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5 19:46:01
导语：在税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著名税务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中国第一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阳光财税丛书》编委会主任，创立“税收筹划规律”，首次提出“税收筹划契约思想”，是国内税收筹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税收理论与实务、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产权与企业重组等。
一、税收契约及税收契约关系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契约与税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税收筹划作为由社会多方契约关系制约的、多方契约力量之合力推动的一种经济行为，也与契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
税收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从现代税收的逻辑发展来看，税收原则是税收征纳过程中为简化判断而对其工作环境所作的基本约定，税收政策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通过博弈达成的均衡契约，纳税报告①则可看作是税收信息供求各方博弈均衡的格式化契约。正是基于税收与契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渊源及现代税收所内涵的契约属性，我们认为，把税收的本质确定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是恰当的。
1.税收是一种公共契约。
从契约视角观察税收，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向国家提供确定的税收，并向国家交换无差别地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国家利用其对政治资源的独家垄断，通过支配收取的税收，提供契约标明的回报，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论述赋税原则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缴纳税收，维持政府。”②接下来，他还有一段精辟的话：“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一样”③。由此可知，亚当·斯密关于赋税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交换思想。因此，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缴税完全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这种权利、义务交换的载体便是税收。所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以税收为纽带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
因此，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就构成税收征纳之间就宽泛或具体意义上产权的分隔达成的书面契约。宽泛意义的契约，是税收程序法，如税收征管法等;具体意义的契约，是单项税法，如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④。因此，存在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是政府强加给纳税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契约，具有法定性特征，政府也成为不请自来的一个“法定契约方”，笔者倾向于把这种天然存在的税收契约称为“法定税收契约”。
税收既然作为契约出现，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纽带可以引入一种与契约高度相关的概念—债，对此，我们可以说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相对债务的关系。并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法律上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税收契约关系的履行中，超出作为这种产权契约的税法规定的额度和范围的征收就是掠夺，而纳税人也不应该因其向政府付费而提出某些过分的要求。但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既定的税收制度下有进行合法意义上的税收筹划的权利，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对此评价说：“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任何既追求财产再分配、又资助特定经济活动的税收制度，都会导致边际税率在不同契约方之间，特定契约方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活动中产生大幅变动。”⑤
一旦契约订立，总免不了违约或侵权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相关的条款予以限制，这在税法中体现为税收处罚。在税收征管法中，这样的条款极为分明。除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关于核定征收、税款追征、滞纳金、纳税担保、税收保全等一系列的条款维持征纳契约的履行并随时提供救济。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或其税务当局对纳税人可能造成的侵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获取税务当局要承诺执法不当下的赔偿责任，如税收保全不当下的税收赔偿，以及超征税款的加息归还;规范税收征管操作，并对越轨行为给与相应处分，这体现在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人员徇私舞弊行为给与禁止性和惩罚性条款中。
2.税收是公共契约的前提假设。
将税收视为公共契约存在几个前提假设：
第一，国家和纳税人的地位平等，即不存在强权操纵。
第二，税收是中性的，体现一种正义精神。
第三，纳税人的产权明晰而确定，由税法所约定的税收额是清晰而确定的。
第四，国家和纳税人各自拥有独立的利益，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并保护。
第五，法律充分考虑了征纳双方的利益，且其确定的税率是适当的。
在上述五项前提假设中，笔者认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各个层面上。
税收倡导的正义精神也是税收成为公共契约的重要前提。正义是政治文明与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价值理念，是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⑥税收契约关系必须遵从正义理念，正义精神是税法的核心价值和最高境界。法国《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一切公民均有权监督税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状况。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来保障纳税人仅依契约纳税以及获得应得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而且，美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把先行缴纳税款作为纳税人申请救济的前置程序。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税收的正义精神。
(二)利益相关者交易中的税收契约
契约是市场中交易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时所约定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契约的基础。交易活动的实质是交易当事人之间对财产权利所作出的契约安排，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企业与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职工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是靠契约来维持的，这种契约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契约。
交易中所涉及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作为企业契约集合中的一个子契约，是在经济交易中形成、维护并履行的，其本质是税收影响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明显区别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如果我们给交易中的税收契约一个准确概念，可以表述如下：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交易中所形成的有关财产权利流转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协议或约定。笔者倾向于把交易中的税收契约称为“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
“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被引入企业契约中，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维护适当的经济关系。从税收筹划角度分析，合理签订并履行“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按所订立契约的相关约定统一安排纳税事宜，实现税收筹划的战略目标。
(三)税收契约的内涵剖析
1.税收契约是经济契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法定税收契约”和“相关者交易契约”必须在企业契约的约束下展开，因此极易被忽视。也有人认为，税收契约难以独立存在，只是企业契约或财务契约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认识很难透彻领会和把握税收契约对经济的深度影响，这也是造成税收契约受到关注较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2.从现有文献观察，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税收筹划及其契约安排问题，譬如财务决策中的税收因素分析，企业逃税与税务监管的辩证与博弈关系。但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从企业与契约方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税收筹划，尤其是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角度研究税收筹划有一定的难度。
二、税收筹划的契约特征分析
(一)税收筹划源于契约关系
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括企业与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职工、供应商、客户等之间的契约，而且各契约关系人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我们承认“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作为基础等前提条件时，部分契约关系人(如股东或管理者)便有动机和机会进行某些操纵，以减轻自身负担并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要企业税负契约中使用会计数据作为决定税负大小的重要指标，则在税负契约执行过程中，投资者与经营者就会产生对会计数据及相关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动机，以谋取其自身的利益。纳税人掌握着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理性的纳税人自然具有强烈的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税收筹划以减轻税负的动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存在，税收筹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税收筹划存在多重契约方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要考虑多重契约方，即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纳税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探讨了税务当局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和交易中的税收契约关系，所以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所涉及到的契约方包括税务当局和利益相关者两类不同的契约方。
纳税人针对两类不同的契约方，应采取不同的契约模式和税务对策。研究税收筹划时引入契约方，可以将税收筹划看作是纳税人的最优纳税设计行为，也可以称之为“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行为”。换言之，这里引入多个契约方，意在说明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必将涉及税务当局与利益相关者。这里引入“契约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采用契约观点，旨在说明税收筹划的契约方影响着税收筹划的决策行为。迈伦·斯科尔斯曾对契约观点作如下评论：“契约具体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契约各方作出决策和收取现金流的权利。”⑦接下来，他在全球税收筹划的三方面特征中阐述了“在税收筹划中必须考虑所有契约方”的观点。
(三)税收筹划受到法定税收契约关系的制约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制框架内通过投资、经营、理财等活动的谋划、安排以降低风险和减轻税负的税收规划行为。税收筹划之所以出现，源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因为政府作为企业契约的参与者，在向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强制”与企业签订了税收契约，即颁布所制定的税法，并规定应缴纳的税金。考虑到契约成本因素，政府并不与每一个纳税人进行单独谈判协调，而是单向强制规定。所谓税法其实就是政府与纳税人签订的通用税收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下，税款征纳是由税收的强制性来保障的。政府征税是出于保证财政收入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纳税人纳税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纳税人总有寻求节税的动机。如果税收不具强制性，而是像慈善活动一样靠企业自愿捐赠，那么，税收筹划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只要存在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就一定会存在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实际上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税收筹划必须在税制框架内开展，这是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对税收筹划的一种强制性约定。
(四)契约的特性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必然性
契约天生具有不完全性，这是契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尽管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完全契约的充分条件，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契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完全契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也是不可能成为完全契约的，肯定存在不完善之处，甚至是大的漏洞或缺陷。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都规定，企业的纳税活动应以会计所得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应纳税金。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据企业自身状况进行税收筹划，以节约税金支出。同时，纳税人对税法可以选择性利用、甚至“滥用”，对税收规则的运用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这也部分解释了税收筹划能够存在的缘由。
