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3 09:09:24
导语：在金融学博士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招生规模
(一)美国博士招收规模 与我国的情况类似，并非所有美国高校都具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根据Hasselback的教职员工目录所提供的资料，全美3500多所大学中只有73所学校设有会计学博士点。另外还有少数一些学校则提供会计方向的商科博士学位(如杜克大学和佐治亚科技大学等)。在过去的15年中，获得会计学博士的人数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初时，大学每年有200名左右的会计学博士毕业，而到2002-2004年，每年只有不到100名左右的博士毕业，到2003年毕业生人数只有69名(如图1所示)。
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会计学教师近几年来出现了短缺。2005年，一项由美国会计学学会和Accounting ProgramsLeadership Group (APLG)主持的调查显示：2005至2008年，会计学博士毕业生只能够满足教育行业49.9％的需求，而高校急缺的审计和税务方向博士，仅仅能够满足22.8％和27.1％的需求，以至一个刚毕业的会计博士、新的助理教授的工资比一个大牌的生物、化学、或经济学教授的工资还高。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几年大批教授退休，另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少的会计学专业人士选择学术研究作为他们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
(二)我国博士招生规模 与美国高校近年来基本保持在百人的招生规模相比，我国的会计学博士招生规模则略显庞大。截至2008年，在我国1089所高校中，有508所开设会计学专业，其中有35所高校或研究所拥有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从1982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后设立首批会计学博士点以来，这些机构已为我国培养了上千名会计学博士。本文根据教育部网站以及各大高校、研究所的招生主页披露的信息搜集整理出的结果显示，2009年会计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将达290人左右，统计情况详见表1。
自1998年教育部明确设立“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以来，各高校已相继开设财务管理硕士点与博士点，然而人们对财务管理学科内容的认识却产生了较大的困惑与分歧。这种现象很大程度是源于国内学术界对“finance”学科内涵的不同认识，也就导致了国内的财务管理专业在系所设置、任课教师、专业名称、课程安排上产生了差异。鉴于我国财务管理学科设置的特殊性，本文还对各个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招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在这35所高校、研究所中，单独进行财务管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的学校并不是很多。另外，本文的统计数据并未包括企业管理或金融学等学科下的财务管理专业或财务投资方向的招生情况。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公开披露的会计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为223人。如果按照已披露招生计划的高校平均每位博士生导师招收一至两名的平均水平，估计未公开披露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41名博导的招生计划约为60人，则每年会计学博士生招生数量应该在280人左右。这个数字约是美国招生数量的三倍。另一方面我国的博士生导师的数量增长也比较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04年底评选出的博士生导师共计100名，而近四年间这一数据又翻了一倍。近年招生规模和师资力量的迅速扩容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稳步发展的我国会计教育已进入了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二、生源结构
(一)美国的生源情况 根据美国会计学会／APLG研究显示，现在就读的博士研究生中大约46％都有1至5年的工作经验，其中38％的人拥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据一项调查问卷显示，在美国90％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在在论文开题之前必须脱产学习，因为他们必须注册所有的博士课程，同时选择教学或研究助理的工作。有些学生会中途退出博士研究生项目，而选择在另外一个大学担任助教或讲师，但是在兼任教职员工的职位的情况下，想要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美国的高校并不推荐以兼职的方式完成学业。
(二)我国的生源情况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博士招生中在职的生源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公布了博士录取的详细类别(见图2)，其他院校并未对此信息进行详细披露。在以上五所高校中，非定向类博士生的比重平均为44.8％。尽管已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宣布停止招收在职博士研究生，但广泛的市场需求和会计学教师队伍整体研究素质的提升要求使得其他院校不得不在此方面做出平衡。从长期来看，就会计学博士的培养目标而言保持高的在职博士生比例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图2所示。
三、入学方式
(一)美国博士的入学方式 美国大学博士项目的录取标准因学校的不同而各异，但大部分的学位项目都会重点考评申请者在本科或硕士期间的成绩单，自我陈述、推荐信以及GMAT(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部分学校还会考察申请者的职业经验、职业证书，如注册会计师证(CPA)，注册管理会计师(CMA)等。在各项的考察指标中，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际学生来说，GMAT成绩是评价申请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主要侧重考查申请者的抽象逻辑思维、数理分析以及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此外再加上自我陈述材料和知名教授的推荐信，使得各个学校得以较全面了解申请者的基本素质。
(二)我国博士的入学方式 国内各高校、研究所招生考试普遍采用笔试加面试的形式。笔试科目的不同设置体现了各个学校会计学的办学思路和研究方向，其中对于两门专业课的要求以经济学和会计、财务理论最为常见，但也有不少高校选择会计学加管理学或会计学加财务管理学作为考试科目。在命题方式上，大多数学校都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命题，极少数学校如厦门大学则由导师依据各自研究方向，自主命题。另外，在35所高校、研究所中，只有财政部财政科学所在英文与专业课考察之外要求申请者加试一门理论，其余学校对于政治类课程均不做要求。
四、培养模式
(一)美国博士的培养模式 在美国，获得会计学博士学位平均需要4.8年的时间，其中修学课程需要2.5年，完成论文需要2.3年。尽管有更长的学习期限和更严格的课程压力，但是大约82％的学生还是能够获得博士学位。
(二)我国博士的培养模式 由于会计学博士教育与国际接轨，国内会计学博士教育与培养发展至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文献回顾研讨课程，需要选修的研究领域，同时还有一些统计和计量研究的方法课。达到课程的要求之后，学生必须通过其相关领域的综合考试。然后进人了论文撰写的阶段。学生首先提出自己的研究设
想，在得到答辩委员会的同意之后，才能开题，继续论文的完成。毕业时，的质量和数量上，国内高校的要求不尽相同。另外，国内一些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采取美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导师组制，即招生时不再分导师、分方向的单独招生，而是统一招生、统一培养，到博士生二年级或三年级时，学生根据个人学术兴趣，选择该领域内的导师进行论文辅导，但其他高校仍然以导师制的培养模式为主。
五、资助与补贴
