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8 17:58:37
导语：在经济学发展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关键词：交易费用；动态竞争；不完全契约；一体化理论
在建立企业集团的过程中，需要弄清楚企业集团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学原因是什么。关于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大体上有四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基于动态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一体化发展理论。本文分别从以上四方面加以论述。
一、交易费用理论
早期的交易费用理论创始人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可供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由权威关系来完成，当企业扩展至在其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与通过公开市场交易方式或在其他企业内组织的成本无差别时就达到最优边界。其后的学者认为“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出现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并将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企业集团可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垄断优势及多元化经营优势视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作为交易费用理论的追随者和发展者，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区分了交易的维度，使交易成本的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他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了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他认为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个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约，这就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事前投资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
威廉姆森认为，根据交易维度的不同组合特征可以界定经济活动的不同管理机构；而交易契约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交易特征上的基本差异造成的。在契约关系的治理效率问题上，威廉姆森划分了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与交易维度的组合特征相对应，它们分别是市场治理、三边治理、双边治理和一体化治理，选择何种治理方式取决于维持交易关系(由不同的治理形式实施)的价值与治理成本的差值对比。尽管威廉姆森逐渐意识到由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经济组织实施的双边治理交易的常见性和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提供对这种后来称之为“企业集团”的复杂经济组织运行方面的分析。
当两个法律上完全独立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各自的产品或劳务时，会产生交易费用，它是市场运行过程中由于摩擦而产生的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有一种不断将相关企业一体化的倾向。但当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使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费用快速升高，产生规模不经济。因此，核心企业并不是把所有的企业都一体化，而是将某些企业作为其外部的组织，并通过资金、技术、销售等纽带与它们保持联系。这些企业仍然是独立的法人，但与核心企业又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形态，即企业集团。
市场内部化理论可用来分析为什么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企业集团比单纯的市场交易更有效率。市场内部化理论主要是由巴克莱和卡逊等经济学家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机制造成了中间产品(如原材料、半成品、技术、知识经验等)交易的低效率，为提高这种交易效率，企业集团通过其有效的组织手段、行政结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市场机制是通过商品价格来传导信息、组织生产的。在外部市场，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对某项产品的性能不了解等，相互欺骗的可能性就很大。越是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如中间产品市场)，交易费用就越高。为避免相互欺骗和投机行为，交易者都需要付出很多成本。企业集团用内部各公司之间的行政协调关系部分代替了商品的交换关系，使买卖双方同属于一个行政组织，减少了相互欺骗的动机。在这种市场机制不完善或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行政组织来协调交易的企业集团显然比市场中的直接交易更能节约费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企业集团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可通过兼并，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将外部企业吸收为内部成员，二是通过企业内部资源的分化——子公司化来实现集团边界的扩展。在交易费用视角下，企业集团是存在合理边界的。
市场与企业集团之间的界限，完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主体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缺陷、信息不完备，在寻找交易伙伴、谈判价格、避免相互欺骗和投机行为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交易费用。加入企业集团(即核心企业的兼并行为)后，由集团通过内部的行政组织来协调成员企业的交易行为，可以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但其代价是增加了企业集团内部的组织成本和成员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当集团吸收某一企业成为集团成员后，增加的组织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之和小于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时，这种替代(即吸收该企业加入集团)是有效率的。当增加的组织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之和等于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集团达到最大合理边界。当增加的组织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之和大于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时，这种替代是没有效率的，不应吸收该企业加入集团。
单个企业与企业集团的界限，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可分为两部分：治理成本和管理成本。治理成本是维持公司治理有效运作而发生的成本，它主要包括治理的组织结构本身发生的成本和治理活动的组织协调成本；管理成本是指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它主要包括经营管理组织结构本身发生的成本以及经营活动的组织协调成本。单个企业内部靠行政结构来组织生产，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程度后，组织过于庞大而造成低效率，管理成本大幅上升，这时通过内部资源分化成立子公司，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但其代价是增加了治理成本和成员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子公司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管理向治理和市场转化的过程，即以治理和市场职能部分地代替管理职能。这种转化是否有效率取决于职能成本的比较，当某一子公司成立后，增加的治理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之和小于节约的管理成本时，这种转化(即通过内部资源分化成立子公司)是有效率的。当节约的管理成本等于增加的治理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之和时，企业集团达到最大合理边界。当增加的治理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之和大于节约的管理成本时，这种转化是没有效率的，不应将内部资源子公司化二、基于动态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
