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4 18:54:45
导语：在科学研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一般都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硕士、党员，他们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较高的知识结构，因此有能力担负起学科团队、课题组、科研一线人员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无论是院级科技处还是所级领导必须给予其最大的信任，要敢于并善于把重任交给他们。在工作中不怕出现问题，一旦出现问题也不用急于去批评否定，而是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每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积累一点点经验。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会善于在工作中总结，在总结中工作，经过时间的考验，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终会发生量的改变和质的飞跃。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和其他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满怀热情这种热情，终将绽放在工作中各个方面，体现在科研项目的日常运作、科研项目的申报、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的申报、监督科研任务书的落实、编写科研工作总结汇报等过程中，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会积极协调，使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尽量保持一致。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下，信息化时代带来的不仅是日新月异科技研发，还有与时俱进的科技平台的创建、科研项目数据库的建设、新科技软件的实施等等新产物，相对一些年长的科技管理工作者，青年科技管理工作者更具优势。
2对提高青年科技管理工作者业务能力的对策
2．1提高写作水平，多读多写多练
科研管理工作者不能忽视写作能力。写作体现在科研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就很难开展工作。而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要把写作当做一种习惯，当习惯变成自然的时候，科研管理工作中的写材料任务就不是一项任务了，而会变成一种乐趣，处理起来就能游刃有余。
2．2要善于总结
总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总结对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尤为重要，它是对以往工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是对过去前人工作的一个概括归纳，通过总结能发现新的观点，掌握新的方法，塑造新的想法，得到新的启迪。可以更加正确认清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不足，能进一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少犯错误和提高工作效益。对于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分析、反省和思考，才能逐步积累工作经验，提高业务水平。
2．3科研项目管理采取全程监督项目管理是关键科研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在科研项目管理上采取全程监督管理通过开展项目申报答辩质疑，组织所学术委员会专家进行论证，从科研项目的立项—签订合同—项目中期管理包括经费管理和中期执行检查—项目后期管理包括提交验收申请、核对任务指标、组织鉴定验收和科研成果的申报与转化。对已实
施的课题要强化管理，统一上报年度科研计划，根据生产发展及时修正补充，确保科研任务的顺利完成。
2．4增强青年科技管理工作者综合能力
在科技管理工作中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提高综合能力，而综合能力包括很多，比如院级领导分配任务后的执行力、遇事处理事情的决断力、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力、组织协调力等平时善于储备这些能力，有意识地培养这些能力，对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的科研管理工作是有驱动力的。
2．5不断学习，提高知识层面的深度和广度
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要始终把“活到老、学到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的人，才能解决知识恐慌和不断创新。要始终坚持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这样一个原则。只有具备了广博的多学科交叉知识结构的管理人员，才能把握当今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才能在研究方向广、研究领域深的农业科研课题中，正确将科研一线人员的意图和科研思路导向高水平研究。也只有学习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政策管理水平，提高科研管理的档次和研究水平。
2．6加强分析整合复杂信息以及利用各类信息的能力
科学研究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青年科技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科研管理人员应有较强的综合业务水平、整合复杂信息的能力。科技管理办公室作为信息的集散地，每天都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大量信息，整合利用好这些信息资源，是青年科技管理者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强整合能力能够将科学研究任务、项目、经费、成果、等多重科技管理任务统筹兼顾，有利于处理由于多重任务或新增任务带来的矛盾。
2．7管理方式艺术探究
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推动工作顺利开展，要做到忙而不乱，紧而不急。青年科研管理者应该勤于思考，要分清轻重缓急，要统筹兼顾。对于年轻、资历较浅的科研管理工作者如果不讲究方法，不讲究管理艺术，会滋生一些不满情绪，有些事情会弄巧成拙。把握一种科学的技巧和方法非常必要，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带动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
2．8加强制度化管理，使科研工作能够顺利保质保量完成
青年管理者在工作中只有掌握并遵循制度下管理行为的科学规律并依章照程行事，才不会造成管理行为的个人主观随意性。要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对工作中长期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加以理论升华，固化形成新的制度。要善于总结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解决。改进工作，制度建设是基础，落实制度是关键，只有制度的落实才能使科研管理工作更趋科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
2．9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
定期组织省内外同行专家举办讲座交流会，召集科研工作一线人员开展青年座谈会，交流新想法，新思路。每年定期举办青年论文交流报告会，课题中期举办中期课题进展报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报告，营造出学术氛围，活跃学术思维，令青年人的研究思维的火花在特定的平台迸发。这样可以更好地带动所青年科技工作人员的学术研讨热情，并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与交叉。
3结语
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超级秘书网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1.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以往的讨论一般按原先的座位同桌讨论，或者是前后排的学生讨论，这样可能导致有的小组学习力量强，有的小组学习力量弱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习惯、性格、兴趣、需要等因素加以分组，分组时不仅要重视学生智力因素的发展，而且要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每组各个层面的学生都应兼顾，这样才能取长补短，同时教师可设计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使每个学生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发展。
二、调动学生的“思维参与”
