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4 21:20:56
导语：在民国文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政府“缺位”问题的解决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目前来来看，中国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并没有到位。如中国政府对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不利，垄断企业的价格同盟、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政府在提供经济制度等公共物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于经济改制中出现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寻租问题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必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正确解决政府“缺位”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令政府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当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必要性：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
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也不同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又被称为“北京共识”）。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探寻，对国民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研究，更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总结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以及该专业的研究生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内容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中国现实和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情况，未来国民经济学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一）宏观调控与政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混合经济依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财政手段运用也不熟练，计划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处的计划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而变为类似管理学意义上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因此，政府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成熟理论与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主张，同时深入研究各个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的组合与协同问题。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原本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核心方向，现在仍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与财政学、金融学相比显得更为宏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依然会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突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涉及的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比如，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逃离与探寻”母题的神话原型溯源
伟大艺术作品的内容不是来自个人无意识，而是来自更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根据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集体无意识是意识的深层次形式，它们并非来自于个人经验，而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经验在种族成员心理上的积淀物，是从人类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先天倾向和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组成了人类的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不为人们所察觉，却时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荣格指出，集体无意识“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的”。在这里，原型，即原始意象，体现了一种种族记忆，是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弗莱将这一心理学概念转化成了文学理论术语，即“原型是那些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神话及隐喻”。4那么，被美国文学各阶段作品不断书写着的“逃离与探寻”母题又体现了什么神话原型呢？《圣经》作为西方文化以及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源头之一，深深影响着作家的创造活动。《旧约•出埃及记》中讲述了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法老的残酷压迫，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建立自己的王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神话。“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在“出埃及记”这一情境中也存在着一个典型的原型意象，即英雄原型。英雄原型一般是内心孤独的英雄少年，具有探索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即替罪羊）；他们通常被赋予以动因高尚的重任，并主动采取追求的态势入世。同时，英雄原型需要经历三段人生历程：逃亡———顿悟———回归（或牺牲）。这一神话中的英雄原型就是摩西。“出埃及记”是犹太人的建国神话，同时，美利坚民族也将其看成是美国的民族神话。1620年，“五月花”号承载着100多名清教徒逃离英国国教的迫害，满怀希望地来到美洲大陆，在最后一块“上帝应许之地”建立美利坚民族。这些清教徒经历了同摩西一样，即从“逃离———跋涉（及探寻）———建立新伊甸园”的过程。他们自诩是上帝的选民，是摩西的后代。在美利坚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他们是如摩西般的拯救者，是孤独而求索的英雄。所有的美国人心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英雄情结。“西进运动”以及“淘金热”都是这种英雄原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体现。“美国文学也是偏爱流亡者———一个追求自我完美和以期达到太初始者。”6在美国文学作品中，那些孤独的灵魂在不断地逃离与探寻中，谱写着他们的神话，实现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原型“赋予一定精神内容以明确的形式”，当时代内容发生变化时，原型将重新被激活，并参与现实、沟通古今。重新激活的过程不是现代人对神话原型的被动利用，而是加入时代精神的再创造过程，称之为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在美国文学中，英雄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在逃离与追寻中，人生价值的再现与回归；第二类是在绝望中孤军奋战，最后走向虚无。
