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7 04:33:00
导语：在宋代文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独立性 宋代书院 中世纪大学 儒学 基督教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虽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在各自发展中有不少共通之处：两者均是自主办学，促进教育的社会化；均是开放办学和自由讲学，为学校的兴盛奠定基础；均是学术流派与思潮的发源地。宋代书院几度沉浮，至清末已经腐败不堪，最终全部由政府改为学堂，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欧洲中世纪大学却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运动。两者发展的分化在于独立性，研究其不同独立性的走向，对于更清楚地认识世界大学发展历程，探讨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历史进步性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一、宋代书院独立自主的丧失
五代十国升元时期（937―942年），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办学，称“白鹿国库”，后宋灭南唐，白鹿洞还有学生近百人，宋朝政府没有接管，于是这所南唐官办学校就成了私学[1]。在北宋前期的80多年，书院还是新出现的教育机构，朝廷没有加以控制。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这些书院多半由私人隐居之所发展而来，最初由“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其后“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私人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强调读书，自由讲学，研究学问，推崇修已至诚之道，与当时的官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仁宗朝中期，州县学大批涌现，各地的私人书院迅速衰落。在崇宁三年（1104）到宣和二年（1120），普通人士除非进入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州县学和太学，否则就不能进入官员队伍，这种做法断绝了书院学生的上升之路，对书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孝宗朝和光宗朝（1162―1194年），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宋代书院因而得到复兴。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它们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私立学院，公私书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期朝廷不赞成理学，各理学家的观点和教学方法也很不相同，朱熹等人重建书院虽属官办却多少带有私人讲学的色彩。书院实行自由讨论的教学方式，强调以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究学问，办学风格比较开放，气氛活跃。书院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可应邀开座讲学。
理学在理宗朝（1224―1264年）以后，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从景定元年（1260）起，中央政府向每个州派出一名书院山长，规定担任这个职位的务必是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
在南宋后期，理学已经成为朝廷的正统学说，成了国子监、太学和州县学教育的中心内容，书院教育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特色。虽然私立书院也有显著发展，但已不能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抗衡。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历程
早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都是隶属于教会。11－13世纪教会处于鼎盛时期，形成庞大的国际神学中心，其势力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文化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有的是学者和热心市民所创办，不是教会所设，但大学一出现，教会便力图加以利用。又因为有了教会的保护，大学可以免受世俗政权的干预，享有很大的自由权力。
13－14世纪的学校重要经院哲学家均属于托钵僧团。如海尔兹的亚历山大、波纳文都那、托马斯阿奎那等。他们既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家，也是精通“七艺”的博学之士，不仅占据了基督教神学的制高点，而且也占据了欧洲各著名大学的讲台[2]。他们在大学里向学生讲授经院哲学，经院哲学虽在本质上是神学，但强调哲学的理性认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基督教的某些真理不必用启示的帮助，单靠理性就可以得到证明。而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不断地批判抗争，其结果是“思想在自身之内发现和认识自身，由此产生了理性和教会学说或信仰之间的对立。”[3]当初罗马教廷和托钵僧团扶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推广教育是对抗异端的有力手段。但是到了13世纪以后，欧洲几乎所有的异端思想都是在大学中茁壮成长。譬如，反抗封建主和教会对教育的控制而进行罢课、迁移。通过斗争，大学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具有了独立性：许多大学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有内部自治权力；大学教师有参政权，有颁发特许证的权力；大学有罢教和迁移的权力；大学师生享有免除赋税及兵役的特权；大学具有管理自。[4]
三、基督教和儒学――影响两者独立自主性走向差异的根源
西欧封建社会的一般民众和绝大多数骑士、贵族没有受过正统的宗教教育，基督教教会组织为了扩大宗教影响而广设修道院，建立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等，在保护和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保存和传递文化知识。尽管一切学问在中世纪都沦为神学的婢女，但基督教并没有绝对排斥文化知识，作为基督教最重要学术思潮的经院哲学，由于它相信的可论证性，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规律性，从而不自觉地潜藏着理性复苏的因素。