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都是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前提，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实践证明，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参与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有的专家所说，“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就没有成功的课堂教学”。
为此，应当创设情景，巧妙地提出问题，引发学生心理上的认知冲突，使学生处于一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弗能”的状态。同时，教师要放权给学生，给他们想、做、说的机会，让他们讨论、质疑、交流，围绕某一个问题展开辩论。教师应当给学生时间和权利，让学生充分进行思考，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思维的机会，让学生放开说，并且让尽可能多的学生说。条件具备了，学生自然就会兴奋，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高起来，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只有积极、主动、兴奋地参与学习过程，个体才能得到发展。
三、讨论的时机要恰当
对问题的讨论应把握时机，过早学生的认知水平没有达到最近发展区，学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白白地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过迟学生对问题已基本弄懂，讨论的意义不大。教师还应设计多层次的问题满足各层面学生的多元需要，把握好学生思维的，及时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此外，讨论时应把握“跳一跳，能摘到”的原则，在讨论的效果上做文章。
四、讨论的方法要科学
常见教师把题一呈现，便马上让学生讨论，讨论了两三分钟，教师便草草收场，只留于表面形式，没有注重效果。教师不能由于时间关系，相互交流未充分展开就终结，应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广大空间。在教学实验中，我曾经把班上的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对问题直接讨论，第二组独立思考，第三组先独立思考然后讨论，经过多次实验结果发现：第三组学习效果最好，第一组效果最差。第一组的学生容易注意到别人的意见，思维活动受到了束缚，容易得出一些倾向性的结论；第三组表现在它的“预热效应”上，学生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活动，出现了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利于学生积思广益的学习。第三组的学生无论是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质量上都优于其它两组。可见，讨论的方法很值得推敲。
五、讨论的氛围要和谐
讨论应营造一种氛围，使每位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被批评，而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受欢迎的，小组中的成员不是批评别人的意见，而是倾听、补充、完善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观点即使错了，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才能真正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学生讨论起来，才心无疑虑，才能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不同层次的学生才能各有发展。
六、要培养学生“三会”
有的老师将小组合作理解为小组讨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教学场面：讨论时，学生各说各的，有的学生不善于独立思考，不善于互相配合，不善于尊重别人的意见，也不善于做必要的妥协。学生讨论后，教师依次听取汇报，汇报完毕，活动便宣告结束。
为此老师要培养学生“三会”：一是学会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发言，努力掌握别人发言的要点，对别人的发言作出评价；二是学会质疑，听不懂时，请求对方作进一步的解释；三是学会组织、主持小组学习，能根据他人的观点，做总结性发言。使学生在交流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同时也在交流和碰撞中，一次又一次地学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共享他人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成果。
课堂讨论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主动求知的学习环境，它使学生在获得所必需的数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情感、态度等非智力因素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课堂讨论还应注意讨论的问题应有多种解决途径，讨论中教师应适时加以指引、点拨，讨论的组织形式应多样化，尽量避免一问一答的形式，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等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进一步去思考，去探索。
摘要：怎样才能让学生既能动得了，又能动得好？才能达到讨论的最佳效果呢?一、讨论小组的建立要合理；二、调动学生的“思维参与”；三、讨论的时机要恰当；四、讨论的方法要科学；五、讨论的氛围要和谐；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关于SCC基本设想，李约瑟指出：“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2〕，p．6）这些话就象从萨顿口中说出的一样！这种广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风格正好能够达到他们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加以阐明的目的。
李约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见〔7〕，p．23～p．24）比如，英国评论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誉为：“由一个人所独立进行的历史综合与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李约瑟把科学和技术戏剧性地溶化在汉学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德国科学史家卡罗（OttoKarow）指出：“李约瑟在西方科学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的至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应得到我们的感谢。”美国著名汉学家富录特（L.CGoodrich）感叹道：“李约瑟的阅历及其思想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从上述评论可见，SCC的确不是一部通常含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是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壮丽史诗！
二、科学史具有沟通文理的两栖特性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不仅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社会的重要桥梁。因此，科学史的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良好素养。在这一点上李约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剑桥大学先后得到哲学与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先后荣获皇家科学院和文学院两个院士的称号……正如鲁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从不肯从他生活中摈除多种形式的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8〕，p．1）这种难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学史观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个性发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史观的形成。
