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5 08:45:39
导语：在纠治四个主义剖析材料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分析检查阶段，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寻计问策，为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司法行政工作中打下了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一定要全面把握、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本质要求，紧紧抓住科学发展这条主线，把全局干警、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把十七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全县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谈心，我从个人和集体两方面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成绩，查找出存在问题，制定了下一步整改措施，现将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
1、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推进“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十七大报告“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的要求，我带领班子成员全面实施“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推进全社会的法制化进程，这不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司法行政机关围绕中心，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方面。我站在全局的高度，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把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牢牢抓在手上，精心谋划，全力推进。通过开展“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稳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人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按照《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和《利津县第四个依法治县规划》的要求，扎实全面地开展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一是加强领导，强化目标管理，实行检查、通报制度，努力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从根本上规范和促进各部门、各单位的民主法治建设。二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增强普法教育实效。应用科技手段普法,设立普法网站，加大网络法制宣传力度，广泛与新闻媒体协作，形成多层次、多手段、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态势，构筑法制宣传教育社会平台，开拓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宣传教育新途径和新领域。三是全面推进和深化“法律六进”活动。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培养树立先进典型，总结交流推广经验，务求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四是坚持以考促学，切实抓好对全县各类普法对象的学法考试工作。按照县委组织部、县司法局等部门文件要求,适时认真组织全县领导干部统一参加全省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五是继续深入开展全县“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及时组织开展县级民主法治村全面检查验收活动，推进全县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2、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稳定是基础，是群众利益的根本所在，更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可以说，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任务，也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坚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已任，以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法制环境为目标，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强化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基础性和预防性作用,维护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健全完善“调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坚持“民不转刑”的原则，深入开展民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及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做好“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真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法制大厦的基石。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不断拓宽安置途径，预防和控制“两劳”人员重新违法犯罪。围绕十七大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要求,进一步强化法律服务的保护功能。整合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组织资源，对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民工提供及时、便利的法律服务，并根据不同情况，实施减、免、缓收费，扩大救济制度的惠及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实践证明，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创新则是更大的发展。按照十七大报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我积极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制定实施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实现了人民调解员公开竞聘专职化、工资报酬统筹化、工作职责明确化、管理考核制度化、机制运行规范化，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加强公证信息化建设，推广使用公证业务软件和管理软件， 逐步实现了公证工作的科技化、数字化、信息化，提高了公证工作的科技含量和办证效率。进一步抓好司法行政机关监督管理工作，由零星突击检查向常规检查转变。积极开展律师信用等级评定等岗位练兵活动，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法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4、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整体素质，是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实现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司法行政机关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建设高素质的干警队伍为目标，坚持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树立“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的思想，树立依法治警、依法治所、公正执法、科学管理的理念，不断强化司法行政干警职工、法律服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通过开展活动，树立全员学习、终生学习的理念，有计划地采取措施，提高五个方面的素质。一是在提高政治素质方面，把学习十七大精神作为理论学习中心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十七大报告，深刻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吃透报告的精髓。二是加强队伍的业务培训，本着缺啥补啥的原则，每年都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以学历提升、网上培训和外出学习考察为内容的综合培训。同时，组织全员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公务员法》、《公证法》、《律师法》、《法律服务工作者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综合业务素质。三是提高理论素质。严格学习日制度和自学制度，侧重学习哲学理论，进一步提高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四是提高文化素质。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日常鼓励开展读几本好书，唱几首好歌，培养几个好兴趣，做几件好事，交几个好朋友活动。五是加强基本技能训练。熟练掌握微机操作、公文写作等方面的技能，以适应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需要。此外，特别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及职业道德建设。教育职工自觉遵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办关系案、人情案；不出关系证、人情证，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大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力度，对违法违纪的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依法实施处罚，并记入诚信档案，不断提高全县法律服务业的社会公信力。
二、存在的不足
在看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县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普法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在人力、物力和经费资源方面的投入不够，普法深度、广度不够；人民调解工作，延伸度低、服务面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还没有有效衔接；在法律服务方面，服务水平、质量不高，律师、公证员队伍的素质教育有待加强；在法律援助方面，覆盖面低、受援面窄，工作中应加大对残疾人、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1、理论学习不深入。分析我在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认识不足，理解不深，未能把学到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很好的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导致在制定发展规划中缺乏战略高度，工作出现片面性、盲目性；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发展理论的理解，我认识到不靠理论上的成熟指导实践工作，就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的要求。当前我在工作上存在的不足，实际上就是学习不深不透，理论功底不厚，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强的表现。
2、队伍管理和行风建设不够扎实。对干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教育抓得不够得力，导致个别人没有完全做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做为评判自己工作优劣的标尺，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还没有根深蒂固，服务工作不是十分到位，质量不是很高。
四、今后努力方向
