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8 08:50:30
导语：在音乐生活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毕业论文 [摘 要] 本论文对我国目前音乐教育现状进行剖析，结合教育方针的取向对今后音乐教育如何实施提出自己的观点。据此，论文着重强调贯穿“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理念，根据学生的音乐心理特征，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发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使音乐真正走入学生的生活，让他们在音乐中体验生活、感受生活。积级主动地在教学互动中，吸取音乐精华，提升思想品位，陶冶道德情操，达到“以绕梁之韵律,求情感之升华”的目的。用健康的音乐奏响时代的旋律。
[关键词] 以人为本 尊重个性 培养兴趣 因材施教 体验生活
Abstract: Thesis this music edu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is it analyze to go on at present to our country, combine orientation of policy for education to how about get own view out of music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Whence the thesis puts emphasis on running through the music education idea that " people first " emphatically, according to students music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fully respect students individual character to give play to, excite students study interest, train their innovation and practise ability , make music really enter into students life, let them observe and learn from real life , experience life in the music. While accumulating grade interdynamically in teaching voluntarily, draw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music, promote the thought grade, mould morals sentiment, reach the purpose " in order to wind the metre in verse of the roof beam and ask the distillation of the emotion". Play the themes of the times with the music of the health.
Key words: People first Respect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Train the interest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Observe and learn from real life
论音乐与感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乐论《乐记》就已经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的看法，并描述了音乐是以怎样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六种不同的心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把音乐与人的感情生活联系起来，认为音乐能表现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相互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反复强调音乐的内容是感情的表现，认为只有感情才是音乐要占为己有的领域。并且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感情，灵魂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乐艘表现的特殊领域。”（黑格尔：《美学》）在现代的音乐美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多。博览音乐家卓菲亚•丽莎认为：“在音乐中，由于缺少具体的、实在的、单个的客体，感情反映的因素便能比较强烈地发挥作用，占据了首要地位——这便是音乐在反映显示的方式上的特殊性。”她还认为：“音乐的内容是感情，而很少是唤起这些感情的那些现象本身。”（卓菲亚•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在欧美现代音乐美学研究中，也有人坚持主张音乐是表情的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英国音乐学家柯克。他在《音乐语言》一书中指出：“事实上，音乐是包含着音乐以外的，正如诗歌是包含着文学以外的，因为，音符和文学一样，有感情的含义。让我们再说一遍，音乐，在伟大作曲家的笔下，用纯属他个人的表现方法最完美地表达了人类的普通感情。”（柯克《音乐语言》）在我国当代的音乐美学研究中，也普遍认为音乐能够表达感情，而且认为音乐内容主要是感情内容。当然，也有人认为把音乐看作是表达感情的艺术的说法是不全面的，音乐所表现的应该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人类的全部精神生活，它应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心地、灵魂、意志、梦境、幻境以及潜意识等等全部精神活动的内容世界。我认为，主张音乐能表达人类全部内心世界的观点和主张音乐善于表现感情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所针对的是听一个范畴中的内容。只不过，后者力图把音乐的表现内容涵盖得更全面一些。因此，我们认为提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艺术”或“音乐主要是表现感情的艺术”，应该说是抓住了音乐表现内容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问题在于我们不要把这种提法作狭隘的理解，把感情仅仅看作是某中描象的形式；而应该把感情表现理解为显示生活的反映，它有丰富的内涵并和人们的其它心理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知道感情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过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在心理学里关于感情和情绪的研究中，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关于“表情动作”这一学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面部表情与身段表情，更多地表现在戏剧、舞蹈以及造型艺术中。和音乐关系最密切的无意是语言表情，语言的语言、声调、节奏、速度等都是表情手段。人由于情绪的激动，发出各种不同的富有表情性的声音，这是人的由体内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必然性的外部表现，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比附。正因为如此，音乐学家们极为重视语言表情在形成音乐的表情上的重要作用。卓菲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亚•丽莎曾经指出：“音调结构可以反映现实中的两种现象，即听觉和视觉可以把握的，也即感官可以体察到的实际运动过程和感官不能直接体察到的人类感情，这一种现象可以用间接方式，通过对伴随这种感情的表情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总类就是具有音调特征的人类口语。因此，这种音语在音乐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另外，丽莎还提出将这种语言音调向音乐音调移植或翻译理论，她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现实存在的现象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情运动的结构形式加以概括和抽象的过程，就是讲这个结构转移到声音这一物质材料上去。”（卓菲亚•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