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两种文化》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9〕，p．3～p．4）此说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现实。李约瑟的家庭正好是这样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专长医学，曾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任教，后成为一名专职医生。他的母亲善长音乐，特别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识，管教孩子也没有默契。比如，父亲要李约瑟早认字，母亲为此大发雷霆……类似这样的当面争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见李约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鲁桂珍博士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对李约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个敏感的少年的心灵，在力求达到它自己的平衡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从这边吸收一些因素，又从另一边吸收另一些因素，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孩子企图连结这两块陆地的努力，使他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8〕，p．13）确实，李约瑟的一生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搭桥”。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李约瑟写到：“我自小就继承了一种颇为灵感性的禀赋，即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参见〔10〕，p．21）开始“我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参见〔1〕，p．563）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约瑟考进了剑桥大学，并有幸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学生。在霍普金斯的诱导下，李约瑟改变了原来打算要走的医学道路，转而研究生物化学并取得了成果。在母亲的熏陶下李约瑟多才多艺：背诗、唱歌、跳舞、拉琴……可别以为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兴，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也影响他的科研风格。即他不满足于象父亲那样在狭窄的领域中埋头钻研，而更喜欢以广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和大部头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明显带有广泛综合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搭桥”：前者把化学与胚胎学连结起来开创了新的学科；后者把微观的生化过程与宏观的形态发生连结起来更是生物学中的一大创举。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使得李约瑟的科学研究总伴随着哲学的思考。从1925年到1942年，李约瑟编著并出版的哲学著作有：《科学、宗教与现实》、《人，一部机器》、《唯物主义与宗教》、《秩序与生命》。同期撰写并发表的哲学论文有：“生物化学的哲学基础”、“机械论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生物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胚胎学”、“物质、形态、进化与我们”。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倾向机械论到倾向有机论的转变。李约瑟在生物与化学之间搭桥，开始受到机械论的驱动，但后来却被有机论所征服。这一转变为他日后“皈依”中国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李约瑟步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通医学史、解剖学史、生物学史和科学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有幸通过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
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1937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1942—1946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
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SCC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大海。”（〔7〕，p．195）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SCC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SCC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2〕，p．41）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6〕，p．116）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7〕，p．266）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p．1）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100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其实“100”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1〕，p．503）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7〕，p．7）李约瑟认为这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7〕，p．56，p．36）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讲、报告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发问，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为这个问题广泛涉及地理、水文、经济、政治、学术和习俗等众多的相关因素。要理出一个头绪决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结论）的出版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
或许李约瑟的真正功绩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加入讨论的行列。尽管问题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议。（参见〔11〕，p．35～p．44）但即使是批评者也还承认：“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的旗帜”，它“日益成为联系多学科学者进行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参见〔11〕，p．35p．43）笔者认为，李约瑟的前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横扫“欧洲中心论”；另一面直砍“中体西用说”。其结果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国人都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对方，也反省了自己。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都有关系。李约瑟认为，东方古代科学的繁荣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腾飞，同两地自然哲学的传统差异有关。具体来说，中国的“有机论”与欧洲的“原子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分别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问题是这些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李约瑟有如下的概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它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晕、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认识的更多。”（〔4〕，p．538）