1、带头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一要坚持学习。在学习内容上，紧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不断加强对政治理论、业务技能、科学知识和领导艺术的学习。在学习形式上，针对我日常工作繁重的实际，采取自学为主，集中学习为辅，每天坚持自学。二要学以致用。要学以致用，不能停留在对理论、方法的简单了解上，要把学到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工作中去，要成为本行业、本专业的行家里手，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创新工作模式，提升工作水平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三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要与思考相结合，学习要与工作实践联系起来，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改变思维方式，创新管理体制、工作机制、管理手段，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2、以民为本，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为民服务。
一、扎实推进“五五”普法和“法律六进”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1、落实规划，加大组织实施力度。为保证“五五”普法规划顺利实施，我局研究制定了2010年度法制宣传工作计划，并于年初组织检查，督促各乡镇（街道）、市直各单位及时制定“五五”普法规划、建立普法台帐。上半年，我局还完成了“五五”普法全国统编教材的征订发行工作，全市共组织征订《农民法律知识读本》、《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公务员法律知识读本》2000多册。
2、突出重点，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今年3月，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联合下发了“法律六进”工作实施方案，并抽调18名法律专业人员成立“五五”普法宣讲团，在试讲演练的基础上，于今年4月率先完成“法律进乡村”活动，宣讲团成员结合农村实际，以《宪法》、《条例》、《公证法》、《继承法》和农民工维权知识为重点，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巡回授课，共1万多名基层干部群众参加了学习培训。进入6月以后，我局又组织宣讲团成员备课，法律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单位活动将陆续启动。
3、创新机制，不断增强法制宣传的社会效果。上半年，我局利用“三八”妇女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5”全国土地日等特殊时期，与相关单位共同开展了有关专业法的宣传活动，联合市交警部门到金集、安乐等中学举办了交通安全知识宣传讲座，并通过《普法简报》、电视、网站等媒体，积极做好普法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在全市营造出浓厚的法制宣传氛围。
二、大力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全面履行基层司法行政各项职能
1、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今年5月，我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全市司法所从原先28个撤并为15个，到目前，15个镇（街道）司法所共配备司法助理员16人，平均每所至少配备了1名正式在编人员；全市已实施国债项目的司法所共11个，剩余4个司法所正在进行国债项目申报，今年内采取垫资方式全部建成，其中有2个已经开工建设；结合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标准，我局制定了《司法所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严格采取“四个一”的管理模式，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司法所长例会、每季度开展一次督查、每半年组织一次考核评比、年终司法所长还要向局党组述职汇报一次，确保规范化要求落到实处。
2、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我局统一了人民调解卷宗的制作格式，要求每个司法所全年形成规范化调解卷宗不少于20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纠纷月排查制度、纠纷月报告制度，积极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上半年，全市司法所和各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286起，调解成功率98%，防止民转刑案件2起，制止群体性上访1件，防止群众性械斗1起，较好地发挥了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3、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实现建档管理。上半年，我局组织开展了刑释解教人员调查摸底专项活动，基本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全市共排查出2004-2006年刑释解教人员437人，其中已衔接367人，逐人登记并建立了《刑释解教人员详细情况表》，对未衔接人员已向公安部门作了通报，力争查明去向。各基层司法所进一步规范了刑释解教人员的卷宗档案，定期组织开展帮教活动，并按要求做好帮教记录，无一脱管、漏管，有效预防和减少了重新犯罪。
三、积极开展“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努力培育健康有序的法律服务市场
1、全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根据省厅、市司法局统一部署，结合办理市政协相关提案，今年3月以来，我局在全市开展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局机关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并及时召开动员大会，做好动员部署工作；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全市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认真查摆执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并逐一制定了整改措施。
2、大力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上半年，我局以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严格履行管理职责，集中开展了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活动，一是对非法从事法律服务人员展开专项清查行动，全市共排查出8名“黑律师”，已全部被责令停止非法执业；二是聘请了15名行风监督员，实行开门评议，加强对法律服务行风的社会监督；三是结合法律服务年检注册工作，对法律服务机构进行了优化整合，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从28个整合为18个，律师事务所由4家合并为3家，相关人员进行了重组；四是完善了法律服务投诉查处机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设立举报投诉电话，对各类投诉案件，做到及时处理、及时答复；五是强化目标管理考核，分别制定了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目标管理考核办法；五是建立执业公示制度，将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的基本信息逐步通过网站对外公布。
3、发挥法律服务职能，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上半年，全市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111家，各类诉讼案件204件，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5件；市公证处共办结各类公证事项840件；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共担任法律顾问103家，诉讼事务90件，非诉讼事务82件，调解纠纷90件，协办公证50件，见证30件。
四、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1、加强法律援助中心规范化建设。一是规范办案流程，明确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查、审批、分流程序，对于基层工作站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一律先由中心审批，再分配办理，杜绝有偿案件；二是规范了法律援助案件卷宗档案，统一印发了法律文书格式文本；三是规范接待咨询工作，设置了“148”接待咨询登记簿，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做好电话接听和来人接待工作。上半年，全市共登记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0件，解答法律咨询62人次。
2、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社会影响。今年3月，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市汽车站广场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宣传活动，向外出务工人员散发《农民工维权手册》300余份；5月20日，市法律援助中心与市残联等单位共同举办了助残日法律咨询活动；同时，我们还利用“法律六进”活动，广泛宣传法律援助业务，公开服务电话和申请渠道，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的公众知晓率。
3、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今年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我市15个镇、街道已全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加上市残联、工会、共青团、妇联、人武部5个单位，全市现设有法律援助工作站20个，并统一制作了匾牌，将法律援助的受理条件、办案流程、工作制度等公布上墙，进一步方便了群众，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
五、坚持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队伍作风建设
按照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统一部署，今年以来，我局积极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在原教育活动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深化教育活动方案，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完成各项规定任务，在抓好《江文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等基本学习科目的同时，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开展“以案析理”大讨论、举行新老党员宣誓仪式、组织学习考试、举办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成果展等各种形式，不断丰富教育活动内容，增强了教育活动的效果。:
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有力促进了司法行政队伍作风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我们要求所有参学人员认真做好学习笔记，每人撰写2篇心得体会，并以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了百名群众评议活动，对单位和个人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梳理，深入抓好清理思想、查摆整改工作，积极完善机关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改进了机关工作作风，对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继续抓好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
今年以来，我市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一是完成了内、外网网站建设，局机关开通了互联网门户网站（），并在政法专网上建成内网网站，各基层司法所单独制作了内、外网网页，相关基础材料已陆续添加完毕；二是完成了政法网接入工作，局机关接入政法网并开通了专网内线电话，司法所通过专用短号码拨号方式已全部接入政法网；三是完成了视频会议系统的全省联网调试工作，即将投入应用。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我局坚持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精神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研究政策措施，制定发展规划，狠抓重大项目，调节经济运行，推进改革开放，稳定市场秩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坚持多参善谋，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规划编制和项目前期工作，认真谋划*未来发展大局。
1、认真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趋势选取课题，按课题调研责任制要求及时落实课题内容和责任人，并由局班子成员带头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定期进行督查，形成了《关于接轨大*战略的对策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问题和对策》等15个课题成果，课题数量创近年新高。同时，健全和完善月度、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制度，加强了与统计、经贸等经济综合部门的联系，突出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热点难点和重大问题的监测分析，特别是在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节能减排、临港产业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开展深入调研，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对策措施，被市委、市政府采纳并转为实际决策。