(五)税收筹划可以利用契约关系降低交易费用
对于企业的交易活动，税收筹划的作用在于安排交易或创造交易，降低隐含在交易中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担负着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重任，即为最大化税后收益而组织的生产要求考虑各契约方目前和未来的税收状况。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旨在对各契约方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安排，以降低交易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所以，从契约角度观察，税收筹划其实就是各契约方利用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来实现节税的。当然，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打破原有契约、构建新契约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是长期的。
(六)利用契约形式的变化节税
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契约形式约定，不同的契约形式界定不同的业务模式。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安排或调整其契约关系，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安排纳税事宜以期达到节税的目的。举例来说，纳税人购买设备或者租赁设备都可以达到更新设备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纳税人税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税法允许对建筑物、设备、机器进行加速折旧来鼓励资本性投资。因此，纳税人购买设备加速折旧可以多抵扣应税收入，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如果纳税人租用的设备超过了经济寿命，租赁费就只能按实际发生额进行税前扣除，而租赁费扣除额的现值通常远远小于折旧扣除的现值，这其中就存在税收筹划的空间。即税收将取决于设备的投资方式，而设备的投资方式则完全依赖于纳税人与设备供应商签订的一项安排财产权的契约。
[论文摘要]：商品税的税收职能涉及了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其中，财政收入职能应当是目前主要的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加以限定。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和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在理论上为这种税收职能的限定提供了依据。而在实践中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也有利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限定。
依据税收学的理论，税收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类，即：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商品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种，其税收职能涉及到上述三个领域，但在不同的税收职能间有所侧重。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税是形成财政收入最多的一个税种，同时由于商品税自身的性质，在发挥其他两类税收职能的时候容易造成效率的损失。因此，在我国商品税的税收职能中财政收入职能是应当被强调的，而其他两类职能应当受到较强的限制。如果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作用，会使得商品税应当被限制的职能没有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另—方面，如果单纯从经典的税收中性理念出发，将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看成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损效率的，也是有所偏颇的。
在此，笔者力图通过对商品税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对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发挥作出一个合理的限定，这个限定考虑的是对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这个限定与经典的税收理论的限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又与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观念不同。
一、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定位
在商品税税收职能定位的问题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分析包括两类，一类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另一类是关于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这两类理论分析分别是最适课税理论和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笔者以为，前者与商品税社会政策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而后者与商品税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按照这两类理论的分析，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仅在有限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政策领域，虽然通过税收实现的再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所得税，但是商品税通过消费领域对收入的调节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在经济调控领域，商品税依然被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经济领域中某些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使用，能起到比其他调控手段更好的作用。
因此，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在充分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应当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应当是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可以发挥其独到作用的范围。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最适商品课税理论，是最优税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运用，是从微观的角度，在分析了商品税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商品税税收负担归宿问题后针对商品税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出的商品税税制设计方面的指导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拉姆斯首先对最适商品课税理论进行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税收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做到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课税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化。所谓的税收超额负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除了一次性总付税以外，任何其他的税收都会通过将消费者的资源转移至政府和通过提高消费品的价格，即课税商品相对于非课税商品的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的福利。前者属于直接影响，因此只产生收入效应，后者属于间接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相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消费者的福利下降超过了纳税引起的收入减少，从而导致效率损失，被称为税收的超额负担。拉姆斯的研究后来被戴尔蒙德和米尔利斯(1971)和桑德莫(1976)等人归结为比例性命题和逆弹性命题。其中，比例性命题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的确定应当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的百分比近似相等，而逆弹性命题是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应当与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研究对于商品税制的优化提出了极富意义的思路，提醒我们在征收商品税时应当注意效率损失问题。但是，其结论难以在实践中直接加以采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之上的，现实情况并非完全与之相符；第二，难以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弹性准确测定；第三，上述结论的适用同税收的公平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现实的商品税税制设计过程中，从最适商品课税角度考虑，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制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和对部分商品课税何者更为合适，以及统一的税率和差别税率何者更为合适的问题。根据传统税收理论，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以均等税率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小。这是因为，以较低的均等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不会影响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这种税虽然使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有所减少，但一般不会影响消费者在商品之间作出的选择，也就是说，以均等税率对商品普遍课税只会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而如果是征收选择性商品税，必然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在减少消费者收入的同时也会改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从而既产生收入效应，又产生替代效应。因此，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税率均等的一般商品税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对于这一结论还有另外一种证明的方法，即假设对某种商品征收的商品税税率为t，此时，如果将税率降低到t/2，则税率的降低为一半，而税收收入的降低则少于一半，税收超额负担却降低了3/4，由此可见，为了筹集等量的税收收入，对所有商品以相同较低的税率征收商品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小，因而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就整体而言商品税应当被设计成一种普遍征收的税收，而且是税率较为统一的税收，由此，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应当受到较大的限制。
然而，上述的传统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价格弹性是不同的。按照统一的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使价格等比例地发生变动，但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同，因此商品需求的数量的变化并不相同，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大，而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商品税的扭曲效应依然会出现。基于上述的原因，拉姆斯提出了弹性反比法则，主张对于需求价格弹性高的商品以较低的税率课征商品税，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低的商品以较高的税率课征商品税。拉姆斯的弹性反比法则在理论上为人们所广泛认同，然而在实践中，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离不开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数据，但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难以准确测度的，而对所有商品(或所有课征商品税的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度在实践中更是难以做到。
由此可见，在考虑不同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的情况下，普遍征收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依然存在效率的损失，笔者以为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这样理解：这种从整体意义上定义的普遍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并非绝对不存在效率的损失，因此，商品税的普遍征收与税率统一仅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并非绝对。实践中，最适课税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商品税被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税种，如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其中包括了普遍性征收的税种，也包括了选择性征收的税种，有的税种适用的税率较为简单，而有的则较为复杂。