(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资助与补贴方式 在美国，机会成本是很多人不愿意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而且商业界的薪酬增长会更加加剧这种机会成本。AAMAPLG研究显示，每一所大学都会以某种形式为学生减免学费。平均每人每年的学费减免额为16559美元，从公立学校到私立学校的金额不等。同时，学校还会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和担任教学工作与研究助理的补偿。其中奖学金额度的差距非常大，受访的大学平均每年提供13132美元的奖学金，但最少的只提供3000美元，而最多的提供28000美元。部分学校也为学生提供健康保险。另外一个补助来源则是教授夏季课程，申请合格的博士生大致能获得3000美元，从1000美元到9000美元不等。其他的助学基金来源还有两项最著名的专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的AICPA奖学金和毕马威奖学金。除去生活花费之外，学生们还需要为学生活动、教材、研究材料和统计研究软件付费。大多数的学校不会为学生提供医疗保险，所以学生们需要自己支付保险金。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大部分费用也需要学生自己支付，学校只会提供很小的一部分补助。
(二)我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资助与补贴方式 目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方式分为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其中，占研究生主体的国家计划招生的“公费生”，由国家下拨培养费，不仅学费免收，并且每月配有基本生活费。但在各高校为博士研究生所提供的补助无论是以奖助金形式还是减免学费的形式都相对较低。有的学校在经过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后，补贴形式由减免学费转换为奖助金的形式。评选的标准则是基于学生在上一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但由于现有的生活补助对于平均在学年龄较大的博士研究生来讲依然相对较低，目前各高校内非定向的全脱产博士研究生到外实习、兼职已成为普遍现象。博士研究生资助的主要性质，应当是研究生参与劳动的工资，而不应仅仅因为研究生这一身份。研究生资助来源，应当是研究生劳动的受益方，即如果能够按照恰当的方式向博士研究生提供足额、适量的资助金，一方面可以减轻在读生的生活负担，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高校和研究所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让一些优秀学生不会因为经济条件所迫而放弃选择本来更适合他们的发展道路。现阶段各高校博士研究生在招生和培养中存在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对于培养目标上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晰。博士阶段的教育应专注于培养学术、研究型的人才，从而实现教育资源更好的配置、促进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良性健康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一)适当延长博士生培养年限 如将现阶段大多数高校三年学制扩展到四至五年学制，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隐性的选拔机制，一开始就保证对某领域有研究兴趣的人才进入，令很多不够坚定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适当延长学制我国当前流行的硕士生两年制培养模式相契合。200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纷纷改制，绝大部分文科专业都改为两年，理科专业介于两年和三年之间。依照国际惯例，硕士学位是高等教育中的过渡性学位，学制一至二年。尽管我国目前才刚刚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本科教育普及率与国外的一些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然而随着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张，我国的本科教育普及率正在逐步提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生改制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大趋势。许多实行硕士两年制的高校也表示，缩短学制不仅可以节省国家教育资源，培养更多高层次的人才，还可以改善研究生教育结构，重新定位硕、博培养功能。培养年限的延长使得博士生入学后有机会接受更为扎实的系统学术训练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完善，以适应当前国际上会计研究对基础文献、数理分析与实证研究的重视。
(二)控制招生规模与在职人数比例 在对2008年各院校招生数量的统计中，可以看到部分博士生导师一年招生人数多至四到五名。博士生的“批量式生产”使得人均占有教育资源的不足，而终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研究水平。根据财政部副部长王军(2008)的观点，现在会计理论文章发表的不少，但真正有深度、有见地、达到国际学术水平的文章却不多；会计审计著作越写越厚，越写越多，但真正能影响广泛、影响长远、影响国际的却不多。因而，国内的会计系和教授应该有意识地在博士招生和培养过程中贯彻会计博士项目以培养会计教师和开展会计学研究为目标，并为博士生创造研究的环境和生活上的保障。所以，会计博士项目应该本着小而专、少而精的标准，宁缺毋滥。
(三)采用导师组制培养模式 首先，导师组制可在学生入学时对其综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减少对专业方向的要求；其次，导师组制的培养方式可以让博士生有更宽松的选择范围。现阶段本科、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仍然以职业导向型为主，而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则以研究导向型为主，博士研究生所需要适应和掌握的思维和方法与本硕学习阶段有着显著的差异。前面一到两年的学习期间作为两种教育的转换和缓冲，无疑会加深学生对该领域范围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在经历一段博士阶段的深入思考之后，博士生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再定研究方向，能够更好的发挥和表现自己，从而有益于最终的研究成果。而导师组制则便于提供这样的选择机会。
摘要：大股东的特点是通过其股权规模掌握着对公司的控制权，进而影响上市公司投资行为，本文对不同比例的大股东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影响研究，得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总投资支出及资本性投资支出都有着正的效应。
关键词：大股东控制；投资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大，掌握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对大股东如何影响上市而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且其影响路径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大股东影响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
在Berle和Means描述的情况更多是美国资本市场完善的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是分散的，职业经理人的决策不会受到任何股东的影响。但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更为普遍。大股东在参与企业治理行为中主要有着不同的倾向，既有积极监督的动机，又有可能对企业资源进行侵占。在股权比较分散时，其问题外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时，经理人侵吞公司利益的成本就越大。当公司股权集中度增加的时候，大股东变成了此时的内部人，问题就转变为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冲突。我国中国股权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股东控制，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以监管大股东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股东会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通过配股可以套取现金，并掠夺上市公司的财富，导致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同时，大股东通过控制权优势能够侵占本应投向其他领域的现金流，造成投资效率低下。