从动态竞争的战略管理角度，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独立交易关系可被称之为“半结合”，基于半结合关系形成的战略则为半结合战略。半结合关系使得交易双方相互依赖，促进了信任的发展，并降低了一方利用泄露的信息的风险。拜德勒克(Badaracco)认为，半结合战略有利于知识的流动，增加的信息分享将导致妥善处理差异性、复杂性与变化的更大能力，从而创造效益。保莫(Baum01)指出：被拒绝参加网络的威胁(这意味着没有利用日益增长被分享的信息的机会)，将能促进合作。公司采取半结合战略而不是结合或双方均不受对方影响的销售关系的原因还包括：成本和风险的降低；加快进入市场的速度；增加灵活性；监督竞争者并使其保持中立。在小公司或追随者为何加盟企业集团的理由方面，塞门林革列出了三个明显的原因：可能寄希望于以后的增值而签订协议；和一家已经卓有声望的公司建立联系，可提高本公司的声望；由于组织或技术方面的依赖性而需要与大公司的战略保持一致。
企业拥有与之关联的另一企业部分所有权的理由包括：第一，股权参与安排作为可信承诺，可激励有效的关系特异性投资从而降低立约和监督的成本。第二，持股安排可消除有关目标公司投资机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目标公司因信息阻塞而难以从外部募集资金的问题得以解决。第三，持股法人企业可以比其他持股者更有效地监督和影响管理，因为持股法人企业可能拥有一般投资者所没有的知识经验和营运技能。基于动态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着重阐明了交易合作的必要性导致企业集团内部合作网络的存在，但并未涉及具体的合作方式及合作关系的维护问题。
三、不完全契约理论
企业集团母公司与成员企业间合作关系存在的必要性是组建企业集团的参与主体加盟集团的首要条件，即企业集团内部网络性是集团成员能够获取增值收益的前提。
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矛盾，兼之交易主体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状态的可能性，经济合同的完全陛是不可能的或成本极高的，因此通常是形成不完全契约，而不完全契约往往导致“敲竹杠问题”。当进行专用性投资时，只有与选定的对象进行交易，专用性投资才具有价值；一旦转换交易对象，专用性投资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因而专用性投资收益不反映在外部机会的价值上，这时投资方未能获取全部投资边际收益是由于重新谈判不仅产生盈余的再分配，而且导致外部约束条件起作用。因而，企业集团母公司与成员企业(或成员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不能以契约形式的维持作为主要治理模式。
四、一体化发展理论
钱德勒认为现代企业的成长是在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相结合基础上成立起来的，而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纵向结合范畴。他还详细论述了美国现代企业早期的横向一体化过程：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一体化发展理论主要基于行业价值链的增值性和内部价值链的增值性，企业一体化发展的途径主要采取多元化发展(包括相关多元化和无关一体化)或专业化发展。
五、评价
[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首先，秉承着产业承接和吸收同步、环保、产业技术适度的原则，选择利用适合的产业和技术加以承接。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协调，创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优势。“一带一路”地区与自贸试验区叠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国内大环境下实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最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使本土产业和转移产业实现融合，避免出现转移产业同质化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政府推动本土产业转向中西区域，基于宏观经济调控下创建优势互补的经济开发区。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平崛起大国关系
依据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变革，战争则一直是其变革的主要机制。[1]所以，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快总会引起世界的疑虑与不安。虽然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她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根本区别是中国走的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本国国情和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和平崛起道路。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平崛起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战略，因此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而和平崛起道路则是中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和平崛起提供精神保证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对内要保证发展的方向性，对外要保证发展手段选择的正确性。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考察战前日本国家发展时指出，军国主义把日本变得强大的时候，也把它引向了失败，进而总结出：一个宏大目标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和合理的价值，那么这个目标带来的不一定是希望和憧憬，也不一定是光明和幸福。[2]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形形的侵略理论，如“陆权论”、“海权论”、“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为其侵略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理念基础之上，是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延伸和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以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最高理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3]其内容包含两方面：对内实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对外追求“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这在外交思想上则表现为追求公正、正义、和睦相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特征和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和平崛起正是构筑在国内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内的科学发展理论为指导，就不会有对外的和平崛起。回顾德国、日本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德国以“复仇”情绪作为国家崛起的精神动力，而日本则以“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崛起理念，最终导致战争和自己的失败。与之相比较，其区别在于德日缺乏正确的发展理论，而我们则重视构建一个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和平崛起提供物质保证