在征收一般税所存在的问题方面，除了并非真正不存在效率损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也会导致对一些生活必需品课征税率较高的商品税，而对某些高档商品课征税率较低的商品税，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尽管与税收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于生活必需品还是应当以较低的税率课税，甚至于不课税。这是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的一个体现。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特定的场合，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制定商品税税收政策恰恰可以同时满足效率与公平的要求，这种同时满足并非通常所说的“兼顾”。我国学者岳树民认为：弹性反比法则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实施，但它却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差别税率是有效率的，这为差别税率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收入人群某些相对较为固定的消费领域和范围，这些消费往往是高收入者身份、地位等的一种外在表现，是其消费中的“必需品”，价格在一定幅度内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其消费的数量，而低收入者则极少消费。因此，对这些消费品可以根据弹性反比法则的要求设计税率，即对这些高收入者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征高税。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弹性反比法则在上述范围内指导商品税课征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与“弹性反比法则与公平存在冲突”的基本判断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涉及的范围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而后者涉及的是特殊的领域。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对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的税率课税不但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税收收入职能，而且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且这种社会政策职能的实现与效率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虽然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整体上应当被限定，但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适商品课税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单纯从效率角度出发加以研究到效率与公平权衡的过程。由此可见，税收理论的研究应当是将现实的目标加以权衡，而不是从单纯的理念出发。同时，税收学领域中的一些理念是基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理念的，而这些理念往往又是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些假定在设定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抽象出所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的情况相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相符是大致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此，如果将基于严格假定得出的结论在任何场合都奉为圭臬则往往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使是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也是如此。因此，对商品税税收职能加以限定不应当将相关的理论，特别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一般研究过分地理念化。尽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毋庸置疑，但在某些场合确实可以在促进公平的同时实现效率。
三、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的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理论
税收中性，指“国家在课税时，除了纳税人负担税收外，不能因课税而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从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考虑税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既要课税，同时又要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税收调控“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在利用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通过征税与不征税及多征税与少征税等方式来改变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鼓励或限制、维持其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之按预定方向与规模发生变化的行为。”
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二者在理论上有各自的作用领域，分别是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的领域；另一方面，将二者付诸实践，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而需要加以权衡，因为现实当中的情形并非如理论上那样容易区分。
(二)税收中性、税收调控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商品税属于间接税，与属于直接税的所得税相比较，所得税更符合税收中性的思想，因为从理论上讲，所得税改变的是私人的预算线，而不是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因此，主要产生收入效应而基本不产生替代效应，而有差别的商品税则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商品税虽然可以在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在二定程度上发挥经济调控职能，但这种职能的发挥也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
对于商品税而言，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普遍征收的税收税率应当尽量统一。这里所说的税率尽量统一是相对的，包括税率的档次不应当过多和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之间的差距不应当过大。普遍征收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其税基涉及到的商品种类繁多，通常都囊括了一个国家中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大部分，如果这些税种的税率档次过多，或者差距过大，容易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取的福利。第二，选择性征收的税收税基应当较窄，且税率一般不应过高。选择性征收的税收，如消费税等，属于非中性税收，虽然有征收的合理性，但如果税基过宽、税率过高则同样会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其对于消费的调控也会矫枉过正，影响消费者的福利。第三，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和优惠。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影响基本税制中出于税收中性的考虑所做的安排，造成过多的超额负担。
在通过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主要的税收工具应当是企业所得税而非商品税，但是商品税领域内还是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措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商品税的经济调控职能确实可以较好地解决某些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例如，降低、甚至于取消一些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可以较好地遏制那些只顾个体经济利益、不顾环境影响的经济行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应当注意的是，商品税的实施同企业所得税相比，原则性更强而灵活性较小，因此，不应过分频繁地通过商品税的变动来进行相关的调控，但这不包括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分阶段的税率调整。同时，商品税内部不同的税种其变动的频度在原则上也不应当相同，如增值税一类的税收大幅度改变的情况很少发生，而进口关税中有些税收本身就是以年度为单位执行的，因此，在不同的调控手段都可以达到调控目标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通过那些灵活性强的税收来进行调节。
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既要坚持税收中性的指导思想，又要重视税收调控的作用，在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二者之间应当更加强调税收中性。其内涵是：在通过商品税取得税收收入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因为对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而扭曲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同时，对于市场失灵的部分和某些社会目标，要通过不同调控手段作用的比较，包括税收调控以外的手段和其他税种的税收调控的比较，确定是否以商品税中的某一个或某些税种来进行调控，对于应当运用这些种类的税进行税收调控的，要注意其作用的机制可能对商品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对下列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1)是否因为这些措施的采用对商品税作用的其他部分产生不利的影响。(2)是否会因为商品税体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而使调控的措施失去作用或者使其实际效果被显著抵消。
四、税收职能限定的实践
除了理论上的分析之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些实践性原则，主要是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财政收入以外的职能的发挥被限制在一个更加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
这里所说的阶段性是指在运用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过程中，不应将其视为简单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动，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商品税制度上的设计与变更来实现某些政策目标的做法往往具有比较强的阶段性，相对于商品税在实现财政收入方面的长期占有的首要地位，这种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往往要强得多。
遵守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要注重每一个时间跨度较短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实现长期的稳定发展。在生产领域不能通过相关的税收政策谋求较短时间内不切实际的生产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这样做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维持，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致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消费领域，应当根据具体的消费水平来进行调节，如果消费水平提高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征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则可能阻碍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增长受到制约则可以反过来制约生产的发展。同时，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应当做到果断放弃那些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而只能获得短期利益的做法。通过阶段性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在实现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方面的具体措施及时调整，避免不切实际的税收政策或税收政策落后于经济领域中的现状所造成的损失。
(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
在商品税中，由于各个税种的税收在微观层面上都是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同一种商品的调节可能在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环节上都可以实现，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环节通过不同税种进行调节有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进行这种调节作用时要考虑到是否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即在商品税内部，要通过作用机制的比较分析来确定何种税收适合于实现何种税收职能，以及是否需要通过不同的税种实现相同的税收职能，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不同税种之间的合理有效的分工。
通过商品税中不同税种税收职能的分工，可以有效地克制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倾向，使商品税体系在结构上更为简化，使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小，同时，也能够使保留下来的商品税税收制度更具效率，将商品税在形成税收收入方面之外的其他职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财务管理企业税收筹划目标
企业税收筹划是企业在税法及相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中各环节（投资、会计核算、筹资、经营和组织形式等）事项进行事前筹划，在众多的纳税方案中，选择整体税收负担最低、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的方案，最终使企业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以达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的的经济行为。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规模的产物。它有利于企业资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产业、产品结构合理布局，从而有利企业进一步发展，国家税收也将同步增长。企业税务筹划是一项合法合理行为，在为企业带来节税利益的同时，也有利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实行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更有利于培养企业的纳税意识，促进依法治税。
1充分认识税收筹划对企业的积极作用
第一，税收筹划是实现企业财务经营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需要。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企业通过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法规，结合企业实际，进行认真研究、精心筹划，从中选出既不违犯税法又确保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现在不少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税收成本。
第二，税收筹划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手段。资金、成本（费用）、利润是企业经营管理和会计管理的三大要素，税收筹划就是为了实现资金、成本（费用）、利润的最优效果，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离不开会计，会计人员既要熟知会计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也要熟知现行税法。企业设账、记账要考虑税法的要求，当会计处理方法与税法的要求不一致或允许进行会计政策、会计方法的选择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可以分离，正确进行纳税调整，正确计税，正确编报财务报告，并进行纳税申报。不断完善的企业会计、财务制度，最终将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