以上的论述可以使我们看到，音乐之所以能够表现感情，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情的情绪变化引起人的机体内部的各种生理变化，这些变化呈现为一定的运动形态；另一方面又由于人的感情具有一种宣泄释放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外部表现正是人的表情动作，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语言表情与音乐的关系最密切，它通过表情动作向音乐音调的移植和翻译，构成了音乐具有表情性的基本根据。此外，格式塔心理学也为音乐之所以能表现感情提供了理论依据。
音乐运动与感情活动之间存在着“运动”这个共同的因素，它们同时在时间中伸展变化，都表现为一种时间的运动过程。它们在运动形态上都存在着高低的起伏、节奏的张驰、力度的强弱、色彩的浓淡等，格式塔心理学把这种共同性叫做“同构关系”，或者叫“同形”或“同态”的关系。正是这种“同构关系”为音乐以类比或比拟的方式摹拟或刻画人的感情活动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柯勒认为：“任何实在的意识，在各个场合，不仅盲目地联系于相当于它的心理的物质过程，而且在基本结构的特性上是于它相似的。”格式塔心理学特别着重于视觉艺术的分析，另一创始人韦太默认为，对舞蹈动作的形式因素与它们表现的情绪因素之间，在结构形式上是等同的。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思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指出“悲哀这种心理情绪，其本身的结构式样在性质上与上述舞蹈动作的结构式样是相似的。一个心情十分悲哀的人，起心理过程也是十分缓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慢的，而且很少能超出与它的直接经验和眼前的喜好知觉联系在一起的状态，他的一切思想和追求都是软弱物理的。既缺乏能量，有缺乏决心，他的一切活动看上去也都是好想是由外力控制着。”美学家苏珊•朗格也曾运用这一心理学原理论述了音乐与它所表现的感情之间的关系。她说：“我们叫做‘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感情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种一直恐怕不是单纯的喜悦和悲哀，而是与二者和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在生命感受到的一切事物的强度，简洁和永恒流动中的一致。这是一种感觉的样式或是逻辑形式。音乐的样式是用纯粹的，精确的声音和寂静组成的相同形式。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的音乐美学研究总，也有一些学者运用这一原理论述了音乐与人类感情之间的关系。钱仁康认为：“音乐可以用旋律的起伏、节奏的张驰、和声和音响的色调变化，在运动中表现感情的变化和发展。这是任何语言艺术所不能企及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钱仁康《音乐研究》）于润洋曾指出在：“在声音和人类感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形式上的差别性，前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中心理现象，但是，音乐结构时间之所以能够表达特定的感情，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二这之间存在着一个极重要的相似点。那就是这二者是在时间中展示和发展，在速度、力度、色调上具有丰富变化的极富于动力性的过程。这个极其重要的相似点正是这二者之间能以沟通的桥梁。”（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超级秘书网
（一）回顾摇滚乐在国内发展的历史，某些或某支摇滚乐队的介绍，摇滚音乐人个人传记或者访谈。回顾历史的包括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和《摇滚乐的兴起与影响》、陆凌涛、李祥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个人访谈有周国平与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风格》；摇滚乐队介绍有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主，多角度阐释了摇滚乐的起源与壮大。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则以时间脉络来构思全文，自摇滚乐的诞生至今，整理了摇滚乐的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并且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主要摇滚人物的音乐、生活以及创作背景。周国平和崔健合写的《自由风格》则是以对崔健的访谈录为主的个人专辑。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则是以介绍北京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2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涌现的一些重要的摇滚乐队。
（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的中国思路》，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关键词：班多钮，皮亚佐拉，探戈音乐，美学
引言：
班多钮是阿根廷的一种手风琴，是阿根廷探戈音乐的专用乐器。著名的探戈大师皮亚佐拉将这一乐器与探戈舞曲相结合，创作了大量的探戈作品，通过班多钮的演奏，并由美学角度出发，从演奏者的演奏使命、演奏的再现、演奏的再创作等方面出发，通过班多钮风箱特点与配合和演奏者对于作品再现与再创的辩证统一，进一步体现出探戈音乐的美学特点。科技论文，美学。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神保常彦曾说：“在实际演奏中的每一瞬间，可以说都要作美学上的处理”。
一、探戈音乐的灵魂——班多钮手风琴
班多钮——阿根廷的手风琴，是阿根廷探戈音乐的专用乐器。这是一种奇妙的乐器，它演奏起来给人造成一种戏剧性的深刻印象。
班多钮是1835年由德国一个名叫Herinrich·Bandde的人发明的。班多钮手风琴的设计是：同一个贝司在拉开风箱的时候是一个音高,关上风箱的时候却变为另一个音高。班多钮与其他的手风琴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演奏当中,当班多钮在打开风箱演奏直到那里缺乏空气时，便要求班多钮推风箱演奏。这是一种典型混血乐器，原始用途是当作教会的“活动管风琴”，后来爱尔兰水手把它带到阿根廷。十九世纪初，班多钮手风琴被收编入阿根廷的探戈乐团中，引发了探戈音乐在节奏及声响上的根本改变：以前较轻快的节奏，现在变的缓慢而沉重；班多钮手风琴的声响有时像管风琴密实的声音，有时也像是大提琴左手分句的乐声，或竖笛右手指的中音域，以及长笛的高音，所有这些组成了班多钮手风琴的典型音色，并且成为乐团的主要驱动力。由于班多钮手风琴的降临，并进入探戈乐团，真正的探戈音乐随之诞生，西班牙文中称之为“orquesta tipica”（乐团的典型）。由于使用了班多钮手风琴的新音乐表达方式，诗句（歌词）更容易配合乐曲的结构，同时旋律的音程距离缩短了（特别是在意大利与西班牙，它更能引导歌词旋律朝向定型化发展）。这意味着探戈能够更“适合所有的歌喉”，所有的人并不需要有特殊的音域便能演唱它，因而使得探戈能够被流行乐界所接受，然而探戈歌词的诗文也将手风琴的灵魂彻底解放。