李约瑟首次为我们勾划出一条有机自然主义东西接轨而连续发展的线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猜测：“莱布尼兹在哲学史上起了一个桥梁建筑师的作用”，（〔4〕，p．529）应该承认李约瑟的猜测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只不过有机自然主义由东到西的传播未必是一条“单通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约瑟的这种“寻根意识”在倡导现代观念的科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灵感和启迪。在国内有人把它称之为“李约瑟现象”。（〔12〕，p．49）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与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密切相连。首先，李约瑟坚信古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在文化整体中留下痕迹，一种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没有科学。问题是怎样把它们挖掘出来？其次，李约瑟坚信近代科学的兴衰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讨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学发展本身。问题在于怎样从中理出一个头绪？再次，李约瑟坚信现代科学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任何伟大的自然哲学传统都不会轻易地丧失其生命力。问题是怎样从眼花liáo＠①乱的丛林中寻得其根，从而发扬光大？李约瑟以其卓越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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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问题导向；教学设计；增长模式；系统方法；教学设计三维模型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 8097（2013）11—0035—06
前言
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学研宄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一门连接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学科。教育技术学以媒体技术为基础，教学设计为核心。教学设计旨在创设一个使教学效果最优化的教学系统。当前教学设计不仅运用于正规学校教育（基础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或是高等教育），而且也广泛运用于事业机关、企业、军事部门和服务等行业的教育培训中。另外，各种现代化教育形式（广播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移动教育、泛在教育、云计算教育、计算机辅助教学、微课堂教学等）的实施也高度依赖于教学设计。
随着教学设计应用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学设计模式被提出来。1991年，加斯塔夫生在有关教学开发模式的论著中则指出，自60年代出现第一个模式以来，在以教学技术为主的文献中已有数百个模式。虽然教学设计有了很多规范化的程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预计新的教学设计模式还会层出不穷，这也就使得教育教学的从业者对教学设计方法变得越来越难以学习、掌握和应用。我们不禁会有疑问：能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出教学设计的一般模式呢？这便是本研究所要关心和回答的问题。作者依据“问题”导向的科学技术哲学方法论初步尝试提出一个普适性的基于教学问题导向的教学设计一般模式，期待能达成共识，形成教学设计的新范式，提供给教学设计人员一种设计思路。因为，本研究是对教学设计方法本身的进一步认识和哲学反思，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所以，本研究是关于教学设计的元方法的探索。
一 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技术哲学观点简介
在许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中，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不尽相同。如1976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被描述为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或对人群的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探索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原因及其结果。《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这一完整体系以及论述与整个社会有关的各种社会法规过程和人群的科学。另外，现代年代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定义和理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社会的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有其余的学术领域；第三种观点主张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关社会制度的科学。”
国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中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学研究的历程，由于社会学源于国外，因此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直接移植过来，并没有开始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之初，主要是将中国的人口、婚姻家庭以及农村等具体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1979年至1985年的对象建构。自1979年社会学重归学术界以来，各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一致没有间断过。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于光远等人认为，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社会群”。该主张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杜任之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性，范围十分广泛。杨心恒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指出，社会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1985年至今的对象建构。1985年至今是社会学重建之后的第二阶段，此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趋于一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思路更加开阔，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构成了应用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抽象形成了理论社会学。第二，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以及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第三，陈颐认为，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上是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其他界定，如：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行为、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等等，这里不详细阐述。从国内以上学者们的表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社会学家对于研究对象建构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社会”；第二，该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国外学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国外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建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创立至今的不同阶段对此进行梳理。