第三，税收筹划可以增强企业纳税意识，减少违法行为，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规模，企业开始重视税收筹划，税收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强一般具有客观一致性和同步性的关系。其一，税收筹划是企业纳税意识提高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其二，企业纳税意识增强与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具有共同的要求，即合乎税法规定或不违反税法规定，企业税收筹划所安排的经济行为必须合乎税法条文和立法意图或不违反税法规定，而依法纳税更是企业纳税意识强的题中应有之意。其三，依法设立完整、规范的财务会计账证表和正确进行会计处理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基本前提；会计账证表健全、规范，其节税的弹性一般应该会更大，也为以后提高税收筹划效果提供依据。
第四，税收筹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决策的科学化。完善的税收筹划是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经营决策无非是决定企业经营中的“六个W”，即What（做什么），Why（为什么做），When（什么时候做），Where（在什么地方做），Who（谁来做），How（怎样来做）。这六大元素无一例外的与一定的税收政策相关。企业经营决策者在决定这六大元素时，将税收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根据政府制定的有关税法及其他相关法规设定若干方案，进行精心比较后择优抉择，就会收到同样的投入赚取更多利益的效果。
第五，税收筹划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税收筹划对节约税收支出与降低产品成本具有同等意义及经济价值。对于纳税企业来说，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其税款的支出是企业资金流的净流出，没有与之直接可以配比的收入项目。因此，搞好企业税收筹划，节约税收支付等于直接增加企业的净收益，这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产品成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另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日益扩大，来我国投资的外企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中资企业也纷纷走出国门进行投资、经营，参与国际竞争。由于国家间的经济制度，如税收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国际间的差别、倾斜的经济和税收政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国际空间，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2正确设计企业税收筹划的目标
税收筹划的目标决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和方向，也是判断税收筹划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税收筹划应当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同的税收筹划目标会导致不同的筹划结果。
目前，在税收筹划目标的定位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目标定位范围过窄，另一个是目标定位范围太宽。这两种目标的定位都不利于税收筹划事业的发展，会导致税收筹划实践的混乱。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需要全面确定税收筹划目标的范围，即不能过于狭窄，也不能无限制扩大范围。笔者认为税收筹划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综合性的目标体系，应该由直接目标（基础目标或短期目标）、中间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长期目标或根本目标）组成。
2.1直接目标是减轻税收负担，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
纳税人对直接减轻税收负担的追求，是税收筹划产生的最初原因。毫无疑问，直接减轻税收负担也就是税收筹划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
第一，降低企业涉税风险，不损害企业的整体经济利益。降低企业的涉税风险，对企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企业一旦遭遇涉税风险，不管政府怎么处置，对企业自身的市场信誉、形象以至长远利益而言，都将会产生极大的损害。这种损害无论是有形抑或是无形的，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不只是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利益，更严重的是会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损害整个企业的经济发展。
第二，直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直接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地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款数额；其二则是相对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款数额，在税收筹划中往往采用第二层含义。即使从绝对数额上看，纳税人的当年应纳税款数额比上年有所增加，只要其应纳税额与生产经营规模的比率有所降低，因此说该项筹划是成功的。
第三，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通过实行纳税最小化、纳税最迟化、降低税收成本等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纳税最小化不是逃税，而是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合理安排，选择低税负方案，从而减轻税负。纳税最小化不能仅看个别税负的高低，它必须是企业的整体税负最低。纳税最迟化不是欠税，而是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推迟缴纳税款。虽然这笔税款迟早要缴纳的，但现在无偿占用这笔资金，就相当于从财政部门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与此同时，税收筹划是有成本的，只有在税收筹划的收益大于税收筹划的成本时，税收筹划才是可取的，税收筹划也才有存在的意义。
2.2中间目标是实现企业总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税收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重要部分，其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实现企业整体实际税负率最低和税收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符合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实现企业总体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如果纳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仅定位在少缴税款上，那么该纳税人最好不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因为这样其应负担的税款数额就会很少，甚至没有。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既然是纳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那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就理所当然应该是税收筹划目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在一般情况下，减轻税收负担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量，从而有利于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目标。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单纯为了减轻税收负担，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整体现金流量下降和企业价值降低。
2.3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企业总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第二是企业的社会利益最大化。企业的整体利益既包括通过减轻税负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又包括通过树立诚信品牌间接获得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和机遇。只有两者兼得，企业的税收筹划才能称得上达到了理想目的。
因此，税收筹划的目标应该是以减少或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的税收利益为直接目标和手段，以此达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最终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根本目标。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是税务筹划最直接的动机，也是税务筹划之所以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不可能是税务筹划目的的全部。如何减少纳税负担实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在相关法律制度、市场需要和经营管理、长远规划等各方面综合平衡，在纳税风险最低、纳税成本最小的前提下降低纳税负担，通过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最终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最终目标是税收筹划的根本目标或长期目的，直接目标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原动力，中间目标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直接路径目标；具体目标和中间目标必须以最终目标为前提，最终目标只有通过直接目标的选择和中间目标的运用方可得以实现。
3协调处理好企业税收筹划中的几个关系
3.1税收筹划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是在税收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和财务活动的合理筹划和安排，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目的的行为。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企业税收筹划要充分利用政策导向，科学地提出筹划方案，在税收政策的框架下，合理地减轻企业的税负。
3.2涉税收益与非税收益的关系
企业税收筹划主要分析的是涉税利益，一般情况下对非税利益分析不够重视，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涉税利益，还关心非税利益。因此，税收筹划过程中要重视分析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利益、环境利益、规模经济利益、结构经济利益、比较经济利益、广告经济利益等非税利益，不能过分看重涉税利益而忽视重要的非税利益。这就要求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筹划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等观念，把不同的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比较，同时注意其他非税因素的影响。
3.3企业发展战略与税收筹划的关系
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是首要的，税收筹划是为之服务的。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市场时，考虑最多的是该市场发展的潜力，而不是税收筹划。例如当外商考虑是否到中国投资时，看重的是广大的消费市场和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而不是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尽管税收优惠政策能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经营条件，但投资者有时为了开拓某个市场，是很少考虑税收成本的。因为税收只是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关系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战略时，税收筹划应该服务于企业经营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使税收筹划的终极目标得以实现，否则会因为考虑短期的税收负担，而错失了企业发展的良机，从而导致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这样的税负最轻也就失去了价值，这样的筹划也就无存在的必要。
3.4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企业税收筹划中要协调的局部和总体的利益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注意兼顾纳税单位内部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对局部有利但对整体不利的税收筹划要摈弃或慎用，对局部和整体都有利的税收筹划要多用，对局部有大利但对整体无害或对整体有大利但对局部有小害的税收筹划要择机使用。二是注意兼顾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对企业有利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害的税收筹划原则上要摈弃，对国家和企业自身都有利的税收筹划要多用。
3.5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关系
筹划的目的在于付诸实施，再好的筹划不能操作，那都是一纸空文。由于各地具体的税收征管方式有所不同，税收执法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要求筹划前、中、后的全过程不能脱离与税务主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征得税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做的优点有两方面：一是便于筹划的完善。比如有些政策存在模糊性条款，通过及时沟通可以修改筹划不妥之处。二是便于实施。征得税务部门的同意，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筹划成功率自然就高。能否得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的认可，也是税收筹划方案能否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践证明，如果不能主动适应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特点，或者税收筹划方案不能得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的认可，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会失去其应有的收益。因此，加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联系，处理好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充分了解当地税务征管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也是规避和防范税收筹划风险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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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税收筹划避税节税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ourcountrymarketeconomy,theenterprisepositionasthemarketplacemainbodymakesclearlystepbystep.Mostenterprisesmoreandmorecareforoneselfcost,andmoreandmorepayattentiontothetaxrevenuedisbursementandpayingdutycost.Sothetaxplanningisabsorbedattentionbymanyenterprisesseriously.Throughanalyzingthetaxplanning`sconcept,principleandeffect,thewriterdiscussedtheapproachhowenterprisescarryingoutthetaxplanning.