二、皮亚佐拉与探戈音乐
爱斯特尔·潘塔利昂·皮亚佐拉，阿根廷著名探戈音乐作曲家，班多纽演奏家。皮亚佐拉从小喜爱探戈音乐，拉一手出色的班多钮，常常加入探戈乐队担任伴奏并录制电影配乐。长大后，他决定当一名作曲家，后远赴法国求学于著名的女作曲教师布朗热。他不想仅写作探戈舞曲。但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欧洲正统作曲法的创作中，他始终处于尴尬的游离状态。布朗热帮他找回了自己。她看过他写的探戈小曲之后，激励他沿着探戈的道路寻找自己的方向——阿根廷人自由而热烈的天性。他将探戈这种舞乐一体的都市娱乐形式提升至“极高品味、技巧精湛的雅俗共赏的艺术音乐”，并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在熙来攘往的闹市中人的孤独和迷惘”。
探戈(Tango，西班牙文)，名称源自于拉丁文的Tangere，意义为“触摸”，一种带有切分节奏,以附点八分音符起始的拉丁美洲舞蹈。就音乐上来说，探戈是哈巴涅拉的同类，二者有共同的节奏型。探戈可以视为快速的哈巴涅拉舞曲。探戈的内容充满了典型的都市气息，包含了戏剧性的十分狂野激情和哀怨的情调。所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仅是阿根廷的首都，也是探戈音乐的发源地。现代探戈音乐大师皮亚佐拉曾形容它：“当人们穿也探戈、行也探戈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充满探戈气味的城市”。
皮亚佐拉是将探戈音乐从单纯的舞曲伴奏发展为艺术作品的重要人物。奏鸣曲的戏剧性因素、古典乐派的主题处理手法、近现代和声、复调都被他写进了探戈中。科技论文，美学。
三、美学上处理班多钮演奏皮亚佐拉探戈音乐
从美学角度上讲，演奏艺术动态中的人，是演奏艺术中的能动主体，灵魂性要素，如果说作曲家是音乐的构想者，那么，演奏者就是音乐的体现者，演奏者在音乐艺术实践活动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这一使命可以简练地用五个字来概括“再现”与“再创造”。 衡量一个班多钮演奏者演奏水平的标准有以下两种方法：首先，是看演奏者在独奏的时候是否能自如地控制班多钮,让人感觉不到风箱的变换；其次，是看演奏者能否在不影响乐曲分句的情况下巧妙地开风箱和关风箱。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但是，只要通过开风箱和关风箱的专门练习,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因而在运用班多钮演奏时，除了要熟悉乐器的特点，还要注意体会作品的风格，学会运用风箱在呼吸中突兀的强弱转折和瞬间的停顿与探戈音乐中的直截、炽热和峰回路转的柔情彼此相印。
演奏者要注意忠实于原作品，将作曲家的原来的艺术构思、基本内容、情感、风格等准确地表现出来。科技论文，美学。这就是演奏的艺术再现。例如：班多钮在演奏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这部作品时，应该突破个人原有的体验局限，准确地把握探戈音乐切分、附点和重音风格的实质，配合风箱技巧，认真体会所要表达的艺术形象，演奏从物理的技法转化为生动的美感过程。科技论文，美学。
演奏作为一门艺术不是简单地将乐谱标记音响的翻版，而是深刻地表现作品的艺术内涵。成功的演奏再创造，使作曲家中最积极的因素、有价值的思想倾向、美的形式因素体现得更鲜明、更突出，甚至可以提高作品的美学价值，使作品内在的生命力获得更充分、全面的实现。科技论文，美学。例如，班多钮在演奏皮亚佐拉的《遗忘》这部作品时，为表现整个乐曲孤独、忧伤的基调，我们应该在遵循原谱的原则下，把握节奏的借还关系。科技论文，美学。也就是说在每小节为四拍的前提下，对旋律的节奏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情感体验作适度变化。这样，更有助于音乐形象的表现，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必须要抓住整个乐曲的节奏原型，否则，就会导致对作品的窜改。
结论：
采用美学中，演奏者的演奏使命、演奏者的再现和演奏者的再创作等方面，对班多钮、皮亚佐拉和他的探戈音乐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班多钮演奏时，除了要熟悉乐器的特点，还要注意体会作品的风格，学会运用风箱在呼吸中突兀的强弱转折和瞬间的停顿与探戈音乐中的直截、炽热和峰回路转的柔情彼此相印。由此可以看到，音乐中作一些美学的处理，可以使乐器发挥它特有的优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作曲家的创作内涵，可以使演奏者更加完好地表达音乐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
【2】田艺苗：《时间与静默的歌》
【3】王树生：《手风琴教学与演奏》
【4】陈一鸣、史汝霞：《全国手风琴教学论文集》
唐朴林教授的民族音乐论文集《民・音乐之本》已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册，是唐朴林教授多年来从事音乐研究、论述和评论的成果。他以广博的研究范围、多方位的研究视野、多样创新的研究方法都贯穿在他独特的作曲家的视角。
首先本书之《民・音乐之本》的书名就不凡响，这个“民”可以做多种顾名思义的理解，如“民族”、“民众”、“民族音乐”（民乐）、“民风”、“人民”等。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最终还是应归还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而唐朴林先生对“民”是作宽泛的解释，涵盖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他在序言开宗明义地写道：“不忘‘音乐之本在于民’，尊重吾华夏民族的艺术趣味、欣赏习惯、朴实民风。牢记‘唯乐不可以为伪’的真谛，为民众奉献那些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情真意切和民族风格浓郁的作品，把‘美’奉献给民众，以‘和’之道于作品”。可见，在作曲家眼里，这个“民”字是沉甸甸的。一切音乐创作及音乐理论都应以人民的需要为本，反映民众的生活及朴实的民风。追求音乐的民族风格。孟夫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民为邦本。可贵的是唐朴林教授将“民”为“音乐之本”的思想始终贯穿在他撰写的音乐学术论文之中，这个“本”也是他议论的最多的热门话题。
论文集的第一部分是“音乐论述”。虽是论述文章，但作为作曲家所研究、论述的均与创作有关。并从音乐的本质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如《潮乐音阶探析》《南音与“敦煌琵琶曲谱”》《潮乐――活五与木卡姆》《中国古代音阶与曲调》《中国传统器乐曲的曲式结构》《喀什民歌的曲调与节拍》《乐海拾贝――中国民歌中独特的终结音》《民乐组合以乐器少和多色彩为佳》等等。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固有的特质，并把它付诸于创作实践中。
论文集的第二部分是“冬烘絮语”。唐朴林借用这一成语表明自己学识浅薄，迂腐而不达世务，自谦絮絮叨叨发表议论。其中最令作曲家关注的是中国音乐向何处去？在世界音乐大潮中，在西方音乐仍处于“强势”的形势下，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音乐应如何发展？其前途如何？这从他撰写的《路，向哪里走？》《中西音乐交流的一个怪圈》《音乐文化的自主性》《继承、借鉴、发展――也谈民族音乐的振兴》《传统的呼唤》《有关“民族器乐”之管见》《关于民乐的杂谈》等一系列文章中都可了解到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一言以蔽之――中国音乐要走自己的路。