初创时期社会学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正式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相互联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科学系统的最后一环，前几环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由于社会学和以上学科共处一个科学体系，且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学在本质上应当和这些学科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方法论，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孔德创立的社会物理学“是指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它本着和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同样的精神来考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揭示这些规律是社会物理学所研究的特定目标”。这段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社会现象。第二，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稳定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原则来研究。当时，孔德的社会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不能与我们目前理解的社会学完全划等号。此外，孔德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以及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历史法。综上所述，创立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寻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特有的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并不处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导意义式学科。
形成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史上，一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社会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时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到19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中，社会学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一直没能在大学或学院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席位。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从产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象，因此，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首先是从了解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开始的，现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进行讨论。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社会学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学家应首推涂尔干和韦伯。
（1）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哲学应研究宇宙中所有现象的普遍性，而社会学只研究“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学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中走出来，寻找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强调社会现象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性。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摆脱一切预断性的概念与主见，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事物来考察；对于社会现象，只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解释。涂尔干对社会现象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有‘动作状态’，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与团体中，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社会现象。”该定义应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涂尔干在确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特别反对社会唯名论，主张社会一旦形成，就有超乎个人之上的特征和作用。所以，必须用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社会现象。第二“，强制”的含义与日常生活中对它的理解不同。第三，涂尔干的“社会现象”指的就是社会制度。他甚至直接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制度的科学”。
（2）韦伯的“社会行动”。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行动。他认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即它试图用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因此在研究层次方面，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是个体的“社会行动”。而不是社会结构。韦伯所讲的“社会行动”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意义；第二，涉及到他人的行为；第三，行动的目标与他人相关。韦伯进一步把行动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目标导向的行动，第二种是价值合理的行动，第三种是情感导向的行动，第四种是传统导向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行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社会学形成时期，涂尔干和韦伯为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界定。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都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与初创时期的研究对象相比更具有系统性和客观性，在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引导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社会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界定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后，进而发展出社会学研究的准则，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的首要原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系统地摒弃各种先入为主之间，必须是在从主观立场上对世界作实践领悟的分析之前。涂尔干发展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涂尔干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准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做客观事物来研究，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在着手研究事实时，要采取一种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事实所特有的属性以及这些属性所赖以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主观臆测去探寻，而是通过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去判断。实证社会学应该把社会现象当作事物来研究，力求运作上有效地程序及规则，严格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力求和自然科学别无二致。涂尔干提出的社会研究的完全客观中立性是一种不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仅包含研究对象，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研究者。个体之间是有差别的，其看待社会、事物的角度也是有差异的，从客观世界中所获得的信息经过个体的主观理解形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而涂尔干仅仅从研究对象的构建方面来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是不够的，仍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一堂好的体育课离不开教师的精心设计，教师如何去导入这堂新课，在这一堂课设计的几个环节教师应如何去进行衔接，在每一个环节中，教师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如何去组织学生进行练习，学生怎样去自主练习、合作练习，学生如何去创新、如何去进行探究性学习。教师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学生会怎样回答，如何去处理意想不到的问题，怎样激发学生练习的积极性，如何对学生进行评价，这就是所谓的＂备教材、备学生＂。