2、认真编制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年初，组织编制了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经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后及时予以下达，将计划工作具体化、指标化。同时，根据“*”规划编制和主动接轨大*的要求，牵头或协助其他单位编制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船舶工业发展规划》、《临港产业发展规划》等10多项规划，其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船舶工业发展规划》已经通过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组织实施；《生态功能区规划》、《标准渔港建设规划》等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通过了专家评审；《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并上报省发改委；《政府性投资项目规划》、《临港产业发展规划》完成初稿。这些规划的编制或组织实施，对于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战略目标等具有重要作用。
3、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紧紧抓住我市纳入*大都市区布局的有利时机，按照“三线联动、接轨*”的要求，抓紧抓好*大道、滨海大道*段等前期工作，全方位对接*发展。全年共安排重大前期项目19个，项目前期研究经费1300万元。年内工作有实质性推动的项目14个，如*大道*段、*江大桥拼宽、公安三所迁建等项目完成项目建议书，滨海大道*段进入初步设计阶段，万松东路延伸线、金潮港综合治理、客运站场等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将进一步缓解我市交通瓶颈制约，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科学发展，全面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今年以来，由于落实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市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预计全年万元GDP能耗下降到0.7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4％，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分别削减0.89％和6.4％。一是加强规划引导。相继编制了《*市工业节能和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污染物减排总体规划》，理清了“*”期间工业节能和循环经济发展、污染物减排等目标任务及思路等，完成编制《*市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规划》等，明确了各区域的生态保护目标、产业进入要求；完成22家年耗3000吨标煤以上企业节能规划的制定，组织90家年耗1000吨标煤以上规模较小企业的节能规划编制工作。二是加强政策推进。出台了《*市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实施意见》、《关于加强节能降耗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产值能耗下降指标纳入乡镇年度考核，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予以实施。三是加强示范推动。加快推进重点项目的实施进度，重点抓好污水处理厂、农业污染面源综合整治、废塑料洗涤加工整治等项目的实施，提高重大项目的节能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做好企业清洁生产工作，鼓励企业积极推广应用国内外先进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加快产业提升。
2.加强价格调控和监测，保持市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一是严格控制出台提价措施。认真执行国家价格调控政策，严格控制政府调价项目出台，如暂缓出台金安公司停车场收费标准、化建公司民爆运杂费和管道公司的管道液化气价格等，努力杜绝调价政策出台对社会的震动。二是加强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调控。出台了市自来水公司供水区域的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标准，合理调整了行业间的用水比价，利用价格杠杆，促进节约用水；进一步规范了我市供电企业营业服务收费，完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促进节能降耗和经济结构调整。三是加强价格监测力度。每月2次对7大类42种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监测，重点监控粮油肉禽蛋以及原材料能源的价格变动情况，及时分析并提出调控建议。建立了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与生活补贴挂钩的机制，全年向1.45万名低保居民发放260多万元物价补贴。
3.完善粮食调控体系，保持粮食供需平衡。针对市场粮油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保证供应稳定，吞吐灵活，调控有力。一是积极开展“订单粮食”服务。与3万多户种粮农民签订“订单粮食”合同，数量达1.65万吨，面积逾7.2万亩，早稻入库粮食达1.7万余吨，收购总量和进度均列全省前茅，稳定了地方储备粮轮换粮源。二是完善粮食应急保障机制。与12家民营粮食企业签订代储协议，落实省定1000吨应急成品粮承储任务，组织落实应急加工、供应网点23个，在出现市场应急情况时保证随时投产供应。三是扶持粮食多元主体发展。鼓励、帮助多元经营主体积极增加投资和技改，发展粮食加工和批发规模，搞活了粮食流通交易。四是引导企业开展粮食产销合作。与粮食主产省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粮食购销关系，全市14家民营骨干粮食企业和合作社外建粮源基地达6万亩，年返销粮食达5.5万吨，其他规模以上经销大户年外购粮食10万吨以上，保持了全市粮食供需平衡。
（三）坚持投资拉动，大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努力优化城市发展环境。
1、重点建设创历史新高。全市安排重点工程30个，其中续建项目17个，新建项目13个，总投资118.6亿元，年度投资计划13亿元。全年完成投资16.05亿元，占年度计划123%，同比增长45.6%，创历史新高。其中污水处理厂、高桐公路*段、塘下大道二标段等10个项目竣工投运。具体措施有：一是抓项目攻坚。将*江三桥、瑞枫公路、104国道改建等列入重点突破对象，对3个重要项目的政策处理进展工作及建设情况进行半月报，及时把问题反馈给市领导，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年度各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特别是7月组织实施重点工程建设“135”攻坚计划以来，重点工程建设明显提速，7至9月份仅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5.26亿元的投资额，超过5.1亿元的预定目标任务。二是抓项目管理。严格按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组织实施，实行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监理制、招投标制和合同管理制等五项制度，开展建设进度、质量、安全、投资和工程招投标等检查督促工作。加强“四个管理”（即施工管理、财务管理、资料管理、责任管理），把好“五个关”（即招标投标关、合同签订关、现场监督关、建材采购关、验收审核关），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定期检查工程建设全面管理情况。三是抓项目协调。制订《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重点工程政策处理工作的意见》、《*市重点工程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和《*市重点建设“135”攻坚计划奖励方案》等一系列制度措施，进一步明确了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为政策处理第一责任单位。对各个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汇总，整理出涉及资金、土地、规划等方面的46个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2、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在坚持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同时，着力投资结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适度平稳增长，预计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4亿元，同比增长10.8％，其中工业投资完成36亿元，同比增长28.6％，重点工程完成投资16.05亿元，同比增长45.6％。一是项目申报卓有成效。为缓解土地制约，加强跟踪服务，向国家、省争取重点项目和带帽用地指标，共申报6个项目，其中瑞枫二期、57省道、滨海大道*段等3个项目已列入省重点项目，解决土地指标2124亩；外资项目进口设备申报免税认证4家，用汇2821万美元，国产设备抵税认证3家，设备总金额6792万元。二是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积极引导高技术产业积极有序发展，积极向中央、省争取专项资金补助、财政贴息，北龙岛风能发电高新技术等项目获补助资金共计240万元，并组织申报基础教育、现代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等补助计划。三是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落实一系列便民措施，实行项目报批连审、快速审批制度，全年共办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358件，其中立项96件，下达年度投资计划182件，工业投资项目备案46个，核准项目2个，初步设计23件，受理9件，提前办结率87%，承诺件无一件超期办结。
3、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一是通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到20*年底，固定电话用户达34.6万户，同比增长8%；居民宽带用户达10万户，同比增长5%，全市行政村宽带率达到90%以上；移动电话用户1*万户，同比增长41%，广播电视用户数20多万户。二是政府信息化不断推进。完成全市电子政务网络改造，形成了内外两套物理隔离的电子政务网络和相对完整的电子政务专网体系，并实现同*、省电子政务网成功对接；建成了市防汛远程会商系统暨视频会议系统，成功组织多次视频会议，为防汛决策调度提供快捷的信息服务；建成了市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系统，使组织部门能够利用网络对农村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三是电子信息产业有新的发展。市博德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电动车电子控制器项目、超阳集团的CY型七彩闪光汽车电子转速表项目、鑫田集团的VFD汽车数码组合仪表项目共获*市电子信息产业专项资金补助50万元。另外，我市汽车电子产业基地成功申报省信息产业厅，对扩大我市汽车电子产业知名度和促进其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四）坚持深化改革，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
1、上市前期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0年之前我市上市工作目标是：争取上市公司达到7家以上，从证券市场融资15亿元以上，使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协调，成为民营企业上市“*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主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大上市后备企业的培育力度。对有潜力的企业进行摸底走访，对初步符合条件且上市意向明确的公司给予政策方面的指导，确定了11家拟上市重点培育企业，建立领导挂钩联系制度，推进改制重组，其中已完成股改的2家，正在进行股改的5家，已经与中介机构签订协议并制订具体上市计划的有6家，基本形成了上市的梯队阵势。二是加大上市服务和政策扶持力度。为上市重点企业启动特事特办、一事一议程序，为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和瑞明集团的改制多次召开政策协调会，帮助解决改制上市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制订出台了《关于推进企业上市若干政策意见》，在资金、用地、税收、产权办理等方面给予企业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改制上市成本，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2、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积极推进重点建设融资体制改革，广开建设资金筹措渠道。组织召开银行、项目对接会议，为重点建设融资搭建平台，解决工程建设资金筹集的问题。盘活土地存量和国有资产，拍卖出让土地、产权置换、经营权转让或委托经营等手段壮大政府建设资金的总量，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二是企业备案项目实行网上审批制。20*年1月1日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推行审批、核准、备案制，并在*市率先实行网上备案制，进一步减化审批程序，提高透明度，方便群众。三是精简机构，加强工程管理指挥部的整合。将原来12个工程和新增6个交通重点工程指挥部进行整合为7个，有效加强了对重点建设的管理和协调。