论文集的第三部分是“古龠专论”。就目前所知刘正国教授开拓龠研究之先河，唐朴林则随其后并把多位学者有关论文辑录成书。古龠以前少为人知，直到1986年5月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发掘一批骨质的斜吹乐器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安徽学者（现任职于上海师大音乐学院）刘正国教授考证，这种距今9000年的无吹孔骨质斜吹乐管，是华夏吹器之鼻祖――骨龠，经过刘氏的研究和开发，创制出了一种既保留了古龠的斜吹质法，又能流利演奏半音阶、音域可达三个八度音程的新颖别致的吹管乐器――九孔龠。笔者曾聆听了刘正国教授演奏的“九孔龠”，感到十分新奇，古朴而悠远，演奏流畅自如，优美动听。当即与刘正国一道拜访音乐界泰斗吕骥先生，并向他报告研究成果和演奏“九孔龠”，得到了吕骥先生的支持。其后刘正国的在《音乐研究》上，揭开了古龠的新时代。唐朴林教授则对“九孔龠”情有独钟，他一方面撰文宣扬刘正国研究成果和大力宣扬“龠”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价值，一方面为龠创作一整套音乐会的曲目，部分演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唐朴林教授是有史以来为古龠作曲的第一人，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我国现代龠曲的开山之作，并在音乐史上将为唐朴林对古龠创作的贡献重重地记下一笔。
论文摘要:音乐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化表现，是表现社会现象、人文环境与人物情感的媒介。理论文献是音乐创作、音乐学研究、音乐表演等音乐领域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是史料分析与研究、音乐作品表现的载体。对音乐理论文献的关注，不论是在实践环节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无疑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理论是将构成其诸要素的各种认识加以论证组织导出的原理。文献一词，在艺术类学科中指的是一切能记载知识和信息的物体。在《文献著求总则》中对“文献”作了严格的定义，即:“文献是记求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音乐文献”则是指记录有音乐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包括金石、图书、报纸、录音带、光盘等都可称为文献，它是各类资源的归纳、整合与再利用的物化体。所谓音乐理论文献，是一切记录有音乐知识信息的载体，它是音乐艺术历史、音乐理论研究成果和各种音乐作品转换成相应的信息符号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记录在纸张、塑料等载体材料上的各种物化知识的集合;以某一音乐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音乐文献的整合，旨在揭示这一音乐事项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的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音乐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是目前音乐文献学建设的目标和宗旨。它在普通文献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结合音乐文献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和发展。关注音乐理论文献的目的，除了丰富文献整合的内容外，最关键的在于为音乐艺术教育、学术研究、作品创作和演唱演奏实践提供完整、切题、及时的文献信息服务。一般来说，音乐理论文献的研究，会给从事音乐创作、音乐学研究、演奏演唱专业等多方面人员提供更直接的帮助，其意义亦可彰显在这几个方面。
一、音乐理论文献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意义
音乐作品原本就是作曲、理论、表演等各专业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再创造的依据。对于搞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人来讲，完善的理论资料是从事创作工作的基础。古往今来，众多音乐大师的写作技巧，很多就来源于对文献的学习，早到巴赫、海顿、莫扎特，近至科普兰、欣德米特，无不如此。
首先，对技术理论的学习已不再仅停留在单一的教条模式和机械式的理解水准上，而是将这些技术手法放在整个作曲技术理论发展的长河中，用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从单纯的模仿到融合改编到再创造。这种全方位的学习，对实际创作必定大有好处。其次，对某些作曲家技术手法的研究，能从更广阔的背景中去寻其源，能将作曲家某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放在其时代风格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去研究，这无疑加强了对这一时期作曲技术手法研究的深度，有助于较完整地了解该作曲家的音乐风格，对音乐创作益处良多。
二、音乐理论文献对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音乐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音乐理论文献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实际上已形成了音乐学研究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学术资源”。重视学术性是音乐学家的责任，体现学术性则是音乐学研究的“追求”。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在强调学术规范的同时，重视资料工作，关注音乐文献的“学术意涵”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阐释、补充、完善或修正。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研究，也离不开已有学术成果这一展开研究的“上下文”。在这一方面，音乐学研究没有任何例外。作为音乐学术研究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了解、梳理和运用音乐文献对音乐学研究的进行及最终学术成果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当确定了某一音乐学研究的专题之后，需要马上开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相关的研究资料，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正是接触音乐理论文献并梳理、整合从中得到的知识与信息。
在广泛阅读与研究专题相关的各类音乐文献基础上，对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音乐文献给予特别的关注。一般来讲，“学术含量”较高的文献所讨论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其内容无论是史料的系统梳理或考证、作品的详尽分析或风格的历史探究，还是艺术观念的阐释或理论体系的构建，体现的都是某种思想的陈述、知识的展示或意义的设释。广泛了解各类文献也是积累资料和开展音乐学研究的基础，重点关注文献中的“学术意涵”是利用资料提升研究层次的关键。因此可以说，如何理解各类文献的特征、作用与把握文献的学术价值决定了以后研究工作的水平。从这个做学问的角度讲，音乐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并无二致，亦需要大量的文献作为参考依据。同时，通过对大量理论文献的收集、整理、阅读，可以对所要研究内容的发展历史、研究角度和近期状况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亦能够发现其研究脉络和研究思想，指引该专题方向的深人，对音乐学学科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帮助和意义。
三、音乐理论文献对演奏、演唱等表演的重要意义
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以极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存在，它需要通过再次演绎使其呈现出来。作为记录音乐艺术形象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可谓独具特色，被喻为特色音乐文献。