大股东倾向投资于能给自己带来较高私人收益的项目，以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由于冲突的存在，大股东具有积极进行投资和使用企业资金的强烈动力，导致上市公司投资支出水平的提升。由于大股东小股东冲突的存在，大股东具有积极进行投资和使用企业资金的强烈动力，导致上市公司投资支出水平的提升。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性投资支出的的关系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应当是正相关。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研究我国企业股权结构同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样本选取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了保证上市公司投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笔者选择了上市时间5年以上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区间为2007年-2013年，剔除ST，*ST经营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数据，得到上市公司1002家。
本文中的数据都是从CSMAR获得，除了机构投资者数据是从Wind（万德）数据库中搜集得到，其余数据全部从CSMAR数据库中搜集得到，数据处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完成。本文中的I是指企业总投资，I=总投资/当年总资产。而It指的是=当年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当年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显示其对上市控制程度，进而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研究不同持股规模的大股东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效应很有必要。把不同持股比例的第一大股东分成4组，分别为股权相对分散、集中度偏小、高股权集中度、及大股东绝对控股。其中第一组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10%以内，第二组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增加，为10%-30%，第三组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50%，第四组显示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0%以上。对不同组别的数据进行投资变量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描述了2007-2013年间不同大股东控制程度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特征。
第一大股东通过其持股比例对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控制，影响着企业治理结构，进而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水平。通过对不同大股东持股比例下的总投资和资本性投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揭示第一大股东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内在的特征和规律。从总投资支出情况来看，不同组别的均值和中额位数都表现出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程度的变化趋势不规律，第一组到第四组总投资支出的均值分别为0.111，0.109，0.127，0.144，相似的是，第一组到第四章的资本性投资支出的均值0.075，0.061，0.088，0.094，说明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就能够通过控制权来决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并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生产性投资。当股权绝对分散（第一大股东的投资支出10%）时，其资本性投资的均值0.075大于第二组（股权集中度偏小）。这又验证了股权分散时企业内部存在管理者-中小股东的委托问题。此时，由于中小股东比较分散，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监管的成本与收益不符合，所有最后中小股东会选择不作为。缺乏监管的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有可能选择过度投资行为，盲目进行资本投资，扩大规模。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时，管理者和中小股东的之间的委托行为得到缓解，其投资倾向于理性状态。当股权集中度较高（大股东持股比例是30%-50%时），企业中的委托问题逐渐变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第一大股东为了其私人收益有增加投资的动机。当第一大股东的达到50%，即存在绝对控股，第一大股东东通过行驶自身的控制权来决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并倾向于进行大规模投资。
三、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资本性投资支出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说明资产性投资支出与第一大股东存在正的相关性，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增加时，资产性投资支出增加。
四、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不同的大股东持股规模的确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着正的影响，由于我国的一股独大的股权特征，大股东通过其持股掌握着更多的中小股东无法掌握的资源，倾向于对自己更有利的投资，很可能有过度投资行为，我国应该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防止大股东通过其股权比例行使自己的控制权，影响企业合规的投资行为。（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分形市场假说 有效市场假说 股票市场 价格确定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7-043-04
对于股票价格行为的理解是人们参与市场、把握市场和塑造市场的起点。这对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金融市场建设，意义尤为明显。股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对股票价格行为的解释和定价效率的研究，一直是金融投资领域中不断争论的热点问题。
用统计方法研究股票价格与收益问题，最初出现于Bachelier1900年的博士论文，他重要的贡献是认识到随机游动过程是布朗运动，但他对其分析工作起着重要作用的假设：市场收益是独立同分布（IID）的随机变量，却没有给出足够的实证支持。随后，人们几乎忽视了将统计分析应用于股票市场，直到1940年代，统计分析应用于股票市场才有了迅速的发展。Kendall（1953）年的研究再现了Bachelier的思想，他利用刚问世不久的计算机探求股票价格的波动模式，发现股票价格没有任何模式可寻，他提出股价遵循随机游走规律（Random walk）。经过最初的困惑，经济学家们对Kendall现象达成了共识：价格的随机波动，反映的正是一个功能良好，有效率的市场，而不是非理性的。之后，Cootner（1964）在其经典文集“股票市场价格的随机性”中。收集了一批计量分析文章，从而奠定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理论基础。
一、价格的随机游走与市场有效
有效市场假说（EMH）是主流的股票市场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实际上是信息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信息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应，那么就可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有效的股票市场意味着股票的现时价格充分地表现了对股票的预期收益，也反映了影响股价的基本因素和风险因素。Roberts（1967）根据市场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将市场分为弱型有效、半强型有效和强型有效三种市场类型。弱型有效、半强型有效和强型有效三种市场类型分别反映的是市场的历史价格信息、所有公开的信息及所有可知的信息（包括内部的和私人的资料）。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市场有效性理论，Fama（1991）将传统的弱式、半强式和强式有效三个层次的市场有效性分类方法重新描述为收益预测、事件研究及私人信息检验三种。
