公共需要，是人类社会共同体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共同需要，它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它是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和市场不能满足、不能提供的需要，具有社会成员享有的互不排斥与平等享用性。社会公共需要是在个人需要满足之后，公民寻求解决公共问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公共需要。”{2}因此与社会公共需要相对应，“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可以概括为服务社会、服务公民、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等四大方面。从保障公民权利到促进就业、从普及教育到住宅建设，以及提供医疗保险和社会援助、建设公共设施、保护自然环境、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以及其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3}因此政府应该将其公共权力与所汲取的社会资源相结合，去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天职”。而政府的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公众对政府的认可程度。
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从政治层面来说，当代社会以民主政治为其特征，人民在社会中享有各项作为公民的权利，并且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己的事务。政府的存在不仅要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自由行使，而且还要为公民提供它们自身所不能提供的各项服务。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个体之间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根据自身的需要去建立契约关系，从而实现各自的目的。因此当人们之间的关系由身份走向契约时，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驾驭，而是去帮助个体实现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涉及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国防等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的总量也在不断上涨。但是我国的公共产品却仍然处于短缺状态。这主要源于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投入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所以我国财政的大部分都集中在竞争领域，而对于社会的服务领域却很少问及。这使得虽然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是民众却没有充分享受到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与实惠。从而出现了各种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这主要是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惯性使然，人们时常认为由政府直接参与投资、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直接参与资源的分配等经济管理方式是理所应当的。虽然在实践中经济建设型政府避免了由于经济转型所出现的动荡，但是这却使得政府将注意力长期集中于GDP的增长，而疏于对其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为此由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所导致的诸多不协调因素在市场化改革的日趋深入下显现了出来。“例如在经济社会中突出的矛盾表现在：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贫困、城市弱势群体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严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而城市失业人口又居高不下；医疗、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历史欠账太多，有效供给长期严重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生产安全、卫生安全、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社会秩序急需重建。”{4}
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有所改善。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社会的自治机制在不断完善，社会的自主性在不断地加强，它可以促使政府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能力。
1.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使政府树立全新的行政理念。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建立为公众服务的导向。“官本位”和“民本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理念。所谓“官本位”就是一种为官至上的观念。它强调了权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权力不受限制，无限膨胀，并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民本位”就是一种为民至上的观念。它强调了政府的任何行为，都要以社会和民众的需要为基础。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它的存在为的是对社会诉求进行回应，对社会进行服务。中国无论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还是在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代，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始终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国家一味地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却忽略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公民的权利实际上早已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过程中，淹没在了无差别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中。在此情形下，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仅仅是政府自身的一种价值或利益偏好，更多的是满足政府作为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本能地要求政府要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为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与支持。在政府权力逐步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中做合理退出的时候，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也开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官本位”的执政理念开始让位于“民本位”。理念的转变将会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2.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一化局面。从传统的观念认为，政府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是社会权威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主体和管理中心。政府运用其独有的强制力来获得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由此负责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提供。从而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当之无愧的“全能”角色。而实践证明，政府全能不仅不可能，而且还造成了有限资源与政府职能无限扩大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政府角色定位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因为“首先，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了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以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思想的束缚，不时地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收。其次，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有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也日趋严重。第三，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5}在此情况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就显得十分困难。要想真正改变这种状况只依靠政府的力量必然显得势单力孤。基于此，要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单一化的局面。
实际上作为公共管理来说，它是以政府为核心并由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共同参与的一种公共实践活动，它所依据的主要手段包括公共政策和市场竞争。公共管理活动要强调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因为其主体是多元的，即除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地位依然特殊而举足轻重。例如制定法律规范，保护自然环境、弱势群体等。但是同时政府也要将社会充分的调动与组织起来，积极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来与政府共同进行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随着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化，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活动中唯一的权力中心，其他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多种社会组织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来分担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它们之间成为了一种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3.社会资本的积累弘扬了个体的主体性，使得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不断加强。而公众的参与则是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社会基础。