乐谱是记录和保存音乐作品的基本文献形式，是将音乐形象用记谱法记录下来形成的一类音乐文献。由于乐谱上的音乐符号是对作曲家音乐能量的“脱水保存”，能否生动而准确地挖掘出作品中所蕴藏的音乐内涵，就成为表演艺术家与平庸的“艺术匠人”之间的试金石。作品音乐内涵的体验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之事。然而，通过理论文献研究能够为演奏者进行音乐内涵的体验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由此展开的研究作曲家创作思想、分析作品风格、诊释音乐作品方面的划时代性贡献等围绕乐谱文献的一系列工作均需受到重视。例如我国古代的乐曲(如古琴、古筝曲等)，由于历代口传心授和文字谱(如工尺谱)记谱法的局限性，在流传中产生了不同演奏家不同的释谱;同一乐曲经不同释谱，作品的风格很可能迥然不同，从而形成不同流派的不同版本。同样，乐谱作为音乐的主要流传方式，不同时期的乐谱版本，反映了音乐的流变历程。仅从内容上看，音乐家将音乐史上现有的各种乐谱版本分为“学术版本”、“评论版本”、“实用版本”和“演奏版本”四大类。而中外的乐谱文献，由于记谱法的不同，开本大小、记录方式的区别，以及出版地区、出版时间、版次、纸墨等的不同，形成了乐谱文献的不同版本形式。版本的选择利用对于音乐教学、研究、演奏等领域非常重要。例如，研究、教学或演奏肖邦音乐，不能不涉及不同版本的肖邦作品，而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肖邦作品的版本是最多的。
2006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的主题是“语言”，这是向电子音乐深度挖掘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电子音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这与计算机数字化的工作语言息息相关。现代电子音乐是艺术与数字化科学结合的产物，在充分保持计算机这个同一语言平台的基础上，还发扬了各自地域独特语言的鲜活个性。当前，国际学术界对众多的电子音乐术语的理解和运用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以“语言”为主题的本届电子音乐节为中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国际最新电子音乐学术成果的与研讨，必将对电子音乐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现实而深远的影响。
本届国际电子音乐节可谓盛况空前，前来出席音乐节的著名国际机构有：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EMS）、国际电子音乐联合会（IMEB）的各成员国、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电子音乐研究中心（INA-GRM）和法国里昂国立音乐创研中心（GRAME）等。在为期一周的电子音乐活动中，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电子音乐界的精英们汇聚北京，推出了十五场色彩斑斓、风格迥异的电子音乐会，举办了七场大师讲学，出版了五张CD专辑，举办了三大高峰论坛，举行了两大赛事――第三届“Musicacoustica”电子音乐（A组―― Acoustic类；B组――Mix类、多媒体类；C组――Midi类）共三个组别的作曲比赛和第一届“Musicacoustica”电子音乐学术论文比赛。在电子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国际电子音乐研究会首次来到中国北京，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会暨第三届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年会。同时，中国音协电子音乐学会（EMAC）召开了2006年会，全体会员及理事会讨论了中国电子音乐的未来发展战略。此外，国际电子音乐新技术、新设备展演也在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期间展示了2005―2006年度最新的技术成果和新开发的软硬件设备等。本届音乐节分设四个会场，主会场是中央音乐学院，分会场设在中华世纪坛、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戏曲学院。这是迄今为止亚洲最大、参加国家和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一次电子音乐盛会。
一、电子音乐会异彩纷呈
2006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举行的15场风格迥异的电子音乐会，包括“色彩声道”――多媒体电子音乐装置音乐会、在中华世纪坛多功能厅举行的多声道多媒体开幕式电子音乐会、“红色黎明”――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电子音乐研究中心专场电子音乐会、“罗兰之声”――流行电子音乐专场音乐会、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EMS)专场电子音乐会、中国青年作曲家电子音乐作曲比赛A、B组获奖作品音乐会、“点・线・云”电子音乐大师科蒂斯・罗兹专场多媒体电子音乐会、“声音・语言”――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专场电子音乐会、“新月”――国际电子音乐联合会专场电子音乐会、中国青年作曲家(C组决赛)获奖作品决赛点评音乐会、“两个法国人在北京”――萨克斯与电子音乐混合交互式电子音乐会、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闭幕式多媒体电子音乐会以及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和中国传媒大学1500人报告厅举行了中国青年作曲家电子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演出了涉及30多个国家电子音乐作曲家的百余部形式新颖的电子音乐新作品，其范围之广，规格之高是极其罕见的。现分述几场，以飨读者。
10月23日晚，在拥有亚洲最大的多媒体屏幕的中华世纪坛多功能厅内上演了一台精彩的多声道多媒体开幕式电子音乐会。代表当今电子音乐界的六位“大腕”的电子音乐作品可谓让人们身临其境地真切领略到了当今电子音乐的无穷魅力。美国作曲家、《计算机音乐教程》著作者柯蒂斯・罗兹（Curtis Rodes）“点・线・云”――为视频和计算机音乐而作首先打开了人们的听觉、视觉空间。音画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看得见的声音”在该作品中已成为可能。杰弗里・斯托莱特（Jeffrey Stolet）的“东京速度”――为互动实时MIDI软件而作，是一首令人激动和难以置信的作品，它使用了两个红外控制器和一个Max语言定制的环境互动程序以及MIDI音源。作曲家本人在对着“空气”演奏，“触摸”到的声音编织出精彩华美的乐章。中国青年作曲家王铉的“花鼓・安徽・CN”――为计算机音乐而作，通过十声道现场实时控制、运用采集到的纯人声及电子手段的表达方式去重新诠释了来源于民间的安徽花鼓灯，令观众耳目一新。瑞典作曲家亨瑞克・费瑞斯克（Henrik Frisk）的“重复重复着其他所有的重复”――为10弦吉他和计算机音乐而作，是一首人机互动的作品，来自瑞典的吉他演奏家斯蒂芬・厄斯特修需要根据计算机的反馈进行即兴变化。来自加拿大的作曲家伊凡・扎瓦达（Ivan Zavada）的“InEx”――为人声和视频音乐而作，标题运用inhale和exhale的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这一方式，源自呼吸这一生命的必要元素，作品描述了这一过程，通过人声、计算机、表演和视觉阐述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现代社会的文明。音乐会最后上演了著名作曲家张小夫的“诺日朗”――为多重打击乐、多媒体数字影像和电子音乐而作。“诺日朗”是藏族传说中的男神，作品通过提炼“转经”和“轮回”这两个最具藏民族特征性的生活表象和精神理念，运用丰富的计算机音响和打击乐音响相结合。同时，视频也融入这整体的交响，作品令人震撼、感人至深。音乐会达到了的顶点。整台音乐会充分展现了在高科技支持下的现代电子音乐的独特魅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第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拿下头彩。