EMH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有秩序的和有条理的，人们是以因果线性的方式对信息做出反应。由于投资者对新信息立刻做出反应，所有的信息都反映在价格变化之中，每日的价格行为只同当前的信息有关，而与以前的价格无关，因而价格是独立的随机变量，当投资者足够多时，收益率分布趋于正态分布且方差有限。价格的独立假设和正态分布使得在资本市场的分析中使用概率和微积分得以正当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资理论（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和套利定价理论（APT））与IID假设（独立同分布）和正态分布也是紧密相关的。
在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价格的随机游走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解释了价格的不可预测性，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大多数检验也是考察其随机游动的性质。随机游走及与之相关的收益的正态分布假设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的决定性的理论基础之一，可以这样说，没有了价格的随机游走，有效市场理论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就所剩无几了。
可以看出，主流的金融计量理论基于一种线性思维，即认为相对于每一个作用，都有一个成比例的反作用，也就是认为市场是静态的、均衡的，在这种线性思维下，价格行为的独立性和收益分布的正态性是其必然推论。然而，如果价格行为是非独立的、非线性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市场的有效性问题。
对市场的有效性假说，几乎是从其产生之日开始，有关的实证研究、支持的证据和质疑就一直是金融界的热点问题。1970年代以前，大部分实证结果都是支持有效市场假说的，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象已无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收益率的尖峰和胖尾、元月效应、小公司效应、低市盈率效应、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等等。
1980年代以来，非线性经济学的兴起，尤其是分形等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中的开展，为我们认识股票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现了全新的理论前景。
二、股票价格的分形研究
Mandelbrot（1982）摒弃了传统欧氏几何关于物体形状的整数维数的表达方式，提出了对于不规则形状用分数维数来表示。比如对海岸线长度的度量，它就既不是1维的也不是2维的，在分形的概念里，用介于1和2之间的分数表示其维数。简单说，分形或分数维，就是没有特征尺度却有自相似结构及存在标度率。我们可以从看似杂乱无章的时间序列中计算其分数维来表征其结构。所谓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这里我们还用度量海岸线的长度进行说明，如果你用一公里长的尺子去度量，可以得到一个长度；如果你用一米长的尺子再去度量，又会得到一个更长的长度；如果再用一分米长的尺子去度量，长度会更长…，这样继续下去，可以得到无限多个长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海岸线没有特征长度。但如果将海岸线用两种不同的比例尺绘制，可以看到两个图形非常地相似，这种相似性就是自相似性（当然这种自相似性有严格的统计定义，这里只是为了便于对问题的理解而进行形象的说明）。关于不同时间标度的相似性就叫做标度不变性。没有特征尺度和具有自相似性是分形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虽然分形并无统一的特征尺度，却有标度率，因而存在着规律性，这就使我们发现并掌握其规律成为可能。Mandelbrot（分形理论的创立者）和后来的学者将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价格行为的研究，揭示了股票价格运动中广泛存在的持久性、长期记忆性、自相似性、标度不变性等等非线性特征，表明价格行为是分形。
与主流金融计量理论的价格随机游走和收益正态分布的假设不同，分形市场研究表明价格运动不是随机游走，而是服从被成为“分数布朗运动”（Fractional Brownian Motion）的有偏随机游走，收益分布也不是正态分布，分形市场框架下，用“稳定帕累托”（Stable Paretian）分布的分形分布族来描述收益分布规律。
分数布朗运动与描述随机游走的布朗运动的最主要区别是前者不再是独立的增量过程，而后者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分数布朗运动包括了价格行为的相关和记忆特性。
在分数布朗运动中，价格增量间的相关性表示为：
CN=2(2H-1)-1
其中：CN－相关性度量； H－赫斯特指数（Hurst exponent）。
在分数布朗运动中，在时间跨度的事件之间有着相关性，因此，两个事件相继发生的概率不一定是50%，Hurst指数描述了这种相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Hurst指数有三种不同的类型：1）H＝0.5；2）0≤H
H＝0.5时，CN＝0，表明时间序列是随机的和不相关的，也就是布朗运动所描述的随机游走。
0≤H
0.5
当H不等于0.5时，观测就不是独立的，每一个观测值都带着它之前发生的事件的“记忆”。这同“马尔可夫过程”的短期记忆不同，它是长期的，近期事件的影响比远期的大，今天发生的事件影响未来，今天我们所处状况是过去我们所处状况的一个结果，这时“时间之箭”对于时间序列的进程就是有意义的。
在对资本市场价格行为的分形研究中，Hurst指数H对于研究时间序列是一个重要的统计量，它可以将随机序列与非随机序列区分开来，并对时间序列分类。其重要性还表现在对收益分布规律的描述上面。
人们很早就发现，股票收益不是正态分布，相对正态分布来说，有明显的“尖峰”和“胖尾”(概率密度曲线在均值附近有更高的峰度值和过多的尾部观测值)。Mandelbrot将之称为“稳定帕累托”（Stable Paretain）分布，即分形分布。由于其分布的密度函数难以用显式表达，故用其特征函数表示为：
其中，λ是尺度调整参数，它表示曲线的宽度，λ>0；β是偏斜度的度量，-1≤β≤+1，β＝0时，分布是对称的；δ是位置参数，表示均值的位置；α是特征指数，α既度量分布的尖峰程度又度量分布的胖尾程度，0
其中，m是正态分布的均值，s2是方差。因为稳定帕累托分布关于时间在统计意义上是自相似的，因此该分布是分形。
可见，有效市场假说是说α必须等于2，而分形市场研究认为α可以在1和2之间取值（H在0.5～1之间取值），这一范围内的α对应于上面讨论的具有持久性或称趋势增强的分数布朗运动，其特点是长期相关性和统计上的自相似性，这时，主流的随机游走和正态分布是不适用的。如果股票收益表现出持久性，那么概率分布就不是正态分布；如果随机游动不适用，那么大部分传统的数量分析工具将是不适用的，特别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作为易变性和风险度量的标准差的概念。
当0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确定Hurst指数对于分形分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Hurst指数是Hurst提出的统计量，Hurst通过对尼罗河水位的几十年的观测，发现水位的变化并不遵循随机游走，即不是独立的增量过程，Hurst建立了如下的关系：
R/S=(aN)H
其中：R/S－重标极差，R是样本的极差，S是标准差；
N－观测次数；
a－常数；
H－Hurst指数。
将上式取对数，就得到：
Log(R/S)=HLog(N)+HLog(a)
Log(R/S)－Log(N)直线方程的斜率就是Hurst指数H。这就是Hurst提出，后来又经Mandelbrot和Peters等学者发展完善的R/S分析（重标极差分析，Rescaled range analysis）方法的基本思想（R/S具体算法及检验见文献）。
资本市场价格行为的分形研究表明价格行为存在长期记忆的特点，因此，价格不是独立的随机变量。同样，价格收益率分布也不是正态分布。人们早就发现金融市场价格不是正态分布，而是与正态分布相比，有更高的峰值和更胖的尾部。在分形市场分析的框架下，用分形分布描述金融市场价格的这种分布特性。早在1960年代，Mandelbrot就研究了棉花的价格，发现棉花的价格不服从正态分布，可以用α≈1.7的对称Levy稳定分布，也就是分形分布来描述。，Manlegna和Stanley使用了标度从1分钟到1000分钟的1447514个数据，研究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分布规律，得出可用分形分布来描述该指数收益分布所具有的尖峰和厚尾的分布特征的结论，他们的成果发表在著名的“Nature”杂志上。