人类作为社会的主体，具有各自不同的意志和品格，也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在现代民主条件下，公民的广泛参与是公民权利和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所谓公民参与就是指公民借助于一定的参与渠道，参与或影响政府公共决策或公共事务的行动过程。”{6}如果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中而不是被动的或消极的等待，那么这将是人的主体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任何一个政府其有效运作都离不开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因此公民积极广泛的参与，不仅是对公共管理活动的有力支持，而且它还能够使政府的公共管理更具有现实意义，并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随着政府与公民互动的不断加强，集权条件下政府所缺少的公共责任意识会不断增强，由此也会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品质。因此只有广泛的公众参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才能够充分的进行利益表达。政府的政策才能够真正满足公民的需要。不仅如此，公众参与本身还可以将政府的活动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对政府的行为形成必要的约束。由于政府经济人的特性，使得政府在行政的过程中常常会偏离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证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目标，偏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政府并非是超利益的组织，因此它的活动并不必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公民力量来不断对其行政行为进行必要的纠偏。只有公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够使政府的行政过程更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从而增强政府公共决策的社会基础，使其更具合法性，提高政府的行动能力，实现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的最大化。
注释：
{1}[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2}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沈亚平，王骚.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4}倪春华.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性探讨.改革研究，2006（3）
{5}孔繁斌.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南京社会科学，2001（9）
关键词: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7-0004-02
一、学术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点争论
1.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不会否定按劳分配。有人说:按劳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另外,生产力不够发达,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谋生的手段,这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经济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按照这种观点的看法,按劳分配原则只能在产品经济中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在社会范围内以劳动作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会范围内提供等量劳动获得笃量报酬。然而中国现今的条件恰好不能实现这两点,这是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决定了在中国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种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提供同类同量劳动在不同企业必然得到不同报酬。据此认为,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仍然起作用,因为公有制和联合劳动这一按劳分配的前提没有质的变化。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是由国家通过计划作了各项社会扣除后统筹安排的,全民企业内部不存在商品关系,职工的劳动报酬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相当接近,至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除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如在企业净产值中尽可能剔除级差收益和其他非劳动因素带来的好处,其目的就在于计量企业劳动者集体为社会总劳动提供的劳动量要体现以劳动为尺度分配消费品的原则。
2.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一种意见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马克思所设想的产品化的按劳分配已经转化为商品化的按劳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转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资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变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体由国家变为企业;三是由劳动决定分配变为生产利益决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异由单一的个人劳动量的差别变为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劳动量的双重差别。另一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劳分配的尺度必须两重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讲量劳动要经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层次:一是解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关系,通常的认为是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二是解决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了说明;三是解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实现劳动之间的矛盾。解决第一层次的关系,必须抛开客观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这是产品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第二、三层次的劳动计量则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这就决定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计量尺度,即在运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的同时,还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尺度,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当然,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应归国家的级差收入转移的物化劳动和某些非劳动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按劳分配模式同马克思构想的非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点:一是按劳分配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集体或企业;二是按劳分配的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三是不是采取劳动证书由劳动者直接向社会领取消费品,而是通过工资、奖金等形式向劳动者发放货币,再由劳动者用货币到市场上购买消费品。
3.社会主义对个人消费品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吗?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实质上等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理由为:第一,开放劳动力市场后,工资将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第二,按劳分配的量与劳动力的价值量是同一量,二者与商品价值构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劳分配与劳动力价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劳动为基础,二者在价值上相同,都是由劳动者自己提供的消费基金。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消费品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不能将二者等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能把劳动成果的商品化、价值化与劳动力本身的商品化、价值化混同。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中的“V”部分,在内容上不是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劳动成果的价值化。同时,也不能把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等同,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具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第三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虽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够混淆。首先,前者以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不是以商品为前提,后者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其次,尽管二者“都是按必要产品的价值分配,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必要产品数量界限在本质上是由不同的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按劳分配”的界限就从资本主义限制下解放出来,如马克思所提到的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范围,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再次,“按劳分配”体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关系,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更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最后,“按劳分配”的作用在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作用则主要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二、结论