一、教学目标的制定
根据课的内容，确立本节课的指导思想制定好教学目标，目标的制定要合理，要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要不大不小，学生要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达到，目标太低，学生不需要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那么就激发不了生练习的积极性，目标制定太高，学生经过努力也达不到目标，那么就会打击学生练习的积极性。目标要有认知目标、技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并且要确切，要从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相结合，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二、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是教师如何对学生进行教育，进行引导，如何去组织学生练习，如何去正确的评价学生，是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生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主要过程。
1、准备活动要充分，要有针对性，要为课的内容打好基础，最好在配乐的形式下进行练习，内容要以游戏化与韵律舞蹈相结合，准备活动不但要做好学生的生理准备，同时还要做好学生的心理准备，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练习难度和要求要适度，增强学生练习的信心，创造和谐地练习气氛与环境，教学方法、练习形式和教学手段要变换，激发学生的练习兴趣，教学内容要游戏化，或通过比赛的形式进行练习，激发学生练习的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地位要体现，一节课的教学其实就是在教师主导下进行的，教师就是导演，学生就是演员，学生的活动就是在教师的导演下进行练习的。教师在课堂上要精讲，队行调动要少，学生在课堂上要多想多练。
3、教师要做到对学生放的开，收的回，要收缩有余，有些课教师虽然放开了，但放的不够大，学生的练习也是在教师的思维下进行活动，根本体现不了学生的自主，有些课教师放开了，学生练习气氛也活跃了，但教师又很难收回。课前教师要设置好问题，让学生能够带着问题、带着目的去进行练习，在练习当中通过学生的实践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自主性练习。
探究与合作要运用恰当，有些时候教师为了达到合作这一环节，就提示学生进行合作练习，其实在教学中，学生能够自己完成任务的就不必要进行合作，当学生自己完不成的，就一定要进行合作，合作不是一种形式，而要真正为教学服务，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提高学生的群体意识。
4、过去的教学方式，统一要求、一刀切，好的同学吃不饱，差的同学吃不了，严重打击了学生练习的积极性。教师面对的是全体学生，在练习当中必然会存在差异，教师如何去面对这种差异，如何去解决这种差异，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有深入的了解，对不同的学生要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在投准练习当中，有的学生投的比较远，可以击中目标，这样的学生可以向后退几步，有些学生投不到，可以向前走几步。这样可以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激发学生练习的积极性，这就是教师改变练习方法与要求，注重学生差异，增强学生的信心，同时教师要积极参与到学生学习当中，师生互动。转5、体育课以学生的身体练习为主，是通过学生的身体活动，发展学生的身体健康，发展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课改初期，一节课花样百出，课堂气氛活跃，无运动量，无运动技术，学生只是积极的在参加体育活动，这样的体育课怎么能称的上是体育课呢？一节体育课要有学生的身体练习，要有一定的运动量，要有一定的密度，学生的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过去激发学生运动兴趣淡化运动技能教学，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兴趣是手段，技能是目的，课改不但不淡化技能，而且要注重学生的技能发展，并且学生要对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当中，这就是社会适应。
6、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及对技术技能掌握情况及时做出的相应的语言指导和激励，是引导学生积极地进行学习和对自己学习情况的认定，传统的评价，是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单纯地进行评价，只注重终结性评价，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课程改革对教学评价提出了新的方法与要求，要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性，学生学习的进步幅度、学习态度、情谊表现和合作精神等方面进行评价，学习评价要通过自我评价与小组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发展评价与激励评价相结合和教师评价。教师评价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地进行评价，不能夸大，也不能脱离实际情况或凭空夸大。
三、放松活动
文化产业是凭什么样的根本使其获得惊人的成就和持续性壮大的动力呢?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阐释词汇，是借用了美国人所创造的“软实力”概念，而这一阐释仅只是立于资本和国家的经济、政治需求的基点所作出的表层解说。深度理论思考的缺失，将把我们引向对“文化”概念的再理解，进而也才能深刻理解文化产业多重的来源与走向。然而，讨论民族文化产业基本理论就必然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文化”，因其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的复杂性和日常生活表达的歧义性，迄今为止人们都难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个体存在的层面看，我们常常用“举止文雅”、“素质高”等表达来描述一个人的特征，于是，文化在这里暗含了某人具有的优越性和良好的文化背景，其背后蕴含的更深刻寓意，则是个体获得了符合社会主导价值体系认可与尊崇性的存在。在社会事务的层面上，文化和“项目”相关，在“文化”这一概念的统合之下，文学艺术等满足着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层面的需求。而站在群体存在的层面看，“文化”一词表征的则是特定群体的生活模式和理念。人作为类的存在预示着人的社会性关联，正是基于人与人关系性的创造，“文化”得以产生，从而“文化”与“社会”重合。由此，特定群体所创造出来的观念和符号构成了人们重要的文化来源。我们可以把前两个层面的文化存在，视为文化在生活表层的直接表象;而在最后一个层面上，文化就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且表达出制度性规范的要求。当人们以“文化”来表达其社会存在时，就形成了文化类型的概念。不论是在衣食住行等最日常事物中存在的较大的文化差异，还是那些深藏于人们信仰、理想和道德中的观念所体现出的更广泛和深刻的差别，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不同文化类型带给人们的震撼。正是得益于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是逐渐取代其他文化继而占据主流地位;或是因自身文化的弱势被完全的边缘化;或是以主题、旋律、神话等等的方式融合到其他文化类型中;或是在新的生存条件下，使原有的文化要素以新的方式进行再生产……这样，文化并非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民族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是对物质生产进行文化的解说，这一关注使得作为“表意”和“象征”体系存在的文化，转变为涵盖了人类社会整体生活的基本概念。在文化所形成的一整套生存机制和模式的导引下，人们的个体活动和总体生活被规定和提供着特定的含义或规范。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由人建构起来的文化总是有着多重性的表达:权威的制定者和规则的参与者，包含、融合和排斥、贬低。从连续性的历史中沉淀而来的文化同时还是变化和不稳定的，因此，文化不仅可以生产和被生产，同时文化还可以归属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