3、顺利推进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自2006年12月全面启动以来，以“农户出一点，政府补助一点”为主要缴费方式，积极动员村集体或社会能人出资为农户统一缴纳保费，拓宽筹资渠道，大力推进参保工作。截至20*年10月底，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签单户数达23.9万户，参保率达93.04%，实收保费359.1万元，其中328户参保农户共计712间受灾的房屋得到理赔，赔付金额共计223.32万元。全市近半数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参保率达到100%，圆满完成了*布置的工作任务。并于11月份全面启动了20*年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续保工作。
（五）坚持依法行政，清费治乱，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1、整顿和规范收费秩序。一是开展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验审及换证工作。对197个行政事业性单位开展了收费验审，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7.2亿元，其中行政性收费2.02亿元，事业性收费5.2亿元，同时换发了500多个收费许可证。二是规范教育、医疗收费行为。合理制定了义务教育阶段课本费收费标准，调整了公立幼儿园收费标准，完善了职业高中收费备案制度，贯彻落实高中阶段择校生免收学费的政策，规范了高复班收费行为；继续完善各医疗单位住院清单制度，落实新增医疗服务收费项目，规范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三是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根据省物价局、财政厅重新公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全面审查了我市各部门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努力做到及时取消和变更。四是巩固完善收费公示制度。会同减负办等部门重新编制涉农收费公示牌、公示手册，并发放到广大农户手中，完善教育、医疗、行政机关等收费公示长效管理。
2、开展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一是针对肉禽蛋等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态势，加强了主要副食品价格专项检查。8月至10月份，对全市所有食品加工、大型商场、超市及集贸市场开展拉网式检查、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维护了市场稳定；召集食品行业和食品经营者参加价格政策提醒会，引导经营者遵守价格法律法规，正确运用定价权，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二是围绕“看病贵”，开展了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收费专项检查，查处医疗价格服务违法案件6起，制裁金额15万元，其中立案查处2家民营医院，制裁金额3.5万元，有效地减轻了患者的负担。三是围绕“读书难”，开展了教育收费专项检查，对30所学校教育收费情况进行抽查，清理了擅自提高住宿费标准、不结算代管费等行为，落实了“一费制”收费政策；四是为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涉农价格和收费监管。3月中下旬，配合省物价局对有关涉农部门、单位、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涉农价格和收费专项检查，做到审纠结合，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五是开展节日市场价格专项检查。利用各类节假日检查了明码标价商店、超市、菜市场店摊4万多间，复检秤1.78万笔，处理案件621件，进一步规范了市场价格秩序。六是加强价格举报工作。据统计，全年共出动检查人员200多人次，检查单位70多家，受理群众价格举报投诉（咨询）146件，办结145件，办结率99%，有效地维护了群众的价格权益，促进了社会稳定。
3、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以开展粮食流通统计监督检查为切入点，重点对粮油质量、安全生产、仓储设施等开展检查，全年共出动390人次，检查粮食加工企业和粮油经营户92家，有效地规范了粮食流通市场。特别是夏粮入库期间，加大了粮食收购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收购、扰乱市场等坑农害农的行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共查获4起非法收购粮食案件，查扣涉案粮食20吨，维护了粮农利益。由于做到严格依法行政、规范监管、文明执法、依法管粮，8月份我局被国家粮食局授予“全国县（市）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六）坚持转变作风，以狠抓“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管理。
1、加强全局作风建设。一是抓机构，健全领导机制。成立“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并制订开展活动行事历和日程安排表，部署召开全局“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蹲点制度，局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乡镇、村居和企业调研，切实为基层排解难题办实事。二是抓服务，破解发展难题。组织开展“六项服务活动”和“走进矛盾，破解难题”等系列作风建设专项活动，通过组织开展系列讨论会、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认真梳理、分析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发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区分轻重缓急，逐条落实解决；三是抓制度，加强内部管理。从整顿上下班考勤纪律入手，修订完善了考勤、财务（资产）管理、公车管理等26个制度，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进一步规范机关运行；建立层次分明的绩效考核机制，加大对全体工作人员的年度考核力度，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工作人员业绩评定、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按照政务公开要求，将我局职能特别是行政许可、收费项目、执法程序、办事时限等内容通过报刊、网站、公开栏和小册子向社会公开；四是抓监督，深化效能建设。严格执行“八条禁令”，定期开展机关效能监察，加强督查力度，对受到效能告诫的科室或任用严格实施责任追究，提高了党员干部从政道德素质和廉洁自律意识。
内容提要: 刑法教义学是以制定法和判例为基础的学问，其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对刑法的解释和体系化。刑法教义学是观察和分析各种犯罪论体系的重要维度。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是一种教义学体系，是对刑法总则的解释和体系化；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则背离了刑法教义学传统，因而衍生出诸多问题。我国应当强化以实在法规范为对象的教义学研究，逐步清除苏俄犯罪构成体系的不当影响。
一、问题的由来
犯罪论体系是刑法学的基础性问题。如何看待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的优劣利弊以及如何针对其存在问题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是近些年来我国刑法学界聚讼纷纭的热点话题。且不说以此为书名的专著或论文集已出版了10部左右，以犯罪论体系为专题研讨对象的国际、国内会议也已举办了好多次①，单就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犯罪论体系”、“犯罪构成”或者“犯罪成立体系”等语词为篇名进行搜索的结果来看，相关论文达数百篇之多，既有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苏俄等国家犯罪论体系的国别研究或比较研究，更有对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历史考察、现状描述、优势论证或弊病剖析、完善建议或重构设想。
根据笔者对相关文献的初步梳理，尽管我国目前关于犯罪论体系的研究热情很高，研究总量很大，但仍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学者对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提出的完善或重构设想，常常是建立在对域外各种犯罪论体系产生、发展的背景缺乏深入考察或者是对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之弊病缺乏准确认知的基础上，对完善或者重构后的犯罪论体系的目的缺乏应有的考量，相关建议自然也就难以被真正派上用场。
比较研究发现，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前者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后者则相反。在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内容可以成为“法律渊源”，成为法律裁判的依据。正如美国刑法学家乔治·弗莱彻所指出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尤其是那些受德国法影响的国家的人，认为“理论”或者对法律原则的学术概括能够与制定法、判例法一起为人们提供法律渊源。在这些体系中，理论上的评论不是一种次要的而是一种主要的法律渊源。[1]P3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受德国法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遵循了所谓的“法律教义学”传统，法官可以按照犯罪论体系进行具体的司法判断，德国法院关于“超法规的紧急避难”的案件裁判即其适例。而与德国犯罪论体系同源的苏俄和我国犯罪构成体系②在实践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适用境况，并引发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那么，究竟是何种缘由导致这两种犯罪论体系的分野？苏俄和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到底走上了一条如何不同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发展之路？后者最大的影响因素何在？又当如何改进？这些问题颇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鉴此，本文拟从刑法教义学的视角展开研究，并就教于同仁。
二、刑法教义学与犯罪论体系的一般考察
（一）法教义学与刑法教义学
法律教义学(Rechtsdognmatik)亦称法律信条学，是大陆法系法学理论中的重要术语。在大陆法系，一般意义上的法学指的就是法律教义学。法律教义学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Dogma”，Dogma这个概念首先在哲学中使用，然后在（基督的）神学中使用。Dogma是“基本确信”、“信仰规则”的意思，它不是通过理性的证明，而是通过权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来排除怀疑。[2]P136-13在基督教的教义学中，圣经是绝对的权威且无需证明，教徒在解释和理解圣经的时候，完全不会怀疑圣经的权威。与此相应，法律教义学将制定法放在神圣的地位上加以阐释。以实在法规范为研究客体是法律教义学与法哲学等学科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按照考夫曼的说法，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正确之法”；而法教义学仅仅是对制定法的注释性表达，而不担负评判制定法善恶的任务。③