Keyword:taxplanningtaxavoidancesavetax
税收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企业的国际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因此，企业和个人的涉税事项不断增多，不论在哪个国家，都要求纳税人依法纳税，对不履行纳税义务的人要给予法律制裁，但是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纳税人是否能够合法的减少自己的税收负担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税收筹划活动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人们对税收筹划还存在着种种的错误认识,有的人想利用税收筹划之名行偷税漏税之实,也有的想借此进行逃税避税，那么什么是税收筹划，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税收筹划？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
当国家对烟酒课以重税，某君戒掉烟酒；当国家对咖啡课以重税时，某君用喝茶代替了喝咖啡；某人为了给其继承人留下尽可能多的财富，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分割其产业，并将产业转化成不同类型的财产，以便在国家对其征收财产转移税之前达到少交税的目的。以上三个案例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都实现了减少税收负担的意图，但是三者之间也有所区别，烟酒税的立法意图中包括抑制烟、酒消费的因素，前两者是与立法精神相一致的；财产转移税的立法精神是以收入和控制资产转让等方面考虑得，与法律意图相违背，那么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是否与立法精神相一致是学界关于税收筹划争论的焦点，即税收筹划与避税谁的外延更大。
笔者认为避税应属于税收筹划,理由如下:避税行为是非违法的,这是法治社会中人们达成的共识。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法律法规都是该国或该地区政府意志书面形式的体现,纳税人对税法的尊重是对书面文件的尊重,当然也就是对相关政府的尊重。如果说税法本身与立法者的意志有出入,其责任应在立法者而不在纳税人。避税不是对税法规定的违反,而是对税法的挑战。税法的制定与企业的避税行为是相互促进的,避税有利于促进税法质量的提高。至于避税导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也不是纳税人的原因,而是税法的滞后带来的，所以国家不能对税收以道德名义提出额外的要求。
因此，税收筹划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的经营活动或投资等涉税事项作出事先安排，已达到少缴税和递延缴纳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纳税筹划应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采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的节税筹划；二是采用非违法的手段进行的避税筹划；三是采用经济手段，特别是价格手段进行的税收转嫁筹划；四是归整纳税人帐目，实现涉税零风险。从其定义不难看出,税收筹划以法律为底线,只要不违法而又能节税的手段即可被划入税收筹划的范围内。
二税收筹划的意义
（一）有助于实现纳税人财务利益最大化
税收筹划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成本，税收可视作经营费用，是企业纯利润的减项，企业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不纳税或少纳税，就意味着花少量的费用获得同样的法律认可和国家法律保护，同时税收筹划还可以防止纳税人陷入税法陷阱，税法陷阱是税法漏洞的对称，税法漏洞的存在，给纳税人提供了避税的机会；而税法陷阱的存在，又让纳税人不得不小心，否则会落入税务当局设置的看似漏洞，实为陷阱圈套。纳税人一旦落入税法陷阱，就要缴纳更多的税款，影响纳税人的正常收益。税收筹划可以防止落入税法陷阱，不缴不该缴纳的税款，实现财务利益最大化。
（二）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税收筹划是企业纳税意识提高到一点阶段的表现，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发展到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如果税法的绝对权威未能体现，企业的纳税意识普遍淡薄，不用进行税收筹划也能取得较大的税收利益。一旦税法能够严格执行，企业为减轻税收负担，当然会进行税收筹划，不过是在保证依法纳税的提前下操作。
（三）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
纳税人根据税法中税基与税率的差别和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投资、融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决策，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但在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杠杆的作用下，逐步走向优化产业结构的道路，有利于资本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有可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总量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虽然旨在降低企业税负，但随着产业布局的逐渐合理，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企业规模扩大了，效益提高了，收入和利润增加了，从整体和发展上来看，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将同步增长。
三税收筹划的原则
只有把握筹划原则，才能实现税收筹划效益最大化。一般来说，企业税收筹划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不违法原则。税收筹划是在不违反现行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国家政府指定的税法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的纳税方案进行比较后做出的纳税优化选择。税收筹划必须要遵守税收法律和政策，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所设计的经济活动、纳税方案为税收部门所认可，否则会收到相应的惩罚并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税收筹划的最基本原则和税收筹划赖于生存的前提条件。
（二）成本效益原则。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因此，税收筹划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既考虑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同时还要将税收筹划方案比较选择中所放弃方案的可能收益作为机会成本加以考虑，而不能一味地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忽略因该筹划方案的实施引发的其他费用的增加或收入的减少，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税收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只有当税收筹划所获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该筹划方案可行。这就要求企业始终要以企业本身的健康发展为前提，注重整体经济效应，不能因为降低了一个税种的成本，而过多的增加其它成本费用（包括其它税款）；也不能仅仅为降低税收成本，过度增加生产经营的风险，以致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根本。
（三）财务利益最大化原则。税收筹划的最主要目的，归根结底是要使纳税人的可支配财务利益最大化，即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纳税人财务利益最大化除了考虑节减税收外，还要考虑纳税人的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未来的财务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短期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加。
（四）税收筹划的谨慎性原则。税收筹划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变化的规则约束，因此其风险更难于掌控，需要更多的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性的边缘上进行操作，这就意味着其蕴含着很大的操作风险。税收筹划主要有两大风险：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和税收政策变动的风险。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不能准确预测到经营方案的实现所带来的风险。政策变动风险与税法的“刚性”有关，目前我国税收政策还处于频繁调整时期，这种政策变动风险不容忽视。另外，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还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企业必须随时根据国家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采取措施分散风险，争取尽可能大的税收收益。
四税收筹划的途径
税收筹划空间的角度不同，其有多种划分方式，但是基本上还是通过税基、税率、税额和税期这四个方面实现税收筹划的。
（一）改变税基进行税收筹划
通过税基的减少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标是纳税筹划最基本的方法之一，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是应充分考虑税基筹划可以带来的税收利益.从改变税基的角度进行纳税筹划可分为以下三种:
1、起征点筹划技术
起征点，又称“征税起点”或“起税点”，是指税法规定对征税对象开始征税的起点数额。征税对象的数额达到起征点的就全部数额征税，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该数额通常由税法确定，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在进行起征点纳税筹划时，首先应该对各个地方的起征点标准有一定的了解。其次，由于起征点的全额累进，即在起征点以下免税，起征点以上全额计税，因此在预计税基会超过或接近起征点事就应该将其控制在起征点以下，使纳税人获得更大的整体利益。
2、分劈筹划技术
分劈筹划技术是指在合法和合理的情况下，使所得、财产在两个或更多个纳税人之间进行分劈而直接节税的税收筹划技术。出于调节收入等社会政策的考虑，各国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一般都采用累进税率，计税基数越大，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也越高。把所得、财产在两个或更多个纳税人之间进行分劈，可以使计税基数降至低税率级别，从而降低最高边际适用税率，节减税收。但是分劈技术适用的人和进行分劈的项目有限，条件也比较苛刻，因此分劈技术适用范围狭窄，采用分劈技术节税不但要受到许多税收条件的限制，还要受到许多非税条件如分劈参与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所以技术较为复杂。
3、扣除筹划技术
扣除筹划技术是指在合法和合理的情况下，使扣除额增加而直接节税，或调整各个计税期的扣除额而相对节税的税收筹划技术。在同样多收入的情况下，各项扣除额、宽免额、冲抵额等越大，计税基数就会越小，应纳税额就也越小，所节减的税款也就越大。扣除技术适用范围广，无论是自然人还是企业都可以使用，但是税法中对扣除、宽免、冲抵等规定非常复杂，因此扣除技术往往需要精通税法。技术要求高。
（二）通过税率差异进行纳税筹划
税率差异是指性质相同或相似的税种适用税率的不同。税率差异技术是利用税法规定的税率差异，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对纳税人自身情况进行筹划，以适用较低的税率，达到绝对节税的目的。通常来说，税率差异纳税筹划技术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筹划：
1、投资低税率行业
利用低税率的行业实施纳税筹划有两个方面的思路：一方面，在企业设立考虑行业的税负情况，把税收优惠因素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的因素，顺应国家税收政策，以减轻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举办有税收优惠的行业。例如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税率为15％，实行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
2、投资低税率地区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国家对不同地区规定不同的税率，在纳税筹划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筹划。这种区域性的税收优惠差异，给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和利用的机会，纳税人在投资和纳税时，必须对此进行慎重选择并充分运用税收政策。例如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在这些地区设立机构，已获得低税率优势。
（三）通过税额的变化进行纳税筹划
通过改变应纳税额的纳税筹划方法就是利用税法规定的退税、减免税以及税收抵免等直接减少应纳税额的筹划方法。该筹划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
1、退税筹划技术
退税技术是指在合法和合理的情况下，使税务机关退还纳税人已纳税款而直接节税的税收筹划技术。在已缴纳税款的情况下，退税无疑是偿还了缴纳的税款，节减了税收，所退税额越大，节减的税收就越多。税务机关向纳税人退税的情况一般有：税务机关误征或是多征的税款；纳税人多缴纳的税款；零税率商品的伊纳国内流转税税款；符合国家退税奖励条件的已纳税款。退税技术涉及的退税主要是让税务机关退还纳税人符合国家退税奖励条件的已纳税款。比如，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格在投资，允许退还已纳企业所得税的40%，就是一种奖励性的退税。
2、减免税筹划技术
减免税是国家对特定的行业、地区、企业、项目或情况所给予纳税人的税收优惠，是免征或减征税款的照顾或奖励措施。减免税的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鼓励特定地区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对地方倾斜的税收减免政策；因纳税人不同而享受不同的税收减免政策，例如外资企业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根据是否涉足高新技术产业的情况而适用不同的减免税政策。纳税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尽量满足税法规定的减免税条件，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3、抵免税筹划技术
抵免额是指纳税人在汇算清缴是可以用其已缴纳的税款冲减应纳税额的数额。税收抵免是指按照税法规定，从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中扣除一部分抵免额。税收抵免可以使纳税人避免双重纳税，实际运用中税收抵免也可以是税收优惠或奖励方法。税收抵免筹划技术的关键就是利用税法规定的各种税收优惠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四）通过纳税期限进行纳税筹划