二、在对现实的逃离中顿悟、回归
在美国早期文学作品中，英雄原型大多经历了从对现实的逃离，到在自然中汲取力量与希望并顿悟，最后重新找到自我价值并回归人类社会，如《白鲸》中的以实玛利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白人小男孩哈克。在美国浪漫主义作品《白鲸》中，以实玛利是一个孤独的求索者，是神话中英雄原型的感性显现。以实玛利，正如他在《圣经》中的同名人那样，是一个流浪者，“管我叫以实玛利吧。……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叫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海洋部分吧。”因此，在小说开始，以实玛利是以一个逃跑者、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的形象出现的。他内心孤独凄苦，想要逃离现实社会，寻找一个让自己快活的地方。在这个象征着以实玛利不断探索的航行中，在一个以船为象征的纯男性的小型人类社会中，他目睹了亚哈船长不顾整船人安危，疯狂且偏执地向代表大自然的白鲸报复。于是，他成长了，顿悟到人生的真谛———爱与友谊，最后只身逃脱了死亡，重新回归人类社会。以实玛利，作为神话的英雄原型，具备了多种“英雄”品质，并同样经历了“逃离———追寻———回归”的历程。与以实玛利相同，英雄少年哈利贝利也具备了神话英雄原型的诸多品质。他孤独、叛逆，具有自省精神、批判精神以及极强的认识能力。在顺流而下的逃离与探索中，在传统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善恶观念不断的拉锯中，他成长为一个有是非观念的人。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时代精神，神话原型也必然印刻着那一时代的精神内容。在哈克的成长过程中，他所要逃离的不是远古时代埃及法老的残酷统治，也不是如以实玛利般内心的凄苦，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中形成的虚伪、残忍、低俗、自私的文明社会。在密西西比河及沿岸的所见所闻以及帮助黑人吉姆逃脱奴隶制的经历使哈克认识了人、认识了生活，也认识了社会，最后顿悟到《独立宣言》中所谓的人人平等、自由。哈利回到文明社会，完成了其“逃离———追寻———回归”的成长历程。19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社会还处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尚未发达的状态下，大自然还未遭到彻底破坏。因此，孤独的精神英雄们还能够逃到大自然中去寻求个人自由与人生价值，他们还可以找到人类存在的价值以回归人类文明社会。而到了20世纪，那些“奥德修斯”式的精神英雄们已经无处可逃，无理可寻了。
三、在无望的逃离中走向“虚无”
20世纪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颠覆了人们的理想与信念，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人被机械文明异化，大自然成为了人类强烈的物质欲望的奴役。此时，美国文学中的精神流浪者们与原初的神话英雄原型有了巨大的不同。虽然他们依然在孤独中求索着人生的价值，但他们不再是具有伟大人格魅力、被赋予探索生活重任的英雄，而是有着诸多自身缺陷、碌碌无为的小人物。他们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即使充当了人类的替罪羊也无法挽回其毁灭性命运。塞林格的小说《麦田的守望者》依旧重复着人类“逃离与探索”这一古老的母题。少年霍尔顿为了逃离父母的责骂及现代文明的虚伪与堕落而出走。他所要逃往的地方是西部某个偏僻的角落，一个淳朴自然、闪耀着人性的美好的地方。在那里，他甘愿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保护在悬崖边嬉戏的孩子们不掉到悬崖下面———不落入成人腐朽虚伪的世界中。“霍尔顿真正追寻的目标就是为了找到一位精神教父（一个纯洁的成人）。”然而，“你永远无法找到一个舒适、安静的地方，因为它不存在。”霍尔顿的追寻以失败告终，他只能将理想与追求隐遁于幻想———虚无的所在。成年的霍尔顿———《兔子，跑吧》中的哈里，在生活中随时保持着一个“跑”的状态。他所要逃离的是压抑、粗俗、毫无意义的生活，以及婚姻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同时“跑”也是他对抗现实、执著追求的一种方式。哈里所追寻的是“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是我？”哈里的三次逃跑，又三次回家，正是他不断挣扎与追寻的努力。然而，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他似乎无处可逃，无论逃向哪里，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所居住的贾基山毫无二致。于是他顿悟到：“生活中失去的东西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跑到哪也是白搭。”他一切的挣扎与追寻都是荒谬而徒劳的，只能逃向封闭的自我，最终走向“虚无”。正如露丝眼中的哈里：“你连一只老鼠都算不上，你连臭气都散发不出，你连散发臭气的能力都没有。你什么也不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出走或为追寻，或为逃遁。他们在一个荒谬腐朽的世界中寻求意义或精神避难的企图毫无意义，也必将以失败告终。他们充当了现代社会精神荒漠的替罪羊，却无法缓和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因而，他们逃避与追寻的行为本身就是虚无。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精神求索者们身上的英雄特质已然不那么明显了：他们是性格有着诸多缺陷的小人物；他们逃离的动因不再高尚；他们被赋予拯救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却无法完成；他们具有探索精神，然而在探索过程中却无法抵制腐朽社会的诱惑；他们渴望自我牺牲，然而却无法换来任何拯救；他们不再主动入世，而是在被动地选择避世。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时代的精神英雄。“小说的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他拒绝向这个精神死亡的世界妥协，他奋力抗争以求获得灵魂的重生。”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现代性；心理认同
长久以来，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与主流汉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不均衡，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水平不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重要一元，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逐渐引起广泛重视，也因此诸多少数民族以自身文化底蕴为基础，培育出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并以此培养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高素质的民族文学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个性鲜明、特色突出，至少具备民族性和现代性两个属性。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二位一体、互相联系，一方面，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更加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贴近现代文学的附加属性，更加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契合点，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两者如何紧密联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固有属性――民族性