大国的崛起必须有充裕的物质保证，所以它应首先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经济的发展方能为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证。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大国的崛起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全面提升综合国力。[4]因此，和平崛起首先要求的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经济增长、市场扩展和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依靠科学的发展方式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德、日法西斯以战争为手段掠夺资源，扩展市场导致了崛起过程的中断，苏联由于发展缓慢而在崛起中失败，这些都是源于非科学的发展方式。这是我们必须借鉴的历史教训。
科学发展观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改变近代以来实现国家崛起的传统方式和手段。针对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短缺、能源匮乏问题，中国坚持以科技进步而非“战争扩张”的方式作为解决手段，正确处理各种国内、国际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现实性与长远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勇敢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充分把自己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生产等和平方式从国际市场引进资源、能源，以科学的理念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全球资源流动加快，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走向市场化、开放化，从根本上避免历史上以战争为手段解决上述问题的现象。
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为和平崛起提供全方位保证
大国崛起不仅是政治、军事的崛起，也包括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面发展。任何一种不均衡的社会发展都将制约该国的崛起进程，甚至导致其中断。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只重视硬实力的增长而忽视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
国内制度弊端是国际冲突的根源，和平崛起必须是全面、协调发展，这既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也需要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和平崛起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的原则,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三个文明建设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全面推进。[5]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文化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大国崛起的重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研究员认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大国崛起必须有文化上的保证”，[6]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如果不加强民族的文化建设、如果不相应地提高全民族素质，容易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每当遇到重大挫折时，极易把国家导向战争轨道，历史上，德日都是因为本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而使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中断，走向法西斯。这种制度上的不足在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国家把战争作为实现国家崛起的唯一手段，进而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注重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协调发展。指导经济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国家软实力建设。软实力建设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不仅以科技为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要求我们以科学的眼光立足发展，完善各项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民众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促进政治制度民主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形成良好舆论环境，建立有效的国内危机处理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从而避免极端民族思潮的泛滥引起的国家战略畸形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强调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既为和平崛起指明的方向，也为和平崛起提供软实力上的保证。
四、和平崛起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大国”不仅意味着能力，也意味着责任。因为任何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这就要求崛起中的大国不仅要妥善处理国内发展问题，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德国、日本、苏联都以挑战霸权的方式崛起，结果引发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使自己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中，导致了自身崛起进程的中断，其影响扩及全球，贯穿百年。中国已经及时地发现了自身庞大的经济规模及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自身经济增长方式与世界资源和能源需求压力的密切关系，因此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负责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也必将深刻影响世界，针对近年盛行的“中国”，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地发展”而非战争地崛起；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也庄严地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这充分证明发展的中国也是负责的大国。因此，我国把和平崛起既作为发展目标，也作为发展方式，为此把科学发展观提到战略高度，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不以扩张作为发展的手段，不以他国的牺牲作为发展的基础，并以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证。因此，科学发展观就是和平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国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自身发展模式的主观选择。我国的和平崛起首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这一良好的外部环，在自身发展模式上，我国摈弃了以往的战争崛起之路，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探索新型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崛起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科学发展观以其科学的理论、深刻的内涵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要求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其次，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和谐发展”的核心目标，中国的发展将促进国内稳定，利于世界和平。第三，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可持续性”的特征，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身内敛式发展和与世界的同步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为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