延期纳税是指为了缓解纳税人遇到的特殊的暂时困难,允许纳税人延期缴纳或分期缴纳其应负担的税额.这种税收支出的方式,给纳税人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国际税收辞汇》中对延期纳税条目的注释作了精辟的阐述：“延期纳税的好处有：有利于资金周转，节省利息支出，以及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延期以后缴纳的税款币值下降，从而降低了实际纳税额。”纳税人可以利用适当的会计处理方法、跨期结转以及企业实际存在的困难等实现延期缴纳税款，从而为企业赢得一笔无息贷款。延期纳税是进行纳税筹划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那些缴纳税款较多的纳税人来说，延期纳税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纳税人要充分利用好这个筹划手段，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思路应该说是非常广泛的，企业要想达到财务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必须依法办事。只有合法，才能经得起税务机关的检查，这是税收筹划的立足之根本，只有在符合或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通过周密的税收筹划，从中选择最佳税收缴纳方案，从而达到合法节税、尽可能减轻企业税负之目的。纳税筹划的兴起与发展，使纳税人观念更新的产物，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也是同国际接轨的体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展开，依法治税进程的加快，纳税筹划必定越来越受到重视，它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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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金标税收筹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在国际上，税收抵免是一种通行做法。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世界贸易组织和D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等都对税收抵免做出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税法也按国际惯例采取税收抵免来避免重复征税。本文中，笔者将在分析我国税收抵免应用的基础上，对我国税收抵免做一些展望。
一、直接抵免还是间接抵免
直接抵免是指适用于同一经济实体的跨国纳税人的抵免方法，适用范围包括同一跨国自然人、同一跨国法人的总分支机构和预提税的国际重复征税、间接抵免是指适用于同一经济渊源所联系起来的不同经济实体的跨国纳税人之间的抵免方法，适用范围包括:足夸国向法人股东分配利润中的股东和其所投资的公司、跨国信托分红中的受托人和收益人、跨国分居津贴中的夫与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内资)、外商投资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中国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准予其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其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纳税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准予其在应纳税
额中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但扣除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义务人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气而且我国两个企业所得税税法也均未明确间接抵免，因此，我内税法采用直接抵免应无争议。但是，在我国的国际税法中，对税收抵免却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在我国与美国、英国等国签定的税收协定中，明确了间接抵免;在我国与新西兰、亚美尼亚的协定中，中国方面不列人间接抵免;在与越南、韩国等的协定中，对方’不列人间接抵免。根据国际法优于国内法，以及我国间接抵免的有关规定和适用，这种处理方式具有主动性，能保证财政收人，减少计征量，体现我国的经济地位。
但是，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和我国经济与政治改革进程中，为了经济发展及税制建设，我国应该在国内税法中明确间接抵免及其计征首先，我国混合所有制、跨国投资将曰益成为主流，应为跨国纳税人与国内纳税人提供较公平的环境，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卜其次，不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将不利干资本的国际流动，不利于我国企业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尤其对股息的重复征税易打击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直接投资。第三.国际税收竞争客观存在，国际税制曰益趋同，许多国家在国内税制设计中力图避免股息性重复征税已成为趋势。第四，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在法律法规中应予以明确，而税收抵免涉及征纳双方义务。
在国内税法设计间接抵免税制时，为保证我国权益.建议将适用对象限定为对下属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并取得股息所得的跨国母公司，持有股票必须拥有表决权，并积极参与下属公司经营;最低股权比例初期叮适当提高，着力解决持股大户市复证税矛盾较突出的。
二、限额抵免法还是全额抵免法
税收抵免叮分为全额抵免和限额抵免全额抵免可全额扣除境外已纳税额，计一征简.但低税的居住国政牺牲过大。限额抵免法，即抵免数额不得超过按照居住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该方法计征复杂，但居住国不会额外牺牲。国际上一般多采取限额抵免办法，我国也采用采用限额抵免法。抵免限额是企业与个人允许抵免的最大限额。有人提出国际税制趋同，各国普遍减税，可以采用全额抵免。应该指出，在全额抵免法下，低税国居民至高税国投资，低税国政府不仅得不到仟何税收好处，从该居民国内所得中本应得到的税收还会受到损害，纳税人投资高税国所得越多，居住国损失越大;如果该居民只有境外所得，则该居住国无税收所得，而还要从其他纳税人手上拿钱补偿该纳税人二.因此，只要各国税制依然存在差别，笔者认为就应该坚寸寺限额抵免。
同时，我国税法中，还允许超限额结转，即纳税人来源干境外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款，低干按中国税法规定计算的扣除限额的。可以从应纳税额巾据实扣除;超过扣除限额的，不得在本年度应纳税额中扣除，也不能作为费用.但可以在以后年度内从来源于该国的所得税额扣除不超过限额的余额中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三、份额限额抵免发还是综合限额抵免法
限额抵免法分为分国限额法、综合限额法。分国限额法，指居住国(国籍国)对跨国纳税人来源或存在于他国的收人或财产，分别不同国家逐一计算抵免限额并扣减允许抵免税额。特点是对来源或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收人区别对待。综合限额法，即居住国(国籍国)对跨国纳税人来源或存在于各非居住国的所得或财产，加总求和，统一计算抵免限额并扣减允许抵免税额。其特点是将来源或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所得或财产当作一个整体，统一对待。采用分国限额法计征严谨，根据各个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抵免限额和实际抵免额，更接近实际情况，能够兼顾各方利益，许多国家选用该方法，我国也采用该法。
应注意的是，在我国，对于不能完全提供境外完税凭证的某些内资企业，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也可以来取“定率抵扣”的方法，不区分免税或非免税项目，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计算抵扣税额。因此，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抵免有两种方法，一般采用分国限额法。分国限额法的问题主要在于对纳税人逐国核算，纳税人涉及国别越多，计算越麻烦，因而有人建议采用综合限额法，给予纳税人一定照顾以利于纳税人对夕卜投资。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的投资环境客观上有促进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外流机理，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考虑，采用分国限额法，对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和跨国纳税人双方的利益不偏不倚。
四、分国不分项还是分国又分项限额抵免法
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均采用综合所得税，所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适用的是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法;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因而个人只能适用分国又分项的抵免法。
所谓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法，是指在计算企业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时，可以把企业来源于该国(地区)的各类所得加总，一并计人分国限额法计算公式中的来源于某外国的所得额中。其抵扣额为:境内境外所得按中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所得/境内境外所得总额〕。例如:我国某公司1998年度在我国境内经营取得应税所得100万元;A国分公司取得应税所得(按中国税法口径计算)50万元，税率40%，还取得特许权使用费50万元，预提所得税率30%;B国分公司(按中国税法口径计算)取得利息70万元，租金收人30万元，税率20%。计算步骤如下:应该注意的是，境外所得回国计算应纳税额时，应税所得按中国税法口径计算;在计算上述公式中“境内境外所得按中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时税率应按33%的法定税率计算，而不能使用其他优惠税率。所谓分国又分项的抵免法，指计算某一国的税收抵免限额时，区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和不同的应税项目，依照税法规定的费用减除标准和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同一国家或地区内不同项目的应纳税额之和，为该国家或地区的抵免限额。例如我国某居民在A国取得特许权使用费8000元，已在A国缴纳1272元税金;在B国取得稿酬所得300()元，已在B国缴纳所得税3$5元;境内无所得。计算如下:当然，随着税制改革，如果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在选型上有所变换，分国限额法的分类必将做转换，例如个人所得税大家比较赞同由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变为分类综合所得税，那么选型上恐怕采用分国不分项更妥当。
五、外国亏损的处理
文章摘要:税收筹划的广泛意义在于由于国家尤许我国纳税人通过自前的税收法律的各种规则来做税收的策划，在不违法和不违反相关条例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些手段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行为。本文枕企业的筹资进行相关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现状，衬现代企业的筹资过程的税收筹划进行论述，以期望指导实践。
税收筹划具有合法、合理、筹划、专业等特点。税收筹划与偷漏税和避税不同，而是一种解决目前企业全局税收的最优化的方案;税收筹划是合法的纳税行为，是被国家和政府的税收政策所鼓励的;企业税收筹的标准和方案应该以企业价值为核心而展开，服务于企业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在企业的筹资行为中，不同的筹资行为和方案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企业带来不同的税收征缴的效果。企业筹资决策的主要目标是利用筹资体系来满足目前企业的资金需求，达到资金成本的最低。
一、企业权益筹资的税收筹划
首先，我们在对企业留存收益的筹资进行筹划。在目前我国税法的规定之中，除去机会成本的因素以外，企业留存收益的资金成本还是很低。但是在税负角度上来讲，企业留存收益是企业税后的利润的一部分，所以企业留存收益的税收标准一般较高。面对这样的问题，企业在留存收益过大的时候，资金成本将会很大，企业的节税的手段和效果还不是那么科学和完整。
企业留存收益属企业股东所有，我国税收法律规定，企业税收后利润要提取相应比例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其余利润要通过股东大会的决议才能确定分配标准，其中股东分红和股利需要缴纳一定的个人所得税。所以要从股东的角度出发，同时顾全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资金的时刻要经由股东大会的决定提取相应的盈余公积金，这样就满足了企业资本的需要。如企业把留存收益再次投人资本市场后，等于把股东的资本进行再次的投资，这样既满足了企业权益筹资的需要，又提高了股东的收益率，这么做的结果是一举两得。
其次，我们对企业的股票的筹资进行筹划。按照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股息的税务征收工作是针对税后利润的。那么企业发行股票所支付的月无息就下能享受相应的股息所得税的收益，所以就加重了企业的税负压力，企业权益资本筹资的税收筹划空间就变得微乎其微了。但是根据税法规定，外商企业允许在一定的期限内分歧缴纳出资，所以企业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工作。具体操作程序是:企业分段注人注册资本，在到位前股东按比例分享利润。但资金不到位的话企业负债就会加大，企业相应的利润就会变小，同时企业的负债的利息计算到企业费用之中，扣除了相应的赋税。所以在股票筹资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强适度负债规模和比例的控制。
二、企业负债筹资的税收筹划
首先，企业间拆借筹资的税收筹划。企业为了筹资便利的需要在关联为企业中产生借贷，在企业主要管理层要建立相应的财务枢纽来控制和操作企业关联方拆借业务。如此操作的好处是对企业内部的资行优化整合，对债务和资本进行合理分配。对外部企业的整体筹资有信用和风险的保障，对内的话可以调节企业的资金和债务。这样一来财务服务功能的强化可以节省相应的费用，同时则务枢纽给企业带来的税务效益和资金管理也不容小觑。具体操作是:在企业内部拆借过程之中，差别税率的体现极为明显，这样企业可以转移税负。同时进行免税和缓税的操作，以便集中企业资金加人到企业发展的项目之中，进行利润转移工作。其次，企业银行借贷款的税收筹划。在当今我国经济环境之下，银行借贷款是企业筹集资金的有效途径，企业通过技术改良和支柱产业规划等工作可以向银行的地方政府筹集相应的预算经费，但借贷款的规模要视企业抵押和信用评级来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政策贷款和普通贷款的申请和利用就需要银行借贷款的税收筹划工作来进行相应的税收筹划工作。根据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向金融机构的借贷利息的支出按照实际产生额进行收税，向非金融机构的借贷款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和同期的利率计算金融以内的数额进行相应的扣除，白药之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财务功能，加快企业借贷规模，加强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同时，企业还可以与银行协议利率和贷款期限等。这样一来经济而决捷的本息了;!款的形式就可以加快企业银行借贷款的税收筹划工作。
三、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税收筹划
企业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应该以所有者权益的提高作为标准，所以企业的资本税后的资本结构选择将是企业税收筹划的杨和着眼点。在目前的法律条件下，企业税收筹划应该确立企业相应的负债规模和比例，同时进一步强化企业负债筹资的合理结构。在企业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企业要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本结构情况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税收筹划工作，同时在利用企业负债进行税收筹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相关的国家规定，以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
首先，企业资本性的利息支出不应在税前扣除。企业资本性的利息支出是在企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范围内而发生的借贷款行为利息，企业开办期间的若干部分支出被包括在内。我国税法明确规定资本性利息支出不纳人费用一次性从应缴税款中扣除。
1.