10月27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的“两个法国人在北京”――萨克斯与电子音乐混合交互式电子音乐会别开生面而令人叹为观止。舞台上摆放着7只规格不等的萨克斯，囊括了萨克斯家族中从高音到倍低音萨克斯的全部家族成员，这在国内的音乐会上是罕见的。其中体积最大的倍低音萨克斯两米多高，发出巨大的“轰鸣”，令人激动不已。法国格拉姆中心Meta-duo演奏组（萨克斯和电子音乐）的两位成就卓著的音乐家给观众带来了电子音乐和萨克斯结合的新的惊喜。享誉当今国际乐坛的萨克斯演奏家达尼埃尔・坎特兹（Daniel Kientzy）在音乐会上演奏了《受难》《里斯本・二十八路电车》《超越时光》等六首作品，充分展示了萨克斯大家族全体成员的无穷魅力。电子音乐家莱娜・波尔丹多（Reina Portuondo）运用多声道系统的Enneaphony电子设备，二人的完美配合，使电子音乐与独奏乐器演奏的演绎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罗兰之声”流行电子音乐专场音乐会则充分展现了现代科技电子乐器的无穷魅力。上半场中国电子乐器演奏家使用中国乐器音色，以演奏中国乐曲为主；在下半场中，来自欧美乐坛的超级乐手们使用新一代电子打击乐器、电子吉他与合成器，以演奏摇滚、电子舞曲等流行音乐为主。强烈的音响刺激人们的感官世界。
中国青年作曲家(C组决赛)获奖作品决赛点评音乐会上，国内电子音乐专家们在长达四小时的音乐会中作精彩点评，对于想了解适用型的电子音乐爱好者而言，不失为生动的一课。
二、电子音乐学术硕果累累
本次国际电子音乐节的亮点之一就是国际电子音乐研究会首次来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会暨第三届国际电子音乐研究协会年会。在为期三天的电子音乐研讨会上，共有26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学术团体的电子音乐学者宣读了他们的论文。他们集中就电子音乐所涉及到的术语学、翻译学、语义学、电子音乐分析等方面讨论了电子音乐这门新兴学科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急待解决的难题。
1. 电子音乐术语学成为关注的焦点
电子音乐术语学在本次国际电子音乐学术会议中备受关注，共有九位学者提交了关于电子音乐术语学的论文。巴黎索邦大学(Paris-Sorbonne University)的马克・巴提尔（Marc Battier）教授的论题是《名称意味着什么？――论二十世纪的新音乐形式之命名》，他从新技术的产生而涉及的艺术门类命名谈起，认为命名是一门新的艺术。英国蒙特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的李・兰迪（Leigh Landy）教授的《电子音乐研究与实用术语学：统一而不可分割》认为应当重视当今术语学的应用领域，尤其是各领域的专业术语系统。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的肯尼斯・费尔兹（Kenneth Fields）教授的论题是《电子音乐术语学：翻译、本体论及知识的基础》，他认为研究电子音乐术语学包括三个方面，翻译、概念（或称本体论）和知识基础（即开发一个有用的在线专家知识库）。目前，中国电子音乐学术界正在面临将科蒂斯・罗德(Curtis Roads)的《计算机音乐教程》(Computer Music Tutorial)翻译成中文面的挑战。尽管互联网给部分语义学带来了巨大便利，但网络能否给电子音乐的翻译与研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尚无定论。法国波尔多大学(Bordeaux University)的让・路易斯・迪・桑托（Tean Louis Di Santo）的论题是《电子音乐中的结构术语学与符号记谱》。希腊爱奥尼亚大学(Ionian University)的塞德罗斯・鲁蒂斯(Theodoros Lotis)教授的论文《材料价值的概念――借鉴自光学理论的术语》异常新颖。他借用牛顿使用的光学理论的部分术语来帮助人们分析和欣赏电子音乐，强调了视觉和听觉的密切关系。埃瑞克・罗恩(Eric Lyon)教授来自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音乐系(the Music Department of Dartmouth College),他的论题是《我们还需要“计算机音乐”这个词汇吗？》。他阐述了计算机音乐在其初级阶段在制作上受到了许多限制，90年代以后，计算机已成为制作音乐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特定的音乐形式。“计算机音乐”这一术语无疑在经受着巨大的挑战。法国里昂大学(Lyon University) 的布特兰・莫里埃尔(Bertrand Merlier)教授则介绍了《法语电子音乐空间词汇》一书的出版情况。该书收录了包括声学、心理声学、处理空间相关的软硬件、各种电子音乐技术等学科相关的350多个词条及1200多种释义。这种规范化的电子音乐术语学的建立，无疑对电子音乐学科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此外，讨论电子音乐术语学的论文还有约翰・库特尔（John Coulter）的《七个世界的碰撞：论电子音乐领域的借用术语》和达尔・法拉（Ricardo Dal Farra）的《西班牙语中的电子音乐术语学问题》。
2.翻译学在电子音乐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翻译学在电子音乐学科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届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中有德国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的塔加娜・迈赫纳(Tajiana Mehner)博士的《翻译带来的再创造：偏见、暗示和想象》――论二十世纪中期电子音乐文化及其当代评价之间的文化迁移与自身再创造。论述了在今天经常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化迁移和科学交流中，时刻都受到语言及文化鸿沟的限制。来自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戴克(John Dack)的论文是《翻译皮埃尔・舍菲尔：象征主义，文学与音乐》，文章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术语的语源和文化含义，甚至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英国蒙特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的西蒙・爱默生（Simon Emmerson）教授的论文《交流、借用、理解》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本身如同音乐的表演，都是文化交流的体现，其中难免会产生误读和错误。以今天的标准、以西方背景的术语体系强加给亚非音乐文化都是不正确的。
3. 电子音乐分析已开始受到重视