[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3页
[2]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5页。
[3]冷溶：《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黄仁伟：《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世界史》（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11期。
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统计创新工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统计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计实践的创新；二是统计教育的创新。创新的基础在于教育，没有统计教育的创新，就谈不上统计实践的创新。准确把握统计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形势，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是统计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从统计学的基本发展趋势谈一谈统计教育急需改革的几个方面。
一、统计学的基本发展趋势
纵观统计学的发展状况，与整个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似，统计学也在走与其他科学结合交融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有两个基本结合趋势。
（一）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结合的趋势
统计学是一门通用方法论的科学，是一种定量认识问题的工具。但作为一种工具，它必须有其用武之地。否则，统计方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用之器。统计方法只有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出其强大的数量分析功效。并且，从统计方法的形成历史看，现代统计方法基本上来自于一些实质性学科的研究活动，例如，最小平方法与正态分布理论源于天文观察误差分析，相关与回归源于生物学研究，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源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抽样调查方法源于政府统计调查资料的搜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统计学家同时也是生物学家或经济学家等。同时，有不少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等都在从事统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他们在应用过程中对统计方法进行创新与改进。另外，从学科体系看，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交的，如果将实质性学科看作是纵向的学科，那么统计学就是一门横向的学科，统计方法与相应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产生了相应的统计学分支，如统计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产生了经济统计，与教育学相结合产生了教育统计，与生物学相结合产生了生物统计等，而这些分支学科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统计学的分支，另一方面也是相应实质性学科的分支，所以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不仅属于统计学，同时属于经济学，生物统计学不仅是统计学的分支，也是生物学的分支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统计方法，而是为了解决实质性学科研究中的有关定量分析问题，统计方法是在这一应用过程中得以完善与发展的。因此，统计学与各门实质性学科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历史的传统更是统计学发展的必然模式。实质性学科为统计学的应用提供了基地，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1世纪的统计学依然会采取这种发展模式，且更加注重应用研究。
这个趋势说明：统计方法的学习必须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知识学习相结合。必须以实质性学科为依据，因此，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学好有关经济类与管理类的课程，只有这样，所学的统计方法才有用武之地。统计的工具属性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
（二）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的趋势
纵观统计数据处理手段发展历史，经历了手工、机械、机电、电子等数个阶段，数据处理手段的每一次飞跃，都给统计实践带来革命性的发展。上个世纪40年代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给统计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20年展起来的多元统计方法虽然对于处理多变量的种类数据问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计算工作量大，使得这些有效的统计分析方法一开始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很好推广开来。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与发展，使得复杂的数据处理工作变得非常容易，那些计算繁杂的统计方法的推广与应用，由于相应统计软件的开发与商品化而变得更加方便与迅速，非统计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可以直接凭借商品化统计分析软件来处理各类现实问题的多变量数据分析，而无需对有关统计方法的复杂理论背景进行研究。计算机运行能力的提高，使得大规模统计调查数据的处理更加准确、充分与快捷。目前企业经营管理中建立的决策支持系统（DSS）更加离不开统计模型。最近国外兴起的数据挖掘（Datamining,又译“数据掏金”）技术更是计算机专家与统计学家共同关注的领域。随着计算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每年都要积累大量的数据，大量信息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信息过量，难以消化；信息真假，难以辨识；信息安全，难以保证；信息形式不一致，难以统一处理；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要学会抛弃信息”。人们考虑“如何才能不被信息淹没，而是从中及时发现有用的知识，提高信息利用率？”面对这一挑战，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DMKD）技术应运而生，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把人们对数据的应用从低层的简单查询，提升到从数据中挖掘知识，提供决策支持。在这种需求牵引下，汇聚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统计、可视化技术、并行计算等方面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投身到数据挖掘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技术热点。虽然统计学家与计算机专家关心Datamining的视角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说，Datamining与DSS一样，使得统计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因此，统计学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深入，也同样离不开统计方法的发展与完善。这个趋势说明：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技术，通过计算机软件将统计方法中复杂难懂的计算过程屏障起来，让用户直接看到统计输出结果与有关解释，从而使统计方法的普及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对于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一方面要学好统计方法，但另一方面更加要学会利用商品化统计软件包解决实践中的统计数量分析问题，学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发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程序设计，能够将具体单位的统计模型通过编程来实现，以建立起统计决策支持系统。