从前文所总结的围绕按劳分配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议中不难看出,争议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问题:
1.应该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论述按劳分配的,他首先设想了一个“自由联合体”,按恩格斯的说法,这种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反杜林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里,一是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每个人的劳动按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分配于各个部门,直接作为联合体总劳动的一部分;二是“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三是这部分个人消费品按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呢?马克思接着说:“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也就是说,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决定于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这些论述,是当代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必须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诚然,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经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改变不了公有制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根本依据,它所能改变的不是这个按劳分配原则,只是这个原则实现的特点或者模式。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按劳分配原则。
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按劳分配是否可以兼容?这一问题是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中有人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础,着重研究了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按劳分配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的关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有的学者还就计量问题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于按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的分析从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启示。显而易见,能作为“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的劳动时间,决不会是自然劳动时间、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这个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尺度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需劳动时间。但是,由于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单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经济,所以各生产单位的生产者的劳动报酬不会受到各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益利状况、优劣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以同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劳动报酬是可行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已将构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条件上,只以剩下来的生产者提供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报酬。
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同样可以运用,它所改变的只是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而现在就必须借助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因此,实践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商品经济,但与按劳分配的实现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达到良好的兼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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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伟.通过劳动力价值实现按劳分配[J].中国社会科学,1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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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由于各学科知识背景不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就有不同描述。因此,本文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社会资本研究中的技术难点即社会资本的度量问题展开梳理,并对国内的研究现状和社会资本的研究趋势作简要概括。
关键词:社会资本 界定 度量
近几年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思想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意的道德行为或“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郭熙保等,2003)。社会资本概念传播主要还要归功于另外两位社会学家,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后来的美国的詹姆斯•科尔曼的著作(阿莱颜多•波特斯等,1999)。20 世纪70 年代,社会资本一词由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 科尔曼(James.S Coleman) 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Granovetter) 和林南(Lin Nan) 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 开创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看来,“社会资本”是“发展思想的演进革命”,是“第二代”发展经济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Meier,2001),世界银行还专门组织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此进行研究, “社会资本”一时成为新社会经济学的前沿理论。
社会资本的界定
1980年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陈全功,2003)。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资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形成和积累,而其一旦形成后又具有产生新的利润的潜力,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秩序和规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实际上就是一部资本积累的历史(赵延东,1998)。社会学家科尔曼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将格拉诺沃特和林南以及布尔迪厄等人的研究成果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 提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本, 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在科尔曼的定义里,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和公共物品的性质。
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普特南的定义较狭义,“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诚信、准则和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Collier (1998) 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内在的社会及文化的凝聚,是影响民众相互关系的准则和价值观,是嵌入社会中的惯例;“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相关的作用而产生外部性,并且其效应具有持久性。Edwards (2002) 认为,广义的社会资本是指嵌入民众之中、并为民众所拥有的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是维系集体和社会约定关系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民众分享一致性(identity),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彼此诚信和互惠的来往,都可以称之“社会资本”。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准则,这一准则可以推动两个或更多的个体进行合作。他认为, 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大部分定义指的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 而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
E•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cm) 不仅定义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 认为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而且明确指出, 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 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程民选,2004)。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拉泽(Edwardl Glaeser)给出了他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 即社会资本是由个体出于私人动机而投资形成的, 能够带来市场和非市场效益的资源存量。