文学作品必须以文化底蕴为基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源自本民族风俗、文化，感悟于本民族文化底蕴，从而培育出独具自身魅力的文学作品，也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底蕴早就了不同文化风格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来源于本民族文化底蕴，是寻求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底蕴、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
1、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而非全部
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文化保障，但绝不能仅仅只注重文学中民族特色，形成定向思维，过度依赖民族文化[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鸟衣》和《刘三姐》等文学作品引起极大影响，成为了当时文学界的标杆，这些文学作品来源于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在改编后深受大众喜爱，极大的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学的重视。但必须注意的是，各种不断改编的过程呈现出依托材料改编材料的窘境，出现了作者但从民族学意义上创作，从而发生了针对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的怪圈。尽管民族风俗、民族特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体现是必须的，是基础的，但作为创作者，文学作品并非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日记，也无非等同于停留于表皮的描述性文字，而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以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为内涵，拓展文学作品内涵，防止出现虚有其表的作品。
典型的案例诸如壮族作者韦一凡创作的作品《姆姥韦黄氏》中对壮族的本土婚俗进行了描述，如受父母之命的婚姻交易，新娘三日回门等。在作品的开篇，是一首壮族民歌 “男是天，女是地，天上打雷又下雨，地上万花结果实。结了甜果男人收，结了苦果女人吃。”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但是，细细品味后可知，全篇都只是对民族风俗习惯的详细描述，无视壮族存在的封建礼制，在文中只是尽情的赞美女主的盲目服从、忍辱，却没有对最后出现的悲剧性结局进行深刻的反思，没有认识到，这悲剧是落后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最终，此作品扭曲的歌颂着壮族女性忍受奴役迫害的“高尚品德”。文中的女主韦黄氏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成婚，婚后一直顺从于自己的丈夫，在被丈夫背叛抛弃后也无怨言，最后仍然孝敬婆婆公公，终身未再嫁，独自带大儿子。从文中，我们会因为女主的善良而感动，但是，这只是从个人品德上来呈现的，并没有体现深层次的内涵。
2、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根本，不能遗失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果一旦丧失了民族性，也就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作品了。出现这种极端状况的根源是极强的“民族自卑感”，一旦对自己民族没有了崇敬感，那么就会一味的附和汉族文学，无论是创作心理还是着眼点，都会以汉族文学为模板，缺少独立的民族意识[2]。这种盲目的趋同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则很容易使得本少数民族的文化通过改革和影响被吞噬，最终民族文学中没有了民族特色。如由瑶族作家莫义明所创作的《八角姻缘》这一作品，表面上是描述两个瑶寨的生活情形，比如男女对山歌、传统婚嫁习俗等，但是文中大多是照搬汉族文学的思想和写作手法，最终整个作品都被汉文化所改造了，只是着眼于描写的创伤和改革开放后的困境。该作品虽然既有少数民族的痕迹，又有改革的热点，但是却不能将这两部分进行无缝衔接，最终使得作品留下过多的人为迹象，削弱了民族性。在作者的作品面向大众后，应该无法想到，其作品的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关注当时的热点问题，而是文学作品所要展现的民族意义。一旦他们在创作时被民族自卑感所困扰，那么其创作的作品也就失去了长久的生命力。
二、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必备属性――现代性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们有着独特的本土气息和少数民族的风俗特色，但是，在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发现与汉族文学有着类似的现代性。其中向沈从文、老舍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它们创作的作品不仅被世界所承认，而且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文学的发展。
1、国民性问题
在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碰撞的年代，国民性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焦点，我国著名作家鲁迅、老舍等的作品真实的反应了那个年代的国民心理和生活现状，推动了我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3]。比如老舍的大量作品都是以批判封建残留和日益堕落的群众思想为主。其中在《二马》、《猫城记》等作品中，老舍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市民生活状况进行了叙述，其深层内涵却是对愚昧无知、得过且过的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从老舍创作的话剧作品中不难发现，老舍对当下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从我国文学史可以看出，老舍延续了鲁迅的创作思想，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老舍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愚昧无能、传统守旧的国民的无奈，用文字进行尖锐的批判，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进行透析，在作品中运用了喜剧形式进行嘲讽，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色。
3、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与老舍不同的是，沈从文主要是比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体现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渴求现代性的焦虑问题。从沈从文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人民的冷酷无情，因此，他一直呼吁人民之间要互相友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描述了人性的真善美，在文中给我们呈现了善良朴实的翠翠的爱情故事。由于沈从文从小就生活在湘西，因此，在它的作品中尽情的赞美了淳朴的民风，相反的对冷漠、扭曲的城市文化进行了批判。他的作品主要是将湘西少数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与城市里冷漠、懦弱的人性作比较，表现了他对民族的爱，迫切的希望增强人民的民族保护意识。