根据Peczenik的观点，法律教义包括对制定法文本含义的描述以及判例等等，法律教义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对有效法的解释(interpretation)与体系化(systematization)。[3]P1法律教义学虽然不质疑制定法本身的权威性，但其功能也不局限在对制定法的单纯释义。德国学者诺伊曼认为，法律教义学的出现有赖于欧陆法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有效的法仅基于其来源而不是其内容被视同为有效的法；另一个是法官仅仅依据制定法作出判决。由于法律必然是一般地表达出来，因而，连法律也不能自己解决待决的个案。尽管如此，如果法官应遵守受法律规则的约束，那也必须为法官提供法律以外的其他具体的法律规则。法律教义学的任务是准备这种法律规则。[4]P15一些学者甚至将法律教义视为法律渊源之一。[5]随着教义学的不断发展，其在约束裁判者与对制定法的批判与修正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欧陆法教义学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体系化的进程。信条学必须将浩如烟海且杂乱无章的法律材料进行整理并使之体系化，因为只有将其体系化之后，才能了解法律制度内部的评价体系，才便于讲授与学习，才能让人们在总体上把握具体规范之间的联系，才能使具体规范之间的联系、顺序和依赖关系一目了然。[2]P140由此，体系化成为教义学本身的功能之一。奥地利社会法学家埃利希就认为，欧陆共同法学采用的最后一种建构材料是systematic（体系理论）。体系的出现，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仅仅是为了著述与阅读的方便。法学家撰写法学书籍，“非得有某种有序的安排不可”，这种安排“是为了便利快捷地定位”。[6]P743法教义学的发展最终也采用了这种发端于古罗马的教科书的体系化方案，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教义学基础的法律本身便存在一种结构、体系，因此法律教义学欲将其完善地表达出来就必须也着眼于某种内在的逻辑体系。体系化的任务就是将所有已经获得的理论知识，以整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将这个整体中的各部分用逻辑关系联系起来。不过，时至今日，体系化的功能远不仅仅是为了著述与教学的方便，当今法学理论尤其是刑法理论研究者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对体系问题进行着反思与重构，是因为体系化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教义本身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法律教义为将来特定领域的案件之解决设定解决方案；[5]二是法律教义所依赖的教义学体系对于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在通过法律教义学探求新出现案件的解决方式时，遵循不同的体系形式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刑法教义学与犯罪论体系
刑法教义学是基于已经存在的刑事制定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对法定规则的系统化和对学术、司法判决所发现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科学，就是刑法教义学。[7]正如刑法理论发展进程所显示的，体系化业已成为刑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法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体系化，一个完善的体系不但可以使既存的教义学理论恰当地表达出来，而且还能使教义学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犯罪论体系因而成为刑法教义学体系中的主要内容。按照德国学者罗克辛的说法，犯罪论体系作为一种形式，其所承载的实体内容是犯罪行为的理论，也被称为一般犯罪理论，该体系是在对分则的具体行为构成加以抽象的基础上，包含了刑事惩罚的行为的一般条件。[8]P118
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内容之一，犯罪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与刑法总则密切相关。日本刑法学者西田典之认为，犯罪论正是以刑法总则的规定为基础，探讨犯罪成立的一般要件。[9]另一日本学者松宫孝明也指出，犯罪论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如果刑法中不存在总则的话，挑选出犯罪的一般构造，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就没有意义。[10]美国学者乔治·弗莱彻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西方的法律理论追求一直是培育出刑法的总则。“这种对总则的寻索，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果说，在杀人和袭击案件中都存在自卫，那么，就应当概括出自卫的总体轮廓，而不是在每一案件中自说白话。”[11]P287按照法律教义学的理论，法律教义是运用概念、原则等对法律结构的描述（被称为外部体系），以及为前述法律结构的具体部分发展出可资司法适用的观点（被称为内部体系）。[3]P3德国学者据此认为，犯罪论体系是刑法总论的教义学体系，也就是运用具体的概念和原则将刑法总论体系化，并且在这个体系之内对刑法总论中林林总总的问题阐明立场，为刑事司法运作提供可以采用的法官规则。
在刑法典中进行总则和分则的划分是基于技术性的考虑，因为刑法不仅要将值得处罚的行为方式加以阐明，对于犯罪成立的一般性的条件也要加以规定。以杀人罪的规定为例，一个行为要构成杀人罪必须满足如下的条件：行为人以及行为符合刑法的时间、空间以及对人效力的规定、行为是有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的、行为符合了刑法关于杀人罪的规定、行为人不是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行为人不具有不可期待性等免责条件。这些条件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对所有犯罪类型重复适用的，因此立法者将可以重复适用的部分作为总则性内容加以规定。如果不对这些条件加以区分，刑法典的规模将会变得异常庞大。犯罪论体系就是以犯罪成立条件为基础，探讨犯罪成立的一般要件。在上述关于杀人罪的构成条件中，除了符合刑法分则的规定这一项之外，其余全部属于刑法总则的范畴。在解决具体案件时，必须将总则的一般性规定与分则的具体规定结合起来，而关于如何将分则的构成要件与总则的一般要件进行综合应用的问题就交由体系论加以解决。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论体系正是将上述犯罪成立条件加以体系化的产物。
三、塔甘采夫体系与贝林格体系：两大犯罪论体系的形成
塔甘采夫和贝林格分别是苏俄犯罪构成体系和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的开创者，学者因而习惯上多将苏俄犯罪构成体系和大陆法系犯罪阶层体系分别称为塔甘采夫体系④和贝林格体系。
（一）教义学体系的践行——贝林格体系之形成
大陆法系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罪责三要件组成的犯罪论体系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和契机提出的，其形成得益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提出和可罚性阻却事由的分化。罪刑法定主义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有成文法的基础，因而以刑法分则为基础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得以成为犯罪成立的首要条件。换言之，构成要件该当性从构成犯罪的众多条件中被首先分离出来。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无刑事责任能力等其他犯罪成立条件在刑法总则中多以阻却犯罪成立事由的形式出现，因此被总括为可罚性阻却事由。德国1909年的刑法预备草案便采用了这种犯罪成立的积极条件和可罚性阻却事由相区分的二阶段体系。不法和罪责的区分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被立法者认识到。[9]将违法性和罪责进行区分是近代犯罪论体系形成的关键一步。Küper便认为，违法性与罪责的区分，是刑法法理上最大的成就，而也不可能再走回头路。[12]P95
上述体系化的进程隐含着两条或显或隐的线索：一条是体系构建的物质材料之形成；另一条则是体系的功能与价值之填充。体系的建构首先必须存在其具体的构成因子，具体而言就是法律概念与冲突的裁断。所谓冲突的裁断，按照黑克的观点，指的是在规范之寻找上必须借助利益的探讨评价生活的情状和法律规定。[13]P431具体到犯罪阶层体系来讲，其构成材料就是总则中需要解决的各种规范问题，如违法性认识、罪过、违法阻却事由等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法律概念。有了这些构成材料，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才得以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此外，犯罪阶层体系的形成也不能缺少另一条线索——价值与功能的导入。单纯物质材料的堆积并不意味着体系的形成。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取向于目的，设定所期功能，将知识或事务根据其存在上之关系、作用组织起来的方法便是体系化。[13]P458据此，倘若没有人权保障、罪责原则等价值原则的导入，犯罪阶层体系也不会形成。西田典之教授就认为，犯罪阶层体系是从刑法的功能出发，确定刑法的基本原则，然后进行具体化而形成的。具体而言，人权保护的刑法功能要求必须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从而衍生出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具有法益侵害，从而衍生出以法益侵害为核心的违法性阶层；从责任主义等价值原则则衍生出罪责的阶层。[9]
在此发展进程中，推构解释(juristic construction)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埃利希所指出的，“体系性的一般化与法学的推构解释存在很密切的联系”。“推构解释的显著特征在于，仅在某种法律关系中出现的特定的事实或特定的法律效果作为一个整体被挑选出来，并作为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建构的建筑材料。”[6]P744-745比如，作为正当防卫行为的法律效果，阻却违法性完全可以适用于紧急避难的情形，于是，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置于“违法性”概念之下。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刑法总则规定的关于犯罪成立的一般条件就被划分为若干部分从而形成某种体系。
（二）教义学体系的背离——塔甘采夫体系之形成
前苏联犯罪构成体系与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具有同源性，都源于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概念。俄国刑法学家塔甘采夫将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概念引入俄国刑法学，并将其作为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得到了其后的前苏联学者的继承与改造，最终发展成前苏联乃至当代俄罗斯刑法中的犯罪构成体系。
不过，区别于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前苏联犯罪构成体系基本上背离了教义学的传统，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塔甘采夫完全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概念，将构成要件理解为构成事实而不是制定法上的类型，进而按照犯罪行为事实的具体结构将犯罪划分为四个部分即犯罪的客体要件、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犯罪的主体要件和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这也是前苏联刑法学者建构犯罪构成体系的基本思路。
在体系构建的方法论上，以塔甘采夫体系为源头的前苏联犯罪构成体系与费尔巴哈和意大利古典学派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意大利古典学派“从犯罪是一个‘理性的实体’的前提出发”，认为犯罪由两种本体性因素构成。他们称这些因素为“力”，包括犯罪的“物理力”和“精神力”。[14]P128即预先构想出一个统一、抽象的犯罪实体，而后对之进行肢解。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所研创的构成要件理论在因袭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将构成要件定义为：特定行为的特征的整体，或者包含在特定种类的违法行为的法定概念中的事实，叫做犯罪的构成要件。[15]P13从而将构成要件仅仅解释成犯罪实体性因素，而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规范要素。据此形成的犯罪论体系，其物质基础自然是“事实现象”，因为只有将犯罪预先构想成为一个事实存在，才能肢解成四个部分。
在看到上述联系的同时，必须注意，前苏联乃至当代俄罗斯刑法中的犯罪构成体系与费尔巴哈、塔甘采夫的犯罪论体系之间也存在本质的区别。虽然费尔巴哈将构成要件定义为“法定概念中的事实”，但就其语境来讲，此处“法定概念”之表述，指的应该是犯罪的形式概念。费尔巴哈参与制定的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典》第27条便明确规定，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是犯罪。[15]P13其中所说的“某罪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刑法分则对具体个罪的法定概念的表述，这些法定概念规定的全部要件就是构成要件，依附于刑事立法。塔甘采夫体系也是如此。塔甘采夫曾经指出，在分析犯罪构成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只是犯罪的法律属性，而在界定其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其社会和国家意义。[15]P250概言之，费尔巴哈和塔甘采夫的犯罪论体系都是着眼于犯罪的形式概念与法律属性。