合理避税的概念：避税是指纳税人为了规避或减轻自身税收负担而利用税法漏洞、缺陷或税收征收管理的薄弱环节等所进行的非违法的避税法律行为，利用税法特例、选择性条款、税负差异进行的节税法律行为；以及为转嫁税收负担所进行的转税纯经济行为。
2.合理避税的意义
合理避税，必须进行详细的税务筹划，这对企业，对社会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企业合理避税为企业减轻了沉重的税负，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众所周知，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毋庸置疑扩大企业的经营业务收入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收入已经达到了极限或上升的空间已经很小，那该如何做？只有两种可能，即加大利润总额和减少所得税，前面已提到收入的上升已几乎不可能，所以要加大利润总额，只能靠减少期间费用和营业外支出，而企业的许多税务支出大部分（所得税除外）都记入了这两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只要能减少企业的税务支出，就可以更大限度的使其净利润增加，这对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二、详细的税务筹划，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工作还需要企业管理层从更高的企业战略管理角度上进行更为详细的布置，特别是在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方针上，这一点体现的更为突出，因此合理避税也使企业的领导层的工作更加完善，使企业的长远战略规划更为合理有效。第三、企业合理避税，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税收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虽然避税行为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避税所使用的方式是合法的，而且不具有欺诈性质。避税是对已有税法不完善及其特有缺陷所作的显示说明，它说明了现有税法的不健全特征。税务当局往往要根据避税情况所显示出来的税法缺陷采取相应措施对现有税法进行修改和纠正。
二、合理避税的方法
企业、个人如何在不触犯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合理避税以达到节支目的呢？
合理避税的方法有很多，下面分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定价转移
转移定价法是企业避税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有关联的企业双方为了分摊利润或转移利润而在产品交换和买卖过程中，不是按照市场公平价格，而是根据企业间的共同利益而进行产品定价的方法。采用这种定价方法产品的转让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市场公平价格，以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
转移定价的避税原则，一般适用于税率有差异的相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使税率高的企业部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企业，最终减少两家企业的纳税总额。
2.分摊费用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要按一定的方法摊入成本。费用分摊就是指企业在保证费用必要支出的前提下，想方设法从账目找到平衡，使费用摊入成本时尽可能地最大摊入，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避税。
常用的费用分摊原则一般包括实际费用分摊、平均摊销和不规则摊销等。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折旧计算法，我们就可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无论采用哪一种分摊，只要让费用尽早地摊入成本，使早期摊入成本的费用越大，那么就越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避税的目的。至于哪一种分摊方法最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最大限度地避税目的，需要根据预期费用发生的时间及数额进行计算、分析和比较并最后确定。通过名义筹资避税
3.注册到“避税绿洲”
是指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可享受较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以上特定区域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从而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
4.合理提高职工福利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考虑在不超过计税工资的范畴内适当提高员工工资，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建立职工养老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职工教育基金等统筹基金，进行企业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等等。这些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同时也能够帮助私营业主调动员工积极性，减少税负，降低经营风险和福利负担。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支出赢得良好的综合效益。
5.做足“销售结算”的文章
选择不同的销售结算方式，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延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例如某电器销售公司，当月卖掉10000台各类空调，总计收入2500万左右，按17%的销项税，要交425多万的税款，但该企业马上将下月进货税票提至本月抵扣。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延迟纳税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节税的效果。
管理费用”的文章
企业可提高坏帐准备的提取比率，坏帐准备金是要进管理费用的，这样就减少了当年的利润，就可以少交所得税。
企业可以尽量缩短折旧年限，这样折旧金额增加，利润减少，所得税少交。另外，采用的折旧方法不同，计提的折旧额相差很大，最终也会影响到所得税额。
三、合理避税的投资规划--投资方案避税法
投资方案避税法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中对投资规定的有关减免税优惠，通过投资方案的选择，以达到减轻其税收负担的目的。
1.企业类型选择法
投资企业类型选择法是指投资者依据税法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通过对企业类型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的方法。我国企业按投资来源分类，可分爲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同一类型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不同，税收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其承担的税负也不相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之前，对企业类型的选择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方式选择法
投资方式是指投资者以何种方式投资。一般包括现汇投资、有形资産投资、无形资産投资等方式。投资方式选择法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对投资方式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投资方式选择法要根据所投资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爲例，投资者可以用货币方式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械设备或其他物件、工业産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作价投资。爲了鼓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机械设备，中国税法规定，按照合同规定作爲外国合营者出资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合营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进口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以及经审查批准，合营企业以增加资本新进口的国内不能保证供应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3.产业选择法
产业选择法是指投资者根据国家産业政策和税收优惠规定，通过对投资产业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总结：自始至终，我们都在强调规避税收的“合理性”。依法纳税是没企业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是过重的税赋使得一些企业受到压抑。如何实现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合法避税是一套可行之道。当然必须是在合理避税的情况下，才可减少纳税金额。因此在进行投资时，要合理规划，选择那些可以合理避税的企业公司，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
摘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但是较重的税收负担，有时又成为了制约企业向更大规模发展的桎梏，也加重了个人经济负担。而在诸种方式方法中，偷税是违法的，要受法律制裁；漏税须补交；欠税要还；抗税要追究刑事责任，唯有避税，既安全又可靠，自然就成为首选的良策。文章中笔者就高收入者合理避税这个角度阐述了避税的方法和规划。
关键字：税收合理避税纳税高收入者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更趋活跃。个人收入已呈现出多元化，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拉大，高收入者人群不断地分散和扩大、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隐蔽性。同时根据我国的税收制度，收入高的人，所要交的税也就高。俗语说：“愚昧者偷税，胡涂者漏税，狡猾者骗税，精明者合理避税。”在微利时代，税务筹划将成为高消费者减低税收负担，增加盈利收益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刘志英《关于个人所得税制的思考》《税务与经济》2003年第4期。
[2]殷玉辉《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五个问题》《中国税务报》2001-06-04。
[3]倪静石、徐锦辉《个人所得税解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关键词：WTO；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税收收入
一、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国际性组织。WTO于1995年成立，其前身是1948年正式开始生效的关贸总协定（GATT）。WTO是当今规范国际经贸规则的多边经济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实施非歧视原则，削减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
GATT和WTO在战后扩大国际贸易、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WTO拥有135个成员方，还有30个积极申请加入的国家和地区，其贸易投资占到了全球的97%以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并称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
加入WTO将在相当大程度上拆除掉原来横隔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间的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这必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一方面，中国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出口渠道将大为拓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向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本开放自己的市场，从而加剧市场的竞争，这必将对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带来全面的影响，在一定的税制下，税源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减变化。可以预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受“入世”冲击影响较大，税收收入增幅将减缓；从事加工贸易的私营和民营企业将因“入世”而获益，税收收入可能会小幅增加；外资企业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将会大幅提高。
（一）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
1.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和对农业依赖性大的企业的税收将会减少。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率较低，农产品大多具有质次价高的特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往往比国外同类产品的到岸价格还要高许多，由此严惩影响了我国粮食的出口竞争力；另外，我国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成本近年来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递增。由此造成目前我国的一些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20%-40%，且高质量产品的比例不高。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向国外开放，国家对农产品的各种措施一旦取消，我国农产品市场必将受到国外物美价廉农产品的强烈冲击，这样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和对农业有较强依赖性的企业的税收必将受到较大影响。
2.停产破产企业增加将直接减少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在我国是一个高关税保护下的幼稚产业，但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已承诺对汽车工业的关税将逐步下调，且幅度很大，这是出于加入WTO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我国汽车工业的一次大考验。目前我国中小型客车市场上进口份额已占到60%左右，尽管目前国产轿车的价格普遍低于同类进口车型，但这主要是依靠高关税的保护，并不具备实质价格优势。加入WTO后，我国汽车业将逐步失去高关税保护、非关税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这样，原来的价格优势将荡然无存，其生存也将步履维艰。其他诸如高新技术产业、化工制药业、机械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石化工业、金融业及一些中小企业也将会受到强烈冲击。另外，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也会使一些长期侵权或缺乏创新能力，依靠仿制生存的企业难以为继。停产破产企业的增加势必会减少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
3.关税收入将减少或相对减少。依据GATT的基本要求和我国恢复在GATT中地位的承诺条件，我国于1992年1月降低了2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后又于同年12月31日降低了3371个税目的进口税率；1993年12月31日，我国又大幅度下调了2898个税号的商品进口税率；1994年，我国又对重要机电产品的零部件等共234种商品在规定的优惠税率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1995年又陆续对246个税号的进口商品按比现行税率低的暂行税率征收关税。可以说，我国在降低税率进程中步子迈得很大。尽管目前海关税收大幅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罚没走私品收入增加和减免进口环节税收数量减少所致。在关税平均税率下降的情况下，进口额的增长将会导致税收收入的相对减少。同时由于关税是海关代征“两税”计税价格的组成部分，组成计税价格的下降会导致海关代征“两税”收入的绝对减少。
（二）加入WTO对我国税收收入的有利影响