作为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老舍、沈从文在创作的作品中应该不同的写作手法、不同的角度对现实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不断的追求着现代化的改革。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作家主要是叙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关系，而不像老舍和沈从文这两位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重视国民的精神文化。
三、结论与探讨
通观全文，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要有民族自豪感，能够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渗入于文学中，又能不被民族观所约束，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特色文化表现出来，从而进行深层次的探究，遵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人性、民族精神层面来加深文学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大先.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J].青海社会科学，2013（01）：125-126.
[2]何辉，周晓琳.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13（01）：289-290.
［关键词］民办高校大学文化系统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9-0013-02组织文化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同样，作为大学文化的体系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有效地构建民办高校的大学文化体系，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十分重要。当前我国的民办高校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是明确了民办高校在大学文化建设与形成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相应的价值选择、基本规则和面对问题的具体做法等，但却没有根本解决民办高校如何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建设自己的大学文化。因此，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千万不可简单地认为民办高校解决了这些主要存在的问题后就会知道如何建设大学文化，就会自然形成优秀的大学文化。当下，要实现以大学文化促使民办高校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与功能选择、凝聚大学人团结向上的进取心、形成大学共享的理念价值、塑造大学的特色文化与品牌，促进民办高校在优秀大学文化的滋养下更加健康、规范、快速地发展，就必须在准确理解大学文化构成的基础上系统地构建起民办高校大学文化形成的结构模型和大学文化建设的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正确指引和有效保障民办高校优秀大学文化的形成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
一、构建科学的结构模型以保障民办高校大学文化的有效开展
从大学文化的构成来说，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是构成民办高校大学文化不可缺少的四个部分，它们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整体。在大学文化建设与形成的实践中，民办高校大学文化建设所有工作的环节、细节都必须融入这四个部分之中进行，其文化因素、因子最终也都将在大学文化的四个部分中逐步呈现。
因此，在系统构建民办高校大学文化时，必须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制度文化四个部分全面、有序的开展大学文化建设，要时刻注重四个部分文化的相互促进与有效融合，不能顾此失彼。特别要注意的是，民办高校尤其是领导既要认识到大学文化是大学各类优秀成果的历史积累与积淀，更要清楚认识到大学文化更需要以全体大学人的卓越智慧去自觉主动地设计与不懈地努力追求，是一个科学设计、有效融合、升华积淀的过程。大学文化的形成首先离不开最初的科学设计与正确的价值引导。（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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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而在大学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要防止一些高校或领导缺乏对文化的全面、系统认识而简单割裂大学文化四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只片面追求某一方面文化建设，尤其是只重视物质文化或行为文化建设的不正确做法；要高度警惕和坚决防止一些民办高校为求简单的生存、为求企业式的整齐划一而只重高标准的物质基础建设而无视精神内涵的融入，只重职业行为的简单统一而无崇高理想与荣誉的树立，只重制度规范的完整齐全而无实际高效解决问题的效力，只重口头表面的一般认可而无内心价值的真实归属的文化建设路径。
同时，在构建民办高校大学文化过程中，应该始终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把“育人、教学、科学、社会服务”大学功能实现、坚持以人为本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大学规范持续发展的精神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与先导，将坚持教育公益性、促进大学民主管理、维护学术自由、调动大学人工作积极性、保证大学独立不受外界文化尤其是企业不良文化影响的制度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有效保障，将提高大学人工作效率、体现大学人高尚师德涵养、言行外在一致而内在独具特色的行为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实践阵地和具体展现，将熏陶、滋养大学人的人文关怀、科学精神和方便大学人追求真理、传播文化和健康成长的物质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与前提，从而系统地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文化建设结构模型（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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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二、构建系统的指标体系以促使民办高校大学文化的目标实现
在现行体制下，民办高校在相对短暂的办学过程中要形成可以与公办高校媲美乃至超越其的优秀大学文化，就必须有一个系统、清晰、可操作的大学文化指标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依据与标准，这样才能促使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始终围绕并切实契合民办高校发展的需求。