国外学者将分形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包括股票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各种经济指数等在内的金融市场的研究，将价格的分数维，长程记忆性、自相似性、标度不变性等分形特征深刻地凸现出来。
为了解释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分形和混沌机制，Peters（1994）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Fractal Market Hypothesis）来作为有效市场假说的一种替论。
三、分形市场假说及其涵义
分形市场假说（FMH）对市场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信息对有不同投资期的投资人行为的不同影响上，而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对此不加区分。有效市场理论假定人们是理性的投资者，对信息作出理性的反应，追求特定风险下的收益最大或特定收益下的风险最小，这意味着所有信息对所有投资者具有同样的影响。而这正是分形市场假说与有效市场假说的不同之处。
FMH的主要观点有：
FMH 1. 市场是由大量具有不同投资期水平的投资者组成的，即由短期和长期投资者组成；
FMH 2. 信息对短期和长期投资者具有不同的影响；
FMH 3. 价格是短期技术性的交易和长期基本价值评估的综合反映；
FMH 4. 当短期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对信息的评估不同时，市场保持稳定。当市场上的投资者的投资期趋于相同水平时，市场趋于变得不稳定了。
简言之，EMH假定投资者是价格的理性接受者，价格反映了所有信息，所有信息对投资者的影响相同，在投资者足够多时，这导致了随机游走和正态分布。而FMH认为投资者是根据自己的投资期评估信息的，正是由于短期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对信息的评估不同，信息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所以价格并不是反映所有的信息，而是只反映对特定投资期的投资者有用的信息。价格正是短期和长期投资者根据对市场信息的不同评估而进行的投资活动的混合结果，这导致了价格具有自相似的分形特征。市场的稳定性取决于不同投资期的投资者对信息评估的趋同程度。
分形市场假说作为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替论，它把市场价格行为与不同投资期水平的市场参与者行为联系起来，来解释市场的稳定性，价格的突变性及由此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价格的分形结构，为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和非常有吸引力的理论视角，也启发我们从非线性和分形的视角重新思考股票市场的有效性问题。
四、从分形市场假说看股票市场定价的有效性问题
传统的统计方法和工具强烈依赖于独立假设和正态分布，对于揭示价格行为的持久性和记忆性等非线性特征无能为力，而对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研究正是指出了价格行为的长程相关性和有序性，也意味着在主流有效市场假说意义下的市场的无效性。
非线性方法揭示的金融市场价格的非线性动力学机制，对于我们理解金融市场有效性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将“时间之箭”纳入了价格行为研究的视野。价格行为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路径依赖、长期记忆和自相似性，告诉我们“时间之箭”与价格行为是息息相关的，而在主流金融理论中，由于假定人们对信息的反应是理性和线性的，因此时间对于价格行为是均匀的，无意义的。
股票市场定价的有效性，必定是要同特定的时间标度和特定时段联系在一起的，否则是无意义的。股市上每种股票的价格的本质是它们作为相对价格而存在，即相对于其它所有股票的价格而存在，股市通过它，表达出对它所代表的企业的评估。说甲股票值5元是没有意义的，除非知道乙股票值10元、丙股票值20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谈论甲股票是否正确评估的问题，才可能谈论甲股票的价格是否有效的问题。而市场是根据与该企业相关的各种信息来确定一只股票的相对价格。各种信息传进股市，使相关行为人形成关于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可能的财务结果的预期，拿这些预期与别的上市公司的同类预期相比较，就可以给定股票的相对价格。各种信息不断地涌入股市，由于投资者对信息的非线性反应，决定了市场对这些信息的反映与反应需要时间，因此，股票的相对价格总是在走向合理的过程中。
由于股票的价格变动是互为信息的，这决定了股票相对价格走向合理的过程的非同步性，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标度里，比如年、月或日，市场中股票的相对价格总会有被错误定价的，其原因是人们对信息的反应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做出的。
综上所述，股票市场对于股票的定价是相对有效的，股票市场的相对有效性就是在一定时间标度下的特定时段内，不同股票定价的相对正确程度。这也是笔者对“时间之箭”对于股市有效性的意义的理解。
股票价格行为归根结底是反映了投资者的行为，不同投资期的投资者对信息的不同评估及其趋同程度的不同，使股票价格行为在不同时间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也使股票定价的有效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更应该以动态的、相对的方式去理解股票市场价格行为，而不仅局限于静态、绝对和均衡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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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文献；“历”文书；账簿格式；唐宋时期
敦煌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稀世瑰宝，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i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历”文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我国会计记录方式及观念的历史演进。然而，自20世纪初发现以来，因为文献流散等多方面原因，相关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对有关“历”文书的各种重要问题如文书性质、意义、分类、定名等甚少较为深刻的探究。“历”作为一种文书类型，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占据重要位置。仅纳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的“历”文书即达260件，占《释录》中34类1391件文书的18.69%。那么，“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书，与籍、账、牒、簿、稿、状、契、凭等其他各类文书有何区别及联系？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历”文书处于何种地位？其实质是什么？有何重要的历史意义？相对于其他会计文书，学界对“历”文书的研究着力稍多，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及缺憾。唐耕耦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注意到了“历”文书的会计史价值，除编辑《释录》时在“历”文书的分类、整理及定名等方面下大功夫外，并在《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一书中对“历”文书的性质、特点及分类等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唐先生的研究仅能依据微缩胶卷展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文书细节的观察；而缺少会计学背景，使其研究在文书定名、分类及部分文书会计价值的把握方面存在一些缺憾。后来的研究者虽然有从多个方面对“历”文书进行考察，2但在关于“历”文书的性质判断、定名及类别划分等方面，基本都沿用了唐先生的既有成果。本文以《释录》所收文书为基础，参阅其他新刊布资料，依照国际敦煌项目（IDP）提供的高清图片深入研判原始文书，析解典型“历”文书的格式特点及会计学意义，辨别一些概念性词汇的异同，以期从本源上还原唐宋时期会计的一些基础事实。
一、“历”文书基本分析