在宋代，儒学主要是理学家继承，他们恪守传统儒学的伦理政治信条。如朱熹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列入《白鹿洞书院揭示》[5]。另外，理学也是受到了佛学、道学的影响而著称的。理学家大量吸收了佛教的修养方法，提倡涵养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辩，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中庸》讲到“慎独”，意思是指个人在独处时能够谨慎地遵守道德原则，这与禅法要人安静地“面壁”沉思，无我无他，一心向神的境界是一致的。作为书院的精神核心，理学同时也吸收了乐道家的神学观念，把理学涂上了神学的色彩，同时把忠孝和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给神权披上了理性的外衣。
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导致欧洲中世纪大学和宋代学院的独立性不同的走向分别体现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培养人才的思想倾向和行为上。
1. 办学理念
中世纪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中世纪经济发展需要一批经过很好训练的人，大学热心接受这个挑战。虽然最初的大学是教会控制民众的工具，但在教会大学中的理性的萌发，使人们有了入世的要求。如萨莱诺大学，即是一批有志学医的青年人联合起来，和医师订立合同，规定学生纳费和医师传艺的条件，进行知识交易，从而使萨莱诺医学校发展成为大学。
宋代书院的生员，“最初目的主要是‘避锋镝’，就是为了避免战乱的影响，其次是一些学者为了追求避世隐居的生活。”[6]所谓“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然而科举仕进的吸引力毕竟难以抗拒，一些人所谓寂寞山林，怡情养性，不过是谋取功名的一种终南捷径。不少书院，一有机会便向官学靠拢，如曹诚在复兴应天书院不久就表示愿以学入官，宋真宗“为之嘉叹，面可其奏。”
2. 教学内容
欧洲中世纪大学基础课程通常是七艺，虽然教学内容有浓厚的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敬业钻研的情趣，锻炼了人们思维的严密性，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大学的专业科目，如法学、医学等，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因而也容易获得进一步发展。以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波伦亚大学为例，波伦亚地处意大利北部商业要冲，商业纠纷时有发生，诉讼案件颇多。另外，为求得地方权力和城市的独立，也特别重视罗马法的研究，民法逐渐成为单独的学科。欧洲中世纪大学走向独立，是与其教学内容与社会要求相呼应的。
反观宋代的书院，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而且多是理学的大本营，以不切世务的理学为重要修习科目。就算是严厉批评理学的陈亮等人，在书院讲习也很少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书院的衰落和为朝廷所控制也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它注重人伦纲常的教育，把理论道德当作人们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疏离。这就使知识分子无法突破儒家思想的单一性，也没有反封建的武器。
3. 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方式，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共同讨论学问，学生可以自由择师。书院受禅林讲学的影响，实行行会制度，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辩论交流。但是，新颖的教学方法与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教学内容存在着矛盾。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规律来看，在儒家思想的禁锢下，书院学术自由教学民主的形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为儒学学说体系服务的顺向思辨的学术交流，它不可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过朝廷可以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被毁废或屈从权势。
欧洲中世纪大学规定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都能听懂讲课并进行思想、学术和情感的交流，由于欧洲中世纪印刷术落后，书籍缺乏，大学里最通行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通读教科书原文及注释，逐章阐明梗概并举例解释、论说评论，学生笔记，讲课速度很慢。中世纪大学另一重要教学方法是学生论述：通常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或者由一名学生提出问题，并自觉从正反两面阐述论据进行自辩，这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欧洲中世界大学的教育虽然在形式上并不比宋代书院强，但内容具宽广性，使其以后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独立空间。
4. 培养人才的区别
理性自由的精神，不仅使欧洲中世纪大学成为孕育近代科学的母体，让科学打开反对封建的缺口，而且使人民有了争取自由的砝码，例如法律被认为是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诉讼程序。在基督教哲学引发的理性思维的指导下，人变得积极向上，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欧洲中世纪大学享有的种种自由特权，不是一下子就获得的，而是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
儒家所遵循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教条；惟孔子是非为是非，不注重培养人的求知精神，扼杀个性的独立发展等基本精神随着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渗透到社会人格，使人在精神上更“自觉”沦为统治阶级的奴仆，形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拒绝变革的保守性格。另外，隐逸无为、功成身退、与世无争的道佛人生哲学遏制士人进取精神[7]，当统治者严格控制书院的发展时，他们多数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袁征.宋代书院的兴衰――兼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J］.学术研究，1995（6）.
［2］赵林.基督教与欧洲中世纪文化教育［J］.文化，2005（5）.
［3］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
［4］侯耀先.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独立自主性及其借鉴意义［J］.高教论坛，2003（3）.