在民办高校大学文化构建过程中，要把大学精神、大学价值观、办学使命、办学理念、办学特色等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核心；把民办高校的决策与执行文化、民主与讨论文化、组织与管理文化作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重点；把民办高校的学风、教风、校风等大学风气、职业行为规范、职业行为特色等作为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中心；把民办高校的环境文化、景观文化、标识文化等作为大学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民办高校文化建设的系统指标体系。（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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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构建过程中，大学文化建设的指标体系必须在遵守现行国家政策环境的基础上，围绕“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和以社会大众为本”尤其是“以学生为本”开展建设，建设的内容必须符合和体现民办高校自身发展规律，促使民办高校朝向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前进；必须服务大学育人的使命，形成学生的健康人格和良好素养，促使学生愉快学习、自主学习；必须能够促进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保障教职工的学术自由和提供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生活条件等的平台与环境，促使教职工的教学科研水平、职业化素养和学术素养不断提高；必须能够促使大学文化的不断提升，并能通过大学文化引导社会文化、大众文化不断走向高尚，能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文化引导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2（10）.
［2］柴福洪.校园文化与大学文化研究［J］.黄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
［3］周德俭.大学文化及其地方高校的大学文化建设特点与思考［J］.高教论坛，2009（5）.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人民币;汇率;德定
面对世界经济减速发展，欧美各国频频降息，如美联储进人2(X)1年后n次降息，使美国的短期利率由年初的6.5%降至1.75%，很多国家采取本币贬值的政策来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但人民币汇率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走势持续坚挺，并保持稳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参加2田1 年《财富》全球论坛时表示，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减速发展，中国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广泛开辟国内市场，中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
一、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两种观点
目前，面对国内经济增长减缓，外贸出口增长回落，加之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经济理论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其理由:一是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贬值幅度在30一50%之间，而亚洲国家同中国外贸出口的“碰头”产品率高达25%以上，若人民币不贬值，就会导致中国廉价劳动力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减弱，造成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乏力，如1998年中国出口仅增长0.5%。所以，只有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降低中国外贸出口产品的价格，把失去的优势找回来，才能达到促进外贸出口的目的;二是中国目前内需不足，通货紧缩问题严重，经济需要以增加出口来走出困境，而应用非汇率手段(如提高出口退税率)来扩大出口，虽然对出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出口越多退税越多，从而在目前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收人就有可能减少，故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促进出口并不是长久之计;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本身就说明了人民币币值被高估。因此，人民币贬值是唯一出路;三是1998年中国的年贸易顺差达 437亿美元，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达456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却仅增加了50亿美元。这说明外汇流失严重，各方面对人民币信心不足，外商投资者普遍对人民币有贬值预期，因此便产生了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四是历史已经证明，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贫到富的必经之路，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同样，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得强大、富裕之后，货币贬值也依然是它应付外部冲击，调节国内价格，纠正贸易逆差的一种“常规武器”，美国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而理论界中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复旦大学的谢百三同志，中国社科院杨帆同志等，则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而且必须保持稳定。经过认真研究，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近期内，人民币应该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论文摘要]侨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侨民浪潮往往与历史变动紧密相连。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由于“中东路”的开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东北,其中不乏作家、诗人。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以此丰富了中国文化。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跃并繁茂了哈尔滨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并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界的沟通和了解。
一、中国俄罗斯侨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中国的史书称俄国为“斡罗思”。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斡罗思人为元朝戍边、屯田。朝廷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到1715年至1860年,俄国先后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到北京,神职人员共达155人。这些俄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在中国的早期俄国侨民。〔1〕(p6)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俄、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列强在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列强一面承认清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血腥事业中继续给予清政府以支持,一面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其中,中俄先后签订了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此后,俄商到中国经商者日益增多。1870年前后,乌鲁木齐的俄国商铺有30余家,800余人。而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后,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中国,主要是来到东北。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律师、工厂主、商人、手工业者、文化娱乐行业人员、资本家及其家属等。据统计,到190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总数已达到30000人以上,到1911年,俄侨在中东铁路沿线开办的工厂已有63家,到1913年,在哈尔滨的俄侨企业达100多家。居民达43091人,占哈尔滨市人口总数的63.7%。最多的年份是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整个黑龙江的俄侨达20万人。〔2〕(p18)