综合上述,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有共同之处,即都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增加或减少个体达到目标的能力,具有工具性,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但是不同的学者在界定角度、概念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是:首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思路,基于个体所有,社会资本通过延伸可以在社会组织中存在,它体现的互惠的期望基本是不变的。其次,社会资本的使用可促使其存量上升,而不会像物质资本一样存量下降。第三,社会资本具有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增加生产力的能力,可看作其他形式的资本投资的补充,而不是其他资本形成替代或竞争关系。
社会资本的度量
卡普兰曾将测量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直接观察的事物,另一类是不能直接观察,但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进行观察的事物,第三类是从理论中产生的建构,它产生于观察,但无法被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中观察到。社会资本应属于第三类测量的对象。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 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 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张其仔,2001)。这是社会资本测量和量化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王积超,2004)。
社会资本的层次可分为 “集体”和“个体”两种,或对应于“宏观”和“微观”。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联结和规范这几个方面。而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多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个人网络中蕴涵的资源进行测量(程民选,2004)。
从集体这个宏观角度来度量,Grootavert和Thierry(2001)认为,社会资本的度量要从六个角度进行:协会中成员关系的密集程度;成员关系的内在异质性(如年龄、性别、教育和信仰等);集会参加情况;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度;到期应付情况和社群的定位。澳大利亚学者布伦(Paul Bullen)和奥妮克丝(Jenny Onyx) 认为可以测量和界定社会资本的要素包括: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他们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了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
从个体这个微观角度度量社会资本,在经验研究中几乎都集中于对个人社会网络状况的测量。目前,研究者主要运用“个体中心网络”( egocentered network) 分析方法。个体网络可以视为整体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局部,它考察的是以每一个被研究者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林南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于2001 年在《构建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一文中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这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
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度量方法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度量;二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度量个人可调用资源总体的方法有网络成员生成法,其中包括:提名生成法,即根据研究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位置生成法,即假设社会资源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会之中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该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地位。
在考察个人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时,研究者们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非正式网络途径的选择,这种分类方法最早由格拉诺维特(1973)提出,后被研究者们普遍采用;二是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具体分为 “信息”(information) 和“影响”(influence) 两大类,“信息”指的是个人可以从网络中获得对自己行动(如找工作等) 有价值的信息,“影响”指个人可从网络成员那里得到能直接帮助自己达到行动目的的实质帮助;三是关系人的特征,关系人指的是能够在个人的行动过程中为个人提供各项资源的网络成员。
对关系人特征的考察一直是研究社会资本利用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格拉诺维特(1973) 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已成为一个经典命题,他指出由于弱关系更可能带来异质性的信息,因此它的作用可能比强关系更有力。虽然后来研究者们对此命题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普遍认为,关系人的关系强度构成了社会资本度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关系人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就越丰富,能够提供的帮助也就越大,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为职业地位。
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概况
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从比较宽泛的经济文化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始于1988年创刊的《经济与文化》,其主要研究涉及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人们开始注重文化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二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规范以及网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吴敬琏、樊纲等所作的相关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发现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作为一套支配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关注社会网络关系,直接以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主要是张其仔。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将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引进到对经济行为的考察中,通过对厂商行为、产权制度选择、人口压力、劳动力转移、社会资本再生产方面的研究来分析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四是对社会资本功效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我国社会学者李培林、边燕杰和李路路等。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网络功能的角度展开,着重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产权制度选择和创新、职业与地位的获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庄洁,2003)。
在建模方面,隋广军教授等人在《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一文中提出了测量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模型,开启了国内学者研究社会资本度量模型的新纪元。这篇文章主要以社会资本总存量和子项存量的分解项来度量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子项存量包括个体内部社会资本、环境社会资本、个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等方面,其中个体内部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社会网络、规则、信任这三个方面,社会网络则又包括组织内部网络、组织间网络、个人间网络、组织与个人间网络。边燕杰和丘海雄博士(2000)也提出一种度量经济微观主体即企业的社会资本的方法,是通过调查三个指标来度量:一是企业法人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用以衡量纵向网络关系;二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或任职,用以衡量横向网络关系;三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用以综合衡量社会关系。这种方法只考虑了企业组织中的一个主体,而且仅考察了社会网络这一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因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社会资本研究评价及其研究趋势
从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看,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趋势是:研究范围逐步从宏观走向微观领域,对特定企业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重视;注意对落后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的社会资本的研究;经济层面的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结合起来,学科界限愈加模糊。在我国,有必要对社会资本做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科的联合。此外,具体研究的问题可有(Meier,2001):社会资本的界定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资本是否有资本的特性,是否属于经济增长中“索洛余项”的一部分,怎样投资社会资本,谁可以提供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有没有一个操作性的指针,能不能进行更为严谨的定量研究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初期,关于它的概念范围的界定及实证研究还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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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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