1.出口的增长将带动财源的增加。目前，我国的农副产品、工艺产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等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目前，我国农副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销售市场狭窄；纺织服装、工艺产品的出口则要受到各种配额的限制，规模受到极大制约。由于我国不是WTO成员国，当发达国家滥用岐视性的数量限制和不合理的反倾销补贴措施限制我国的出口时，我们的谈判地位十分不利。加入WTO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就可以获得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进程，这将成为税源建设新的增长点。另外，加入WTO有利于激发我国企业的竞争意识，竞争的压力会促使国有企业加快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加速改制、重组、联合、兼并的进程。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降低会降低企业制造产品的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
2.外资涌入将直接增加企业税收。总体来看，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十分丰富，加入WTO后，对国外投资的种种限制将逐步取消，国外丰富的资本利益驱动将增加对我国的投资。几年来，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仍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9年全年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6918个，合同外资额412.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403.2亿美元。这些三资企业的兴起必将为我国带来滚滚税源。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有些地区特别是沿海开发地区，其外资税收已成为当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3.个人所得税有望得到较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在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大幅度拉动当地工资水平，从而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开辟广阔的空间。
二、目前我国税制在应对WTO挑战方面尚存储多不足
中国为取得过入WTO的入场券，虽然在双边协议的谈判中争取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入世地位，但根据WTO的有关协议，中国将在关税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另外，在其他税种方面也存在诸多缺陷，税制改革任重道远。
1.关税。目前，WTO发达成员方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已从45年前的40%下降到目前的3.8%左右，发展中成员方也下降到11%左右。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平均税率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中国已5次大规模降低关税，使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42.5%降到17%，降幅达60%.主席还庄严承诺，中国到2005年将使工业品平均进口关税降到10%.目前，我国关税结构不合理，减免制度过于烦琐，实际税负参差不齐，既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的公平竞争，又严重侵蚀了税基。
2.主体税种（增值税）设置不符合国际通行作法。1994年，我国进行了以生产型增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基本上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框架，但作为主体税种的增值税从一诞生就“先天不足”。除了税率设置分档、纳税人分类、税基狭窄、抵扣凭证不一外，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生产型增值税本身带来的重复课税问题（纵观目前世界100多个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即使在实行17%的出口退税政策下，也不能完全退掉固定资产所含税款。另外，在工业和商业环节以外的流转税由于目前增值税税基未涵盖，也无法退还这部分税款。这使国内产品在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里，其国内产品在出国后能彻底退税，当这部分产品进入我国境内，海关对其加征增值税，由于其税基小于同样情况下的国内产品税基，致使对国外产品征税不足，导致国内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也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劣势在中国加入WTO，关税全面下调，外国产品大举入关的情况下将更为突出。一旦价格优势不存在，质量和服务再跟不上的话，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内企业萧条，税源萎缩，税收收入下跌。
3.涉外税收优惠过多，内外资企业税负不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加入WTO后，可以预见国外投资者将会加大对我国的投资，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竞争必然要求社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我们看到，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现行涉外税收政策优惠层次过多。现行政策是根据对外开放发展形势需要的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分别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的。包括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特定工业园区、国家旅游度假区、保税区以及专门针对台商投资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层次过多、内容复杂、互相交叉且不规范的问题，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也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
其次，现行税收政策优惠方式单一。目前，主要侧重于降低税率和直接的定期、定额减免所得税方式，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再次，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还单独制定了一些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乱设地方开发区，乱开减免税的口子，给统一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造成很大混乱，损害了税法的尊严，是对外商投资环境的极大破坏。
另外，对于内资企业普遍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有税、教育费附加等税目对外资企业均免于征收；在流转税和其他税方面也存在优于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4.科技税收政策滞后，不利于利用税收政策促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未来的竞争将是高科技的竞争，加入WTO后，中国的科技产业能否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尚无定论。这其中，良好的科技政策将加快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高科技方面，我国已经落后发达国家不少，目前的科技税收政策随着中国入世，其不足将日益显现。（1）我国的科技优惠的受益多偏向于科技成果的使用者（如对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和新产品的生产，而对技术研究开发（R&D）本身及其工作者则较少优惠。且改革之后，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税负不降反升。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联合调查表明，以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为主的企业，其流转税名义负担率比改革前上升了1.09个百分点，实际负担率上升了3.53个百分点。（2）在软件业，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1997年软件出口额竟达16.6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当年的软件市场总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其所以有此成绩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制定了包括税收在内的各项优惠政策。（3）随着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电子贸易正在全面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据预测，全球因特网用户到2005年将上升到7.65亿，全球通过门户网站达成的贸易额到2002年将达到5万亿美元。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网络交易各取所需，而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税收政策。
5.个人所得税设计不合理，存在实际的税负不公。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模式，虽有利于源泉扣缴和征收管理，但不利于体现公平税负原则。在费用扣除方面，未考虑纳税人婚姻状况、家庭总收入多少、赡（抚）养人口多少等情况，一律实行个人定额（定率）扣除，造成事实的不公。在扣除额上，国内公民偏低，不适应现行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
三、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积极应对“入世”挑战
我国目前税制框架和内容基本上是1994年基于“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原则建立起来的。从七年的运行情况来看，现行税制结构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应对其持肯定态度。从前述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在应对WTO挑战上，应当税制确实也存在某些不足。但这些不足不是根本性的，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改革完善来达到适应WTO的规则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外部条件的某些改变，就要求中国税制全盘向西方税靠拢，这是不明智的，也是极其有害的。从根本上说，调整完善当前税制只能依据中国国情。
1.按WTO规则要求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水平的同时调整关税政策，更好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我们应当认识到，关税水平的降低并不代表着关税对国内产业保护功能的丧失，相反，在当前情况下应更好地调整关税政策，建立起利用保护结构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机构。（1）关税的减免税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到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科技进步、促进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减免税需要。（2）要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关于允许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例外条款，形成一种从投入品、中间产品到制成品的梯级关税税率结构。（3）清理、取消一部分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府、又有悖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原则的关税减免项目，使税基扩大与税率降低的幅度同步起来。（4）注意灵活采用应对措施，利用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特别附加关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保护国内产业。我国从1997年至今，仅3次运用该手段，而经终裁，确认征收反倾销税的只有新闻纸一案。这种情况应值得重视。
2.改革完善增值税，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优势。鉴于我国目前的增值税类型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以及减少改革成本和改革阻力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改革措施。第一步，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这样做有如下好处：首先，可以鼓励国内这些原本税收负担较重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获得较快发展；其次可以吸引外国资本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繁荣昌盛级的目的；再次，可以相对减少大量进口产品由于实际税负低形成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另外，可以考虑对于投资于西部的固定资本允许抵扣增值税，彻底根除“东税西负”，制约西部投资积极性的不良因素。与此相适应，可以考虑扩大增值税的覆盖面，将当前适用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一过程大约需3-5年；第二步，视其情况决定是否实行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
3.调整我国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的特殊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起到了吸引外资、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抑制国内产业发展和税收流失等负面效应。由于外资享受较多税收优惠，其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内资，这使得内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倾向于利用外资。纵观“八五”、“九五”时期，从宏观上看，内资明显利用不足。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整增长，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如何引导这部分资本合理流动，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那就是投资回报率。导致内外投资回报率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因此，我国加入WTO必须逐步调整直到废止这种内外有别的优惠政策，合并内外资两套所得税法，代之以基本一致的税收优惠政策。当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必然会引起外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的减少，但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考虑，这种“减少”作为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换取公平竞争环境的一种“改革成本”也是值得的。
论文关键词：税收征管法制制度问题修订对策
现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自2001年和2002年修订并实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已暴露出一些具体问题，有部分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设置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第一，建议在《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由国务院授权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标准。该执行标准应当细化各种税收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对不同的具体违法行为情节设定处罚标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按照相应标准对号入座，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这既方便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实际操作，也使严重违法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轻者轻罚、重者重罚，充分发挥税收法律制度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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