俄罗斯移民数量不仅在哈尔滨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而且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侨民数量横向相比,也是最多的。例如解放前曾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辟有租界,但据1927年统计,生活在租界内的全部外国侨民不过8142人,又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之大部分,但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19世纪60年代只有2000多人,1925年也不过3.7万人。
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从1933年起“丘拉耶夫卡”的成员陆续流亡到上海。这样一来,哈尔滨的这个诗人团体终于在1935年春解散了。
第三阶段1936—1945年。1935年苏联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政府。此后,几千名苏联籍职员回国,较富有的俄侨离开哈尔滨到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去上海,未能离开“满洲国”的俄国人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丘拉耶夫卡”消失以后,俄侨文学爱好者并没有沉默,他们又自发组合在一起,至少有7个文学、诗歌小组相继成立。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命名的K.P.小组为例,它成立于1938年,是保皇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小组原主席是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他从1920年起居住在哈尔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回国,1979年去世。他在生前写下了大量关于哈尔滨生活的文章。小组主要成员有青年诗人叶琳娜·涅捷尔斯卡娅、法伊娜·德米特里耶娃、尼娜·扎瓦茨卡娅等。
涅捷尔斯卡娅1912年生在雅罗斯拉夫尔,自幼爱好诗歌,童年在哈尔滨受教育。她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作品,曾出版过两部诗集:《门旁》(1940年)、《白色小树林》(1943年)。她的抒情诗节奏铿锵有力,经常被谱上乐曲,在音乐会上演唱。她在哈尔滨居住了十几年,后来随丈夫迁居澳大利亚,1980年在那里去世。在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她极度怀念祖国,也怀念第二故乡——中国,她把哈尔滨看作是自己祖国的一部分。她在澳大利亚曾作诗表达对哈尔滨的怀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提到哈尔滨的文学生活,不能不说起当地的《边界》杂志。除了诗歌、小说之外,该刊还刊登地区新闻、评论;设有有关日常生活的专题栏目,如保健、妇女化妆、评选“最佳儿童”、猜字谜等。
《边界》不但拥有地方的记者,还有驻西方的记者。萨沙·乔尔内和俄国境外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到编辑部刊登。哈尔滨作家、诗人的作品,几乎都在《边界》上出现过。40年代哈尔滨的读者已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的译着。30-40年代《边界》杂志曾在有俄国人居住的世界各个角落广为传阅。刊物图文并茂,不但反映了东方的生活和宗教,而且还是了解西方的窗口,因为它转载或摘登了当时欧洲、美洲报刊的资料、文章。
40年代以后,《边界》每期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日本当局的检查,还被迫增加“伟大的日本”栏目。在严峻的形势下,刊物仍坚持出版好几年,一直到1945年8月苏联解放哈尔滨,杂志才不再出版。
二、俄侨文学活动
从1840年开始,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化纷纷在中国传播,如英美文化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法国文化在两广地区,德国文化在山东地区等等。与上述西方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其它各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俄罗斯文化在当时的东北和上海,是一种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因此它的扎根与传播就有了土壤。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文化和文学创作一直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那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是如火如茶、丰富多彩的。他们在中国出版俄语报纸、杂志,编排戏剧,组织演出音乐会,成立了出版社、图书馆、书店和一些文学协会、社团。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灿烂时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主要中心是哈尔滨,后来发展到上海。〔4〕(p93-95)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巴尔考、费多尔·卡梅什纽克、谢尔盖·阿雷莫夫等。
巴尔考结婚后叫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尼鲁斯,1887年生于波尔塔瓦,童年在高加索度过,并毕业于当地中学。结婚后迁居对彼得堡,之后于十月革命前一年迁居哈尔滨。从此,“与哈尔滨亲密、融洽”地生活到1933年。1933年,“心中怀着痛苦”告别哈尔滨,去了上海。
她是一位诗人。无论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她都经常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发表诗歌。从诗人这一侧面来说,在群星灿烂的中国俄罗斯侨民女诗人中她是最早升起的一颗星。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与她同为开拓者的还有费·卡梅什纽克、谢·阿雷莫夫等人。当时在上海做记者的克卢森施藤—彼得列茨曾经这样评论巴尔考:“她的声音唤醒了一片文化荒漠的诗城哈尔滨”。根据另一位侨民作家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在20年代末期巴尔考的家变成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活动的中心了:
“……在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的家里—巴尔考是她的娘家姓—听到的却是哈尔滨诗人们的作品”。着名俄侨诗人聂斯梅洛夫、叶欣都常来她家做客。根据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巴尔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不仅用俄语写诗,还用法语写诗,并把阿赫马托娃的诗译成法语”。她从1920年为北京的《俄国述评》撰稿开始,陆续为《边界》、《俄罗斯言论》、《朝霞》等杂志报纸写东西。出版有诗集《不熄灭的火焰:诗》(1937年,上海)、《献给祖国》(1942年,上海)等。