与之不同，前苏联学者却从犯罪的实质概念出发，将犯罪构成完全实质化，认为立法者制定的当然不是构成，而是比较充分地描述犯罪构成要件的刑法规范，这些要件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着的，他们实际上是该具体犯罪所固有的，而立法者的任务是查明并在法律中最准确和最深刻地规定这些要件。[15]P270在他们看来，犯罪先于刑法，犯罪论体系的物质基础是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行为，这便与费尔巴哈、塔甘采夫的观点出现了本质性分歧，因为费尔巴哈和塔甘采夫均认为，刑法先于犯罪，相应地，犯罪论体系的基础只能是刑法的规定。而之所以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前苏联刑法学形成之时，尚未完全从法律虚无主义的迷蒙中清醒过来，以至于学者们将源于费尔巴哈的犯罪构成理论作了上述不合时宜的修改。
如前所述，刑法教义学的核心是对刑事制定法和有效判例的体系化，犯罪论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前苏联刑法学者对费尔巴哈理论的上述修改使得其犯罪构成体系没有构筑于制定法的基础之上，犯罪构成体系中基本上不存在规范的要素，从而背离了刑法教义学的传统。
四、两大犯罪论体系的分野
由上可见，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和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尽管同宗同源，但由于其对待教义学的不同态度，因而在体系构建方面存在着重大分野。
（一）体系构建的理论背景
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是伴随着刑法教义学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建立在具有强烈实践品格的教义学背景之下。苏俄犯罪构成体系则不然，其赖以形成的刑法理论背景与大陆法系国家迥然不同。俄罗斯刑法学者库兹涅佐娃等主编的刑法总论教科书认为，刑法学的对象包括：(1)对刑事法律进行释义，换句话说，就是对刑事法律做理论上的解释；(2)对立法和执法实践提出建议；(3)研究刑法的历史；(4)对本国刑法和外国刑法进行比较分析；(5)研究刑法社会学；(6)研究国际刑法。刑法学中的方法包括：法律方法，刑事统计方法，社会学方法，体系方法，比较方法，历史比较方法等。[16]P5-8由此可见，苏俄学者眼中的刑法学基本上没有分化，不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混沌一片，其外延远远大于大陆法系学者所谓的刑法教义学。在大陆法系，刑法教义学仅仅承担上述第一项任务，其它则由刑法哲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承担。
换句话说，大陆法系的犯罪阶层体系仅仅是刑法教义学层面的问题，学者在建构犯罪阶层体系时必须站在司法者的立场上。但在苏俄，由于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不分、刑法教义学与刑法哲学等学科不分，犯罪论体系研究者的立场被迫在司法与立法之间不断转换：一方面，苏俄刑法学者将犯罪构成视为犯罪实质概念的具体化，这种看法明显来自于立法者的立场，因为犯罪的实质概念是脱离刑事制定法而独立存在的，它并不属于司法刑法学而是刑法哲学或者刑事政策学的内容；另一方面，苏俄刑法学者又承认，犯罪构成是为定罪服务的，因而也具有实践的品格，而且为迎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主张只有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的构成部分才能称之为犯罪构成，于是又站在了司法立场上。由此，深陷于司法者立场与立法者立场之间的矛盾纠葛中。而司法者一旦“客串”了立法者的角色，就自然会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抵牾。
（二）体系构建的基础
大陆法系犯罪阶层体系的构建以刑法为基础。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认为，德国刑法是一种有体系的刑法，主要以判例为依据，也就是根据过去已经作出判决的真正案件来与其他法律制度加以区别的。犯罪原理就是在一种所谓的刑法体系中总结出来的[7]。据此，犯罪原理不是研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犯罪现象而是从刑法体系（真正的案件）的运作中总结出来，犯罪阶层体系也是从刑事立法和判例中总结并建构起来的。德国刑法学者耶塞克更直截了当地说到：“一般犯罪论必须从法律中推导或至少与法律相一致。”[17]P243德国的犯罪阶层体系虽然也发源于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理论，但构成要件的概念在贝林格手中发生了变化。在贝林格之前，人们大多把犯罪定义为“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使用刑罚威胁的行为”。在那里，符合行为构成性被包含在“使用刑罚威胁”之中，贝林格认为，这样的表述是“含糊不清的”。[8]P181并进而将本体性因素转换成了刑法分则中的具体规定。质言之，在贝林格看来，构成要件不是反映犯罪事实结构的本体性因素，而是刑法分则的概念性或者类型性规定。
与之不同，对于犯罪论体系，前苏联学者所采用的构建方法是：从实质的犯罪概念出发，抽象出一个犯罪实体，然后将其按照四个要素进行肢解，因此其犯罪构成体系的构建基础是犯罪行为（事实），而不是刑法规范。
犯罪构成的性质曾经是前苏联刑法学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本世纪前半期，俄国刑法认为犯罪构成是构成犯罪的要素及其要件的体系（总和）；50年代，理论上开始将过去理解的犯罪构成“一分为二”：一是现实的现象，是犯罪的核心、犯罪的结构；二是立法模式或科学抽象。特拉伊宁认为，犯罪既是客观实际，又是犯罪的法律定性，所以他被指责出尔反尔。皮翁特科夫斯基也指出，法学家既把犯罪构成概念用来表示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说明一定的犯罪符合刑事法律，又用来表示符合这些要件的具体行为。[16]P175-176这种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使得苏俄刑法学陷入了矛盾境地。一方面，苏俄刑法学无法不将现实的现象作为犯罪的核心，因为犯罪构成体系本身就是以犯罪的现实形态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苏俄刑法学也无法舍弃刑法的规定，因为舍弃刑法规定意味着再次回归到法律虚无主义，那将意味着历史的倒退。所以，当代俄罗斯刑法学家在将犯罪构成视为客观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事实构成的同时，认为在现实中只有立法者在刑法规范的处理中描述它的要件之后，它才成为犯罪构成。犯罪构成和犯罪本身同时既是事实现象又是法律范畴[16]P177。
与苏俄相似，我国刑法学者也普遍认为，犯罪构成既是概念又是事实现象，且赋予其的哲学基础，将这种理解视为法律观的必然结论。因为马克思认为，法律是事物的本质的真正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18]P139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存在问题的。马克思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认为法律系统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这是在历史的视野中考察法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并非在任何语境中都具有普适的正确性。在司法过程中，这种观念就必须受到法治原则的限制。因为在成文法国家，法治原则要求司法者依靠法律文本进行司法实践，而僵硬的法律文本与多变的社会现实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当二者冲突时，司法者显然不可能于每个案件中都去纠正法律文本出现的问题，很多问题只能留待立法者解决。因此，以实体行为（事实现象）为构建基础的苏俄犯罪构成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都是无法兼顾刑法规定的。
（三）体系构建的价值与功能
如上所述，大陆法系犯罪阶层体系进化的一条主线就是刑法价值与原则的导入。在犯罪阶层体系中，刑法价值与原则的作用非常之大，堪称体系的灵魂。德国之所以发展出以构成要件为核心的犯罪阶层体系，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的价值选择。举例而言，在犯罪阶层体系的内在结构中，“构成要件该当性”之所以一直被置于“违法性”和“罪责”的前面，就是为了彰显刑事制定法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无法无罪的目的；又比如，在违法性阶层和罪责阶层的判断过程中，都采用消极出罪的方式进行，即实际上不是在进行积极的违法性／有责性判断，而是在考察是否存在违法性／责任阻却事由，这无疑也体现了刑事司法对审慎原则的遵循和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苏俄犯罪构成体系则无论就起源还是发展而言，都没有显示出刑法价值与原则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苏俄犯罪构成体系一方面形成于与刑事社会学派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斗争之中，刑事制定法的地位并不高，或者说，重视刑事制定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等刑法原则在苏俄刑法学中难以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另一方面，前苏联学者由于在刑法学研究中不科学地套用理论，致使其理论研究与现实的司法实践相脱节。
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前苏联与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与大陆法系传统的教义学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相较于大陆法系的教义学体系，前苏联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最大弊端就是与具体的司法实践脱节，或者说缺少精致的方法论。按照德国学者的观点，体系化为科学化所必需的“方法”，此所以“方法上”(methodisch)与体系上(systematisch)常被使用为同义语。[13]P431大陆法系犯罪阶层体系的提出，实际上是将犯罪成立的法律条件按照一定的目的进行安排，从而约束体系的使用者以使定罪结果具有可预测性。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犯罪阶层体系之构成要素——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是三重层层递进的评价活动，都是基于司法者立场对行为事实的评价。但前苏联与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却没有显示出这种方法论的意蕴，犯罪构成的四个要素仅仅是从四个方面解说犯罪的实体概念，而不是展示定罪过程中的法律适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学受到了前苏联的巨大影响，刑法学研究缺少规范气息，大量政治性、社会性的内容充斥其中。与此相关，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刑法教义学，这不仅是我国当下犯罪论体系及其问题产生的主要致因，而且构成了未来犯罪论体系改革的深层障碍。
由此，强化刑法教义学的研究，对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来讲或许是无可回避的。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进一步，寻找到改革我国犯罪论体系的科学路径。
注释:
①如2003年、2005年在济南两次举办的“犯罪理论体系国际研讨会”，2006年在深圳举办的“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暨‘犯罪论体系’高级论坛”，2007年在北京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刑法理论新体系”国际研讨会等。
②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受到前苏联犯罪构成体系的巨大影响，后者的前身则是由俄国学者塔甘采夫从德国引入的。
③法律教义学与法哲学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法律教义学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权威，即制定法，因此不对制定法的好坏做过多的批判，相反，法哲学试图找到一种“至善”的法，因而其研究的范围并不拘泥于现行的制定法。关于两者具体的区别，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郑永流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塔甘采夫体系与后继的前苏联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上较为相似，但二者在构建方法与哲学基础上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其主要原因在于，塔甘采夫的犯罪构成体系以形式的犯罪概念为基础，前苏联学者则从实质的犯罪概念出发进行犯罪论体系的建构。对此，后文有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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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的培训考察报告
前不久，由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牵头组团，对英国政府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的基本情况和好的做法进行了实地培训和考察。赴英期间，培训团组先后走访了英国贸工部、国际贸易署、竞争委员会、牛津郡政府、工商联合会、公务员管理学院和伦敦高伟绅律师行等部门和单位，与英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座谈和交流，取得了较大收获。
一、关于英国政府行政的基本情况