（一）带有原始标题的“历”文书纳入《释录》的“历”文书凡260件，分别归入“纳赠历”、“便物历”、“什物历”、“诸色入历”、“诸色破用历”，以及“敦煌会计历等财政文书”、“施入疏”、“诸色入破历计会”等多个类别。藏经洞所出敦煌文书，因为残破或剪贴粘贴等原因，大部分是没有原始标题的。3如此必然导致一些文书分类定名及含义考察上的困难。本文先就《释录》所载，析出原文书中带有原始标题的“历”文书，考察其名称、类别及格式特点，然后择其典型进行剖析研究。上表经反复核对，仅包含原文书中标题明显且直接标示为“历”的文书。另需说明的是，伯3231号（11），《释录》目录中写为“癸酉年至丙子年（公元974——976年）平康乡官斋籍七件”，共包含7件文书，第1件前缺，第2、3件写为“官斋籍”，第4、6、7件写“官斋历”，第5件只写“官斋”。因此，准确地说，带有原始名称的“历”文书共有32号34件。
（二）关于“历”文书的初步认知1.从上表分析可知，《释录》所载260件4“历”文书，带原始标题者34件，占13.08%。其名称包括：纳赠历、贷粟历、便面历、褐历、借贷油面物历、便粟历、授百姓部田春苗历、突田历、地子历、破用斛斗布等历、出酥油面米麻毛等历、破油面历、使白面历、使用油历、常住破历、沿寺破历、官斋历、付麵历、诸色入历、纳设历、付酒历、次第历。广泛地涉及纳赠、贷便、授田、纳税、破用、付出、收入、设斋、纳供、以及受戒时登坛的次第排列等公（官府）私（寺院、民间会社）业务。由此可见，在当时，“历”是一种适用范围极为广泛的文书类型。2.从表中所列各种“历”文书的名称可以看出，敦煌“历”文书已有明确的定名，采用根据业务特性分别命名的方式，在名称上尽量反映所记业务的基本要件，包括时间、所涉人员、事由、业务性质、项目、文书性质等。如：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时间）（所涉人员）（事由）（业务性质）（文书性质）辛亥年十二月七日后某寺直岁法胜所破油面历（时间）（所涉人员）（业务性质）（项目）（文书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定名方式一直沿用至后世，直至二十世纪上半期，民间中式账簿依然普遍采用此种定名方式，如下文中“光绪三拾四年新正月吉立广泰昌银钱流水老账”封面图片（图9）所示。3.“历”文书的定名，因为各种业务各自的特点，以及可能因为记账人本身的原因，在一些特殊业务的处理中，尚会发生犹疑不定的情况，表明对于文书的命名，尚处探索之中。这一点，伯3232号（11）中7件官斋籍（历）文书的名称变化可以作为明显的例证。对于“历”与“籍”的区分，该文书的记录人并不具有十分确定的把握，因此才有第2、3件写为“官斋籍”，后面第4、6、7件写“官斋历”，而第5件只写“官斋”的情况出现。一字之差，恰能反映其间的犹疑。
二、“历”的文字意义及会计解释
理解“历”文书的真实意义，首先需要了解“历”之含义。对于“历”，姜伯勤称之为“帐目”ii；王永兴认为：“历是一种重要的文书形式，历不仅存在于财物文书之中，如唐代勾官印署、行朱讫，必书于历，这种历与财物无关，但从出土文书看，财物历更为普遍。”iii陈敏则认为：“‘历’与数目、簿册均有关系，所以敦煌文书中也常用‘历’作为凭证账簿的名称。从文书中‘历’、‘历状’的内容来看，‘历’多指凭证，也包括一部分账簿”，并引S.6452号（7）《壬午年（公元892年）三月六日净土寺库内便粟历》和P.3234号背（5）《壬寅年（公元942年）正月一日以后净土寺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说明其分别“类似于现在的出库单”及“相当于现在的收入汇总凭证”的类别确定。而另外一件S.5937号《庚子年(940)十二月廿二日都师愿通沿常住破历》则被认为“相当于现在的支出明细账，也可以视作汇总记账凭证。”iv关于“历”字，《辞源》列明其四种意义：1.推算日月星辰之运行以定岁时节气的方法。《大戴礼?曾子天圆》：“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2.年代，寿命。3.数。《管子?海王》：“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4.日记本。宋苏轼《东坡志林三?修身历》：“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说文》则曰：历（歴），过也。“历”之初始意义，与古人以日月之数、星辰之行来序四时相关联。凡天体之运行，时间之更替，皆有其固有之次序，谓之“历”。以自然之序一一列示，乃为“历”。故有“历历在目”之说，意思是条陈屡列，清晰分明。
由此观之，“历”之蕴意，颇类似于英文词汇“list”（列示、列举、列表）。至唐宋时期，如《东坡志林》所见，又衍生出“日记”之意——即将所发生事务，依照时间顺序逐日记录。对会计记录而言，也就有了相当于后世日记账（也叫“序时账”、“流水账”）的“历”式记录。作为会计记录的“历”，是一种可能按时间顺序一一列示的记录形式。不过，从上文所析出的34件敦煌“历”文书所记内容来观察,其时人们所称之“历”，既包含有明确序时特征的记录，如伯3578号《癸酉年（公元913年）正月沙州樑户史氾三沿寺诸处使用油历》，也有不含时间因素，而仅仅是分项列示的“历”文书，如伯3423号《丙戌年五月七日乾元寺新登戒僧次第历》、ДX2149号a《戌午年（公元958年）四月廿五日寒食座设付酒历》。进而，从时间的角度来观察，敦煌“历”文书既有反映一段时期（数个月乃至一年）业务的（如：6452号（2）《辛巳年（公元981年）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自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壬午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有反映某一具体时日业务的（如：伯4635号《某年某月七日社家女人便面历》，伯2842号背《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斯4884号背壬申年（公元972年）正月廿七日褐历等）。5由此可知，敦煌文书中的“历”文书，既有相当于序时流水账的业务记录，也有对一些事物（事务）并不包含时间因子的列示。也即是说，从“历”作为名称的实际含义上看，正在经历“历”的字义由“一一列示”向“日记账”的转换。在下文分析中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一时期记录形式转换的证据。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所登记的业务内容和发生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历”并不一定具有序时特性，但其作为业务发生时第一时间所做成的业务记录这一特性，却是确定无疑的。在下文有关“历”与“帐”的区别的讨论中，对此将有进一步说明。因何本指历法的“历”字，会被用到会计记录方面来，除了以上字义上的分析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历法与会计“历”文书在形式上的共通之处。以下提供两个实物例证：一是敦煌市博物馆藏汉简《历书》，该《历书》1990年出土于清水沟，27枚简，日各一条，从右到左列出从四日到卅日共27日的历法信息。另一个实例是敦煌文书中的具注历日，王重民、荣孟源等先生曾对其进行整理研究。6观察原始文书可以看到，不论是汉代简牍历书，还是敦煌文书中纸质的具注历日，都具有按照日期逐行顺序记录的特点，与多数会计“历”文书的记录形式相同。这应该正是敦煌会计账簿文书之所以称为“历”之形式渊源。
三、“历”文书例释
为了解“历”文书的格式特点，进一步探究其实质性意义，以下引几份带原始标题的“历”文书进行讨论。1.伯3234号背，《甲辰年（公元944年）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寺院放贷文书。定名明确（甲辰年二月后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7、每项业务分记一行，格式规范，记录清晰。作为一件完整的便物历文书，共72行，记录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出便粮食情况。录文及格式：1.甲辰年二月后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2.李幸端便豆壹硕，至秋壹硕伍斗。（押）3.同日张和子便豆壹硕，至秋壹硕伍斗。（押）梁户张咄子弟住在莲台寺门4.史都料贷豆叁硕。（押）5.何义信便豆壹硕，秋壹硕伍斗。（押）得麦八斗，是何奴子陪6.索延庆便黄麻贰斗，至秋叁斗。（押）住在僧愿真巷7.安员进便豆壹硕陆斗，至秋两石肆斗。（押）住在寺前大街西8.冯友祐便豆两石，至秋叁硕。（押）共宋游弈同巷9.陈黑子便黄麻捌斗，至秋壹硕贰斗。（押）（中间略）69.彭憨子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押）70.信便麦两硕，至秋叁硕。（押）范宋章曲住71.押衙宋略明便麦肆硕伍斗，至秋陆硕柒斗伍升。72.王幸丰便麻壹硕伍斗，至秋两石二斗五升。得一石八斗。（后空）本文书以“甲辰年二月后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为题，时间、地点、经办人、业务性质诸因素明晰可辨。业务发生的时间，标题中写“二月后”，究竟后至何日，无法判明。记录中两处写有“同日”，表明在登记便物账时也注意到了时间因素。但对于便物（粮）而言，时间因素并非至关重要，因为这种业务通常都是在每年二、三月份青黄不接时集中办理，其记账的重点在于保证借贷人认可（画押），记录真实准确的借出数量及秋天还贷数量。为了便于联系，使还贷有保障，部分项目后还用小字注明了其他相关信息，如住址、人物关系等。