［5］彭岚.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关键词：关键词搜索；主题词索引；网状结构；范畴索引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29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5-052-02
收稿日期：2012-04-01
一、引论
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电子文献目录都是按文献物质形态或学科基本门类编排的，由于分类方式相对简单，每个类别下的文献数量数以千万计，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不可能逐条查看并从中选取，因而用户在检索文献时主要采用关键词搜索或主题词索引功能。
关键词搜索具有多检索途径的优点，而且对读者来说具有更强的适应性[1]。但由于同、近义词、上、下位词等语言现象的客观存在，容易发生遗漏或误中。例如某用户想要检索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文献，如果他仅使用“文学+地理”作为关键词，检索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将达不到要求。首先，关于“诗歌与地理”“词与地理”“文学与气候”等方面的论文很有可能被遗漏，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被检索词的下位词，普通的检索程序无法判断它们的关系，这些文献将被排除在检索范围之外；其次，“天文学与地理”“水文学与地理”等与检索目的无关的论文可能也会被命中，掺杂在检索结果中成为冗余。虽然采用预处理技术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但这类语言现象难于穷举。
我国索引学的研究事业从1991年起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到了2005年以后开始平稳发展，可以认为索引学目前处于大发展与稳定发展的过渡期[2]。前人提出要规范化主题词，并确定一种或二种索引形式作为推广或希望采用的形式[3]。囿于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瓶颈，主题词的选定与核对需要专业人士手工进行，机器只充当辅助角色。而且确定了主题词集合之后还要将文献逐一著录，其前期工作与关键词搜索相比显著增加。经整理后，文献的后续利用非常方便，检索时数据漏检和数据误中问题都能得到较好解决。我国现行的主题词索引主要分为汉语拼音字顺型和分类—主题词型两种[4]。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版）在中图分类法的基础上将主题词排列成树状结构，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由于人力、时间所限，枝叶未足够细化。该表目前主要被应用于出版社或图书馆的书目管理中，而对海量的论文文献却很少使用。原因有二： 1.在线数据库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著录模式，一般都是按照学科类别、发表时间、出版社、期刊等进行著录，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在其领域内又非强制实施，因而缺乏主动向其靠拢的向心力；2.客观地说，该主题词表的编制目的也主要是面向图书管理的，从一开始就就对论文类的文献缺乏足够的考虑，这也使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书目管理。
因此，我们不仅希望主题词索引能在现有的在线数据库中得到应用，而且认为其分类层次应该而且可以得到细化和深化。
二、文献的著录形式
文献著录大体分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文献的物理组织形式为基本参考，可以称为“物理目录”或“载体目录”；第二种是以文献所涉及的内容为基本参考，称之为“内容目录”。
（一）载体目录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谈及某段文字的出处，通常的表达是“出自某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或“某本书第几章第几节”，如果更具体一点，这里的“某本书”还要细化为“某出版社哪一年出版的哪本书（书名）”或“××杂志哪一年第几期”。对文献的这一类信息进行著录，就是本文提到的载体目录。采用它可以方便地找到某段文字、某篇文章、乃至某本书的物质载体。
（二）内容目录
这是从古到今一直在发展，尚具有长足发展可能的目录，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人类对自身知识体系的总结。
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七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以文献涉及内容为划分依据的目录。该目录将天下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个类别，为后世的目录编纂工作立了很好的榜样。此后出现的各种史志目录和类书，可以看成是我国目录编纂工作朝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前者以书籍作为基本著录单元，而后者以文辞作为基本著录单元。类书中使用的范畴划分方法，甚至可以看成是主题词索引的鼻祖。传统图书馆书目的基本著录单元为书籍和期刊发行本，对书籍内部，尤其是期刊内部分属不同领域和主题的单篇论文缺乏专门的目录整理，目前这部分的工作主要由在线数据库代工。如果要对单篇的论文进行编目工作，一种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势在必行。而且基于维护的便捷性、修订的时效性考虑，最佳选择是采用电子版，并首先将其应用到各大在线数据库中。
三、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设想
本文提出的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网状范畴索引可以采用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实施：范畴构建和目录指派。
1.范畴建构：根据目前的人类知识体系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建立按层次划分的范畴体系；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或者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观察角度，允许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前文提到的分类—主题词索引已经初步形成范畴体系，但其层次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例如研究单个文学家族的论文，除了按其研究对象所经历的朝代进行分类以外，还可以继续按地理位置和宗族世系详细划分为：六朝-陈郡-阳夏-谢氏-谢混/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明代-江苏-苏州-皇甫氏-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以这种方式划分之后，知识体系能够更加清晰、明朗。