在过去五十年中，英国政府随着社会发展和职能变化，通过多次改革，公务员人数逐步减少，行政方式不断调整、完善，行政成本逐步降低，行政效率也得到了提高。通过培训考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英国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其队伍建设公务员管理的法制化、行政过程政府部门法律机构的咨询与把关、行政方式合同管理的有效运用以及重视发挥独立机构的作用等，无一不体现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英国政府部门自觉依法行政的强烈意识和较高水平，其规范并富有特色的做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一）英国公务员的法制化管理
十九世纪中期，为加强英国公务员的法制化管理，有人提出：（1）公务员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终身职业；（2）公务员应该保持中立性，政党的变更不能影响公务员队伍稳定；（3）公务员不应承担任何决策责任，只是执行决策。这三个观点成为英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1931年英国通过《公务员总则》，明确“公务员的工资由议会提供”、“英国首相是英国公务员的最高领导”。1968年英国成立了公务员管理部，由首相兼任部长。在撒切尔夫人任期内，英国现代公务员管理体系逐步形成。目前，英国的公务员基本上是实行终身制，多数人员是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录用考试，加入公务员行列，直至退休。
1．公务员的人员范围和级别划分。英国公务员的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范围之内，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只是当地政府的雇佣人员，不具有公务员身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初，公务员的人数为79万，经过近20年的改革，1997年为48．3万人，其中高级公务员为3000人。关于公务员级别划分，首相是公务员的最高领导，对议会负责，内阁大臣接受首相领导并对议会负责。各部门均设永久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一、第二永久部长初任时由首相指任，是永久公务员，以后各届政府一般在无空缺时不做更换，第一、第二永久部长的职责是负责对所属部门内部公务员进行指导、监督。英国公务员一般分为高级公务员和一般公务员两类，高级公务员又分为3级，一般公务员分为8级。
2．公务员管理的法律制度。根据英国《公务员准则》及《部长工作程序规定》，各部门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务员法律制度。（1）公务员行为规范。如规定公务员应当忠于政府，保持正直、诚实、公正、客观，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执行决定，管理公共事务等。（2）公务员义务。如必须对议会负责，向议会和公众通报尽可能多的关于政府政策、决定和活动的有关信息，不得欺骗和故意误导议会和公众，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事与公务员准则相冲突的活动等。（3）公务员的录用。公务员的录用、包括其内部调动均适用《就业法》，采用与社会其他机构、单位相同的录用程序。英国议会设立公务员服务委员会直接对议会负责，高级公务员的录用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认可。
3．公务员的绩效评价及监督。公务员绩效评价首先是由本人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对照检查工作计划完成情况作出评价，并与直接上司讨论同意后，报部门负责人审核，最后将评价结果报人事部门。每3个月或者6个月考核一次，年终由部门负责人作出评价报告，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公务员本人收入。公务员晋升不仅仅根据工作年限，同时根据工作表现，通常由上一级主管推荐，越级提拔必须经过难度较大的考核。
（二）政府部门法律机构的地位和职责
在培训考察中我们了解到，英国政府部门都设有专门的法律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政府机关对外签订的各种合同的审查；公司登记、商标注册的有关法律事务；根据本部门的不同职能所具有的相关法律事务。
1．法律办公室的专业人员组成。该办公室的专业人员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即成为政府高级专业人员，不属于一般公务员序列。但其级别设置与其他公务员一样，基本工资是固定的，享受特殊津贴。即使这样，其收入与社会律师的收入还是有明显差距（一般而言，比伦敦当地律师收入低、比外地律师收入高），其优势主要是工作较为稳定。办公室的编制人数根据政府机关法律事务的需要设定。在法律办公室之外，英国政府部门通常还设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受理公众的投诉，类似我国的行政复议。但这个专门机构及公众投诉的受理程序，并不是专门法律规定的，而是英国行政机关的通行做法。受理投诉专门机构的 名称不一，有的称为“直接联络部”，有的称为“公共请求办公室”。
2．英国贸工部法律办公室的情况。该部设有部长1人（内阁成员）、副部长7人、常任秘书1人，下设12个部门主任，有4000多人在总部工作，还有6000多人在分属部门工作（有些人属于人）。该部法律办公室下设三个咨询处和一个调查诉讼处，其中负责咨询的法律工作人员有96人，负责调查诉讼的有22人。法律办公室的工作是保证贸工部依法履行职责。从法律咨询服务上看，其主要对象是贸工部所属各部门、部长级官员、政府其它部委法律机构等，法律办公室要在政府制订政策之初及时提供咨询服务。比如，英国公司尽管享有很大的经营自由，但在以下三个方面仍然受到政府监控：（1）国内角度，如公平竞争、特殊行业的管制（电力、电信、液化气、水、邮政、电讯、电子设备、原子能等）、消费者合法权益、进出口管理、标准化等；（2）欧盟角度，涉及私有化、企业兼并和与政府有关的法律案件，可直接提交欧盟审理；此外还包括与WTO的关系，英国公司要遵守有关规定；（3）涉及其他公共事业角度，如土地、卫生健康、金融保险等。法律办公室通过法律咨询服务，为决策人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论证，防止越权等违法行为的发生，从而确保贸工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上述三个方面作出决定，依法行使职权。
从行政诉讼上看，法律办公室的工作重点是保证行政执法中法律程序得到遵守。比如，英国行政法律程序强调：公司、个人提起的诉讼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争议部分确实存在；原告、被告均要求提供书面材料；开庭时要有2-3名法官参加，当事人双方就证据、法律依据等展开辨论。如何遵守并做好这些程序要求，需要法律办公室严格把关。在涉及欧盟法律时，法律办公室还要特别关注英国企业商贸权益的维护。在与WTO的关系上，贸工部是作为英国的主要决策部门之一开展工作的，法律办公室的职责是依法维护英国公司和国家利益。
（三）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合同方式
英国政府在机构改革、精简人员的过程中，为了把公共服务职能更好地推向市场，在政府内部广泛采用了合同方式，保证了行政管理的规范和完善。英国的学者、官员乃至行业协会均对此做法给予肯定，有的人甚至赞誉有加，这是我们在培训考察中感受特别突出的一点。
1．合同方式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范围。英国是高税收、高福利国家，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是由政府投资产生的。国家的宏观调控除采用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外，主要由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来实施。而政府机关落实这些政策以及对一些公共事业（如高速公路、国家级供水、供电系统、石油管线的铺设等）的管理，一般都通过与企业签订合同的方式来实现。从高速公路的监管到英中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共同举办“深圳高科技活动”，他们均按照严密的法律运作机制，与当事人签订合同，进行规范化管理。这种合同的签订是政府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与企业之间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政府通过合同明确规定企业的义务和责任，确定项目所应达到的指标，并根据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分阶段履行自身承担的付费义务。
2．运用合同方式的特点。政府行政机关通过采用与企业签订合同的方式，合理使用公共资金，同时加强管理、监督。其特点是：第一，政府机关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公开、透明。对于国家重点扶持或者重大公共项目，通过合同规定了明确、具体、公开的项目指标，公务员只是执行合同，基本没有自由裁量权。第二，对公务员要求较高。公务员不能仅是“通才”，而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不仅要知晓企业是否符合条件，而且应当懂得企业如何能实现项目指标；此外，合同的谈判和制定，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行为，公务员要依据相应法律进行。第三，有效运用招标体制。政府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企业，企业通过竞标争取项目合同。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会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在政府财政资金的运用中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机制。第四，有利于实施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合同谈判与合同签订职能分设，分别由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实施，避免了暗箱作，同时责任明确；二是行政机关对合同项目的监督。行政机关按照合同条款对项目的质量和进度实施监督，公众也可以对项目进行监督和举报，行政机关根据监督结果和公众的举报，对项目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进行有效控制。第五，有利于对公务员的考核和评价。在项目合同管理中，公务员不仅负责合同的签订，而且要负责合同的履行，项目的最后落实情况，直接反映了公务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成为考核和评价公务员业绩的硬指标。
总之，英国政府和公众普遍认为，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和公共事业管理中，通过合同方式增强了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对公共事业的管理能力和对市场运作的监督能力。
（四）政府部门之外的独立机构
在英国政府组织结构中，政府部门之外的独立机构是一个非常特别、作用突出的序列。目前，英国有130多个独立机构，大多设立于90年代，这些独立机构规模不大，专业性较强，人员精干，效率较高，成为英国政府行政的一个特色。
1．独立机构的起源及性质。1968年英国工党的一份剖析国防部组织结构的报告提出，国防部部长是通才而不是专家，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影响了国防部行政管理效果，因此建议增加专家管理。撒切尔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在调整经济政策、推进政府管理方式转变时，将工商界专业性人士吸纳到政府中，同时将各部门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业务独立出来，按市场化模式运作，成立具有一定特殊职能的独立机构。独立机构的性质属于行政机构，其主管人员由所隶属的政府部门的部长（或大臣）任命，其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公务员，也有一定比例的非公务员。独立机构的经费由议会提供，以保证独立机构区别于政府部门的相对独立性。
实践中，鉴于独立机构的主管人员由所隶属的政府部门的部长（大臣）任命，因此其应向部长（大臣）负责。但长期以来，由于独立机构业务的专业性，在议会问及独立机构业务范围的问题时，一般是由独立机构直接向议会报告，而不是由其隶属的部门报告，因而在议会、政府部门、独立机构之间产生了矛盾，英国议会也对此有一定争议。因为按照英国政府的管理体制，应当由部长向议会报告（大臣）工作。为了解决这类矛盾，英国最近规定，独立机构不能出席议会会议，所涉及问题一律由政府部门部长（大臣）向议会报告，政府部门同时对独立机构的运营负有监管责任。
2．英国贸工部的独立机构情况。该部主要设有6个独立机构：公司协调机构，负责公司注册、收集法定文件、向公司提供有用资料等方面的工作；雇佣法庭服务机构，对企业和雇员向法庭起诉提供行政帮助；破产服务机构，负责破产、清算方面的事务、为制订破产政策提供建议；国家计量、测量办公室，负责贸易方面的计量、测量、标定工作；专利办公室，负责专利、商标、设计等知识产权的管理；无线通信机构，负责管理有关无线电讯业务。
二、关于英国行政法律制度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行政机制
（一）英国行政法律制度的特点
英国传统法学中行政法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它虽然属于公法的范畴，但这种公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浓厚的私法色彩，既缺乏明确而独立的公法体系，也没有统一审理这类公法争议的行政法院。我们在培训中了解到，英国法院在受理行政诉讼时适用一般的法律规则，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公民之间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长期以来，英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一样，都由普通法院管辖。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政府职能的法定化，英国法院成立了行政法庭，并明确了较高的层级管辖。