近年来，电子音乐与视频等多媒体手段的结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并表现出极大的可能性，电子音乐分析已远远超出传统音乐分析的范畴，电子音乐分析的诸多可能性在本次的研讨会上已得到代表的关注。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Sydney Conservatorium of Music）的伊凡・扎瓦达（Ivan Zavada）和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的（National Academy of Music）艾拉・扎加科维齐（Alla Zagaykevych ）的论文《乌克兰文献中的传统音乐到电子音乐过渡时期分析术语的演变》，对当前乌克兰电子音乐所使用的分析术语及其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的应用情况给予阐述。挪威音乐学院（The Norwegian Academy of Music）的拉瑟・特瑞森(Lasse Thoresen)教授的论文《声音的光谱学分析》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至50年代以来声音制作技术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崭新的听觉实践领域，论文旨在进一步发展舍菲尔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探索方式，称之“简约分析法”。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Malaysia Sarawak University）的哈西姆・瓦西德(Hasnizam Wahid)的论文《电子音乐研究――一些想法和可能性》指出电子音乐牵涉到多种技术成分，其实践活动包括了从作曲到表演活动的过程，从而，给分析带来诸多可能性。墨西哥的帕勃罗・加西亚(Pablo Carcia)博士在他的论文《电子音乐中的时间因素》中提出了电子音乐的“音响超现实主义”（sonic surrealism）,在电子音乐分析中借鉴其他种类音乐的分析方法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
此外，还有意大利的帕度阿大学（Padua University）的博士后劳拉・扎特拉（Laura Zattra）的论文《计算机音乐版本学》、日本的远藤拓己（Takumi Endo）的《Phonethica》等不一一细述。这些最新的国际电子音乐学术成果令人们大开眼界，让人们看到了电子音乐学科发展的广阔前景。
三、大师讲学 指点迷津
系列大师班讲学主要有詹姆斯・吉鲁东和达尼埃尔・坎特兹教授的《计算机与萨克斯的交互式创作》，马克・巴提埃教授的《从电子乐器到电子音乐》，扬・吉斯林教授的《电子音乐专业软件 Acousmographe和GRM Tools》，李・兰迪《我的探索――如何使实验室里的新音乐被观众接受》以及张小夫教授的《电子音乐的创作观念与技术语言》等。
在詹姆斯・吉鲁东和达尼埃尔・坎特兹教授的《计算机与萨克斯的交互式创作》讲座中，来自电子音乐之乡的大师结合大量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子音乐作品，翔实地介绍了法国(G.R.M)三个重要的电子音乐工作室。GRAME(1982年创建)作为最大工作室从事为歌曲、歌剧和舞蹈创作新音乐，电影、照片音乐的创作以及向社会介绍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各地作青年作曲家及其作品的工作职责。该工作室创作阵容强大，在电子音乐创作中，非常重视演奏者与作曲家的互动性。作品有三种类型：电子音乐(突出科学技术性)、电脑音乐和新音乐。作曲、表演、录音是一个完整的团体。看来，一方面交互式的MIX类混合电子音乐一直被国内外广大人士所喜爱，也是电子音乐创作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领域；另一方面作曲家通过面对感应器如同指挥一样创作(同时也是演奏)音乐的方式也备受欢迎，得到更为广泛和高度的评价。这也解释了观众不愿意对着一大群音箱鼓掌的原因和现象。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现代电子音乐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克・巴提埃教授的《从电子乐器到电子音乐》将电子音乐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他对世界电子音乐的发展作了宏观的阐述，丰富的例证和许多宝贵的图片资料让人们心悦诚服。
张小夫教授的《电子音乐的创作观念与技术语言》大师讲座中，通过自己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创作实践，在不断寻找属于自己声音语言的过程中找到一条自己的路的讲述，使热爱电子音乐和音乐创作的学子们深刻启发，获益匪浅。
四、高峰论坛 风光无限
2006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举办的三大高峰论坛是“电子音乐及数字化音乐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历程专题论坛”和“电子音乐与文化创意产业”论坛。
首场论坛《电子音乐・数字化音乐艺术学科建设与发展》――暨第三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主管领导及学术带头人峰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现场气氛异常热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主任张小夫教授从学科建设的定位、课程体系建设、工作室建设、人才梯队建设、教材建设和国际专业活动六个方面为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构建了学科建设宏伟蓝图，在中央音乐学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目标下，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最终建成中国一流、亚洲一流、世界一流。中国音乐学院程伊兵的《再谈学科建设》从课程设置、专业划分的界定等方面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学科建设和发展。台湾开南大学的曾兴魁介绍了台湾电子音乐学科建设和发展概况。中国人民大学的许鹏就学科定位做出不同的阐释并呼吁关注电子音乐不仅仅是电子音乐界的事，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论坛上发言代表还有武汉音乐学院的刘健、中国传媒大学的李伟、南京艺术学院的庄曜、星海音乐学院的曹光平、厦门集美大学的康长河等。在自由发言中，与会代表各抒己见，为中国电子音乐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计献策。
此外，论坛《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历程》由张小夫教授和著名学者、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电子音乐基金会主任罗伯特・格鲁克（Robert Gluck）等专家对中国电子音乐发展历程的议题作了深入讨论。论坛之三《电子音乐与文化创意产业》将电子音乐学科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借鉴现有的一些音乐产业的成功模式，为应用型电子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二人台”这个称呼，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已经是无人不知的了。“东有二人转，西有二人台”，都是泥土芬芳十分浓郁，民族风格十分鲜艳，透露着往昔底层老百姓心态情致的独特表演艺术品种。东边的，山东、河北百姓跑关东；西边的，山西百姓走西口，陕北百姓走北草地。在为生计拼搏的漫长岁月里，两边不约而同地创造了集歌舞、器乐、曲艺、戏曲与口头文学于一身的表演艺术品种。
可是，有谁能够把“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织的宏伟坐标中，确认它为三大文化板块地缘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经济文化生活的结晶，对它进行高视角的观照和细致入微的透视？有谁能够深入到当代二人台班社里，跟演员和演奏员们三番五次不辞辛劳重走西口路，亲身体验那表演小组和观赏群体在山沟僻壤间鱼水相依、互动相激的鲜活场景，那充溢生机的民俗文化氛围？有谁能够把乡间土屋墙上用红纸张贴的账单――把演出若干场的出资人姓名和款项尽行公示的红榜一幅幅拍摄下来，作为当代文化生态的活见证搜集保存起来，统计梳理出来，进行音乐社会学和音乐文化学的研究？除了杨红，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杨红专著《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采纳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参与客化法”（王铭铭译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这方法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亲身参与，而且要求把“局外”与“局内”沟通融合，充分“对象化”，达到高度客观性的认知。可贵的是，杨红不仅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方法，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实践，去采录，去询问，去统计，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广泛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就从纸面上活跃起来了，成为“客观性认知”的历史支撑和地理铺垫，共同还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实的本来面貌。