从这样的研究基点出发，文化就不仅仅是人工制品的静态呈现，更是人们活生生的实践与行为。从直观的层面理解，与活生生的实践相对应的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客体，就表现为文化产品。换言之，那些来源于人们最简单和最普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产物和结晶，往往通过各类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普遍的事实存在以至于使得我们忘掉了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然而却早已内化于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基础:我们总是通过自己建构起来的文化对物进行选择和使用的。正是在这种选择和使用过程中，物品和商品的意义由人来决定，它们与人的关系也因人而展现。由此，人的特定社会关系常常并不是直接性表达，而是由某种物质承担者来体现的。因此，即便是相同的物质产品，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人对其的使用也必然会表达出不同的文化意义;而不同的民族群体依据其不同的文化结构，也在生产着不同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中的物质产品，无论是其生产还是使用，都紧密地与其特定的深层文化结构相关联，都表达着不同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产品都具有文化的要素。立于这种新的视角基点，“整个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①也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人的自然客体，社会现实也因人对其意义的赋予和精神的想象而存在。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就是这一现实的理论表达。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使用的活动，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意象的。如果说:“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的物质结构)中发现交换价值”，②那么，正是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人们对物的自然属性的使用。客观存在的物质要素被赋予某种文化象征价值的同时，文化范畴和关系的象征性，同时也就具有了物质性。不同文化类型中存在不同的“人为”文化逻辑，由此建构起人们眼中截然不同的客观实体。当现代社会所谓的纯经济、可测度的、明确化的和宗教淡化、神圣性消失的特点，使得所有东西都被转化为商品形式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就成了最好的注解:商品自身呈现着某种物神的因素。这一分析揭示出了商品的使用总是和某种精神状态关联。当人们购买某种商品的时候，他们买的不仅仅是“物”本身，更是在购买某种意义和。人们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力量及一切需求、满足等，都是由文化经过建构并通过符号象征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例如，19世纪英国，正是在亿万华人翘首以待英国的毛料、棉纺织品、钢制刀叉等商品的臆想推动下，对华发动了，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再度打开后，依然一度产生了对这个消费市场无限大的美好憧憬，经济理论中对这一问题长期忽视而生成的内在缺陷在当时展露无遗。可以说，人们建立起来的对异文化市场的种种憧憬和期望，虽屡试屡败而依然流行不衰。历来被视为文化象征的长城，从未有效地把所谓“蛮夷”的外来之物拒之门外，却成功地把国人囿于其中，这种把一切外来之物收编进自己逻辑严密的关系中的文化整合，使得进入中国的外来物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再生产过程。
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影响着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在此意义上，使用价值“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①关注于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就是关注经济所蕴含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容，经济的研究以此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一分析的启发意义在于可以突破经济学家眼中“价值”通常只表示“价格”的局限，从而迈向总体性的分析基点上，也就是说，“价值”认识必须依凭于对物质要素进行社会性使用的基本事实和深层文化背景。在文化的赋予下，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也获得了“社会属性”的存在，这便是“文化产品”普遍存在的根本性基础。文化作为融凝聚力和张力于一体的共享系统，既可以提供给人们能够相互认可的规约，又能够让不同文化规则之下的人们顺利协商，最终达成共同目的。而无论是对明确可见的外显事物，还是深层和内在的精神诉求，文化凭借其对“意义”的寻求和展现等核心议题，成为社会生活实践层面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必然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同时，也为文化产业奠定了最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
首先使用“文化产业”一词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产业。”②这就无助于我们来深刻理解“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产业的过滤”这一文化产业的“总体性”事实。③文化产业的实体内容，让我们注意到，产业形式必须依据资本原则组织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因此，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成为我们把握文化产业总体性存在的枢纽。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分析主要以两种流行的模式为主导:一是从美学规范的起点出发，将其做艺术准则的阐发;二是以经济学所假设的解释为基点，关注商品可交换性中的效率和预期收益问题。无论何种解释，似乎并未触及到文化产品的根本，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回答文化产品如何产生、何时产生、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形式产生。
从民族学的视野出发可以看到，文化产品既展现着文化要素向一般经济物品渗透，又体现着文化要素凭借产品形式而获得表达。因此，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的基础就深植于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本需要中，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由此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共同体内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取决于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确认。也就是说，只要该产品的使用仅仅只囿于某个个体的使用，它就无法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换言之，只有当这项产品获得了特定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特定共同体保存的集体记忆和内在文化要素时，该产品才能转化为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不同社会机制和民族特有的生活和传统，没有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象征体系，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成了无根之源。因而，文化产品彰显出极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公共性质。在共同体外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基于他者的文化认可或认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之间，许多物品是在外部的文化共同体中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的，而这些物品又并非必然或随时都可以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我们不妨面对一个基本事实:19世纪以来的中国，因整体经济的沦落成为和“先进”、“强大”等观念话语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化存在，凡被冠以“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标识的商品势必被看作是“土”、“贫穷”和“落后”的。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排斥和对立之下，中国众多极富文化意蕴和特点的文化产品，如少数民族手工纺织和蓝靛蜡染等往往代表的是“落后”的象征。