所以统计与实质性学科相结合，与计算机、与信息相结合，这是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一点，再来看我们目前教育中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一些课程要改革，教学方式也要改革。以下谈一谈统计教育需要改革的几个方面。
二、统计教育的改革
(一)统计专业课程建设问题
专业建设考虑的是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专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课程设置和规范课程内容。课程设置主导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统计理论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数学课程，目的是让学生能对各种统计方法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培养应用统计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相关应用领域的专业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如何能将统计方法正确地运用到相关领域。例如培养从事经济管理的统计人才，在课程设置上至少应当包括四方面的知识：（1）经济理论课程，让学生了解经济活动的主要进程和基本规律；（2）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主要统计方法，包括常用的统计数据搜集方法，统计数据处理方法和分析方法；（3）适用电脑技术，让学生初步掌握运用电脑进行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技能；（4）有关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目的不在于要学生真正掌握这些问题，而是让学生了解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的前沿发展动态，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统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中，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兴趣；二是应用什么教学手段来达到较好的统计教学效果等。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方法，促使教育技术、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1.改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特别注重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性，不仅让学生掌握如何搜集、整理数据的技术，还要教学生读懂数字背后的事实。学会按照具体与抽象、动态与静态、个体与总体、绝对与相对、一般与特殊、演绎与归纳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重利用一题多解与一题多变，开拓学生的发散思维。
2.改单向接受式的教学为双向互动式教学，以案例分析与情景教学开启学生的思维闸门，使学生更形象、快捷的接受知识，发挥其独立思考与创造才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3.构建以课堂、实验室和社会实践多元化的立体教育教学体系。在传授和学习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同时，加强实践能力锻炼，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有将统计学的方法结合实际进行应用，找到应用的结合点，才能使统计学获得最大的生命力。
（三）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相结合
教材要与统计软件的应用相结合。现在许多教材都是内容与软件分家，现在计算机已非常普及，无论是高校、高职和中专，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不管哪一个层次，都已说不过去。统计学是一门应用的方法型学科，统计学应从数据技巧教学转向数据分析的训练。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有机地合为一体，让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统计软件的使用。除了要培养学生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外，还要培养学生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即数据挖掘的能力。
（四）教学与实际的数据分析相结合
统计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案例教学与情景教学应成为统计课程的重要内容。统计教学和教材增加统计实际案例，通过计算机对大量实际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在试验室进行，亦可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学生不仅理解了统计思想和方法，而且锻炼和培养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要有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
电脑、网络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教学的手段，还深深地影响着教学的内容，因为它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需求。语文（中文、外文）、数学、计算机、专业知识是一个统计人才必备的素质，它们之间不是分离的，而是要尽可能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教学，各管各教一套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的需要，现代教育特别注重教育信息技术中的多媒体、网络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多样化和多层次，有了电脑、网络，必需要更新，要培养出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以便培养出新型的21世纪的人才。
[参考文献]