关于二人台在当代的生存际遇，有必要再度重视“路文化”这一概念。在近几百年间，二人台艺术是在“西口路”的经济文化独特生态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的表演场景是“西口路”上一个个“点”的乡镇市集，给它注人经济与文化养分的是这些“点”上的底层老百姓。近几十年来，二人台的不少剧团开始登上大城市的国营剧场，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标志着二人台艺术“登大雅之堂”的“辉煌”时期。杨红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三类文化生态的对比：（1）国营编制的剧团剧场，(2)都市娱乐场所的火爆炒作，（3)民间班社在乡间的流动演出。我们能从对比中看出，保持着二人台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类文化生态。那么，第三类文化生态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脱离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它满足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广大地域的许许多多“点”上吸纳又播洒民族文化资源。这三项文化优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们不妨大胆地断言，二人台在新世纪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机，必须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路文化”概念的建立，让我们能从“二人台”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转而寻访各种“文化流”的生命力。
《时间与静默的歌――20世纪西方作曲家的孤独吟唱》是以作曲家为主线,采用随笔的形式对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进行全面的解读。田艺苗以学者的理性,乐人的热情,文人的优雅,女人的敏感,教师的勤勉与细致,鞭辟入里地向读者娓娓解说她对20世纪西方音乐的独特理解。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勋伯格、欣德米特、施尼特凯、布列兹、里盖蒂、约翰・凯奇、乔治・克拉姆、梅西安、潘德列茨基……几乎所有的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代表人物都在她的笔下重现。但这不是音乐家人物传记,也不是系统的音乐学教科书,更不是高深莫测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术分析。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位爱乐人的音乐随笔或读书人的读书笔记。这种轻松的文体是我所喜欢的,它可以让业外人士和普通爱好者减少一些阅读专业论文带来的技术障碍。但作者在写作时又始终不负乐人的使命,她似乎在不经意间将音乐家与作品、风格流派、创作技法、时代背景,乃至美学追求、艺术趣味、人文素养、心理状态、个性特征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以散文化的笔触、漫谈式的口吻一一向读者娓娓道来。她的笔法轻松随意,不板着面孔说教,不生搬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只为音乐而谈音乐。她更注重多元文化的渗透,与读者作心灵上的交流,谈自己的聆乐体会与对音乐的感悟。这样,在她的笔下,西方现代音乐家那一张张冷峻的面孔就变得感性起来,西方现代音乐那些艰涩诡秘的音符就变得和蔼起来,读者接受起来也就轻松愉悦,少一些隔阂。
一般来说,作家写的音乐随笔往往游离于音乐之外,门外谈乐,说不到点子上。音乐家写的专业论文又往往满口的专业术语,将音乐作外科手术式的解剖分析,读起来枯燥乏味。田艺苗的文章恰恰是将两者中和了,嚼起来有味道,消化了又有营养。《时间与静默的歌》一书,是构建在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广博的音乐文化基础上的,尤其是田艺苗的专业方向促使她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她对20世纪西方音乐作品的广泛涉猎和精心搜集、潜心聆听、孜孜求索,是写作这一系列文章的前提,也使她在这一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对20世纪西方音乐名作如数家珍,专业上的驾轻就熟致使她在写作上显得游刃有余。
我相信当下许多人对于西方现代音乐的态度是:“想说爱你不容易”,无论是观念上还是语言上,多多少少还有隔阂。读了田艺苗的文章或许可以帮助音乐爱好者消除一些隔阂,提高一些修养。《时间与静默的歌》一书是由若干短篇组成的随笔集,语言精练,言简意赅,重点突出,主旨鲜明,作者在写作时抓住了三个重心,即20世纪西方作曲家写了什么?怎样写?为什么这样写?一般来说,第一个问题应由音乐史学家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应由作曲理论家来回答,第三个问题应由音乐美学家来回答。田艺苗在写作《时间与静默的歌》一书中,无意中扮演了三重角色,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由于是写给一般音乐爱好者阅读的随笔,而非长篇论文,其学术深度也就略显逊色了。
读田艺苗的文章,在轻松休闲中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如《谁是古拜杜丽娜》一文中,谈到女作曲家时,她分析了音乐史上为什么鲜见大师级的女作曲家的原因。在《夜莺在它自己的国度》一文中,写布里顿引出了“英国为什么几百年间迟迟没有出现一个音乐大师”的话题。写巴托克时谈到两次世界大战给作曲家带来的心灵创伤。在《砍柴打水都是道》一文中,写约翰・凯奇引出了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东方的禅宗。在《接近创造的核心》一文中,评介勋伯格时谈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她是把音乐置于广博的文化背景上解读的。因此,我更愿意将田艺苗的文章定位为“音乐文化散文”。
其实,研究20世纪西方音乐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正如作者在她的后记里写道:“很多现当代音乐作品效果骇人,连最资深的音乐爱好者也对它满怀质疑。可是当代音乐不可或缺。那些100多年前的音乐,即使被这个世纪的天才演奏家们完美诠释,重新塑造,它们所表达的也是从前的情感,与当下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即使前面有巴赫的大海与贝多芬的高峰,20世纪的作曲家也要挺身前行,寻觅这个世纪的音乐语言与表达方式。……除了职业音乐家,大部分人是以娱乐的态度来听音乐的,而作曲家们是以学术的严谨态度看待自己的这份音乐事业的,听与写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在娱乐时代,艺术家也不肯低下骄傲的头颅来娱乐大众……即使找不到听众,这些天赋秉异的人,也要专注一生写作这种晦涩难懂的音符,勇于突破他人的法则,也从不墨守自己的陈规,为它翻山越岭,一意孤行。只因心里始终有一束信仰的光芒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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