本文书有如下特点：（1）明确的标准化名称；（2）记录正文以借贷人姓名为主，顶头书写，人各一行；（3）采用格式化的记录形式，如：姓名业务性质品名借出数量还贷时间还贷数量签押附注（或有）例：安员进便豆壹硕陆斗至秋两石四斗（押）住在寺前大街西（4）每笔业务下皆有签押，确证借贷及归还数量；（“押字为凭”8）（5）绝大多数人名项旁画有表示账目结清的符号。2.斯5822号，《杨庆界寅年地子历》官方记录。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记录民众交纳田亩税（地子）的情况。由杨庆界收集曹兴国等应缴地子后，统一纳付入库，故名之曰“杨庆界寅年地子历”。文书存7行，后缺。录文及格式：1杨庆界寅年地子历2青麦肆驮半玖斗，小麦肆拾驮贰斗，粟柒驮伍斗3糜两驮，豆肆驮半伍斗，计伍拾玖驮壹斗4曹兴国小贰斗徐遊巌粟贰斗田福子小半驮贰斗杜邕5小陆斗，豆壹斗，赵騷騒小陆斗王光俊小半驮伍斗，青伍斗粟五斗粟半驮伍斗6董元忠青贰斗，小半驮贰斗王孝义小伍斗，豆壹斗7吴琼小半驮，豆伍斗曹进玉（后缺）文书内容可总体上分为标题、总纳数、分户缴纳数三部分，从记录格式上注意了三部分内容的区分：（1）标题用较大字体顶头书写；（2）总纳数部分分两行书写，起首字低于标题一字位置，先分写青麦、小麦、粟、糜、豆各数，再结出合计数；（3）分户缴纳数部分，按人名、应缴各项细数逐一书写，人名字体较大，应纳谷物名称及数量字体略小。应纳项目较多时则分两行书写。虽然文书依然采用满行书写方式，但通过位置和字体大小的调节，做到了记录清晰整齐。作为官府文书，其字迹较一般寺院或私人文书工整。
3.斯2472号背，《辛巳年营指挥葬巷社纳赠历》此件文书为民间社邑组织（巷社）于辛巳年办理指挥丧葬事宜时，成员纳赠助葬物品的帐目。文书存39行，第2行为标题，第1和第3至34行记龙录事及李社官等33人纳赠数，第35行记见付主人丧葬剩余物资（油、饼、粟、柴）数目，第36至38行为重订社条。39行字迹不清。录文及格式：1龙录事粟并油柴2辛未年十月廿八日荣指挥葬巷社纳赠历3李社官并4龙社长粟并油柴紫绵绫帛绵绫帛练一丈九尺5氾宅官6氾愿昌粟并油绯绵绫丈五一接两故7氾团头粟并油柴生绢半疋8氾富通粟并油柴孔什德绢招9孔幸子粟并油柴故烂半幅碧绢生绢内三接计丈五（中间略）33张佛奴粟并油柴碧绢一疋彭丑奴二人招34高员佑粟并油柴帛练紫绵绫内两接一丈六尺35见付主人油三十一合饼五百四十枚又二十粟两石柴三十一束36辛巳年十一月一日，因为送指挥，众社商量，自后三官则破油一般，37虞侯破粟壹斗，其赠粟则分付凶家，饼更加十枚，斋麦两硕，黄麻八斗38每有纳赠之时，须得全纳，一般不得欠少，自后长定39……本文书是标准的纳赠历，除个别地方文字脱落外，基本完好。文书标题完整明晰，每项记录皆采用统一形式如下：姓名（或职位）所纳规定物品所纳绢帛名称及数量例：龙社长粟并油柴紫绵绫帛绵绫帛练一丈九尺其中姓名字体较所记内容字体为大。这种差别是会计记录格式化并突出所要强调内容的常用方法。所有成员皆按统一标准交纳“粟并（饼）油柴”，故这四项物品不写数量，其余绢帛之类各人交纳品种及数量各不相同，一一详列细数。
本文书交纳绢帛名数处皆有表示账目已经核对结清的符号。文书第35行记“见付主人油三十一合饼五百四十枚又二十粟两石柴三十一束”，表明所纳物品除用于丧葬开支外，剩余油、饼、粟、柴交付主人。本文书较特别的是第36至38行有关修订社条的记录，一方面表明社条由众社员一同制定和修订，另一方面，社条的修订记录在纳赠历上，表明纳赠历作为会社办理丧葬事宜的记录资料，是要由会社统一保留的。本件纳赠历立账日期为“辛未年十月廿八日”，会社成员商量修订社条在“辛巳年十一月一日”，表明一件纳赠历的记录期间，通常是从开喪到送葬结束数天之内。参考其他纳赠历文书的题名，可知纳赠历作为丧葬仪式上收纳会社成员纳赠助葬物品的帐目，是按死者名讳（如：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丙子年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或凶家姓氏（如：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设账。此件纳赠历可视为纳赠历文书之典型，具有如下特点：（1）有明确的定名，表明了时间（辛巳年）、事由（营指挥葬）、文书归属（巷社）、性质（纳赠历）；（2）人各一行，姓名、品名、数量记录清晰，且以字体大小变化来区分不同内容；（3）标注有核对账目的符号；（4）文书中记录“见付主人”物品数，兼具结账之功能；修订社条也在同一件文书上刊明，凸显了文书功能上的综合性。4.伯3578号，《癸酉年（公元913年）正月沙州樑户史氾三沿寺诸处使用油历》这是一件私人文书，记录沙州樑户（油坊主）史氾三沿寺院各处使用（供）油的情况。文书采用满行序时记录方式，详列供油时间、用途、数量、经手人等信息。其最大特点在于虽然采用满行记录形式，但却保持了严格的序时特点。以下是其所记时间摘录：癸酉年正月十一日樑户史氾三沿寺诸处使用油历十五日廿二日早上二月八日十九日三月廿四日四月十三日十五日廿日廿六日五月四日六月十二日七月十二日廿七日八月五日九月五日十六日十月一日记录中写明了业务发生的月份和日期，当一月内有一笔以上发生时第一笔后业务只写日期不写月份的形式，与近现代中式会计的日期标记方式完全一致。也说明此件文书属于比较严格的序时记录，具有流水（序时）账性质。此种特性在敦煌文书中较为多见。如伯2642号《年代不明（公元十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虽前面部分缺失，但从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四日的日期标注非常详细。
5.斯6829号背，《丙戌年（公元806年）正月十一日已后缘修造破用斛斗布等历》这是一件寺院修造工程成本费用账，文书记录丙戌年正月十一日至八月十四日寺院修造工程中发生的各项支出。文书共33行，采用分行记录形式，格式规整，记录清晰。录文及格式：1丙戌年正月十一日已后缘修造破用斛斗布等历2十九日买张奉进木，付麦肆硕3廿二日买康家木价，付布肆疋，计壹佰柒拾陆尺，折麦壹拾硕，又付粟叁硕4二月十一日付翟朝木价布壹疋肆拾伍尺。却入5三月十四日出麦捌斗，雇索鸾子等解木手工城西6四月二日出麦柒斗，付曹雲恩解木七日价7同日出麦贰斗，付索家儿充解木两日价。又一日价，麦壹斗8九日出麦柒斗，付索鸾子充解木五日价9廿一日出粟柒斗，付彭庭贤雇车载城西木（中间略）26八月二日出布陆拾尺，与道恽修佛座赏物27同日出布陆拾柒尺，付灵图、金光佛充杜邕木价28同日出白面叁斗，付质英将窟（旁注小字：别历收）取赤土食29同日出白面壹（旁注小字：别历收）硕柒斗，供赤白人，从六月廿三日至七月30十四日并修佛座人等食，布肆尺，造泥巾31又出白面贰斗（旁注小字：别历收），入赤白处，油半胜，赤白处用32以前都计，出麦粟五十二石二斗一升，（小字：内一十七石八斗一升麦，卅四石四斗粟）油九升33布三百卅九尺。又布一丈一尺出卖，（小字：卅四石四斗粟，每尺五升）无念其特点：（1）题名准确，全面地标示出了业务所涉及的时间、事由及项目内容；（2）严格序时、分行登记；（3）在逐日逐项登记的基础上，最终结出了合计（都计）数；（4）六项支出旁小字注“别历收”，表明已经注意到不同账历间的牵制关系。
四、“历”文书的性质及格式特点
上文选寺院、官府、社邑、私人、成本文书各1件做了初步考察，以下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历”文书的性质及格式特点。
（一）“历”文书的性质综合以上各方面资料，本文认为：1.“历”是唐宋时期广泛应用于敦煌寺院、官府、民间会社及私人的一种文书形式，是以一定格式列示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涉及人、事及经济活动内容的记录方式。2.“历”文书所涉及内容，以经济活动为主，兼及个别非经济性活动（如伯3423号《丙戌年五月七日乾元寺新登戒僧次第历》，只是登坛受戒的排列次序）。因此，不能绝对地称“历”文书为会计文书，但大多数“历”文书却属典型的会计文书无疑。3.“历”作为文书名称，广泛应用于纳赠、贷便、授田、纳税、破用、付出、收入、设斋、纳供等业务，属于当时公私账簿最广泛使用的名称，一定意义上，“历”即相当于后世的“账簿”。不过，正如下文将会讨论到的，在唐宋时期“帐”、“簿”二字另有所指，而真正意义上的会计账册作为业务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仅称为“历”。4.部分“历”文书具有明显的“序时”特征，其功能相当于后世的流水账（也称日记账、序时账），可视为流水账的先驱。但并非所有“历”文书皆严格序时；是否具备序时特点，关键在于业务的性质及业务发生的时间特性。5.部分“历”文书包含经办人签名（或签押），具有一定的凭据性作用，同时兼具账簿记录和原始凭证等多重功能，反映了当时人们因实际业务需要而灵活设账和使用记录材料的特点。但总体来看，会计“历”文书更偏重于“历”列示业务记录的性质，属于账簿而非会计凭证9。至于在账簿上杂记其他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间会计常见的习惯，直至民国时期的会计账簿中依然十分多见。106.从记录形式上来看，“历”文书的记录包括逐行逐项登记（人各一行或日各一行）和连续满行登记两种形式，逐行逐项记录清晰易辨，连续记录则不易分清各笔业务。对比多件文书的记录内容，初步认为，之所以依然采用满行连续记录的形式，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节省纸张。11
（二）“历”文书的格式特点敦煌“历”文书是目前所见，自纸张代替简牍记录之后最早的会计记录实物证据，处于简牍记录向订本式纸质记录演进的中间环间。因此，其中所包含的文书格式方面的许多发展变化及特点，具有重要的会计史意义。为了更好地把握“历”文书的实际意义，特概括“历”文书的格式特点如下：