[1]贺铿.关于统计学的性质与发展问题.中国统计,2001.9.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既面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机遇，又面临资源、市场约束增强和体制、机制性矛盾凸现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要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全局，特别是要实现农业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着力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优化发展格局，创新发展模式，转变发展方式，强化发展措施，不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在实际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六个坚持”。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优化农业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借鉴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探索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强化项目推进意识，开展农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从本质上来讲，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经过长时期的探索与研究总结出的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性认识。相对于之前粗放型、单纯强调经济争产、忽视资环消耗与环境状态的滞后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创新地将自然、社会、居民的发展紧密结合，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切实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增长方式既指通过科学地将决定经济持续性增长的各种要素重新组合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式。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来访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陈旧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各种现实问题，比如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破坏严重等等，为了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化发展。因此，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贯彻与推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根本动力，在今后的实践工作中，要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新、改造与挖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发展、新方向，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质的发展与超越。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既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两个“根本性转变”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确实取得了大幅度的成效与进步，但是追根究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依然在起步与基础阶段，仍旧存在诸多许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与探讨。首先，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过度依赖“高投入”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各行各业都迎来了全面发展与繁荣的“黄金时期”，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等方面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经济长期占据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地位，比如自建国依赖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了10倍以上，矿产类资源消耗却增长了将近50倍，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的高度增长模式依然是不科学的。其次，各个产业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问题突出。农业问题始终是关系着我国国计民生的大事，尽管这些年我国不断出台了许多政策与法规，切实帮助农民解决了许多实际性问题，加速了农业的发展与进步，但如果要想根本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国家必须始终加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有效措施
（一）全面认识与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实现经济增长速度、效益、质量的有机统一只有全面分析与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理念，才能够实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效益与质量的有机统一，才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与思想保证。首先，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深厚的动力［2］，始终维护我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其次，要正确把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要始终坚持促发展，增经济，同时是要时刻谨记科学发展观的必要要求，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
（二）注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始终关注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是加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方式。具体来说，首先，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与进步，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与农民的帮扶力度，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与生活质量，尽可能缩小城乡差距，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其次，要坚持不懈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改造与改革传统工业，为高精尖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推进我国高新技术工业的产业化与专业化。其次，要坚持不懈地发展服务业，立足于我国各个区域的发展实际，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特色服务业，既提升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与吸引力，同时能够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资源的浪费与经济的损失大力发展循序安环经济，即使是落实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选择。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价值的再发现，正确在确保经济增收的情况下，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量，或者是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的方式，鼓励与支持企业积极研究与探索新工艺、新技术，提升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利用国家对可循环经济实行的各种减免税收、经济补贴等等便利条件，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效益，吸引更加多行业参与到发展、推广循环经济的工作中来。
（四）继续推行人才强国战略，为社会培养更多高技能、专业强的复合型人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继续推行人才强国战略，是提高全体国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科技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大力推行素质教育，适度增加实践教学、科研教学的内容，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与平台，催生更多新技术与新发明。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扩大我国教育事业的覆盖面，注重职业教育与持续性教育的发展，开创我国教育事业的新局面，既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进一步推广与普及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论文关键词：认知神经科学；神经教育学；脑