以至于“洋纱取代土纱，洋布排挤土布”的过程，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现代化”的崭新姿态重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蓝靛土布依凭的正是其“土得掉渣”的意味而获得了文化产品的资格，并在价格上远远超越了一般机制布的价格。当然，并非每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的结晶都可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形式，能否超越个人使用的局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成为特定共同体存在的结构性要素等条件，直接决定了文化实践的产物能否转换成为文化产品。而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之所以变身为艺术品或文化产品，并非基于它们的特殊性，而恰恰在于它们内在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彰显，并且这种“普遍性”被纳入到了当下主导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从而获得了文化产品形式的存在。由此，文化产品转换的重要动力来源，就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人们对共同体制度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往往又是隐含着的。在此基础上，文化产品的转换表现出三种功能:在最深的层面上，无论真实还是虚假的共同体都凭借文化产品来确立起它的社会凝聚力，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也以此获得象征化的表达;在制度运行的层面，文化产品运作的实质，是在确立着一些特大的身份和权利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层面，则是在灌输该社会的主流信仰和核心价值体系，并把个体的行为准则纳入社会化的规训过程。可见，对文化产品的转换进行分析不能仅仅止于单纯的经济考量，更要挖掘其内蕴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文化产品得以转换的条件，根本上源于隐含在共同体内部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标准。但在具体的时空当中，必定会有不同的主导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而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与其对从属群体精英的自我改进与成就等价值观的影响等多种要素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变换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弱势或从属的社会共同体可以获得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参与不仅仅局限在工艺品、服饰、饮食等一般性的文化产品中，而应扩展到社会总体性的变化，继而逐渐覆盖所有的经济产品。物品从来不是自然的存在或被生产的物品，而是被深深打上了某种文化烙印的东西。正是在人们的文化选择和对物品内涵、价值的建构过程中，物品具有了“文化产品”的存在意义。现代社会依凭资本的原则和要求，迅速将人们的文化实践活动商品化，而这种生活实践现实条件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支配了社会”。而资本又恰恰是这一经济主导性的“一种社会力量”，从而，资本的生存条件被“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①将资本原则作为社会的一个规范和标准，并依据资本的原则行事，也开启了其他各种社会存在转化为商品化存在并获得资本化运用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代社会，很多时候符号象征意义的获得，似乎比商品交换本身变得更有意义。对于任何个人和群体来说，要获得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得到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保障，都要凭借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来实现;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是奠基于符号的结构性控制基础上的。对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问题的民族学分析，反过来使我们再次面对民族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文化究竟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还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深切理解文化边界的模糊与重叠、文化内容与模式的互渗与交融、尤其是在当今多元文化在全球化差序系统共存中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附属的地位转换问题时，才能看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力和国家地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等多要素和多维度的交织，产生了所谓的“文化影响力”;也才能对文化安全等迫切的现实政治经济诸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解。
文化产业理论中的二元对应与总体性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在一种二元对应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社会分析的，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等。这种理论框架在文化产业的理论建构中，集中化和具体化为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应问题。当我们把文化产业视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构成内容时，经济学的分析似乎便首当其选。聚焦于“物流层面”的经济学在以“财富”构建其分析基点时，财富与经济货物的重叠、财富不同形式载体存在的差异等问题的交织，使经济“分析的不成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②当古典经济学把分析的基点聚焦于商品———这一财富的特殊形式载体或经济货物的一种具体的运行与表现形式上时，把经济学引入了明晰化和确定性的分析过程，并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联结中，深化扩展出生产要素、市场结构与运行等诸多范畴的分析———如土地、劳动与资本、商品与货币、价值与价格、供给与需求……等等。但是，这一分析对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客观事实的认定，基本上仍然囿于经济的物流层面。最为致命的是，在二元对应的理论预设下，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无法看到文化产业既是现实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构成，更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由此而显现出分析的局限性。例如，无论把文化产品归于物质还是归于精神，我们都无法全面把握文化产品的根本性质。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这一问题甚至直接挑战着作为经济学核心的价值决定理论:价值究竟是经济直观中的实体存在，还是在总体性文化体系中的一种关系表达?而从强调总体性和透视性的民族学视野出发，我们就会看到，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大海中，民族学视野所能做出的核心贡献，就是聚焦于关系基点实现二元的有机合成，把文化产业的理论建构，引向对经济过程的文化分析和对文化事项的经济分析的道路。从生命的生产“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③这一双重关系出发，就确立了所有社会再生产，都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命题。这便把对经济客观事实的认定从物流层面扩展到了关系层面，从而进入到对经济进行总体性分析的广阔的空间。一方面，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要素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当作为分析基点的商品，以其“具有交换价值的一切东西”的形式表达，取代了“以有用的、能转让的和耗费劳动去获取或生产的物品”的实体表达，就使经济货物的概念不再局限于物质实体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心理与行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或背景等等，也成为同样的关注点或侧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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