她还是一位妇女问题专家,写有这方面的论着。她主张俄罗斯侨民妇女们应该“继承良好的老时代传统,维护祖辈、父辈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妇女不应该屈从膨胀的享乐欲,奴隶般地模仿在精神上与风格上与欧洲格格不入的美国影星”。“一个俄罗斯妇女应该教育俄罗斯孩子爱祖国,不以‘侨民’的称号为耻,并懂得俄语和俄罗斯历史”。
【关键词】传统；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财产权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76-0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保护本国传统民间艺术遗产活动在世界各国兴起。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所有权问题争议不断，甚至破坏了其本身所具有价值。鉴于此，本文从国际国内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借鉴他国经验，初步探讨适合我国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方法的相关问题。
一、 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及其法律保护框架
在《1982年示范条款》通过前，由十二个法语非洲国家组成的非洲知识产权组织达成的《班吉协定》就已对民间文学艺术下了定义：即“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形式与作品。”针对以上民间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两方面出发建立法律保护框架。1.应受尊重的权利。此项权利主要指他国在借用所有国的作品或艺术表现形式时不得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而任意歪曲，篡改或滥用民间文学艺术，以给该作品所有地区的人民造成精神上的损害。2.相互知情的权利。非民间文学艺术所有国不得非经允许擅自借用或滥用隶属他国的传统民间文学艺术，从中获利。其次，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财产性方面予以保护，此种规定主要针对使用方在传统或习惯之外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且以营利为目的，那么获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一定的报酬，与转让方共同分享利益。
二、我国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将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客体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之中。但目前国务院没有出台相关规定。此外，一些学者试图将民间文学艺术视为在原社群的创作作品上演绎而成的作品，以推动民间文学艺术在理论上达到传统版权机制的原创性要求。但是，这种设想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一部受版权保护的演绎作品必须完全区别于原作品才能被看作新的作品。而民间文学艺术相对于以前存在的原作品只有细微的区别，不能被看作是新的作品，因此无法满足原创性要求。豍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我国作品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和死后的五十年。而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则需要长期的永久的保护，这是由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传承性所决定的。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在创作上的漫长性，就不可能规定具体的保护期间，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保护机制并不适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生存发展需要。作品的传承性与要求个人原创的版权制的冲突，作品的永久性与有期限的版权保护机制的冲突的问题表明，仅依靠《著作权法》不能解决我国传统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其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定著作权特别法予以保护。
三、国外传统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主张及构建我国相关领域的构想
（一）建立专门保护制度
其认为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保护。因此，特别的单行立法从目前国际的最近发展来看，已成了很多国家的首选。《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保护示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予以著作权外的“特别权利”保护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 。豎其优点是：可以直接避开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冲突，无需探讨在原有制度上的创新问题。此种方法虽有简便直接的好处，但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对象有很大的交叉重叠之处，另设一种新的制度规定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难以调和二者间的关系，可能会造成实践中的不便。
（二）以著作权为基础设立法律保护制度
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随着时间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突破的，且由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理念和体系已经建立多年，在实践中可以较好的协调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利益。将现有的在国际上通行的多年的知识产权制度完全摒弃而建立新的制度，不仅会使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中可利用的部分无用武之地，也未必会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从而造成新的困难。
对于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我们认为用著作权的相关法律制度保护更为合理。目前世界各国公认的首次提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国际公约即《伯尔尼公
约》，但其保护的的范围过于狭窄。关于地区性条约，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班吉协定》和《阿拉伯著作权公约》。这两个公约扩大了客体的保护范围，将科技等都列入了该条款的保护范围。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76年联合制定了《1982年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允许各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国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模式。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司法实践中，也承认了集体版权这样一种制度。综上，对于我国今后在民间文艺的立法上也可借鉴集体权利人制度，此外也可运用数据库制度，建立我国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使其获得相应的著作权保护，防止其他主体不当使用行为。
注释：
①华劼.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需要特殊的版权保护机制[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12):27.