1.明确的定名当在现实生活中，纸张逐渐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的主要介质，文书的定名也逐渐得到重视并日益规范。考察“历”文书实例可见，但凡完整的文书（包括起首完整而后部残缺的文书），通常皆会在起首第一行写明文书的名称，且多独立成行。与近现代中式账簿的定名相类似，该名称通常包括立账时间、记账人身份姓名、与所记业务的关系、所涉项目内容、文书类别等，如“庚子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都师愿通沿常住破历”、“辛巳年十一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壬寅年正月一日已后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等，已经形成相对标准化的名称标示，与近现代中式账簿的封面信息（账簿名称）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敦煌“历”文书中将账簿名称写在起首第一行，后世账簿则因采用订本账形式，封面单独成页，所以采用立账时间居中，账簿名称（往往包含内容及业务类别信息）写于左首靠上，账簿所属机构名称写于右下角。与近现代中式账簿通常在账簿封面正中写“XX年X月X日吉立”相类似，敦煌“历”文书标题起首的时间标示，通常也只是写起始（开始记账）日期（相当于立账日），部分则在日期后加“已后”二字，所记内容可能跨年，但目前所见，大都不超过一年，这也符合当时业务量相对较小，以及本册式账簿出现以前单幅纸张记录的要求。
2.根据业务性质及所记内容灵活确定记录形式及要素前面分析中可见，敦煌寺院、官府、会社及私人业务，广泛地涉及纳赠、贷便、授田、纳税、破用、付出、收入、设斋、纳供等诸多方面，为了反映清楚各类具体业务，人们依据各类业务的特点及信息需求，在账历的格式设计方面动了许多脑筋，形成了一定之规。表现在实务中，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各类“历”文书各不相同的具体格式。以下概括列出几种主要文书的格式特点：①纳赠历——人各一行，人名顶头书写；人名字体大于所记业务内容；所纳项目列示中，定额缴纳项（饼粟、粟饼柴油、面柴饼粟麻等）列前，自主缴纳项（布帛）列后。②便物历——顶头书写，人各一行；内容以“便某某若干，至秋若干”方式记录；借方画押。③入历——序时特点。收入物品品名数量列前，来源居后。④破历——因人因事，择适而设。根据具体业务特点采用序时、签押等多种不同技术形式。3.通过字体大小的变化和位置安排收明晰、醒目之效；4.根据业务内容及节省纸张的需求灵活地选择满行或分行记录形式。分行记录的使用是会计记录格式化、标准化的重要标志。有些文书依然采用满行记录方式，但也有一些文书采用了分行记录方式。尤其斯6829号背《丙戌年（公元806年）正月十一日已后缘修造破用斛斗布等历》，不但格式规整、记录整齐，而且采用严格的序时方式。
五、“历”与“籍”、“账”之区别及联系
了解中国会计账簿名称之演变，是清楚地理解“历”之含义及“历”文书会计史意义的重要基础。当今会计中所谓“账簿”，历史上曾有过多种不同的名称，其间转换颇为复杂。商周时期称之为“册”、“籍”,春秋至秦代则称为“籍”或“籍书”,汉代则名之曰“籍”、“簿”及“簿书”等。“籍”，从竹,出现于“簿”之前,字形如多篇竹简卷束成捆，叠置搁放之状。西汉时“籍”与“簿”既密切相关，又有一定区别：凡文献典册称为“籍”,如其中与财政经济相关、具有统计性质的户籍、名籍等；凡与会计方面相关的记录，则称为“簿”或“簿书”。此后直至唐宋，关于“籍”，基本沿用了这个用法，如户籍、名籍，皆属具有统计意义的名录。13敦煌文书中有多件名为“籍”的文书，如：ДX1382号《河西都僧统应管一十六寺僧尼籍》14，斯0113号《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等。在敦煌文书中，“帐”15字也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使用，如“写帐日”、“写帐人”、“帐讫”等。郭道扬教授考证发现，“帐”最早用以表示帷幕或床帐，其用于代指会计账目，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2年——589年）。v当时，皇帝与达官显贵热衷于巡游,每次巡游都要在沿线每隔一定距离置一筛帐作为休息享受之用。筛帐内往往陈设各种贵重精良的用品用具。为了保管好这些财物,要为每一筛帐委派专人进行记录。凡登记筛帐之内的财物,便简称之为“记帐”,而把作成的书面记录称之为“帐”。这样，幕帐、床帐之“帐”便约定俗成被人们引申为与会计相关的“籍帐”、“计帐”乃至“簿帐”。至唐代，一直沿用计帐之法。16而相应地，“帐”字也作为会计账目的代称，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并在敦煌文书中多有出现，比如斯4782号《寅年乾元寺堂斋修造两司都师文谦诸色斛斗入破历筭会牒残卷》中，即有“写帐日”（白面叁斗，油半升，粟肆斗，以上充神宝幢写帐日食用），伯3234背（9）《癸卯年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广进面破》第3行有“面五斗五升祘会愿通中间六日及写帐人食用”；伯3841号背《唐开元廿三年？（公元735年？）沙州会计历》第119行（《释录》卷一第424页）有“其年秋季帐讫”，第123行（《释录》卷一第425页）有“开廿年春季帐讫”；伯3348号背《唐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河西豆卢军和糴会计牒》第5行（《释录》卷一第426页）有“载夏季载支粮帐讫”等。
极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发现，在敦煌文书中，“帐”字只用来指称一般性帐目，而未．．．．．．．．．．．．．．．．．用于具体帐簿的定名．．．．．．．．．。《释录》中收录的定名为“帐”的文书，仅见“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效谷郡计帐”（卷一）、“力皓等户帐”（卷二）、“堂舍房基帐”（卷三）等区区数件，皆属分类整理或研究者定名，而非原始名称！敦煌文书中所见会计账册，原始标题中皆用“历”定名，而未见有用“帐”者。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庆元条法事类》所包含的南宋初年（公元1127年）至庆元年间（1195-1200年）的法令（敕、令、格、式和随敕申明）中，用到“帐”字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一般帐目（如前帐、今帐），另一种则是作为上呈的帐目报告（如“帐状”、“季帐”等）。“历”则依然用于指称具体帐簿，并有“交历”（交接记录）、“门历”（出入库记录）、“帐历”、“簿历”等多种说法，表明对“历”文书的类型区分更趋细致。其卷三六《库务门》中，更有《州县场务收支历》，是对场务会计帐记录及结帐形式的规定。表明在南宋时期，依然以“历”作为具体帐簿的名称，并有关于“历”保管不当的罚则。17其中言明“遇有收支即时注历，每日转计都数，监官书押。在州者旬赴知州以次签书旧历，限十日缴申州勘磨”。可见直至南宋，“历”依然作为具体会计帐簿的名称与作为会计（帐目）报告的“帐”相区别。同时也说明，“历”用作帐簿名称，并非限于敦煌一定的地区性习惯，而是全国皆然。关于“历”与会计报告的具体关系，吐鲁番文书中的《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礌石馆具迎封大夫马食?歷上长行坊状》18是极好的例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六、结语
鉴于自魏晋以降，因为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记录载体，导致自此以后直至明末之前有关会计历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极少留存，敦煌文书对于中古时期中国会计史的研究，实则具有重要的填补空白的根本性意义。“历”文书则是打开这个宝库的锁钥。它下以凭、契、疏、抄录等各种原始凭据为支撑，上与祘会牒（稿）等综合性报告相勾连，在秦汉简牍会计向后世以订本式账簿为核心的纸质会计记录系统的演进中，充当了至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内涵地揭示了中式会计思想及方法演进的许多重要史实。“历”文书作为唐宋时期会计账簿记录的代表性形式，在会计记录格式化及记录形式的发展进步方面，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敦煌会计中以“历”作为具体会计账簿的标准称谓，并通过进一步查考相关史籍，确证了这一判断，并初步得出这一现象并非局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全国皆然。这是以前有关唐宋会计史的研究中从来未曾有人注意到的重要发现。与敦煌“历”文书的研究相关，有两个重要问题，本文未暇展开：一是“历”文书与凭证、报告及其他文书的关系，其间的区别、联系及配合；另一个则是敦煌会计文书所代表的会计事实与唐宋时期一般内地会计的关联性及代表性问题。对此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i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
ii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iii王永兴，《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iv陈敏，《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会计制度研究》，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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