一、教育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
教育科学中最新的“突破”就是教育学和生物科学的相互结合，这个结合直接导致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神经教育学，或者称为学习科学的诞生。神经教育学将生物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认知神经科学、情感神经科学、基因科学和生物分子学应用于教育和学习过程，给学习、教育以及政策制订提供科学的指导，以迎接教育的重大变革。它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认知神经科学近30年的飞速发展，因为在此之前大脑对人们而言还是一个双重的黑箱，人们不能随便将其打开直接观察和监测它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即使有机会面对完全暴露的大脑，也完全无法窥视其内在的运作机制。令人高兴的是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上都拥有了探测脑的工具。例如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fMRI（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的出现不仅可以使人们在无损的情况下更深入地了解行为的脑机制，还避开了“生物决定论”的尴尬境地。
到目前为止，神经教育学仍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领域，它试图通过多层次和多途径来研究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建立心智、脑和教育的桥梁。神经教育学的出现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教育理念的改变。正如人们是在了解手的结构和规律之后才去编织手套、去制造适合手的工具一样，对教育的探讨从来就不能与脑分开。脑是学习的器官，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多地了解脑的结构、理解脑的工作规律，才有可能制订合理的教育政策，营造合适的教育环境。认知神经科学与教育结合的终极目标就是使教育成为“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是一门脑的科学和艺术，教师通过教学改变学生的脑。认知神经科学恰好为教育提供了一个窥视脑的好工具，并为寻找一种适于脑的教育和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启示。
二、神经教育学中的关键问题
1.脑的可塑性与教育
人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在生命全程中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外部环境刺激改变时，或是在脑内部本身产生某些缺失时，神经系统就会产生某种调整。不同的认知功能和神经基础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可塑性的强弱、可塑性敏感时间的长短以及对外在环境的依赖性很不相同。穿颅磁刺激研究发现在生命早期失明的盲人，其视觉皮层转向了对躯体感觉信息的加工，这种跨通道的皮层可塑性可以解释盲人为何具备出众的触觉能力。不仅如此，Coull和Friston等研究25～36岁成人在视觉物体和方位之间联想学习，发现加工物体和方位的皮层之间的有效连接在学习后得到加强。运动技能、人工语言的学习中也发现了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成熟之后仍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就目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来看，对人脑可塑性的了解还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对脑发育的“关键期”和“敏感期”之争就充分说明了在教育实践中要更加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脑的可塑性现象对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脑的可塑性，重视早期教育。尽管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在个体发展的生命全程，大脑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然而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脑的可塑性也不相同，而且脑区之间的发展也不是同步的。在敏感期脑的可塑性较强，进行早期教育或及时干预的效果更好。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必须根据具体的认知功能综合考虑才可能制订有利、有效的教育方案或干预措施，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其他时段的教育不重要，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提示在生命全程中大脑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应避免过度施压可能导致的更严重问题。目前更需要关注的是将脑的可塑性研究与残障和疾患的治疗联系起来，避免对正常成长不适当的忽略和虐待行为，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社会情绪的培育，为他们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2.脑功能定位理论与教育
脑的功能定位和半脑功能偏侧性的观点最初来源于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大脑半侧交叉支配对侧的运动和感觉系统，并且左半球侧重于抽象思维，如语言、逻辑、数学、分析、判断等；右半球侧重形象思维，如空间关系、艺术、情感等。由于人类语言的发展，以言语思维为主的左脑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因而出现了“左脑优势说”。很多人认为这种左脑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人们习惯用右手操作、用言语交际。而传统的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管理都是有利于左脑的，因此有人提出开发“右脑”的观点。然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功能定位和半脑功能偏侧的现象并不是绝对的，左右半脑虽有分工，但它们又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补偿的一个整体。脑功能系统不是简单地按左右分工原则，更多是皮层和皮层下、后脑和前脑、背侧和腹侧的分工。特别是，半脑功能偏侧化的结论是以神经心理学病人的研究为基础，将该观点引入正常人，特别是引入教育实践应更为慎重。认为过去的教育只利于左脑发展的观点是片面的，盲目提出开发单侧半脑的主张也是不妥的。强迫儿童用左侧肢体不仅打乱了正常发育的进程，而且可能会造成某些儿童的口吃，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儿童精神分裂症。对大脑潜能的开发研究应是全脑的开发，是以大脑为核心的整个身心潜能的全面开发，而不是片面强调开发脑的单侧功能。
三、神经教育学对教育的启示
一、会议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是时代赋予学术界的历史使命。鉴于此,2016年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年会的主题确定为“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会议将侧重围绕(但不限于)以下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1.深化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3.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5.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征文要求
1.应征论文以10000字为宜,学术规范,引用准确,注重知识产权。
2.征文截止日期为2016年4月6日(以电子邮件发送日期为准)。
3.论文格式:(1)首页包括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称及职务、联系方式(包括通信地址、邮编、电子邮件地址、电话等),合作论文应注明合作者的相关信息;(2)正文包括论文题目、中英文摘要(约500字)和关键词;(3)注释采用页脚注,参考文献放在论文后面;(5)论文采用Word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