②黄汇.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价值与模式选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5):165-166.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 中国民俗文化 价值思考
中国民俗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以及文化，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中国传统的服饰民俗文化、居住的民俗文化、岁时节日的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的民俗文化以及语言和民间文艺的民俗文化等。在高中的语文教学中，随着教学内容的不断扩展和知识难度的增大，会有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民俗文化的内容融合在高中语文的教学课程当中。而高中生处于理解能力和求知欲都比较高的年级，高中语文教学中中国民俗文化对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能够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对所要学习内容的理解能力。并且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各个科目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新的高考更加注重了传统文化的考查，政治，语文和历史这三个科目的内容有着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中国民俗文化不仅是语文学习的内容之一，也能从侧面上提高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一、中国民俗文化的价值
（一）弘扬以及培养民族精神
对中国民俗文化进行了解和学习对弘扬以及培养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中，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精英文化，该种文化主要是对人们进行思想、精神以及力量的指导，是一种父亲型的文化类型；而另一部分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中蕴含着人们的情感以及血肉特征，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一种母体型的文化类型。不管是民间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民俗文化是在中国的民间产生并且能够进行世代相传的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够让学生更加具体的了解到中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传统民俗以及风情。在拓展自身关于历史民俗文化知识并掌握所学的语文知识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进一步陶冶学生的学习情操，并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多种多样，其内容丰富多彩，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和讲解能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缓解课堂教学中的沉闷气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高中语文的学习中，文言文是最令学生感到头痛的学习内容之一，因为古代的文章结构和字词使用都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学生在进行文言文学习时会因为对字词的不理解而觉得学习困难，并且教师在对字词进行讲解时采取单方面的口述解释，会容易使学生产生枯燥感。但是在文言文中会蕴含大量的中国民俗文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可以利用民俗文化的特点来引导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例如在学习《赤壁赋》这篇文章时，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可以让学生将其中的生字词以及不理解的语句画出来，先进行自我的猜测和思考，然后在正式教学时利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同的文化特点来对生字词进行解释，在学生大致了解了文章内容之后，可以对其中涉及到关于民俗文化的内容进行解释，比如当时人们出行旅游有什么样的习惯会进行怎样的准备等，同时也能了解苏轼这个著名诗人的相关生活习惯等。这样学生既能对文中的知识有更好的理解，同时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更好进行文言文的学习。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格和品行
高中的语文教学除了要教授学生相关的语文知识之外，还要能起到培养学生正确人格和品行的作用。语文科目的学习是除了历史之外最贴近中国文化的学习科目，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学校教育当中，一直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良好人格和品行。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蕴含大量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够为学生的人格和品行树立正确的榜样，帮助学生自身更好的成长。例如在对荀子的文章《劝学》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在对文章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解释之后，让学生充分的感受古人对知识和学习强烈的渴求欲望，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思想，端正其对学习的态度。鲁迅先生的文章《狂人日记》中描写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内部的战乱以及人们思想的愚昧，才有了革命志士心肝被挖用人血馒头来治病的荒唐事件。教师在对这篇文章进行教学时可以对那段时间中国的民俗情况进行详细的讲解，让学生能充分感受到战乱时代国人的思想变化以及社会的黑暗，和如今的幸福生活进行对比，从而激发学生奋进和珍惜的精神，尊重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安乐社会。
二、结语
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瑰宝，在高中的语文教学中，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正确的人格和品行以及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臧胜楠.论语文课堂中的民俗文化教学策略[J].教育文化论坛，2013，（11）.
[2]陆紫秋.关于高中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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