英国行政法的渊源包括：宪法原则，普通法精神，大量的习惯法和司法审查判例、国内成文法和欧共体（欧盟，下同）法。欧共体法中有关条约、法规可以直接适用，如《罗马条约》、《欧洲共同体法1972》等，而欧共体的法令则不能直接适用，必须按其精神制定国内法。
英国法院的组织结构主要有治安法院、郡法院、巡回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上议院（最高法院）以及欧共体初级法院、欧共体法院。其中行政案件一律由高等法院的行政法庭负责审理（类似于我国的一审），当事人对审理结果不服的，可以上诉至上诉法院，再不服还可以上诉至上议院。
英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其行政法的特点。在这次培训考察中，我们通过了解其具体内容和做法，对英国行政法治的基础、特别是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有了一定的了解。
（二）英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
英国行政司法制度是指英国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或个人侵害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的法律制度。其中司法审查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问题。
1．司法审查的基本情况。英国行政司法审查是由高等法院对负责行使公共职责或权力的团体或个人进行的司法监督，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或法院作出决定的过程，而不是看其决定本身。高等法院有25名专职法官负责处理行政案件，具体由行政法庭进行审理。行政法庭每年审理的行政案件有5300多件，其中4400多个案件与司法审查有关。
2．司法审查的条件、依据。司法审查的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司法审查的对象必须是行使公共职责或职能的团体或个人。同时，如果存在其他法律救济方式，法院通常不会准予司法审查。二是司法审查的申请人要有“足够的利害关系”。提出司法审查有四个依据：（1）不合法。行政机关或法院在行使权力或履行职责时违反了法律规定，如无权作出决定或超越职权范围行使权力均为不合法。（2）程序不当。即违反自然公正法则、程序不公或不符合法定程序要求。自然公正法则包括由不具偏见的机构进行公平审理，为每一方提供足够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3）不合理。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决定是合理的，法院不干涉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4）违反人权。行政机关或法院的决定不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和英国人权法。
3．司法审查的程序。（1）提起诉讼。起诉人必须遵守诉前行为议定书，根据英国民事诉讼程序规定，民事诉讼开始前，必须经过一个程序，即双方当事人相互交换信息，协商、和解。如果通过该程序能解决问题，就可以避免诉讼。申请人在提起司法审查诉讼前，也应写信给政府机关，告诉其起诉的依据和理由，使行政机关有时间作出解释或改变其决定。（2）许可。法官一般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文件后（未听取口头陈述前），决定是否给予提起司法审查的许可。实际上很多司法审查案件在这一阶段就被终止了，每年4400多司法审查案件中只有20xx多件正式进入审查过程。如果法院拒绝给予许可，或所给予的许可附带一定条件，申请人可以要求法院开庭听取口头陈述，重新考虑其决定。如果法官听取口头陈述后仍拒绝给予许可，申请人可以在7天内向上诉法院上诉。如果上诉法院仍拒绝许可，申请人就不能再上诉了。一个案件从提起到许可大约要8个星期时间。（3）审理。司法审查案件一般由高等法院一名法官公开开庭审理，法官主要审查双方提交的书面文件及证据，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如各方同意，法院可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案件。一个案件从许可到审理结束大约要20个星期时间。
（4）上诉。上诉法院在审查上诉申请时，只针对原审法官是否有法律适用错误进行审查，而不再审查案件事实本身。
（三）英国市场竞争立法和竞争委员会（CopetitionCommiion）
英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但在反垄断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方面，英国成文法已有50多年的历史。
1．反垄断的政府机构。19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专门法案，成立了调查垄断和企业合并问题的机构――垄断与合并委员会（MMC），专门负责调查公共事业管理机构提出的有关垄断与其企业合并的案件（如有关通讯、燃气、水、电力等方面），并向政府和有关管理机构提交调查报告，由政府作出决定。九十年代又在此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专门的竞争管理机构。
2．维护公平竞争立法。1998年英国通过了竞争法案，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将英国竞争法律制度与欧洲委员会的有关法律相衔接；二是赋予政府竞争管理机构新的权利，如有权调查卡特尔和优势企业阻碍竞争的行为，有权对被认定有阻碍竞争行为的企业处以年营业额10％以下的罚款等；三是成立了竞争委员会上诉法庭。此外，竞争法案还规定，竞争委员会由政府提供经费，向议会负责。
3．竞争委员会。英国新的竞争法案把MMC和新成立的上诉法庭合并成立了现在的竞争委员会（CC）。其主要职责是：对政府、公平贸易办公室和公共事业管理机构提出的的有关垄断和有碍公平竞争的企业合并等案件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该竞争法案同时明确规定，由英国贸工部对竞争委员会进行监督。竞争委员会委员有50名，任期3年，可重复连任，由国家贸工秘书负责任命。竞争委员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下设三个机构：一是由董事会主席直接负责的调查机构，负责对各案件的调查和报告的起草、提交、公布与出版；二是由董事会成员负责的上诉法庭，负责审理对公平贸易办公室及其他管理机构作出的有关卡特尔和优势企业阻碍竞争行为处理决定不服而上诉的案件；三是由董事会成员任行政长官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专业组、案件组、战略计划、上诉案件的日常管理和后勤服务。
4．竞争委员会工作程序。（1）对每个案件组成专门调查组，委员会工作人员分别参加各调查组的工作；（2）进行事实调查，包括由相关利益团体提供证据、听取被调查主体的陈述；（3）根据调查的有关情况、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分析；（4）就是否有损公众利益作出结论；（5）提出纠正措施，包括禁止合并、要求拆分业务、价格控制等；（6）起草、提交调查报告；（7）出版、公布调查报告，并接受议会、媒体的质疑。被调查对象和相关利益团体如果对竞争委员会的结论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如果认为竞争委员会报告不合理、行为违法或者报告的措施不当，有权推翻报告结论。
除竞争委员会外，英国还有公平贸易办公室作为处理竞争与垄断一般性问题的行政机构。一般说来，竞争案件首先由公平贸易办公室进行审理，只有在案件比较复杂时，公平贸易办公室才提交竞争委员会进一步调查。2001年，公平贸易办公室涉及的企业合并案件有300多个，其中只有5个案件提交竞争委员会处理。
据了解，英国将于明年4月出台新修订的竞争法案。届时将依法赋予竞争委员会对所调查案件的决定权，而不仅仅是提交调查报告。同时，对调查内容和标准也将作出新规定，重点是调查认定企业合并是否会导致实质性的减弱竞争；调查认定是否存在阻碍、限制或者扭曲市场竞争的可能等。
三、几点启示与建议
英国政府的行政方式，特别是在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方面的做法具有一定的特色。尽管我国的国体、政体、所有制结构、法律体系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英国相比有很大不同，但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来看，他们的许多做法和经验，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经贸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推进经贸系统依法行政等，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
（一）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的新方式
近年来，英国政府广泛运用合同方式规范行政管理的做法是很有创意和特色的。我国在进行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和制度改革时，从上至下都把精减行政审批项目作为主要目标，这在近期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应该看到，我们还未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因此，在下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经贸领域取消47项行政审批后，如何有效地保证政府对经贸活动的必要调节和监管，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借鉴英国政府多种手段并举的经验，我们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决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量大面广的政府管制、审批的陈旧方法，树立市场经济的新理念，使经贸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重点，以是否符合和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衡量标准，真正集中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维护公平竞争、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来，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的灵活运用，在产业政策和经贸立法引导、税收杠杆调节、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以及政府采购、合同招标等方面探索新途径。
（二）加强经贸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应该高度重视公务员的队伍建设
借鉴英国公务员管理的经验，加强我国经贸系统公务员队伍的培训与监督，不断提高经贸执法队伍政治、业务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这是做好经贸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的组织保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知识更新和专业培训制度，尤其是对具有行政审批、审核、核准、备案等职责的行政执法人员，要实行培训考核制度。二是要加强对公员务执法队伍的监督，通过建立经贸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的执法责任；确立内部机构的执法权限，执法责任及执法目标；制定对内部机构和执法人员完成执法职责的考核办法，举报、控告的受理、查处办法等。三是应建立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三）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应该重视强化执法监督管理体系的建设
英国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完备，各方面形成监督合力，很值得借鉴。结合我国经贸行政的实际情况，建议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内部监督方面，注意发挥行政部门内法律机构的执法监督作用。要尽快制定《经贸委系统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切实推进经贸系统的依法行政，保证经贸法规、政策和领导决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讼工作；二是在外部监督方面，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司法监督。经贸行政执法必须经得起司法审查，同时还应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明确专门的工作程序，及时处理行政执法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投诉。英国行政法庭是一个独立系统，不隶属于任何地方法院，这样更有利于保证法院行政审判的公正性。我国行政案件数量大、情况复杂，为了搞好司法审查，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并推进司法改革，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系统。三是舆论监督方面，要重视现代社会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和特点，适应政务公开的要求，允许新闻界更多地介入经济行政管理领域，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褒正抨邪，反腐促廉。查字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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