我们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的范畴体系之后，就可以把所有研究苏轼的单篇标记到“苏轼”这一范畴之下，它和另一范畴体系（例如：文学家-宋代-苏轼）中的“苏轼”是等价的。这些范畴体系除了具有传统树状结构的优点以外，处于不同体系的某些范畴之间还存在等价关系，因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比单纯的树状结构更接近人类大脑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模型。
2.目录指派：指为诸文献匹配相应的范畴类别。指派的过程，就是对某文献进行范畴标注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由文献的管理者完成，也可以由文章作者完成，还可以由读者在文献使用过程中完成。
同一文献可以同时匹配到不同的范畴体系中。以《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一文为例，我们可以同时将它指派到“文学词学柳永词研究”“文学-词学-苏轼词研究”“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文学-文学演变-词的发展-唐宋词”等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中。此外，应以最小类、即深度为最深的范畴为匹配标准。以《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为例，在“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这一体系中，只需指派到“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这一深度。
四、网状范畴索引的优点
这一目录结构有以下几个优点：
1.对树状结构的主题词索引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并提出网状范畴体系，符合人类的知识结构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关键词搜索带来的漏检和误检问题，提高了检索的准确性。
2.同一文献可以分属多个类别，而且同一类别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范畴体系中，这更符合文献的自然属性。虽然每一种文献都有它独特的写作目的和研究对象，但当它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时，就显示出了多面性。传统的图书编目工作中，跨学科的著作难以归类，传统的解决方法往往是将该文献著录多次，这样虽然解决了检索的问题的，但却给文献数量的统计工作带来了不便。而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的著录工作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文献进行的，不需要增加文献的著录次数，只需要给相应的文献同时匹配多个范畴并标记之。
参考文献
[1] 黄萍莉，关键词索引与主题索引比较研究[J]，辞书研究，1994年第02期
[2] 邱均平，楼雯，我国索引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索引学会成立20周年(上)，《中国索引》，2011年第4期
关键词 阅读 鉴赏 研究 学生能力 文学教学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course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from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llusions， style and so on； by substitution method， reduction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appreciation， and to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guidance etc..
Keywords reading； appreciation； research； students’ ability； literature teaching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作品选讲，但大多数高校将这两种课程归并讲授，多数在大学二年级开设。除此之外，中文专业学生还需根据自身情况，接受各类后续的提高性课程，亦即专业选修课。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多以讲授为主，强调知识授受，较忽视技能培养。古代文学课程不论教学时间长短，都应该培养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也应该适度培养学生进行初步研究的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口头表达、写作的能力。本文拟对现有条件下，如何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相关应用能力，略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首先，繁体字成为“拦路虎”。学生从小接受的是规范汉字教育，学习使用简体字，对繁体字认同度不高，存在距离感和陌生感，面对繁体排印的书籍十分茫然。虽然大一时已经开始学习古代汉语课程，但毕竟我们的社会语言是简化后的规范汉字，国家也倡导规范汉字，因而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仍然以简体字为主。学生看到古籍难免心生恐惧，但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帮助学生尽快适应繁体字阅读。
一方面，尽可能地创造繁体字环境。例如，课堂上使用繁体字板书，制作的PPT也使用繁体字。另一方面，尽可能地让学生有机会使用繁体字。老师在教学时可以布置与繁体字相关的课后作业。这样，学生既熟悉了经典作品，又手写了繁体字。当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扫清繁体字识别障碍，学生可以独立查阅、参考繁体字文献。这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深造是有所帮助的。
其次，典故成为“挡道车”。使用典故委婉曲折地表达含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常用技法。但典故本身数量巨大，涉及面甚广，没有长期的积累很难熟悉典故的含义。这也成为学生们阅读的障碍。如辛弃疾《鹊桥仙・寿余伯熙察院》是结末云：“好将三万六千场，自今日从头数起。”①“三万六千场”看起来每个字都认识，却非常不易理解。事实上，这平白一句也在用典，出自苏轼《赠张刁二老》诗中“共成二百七十岁，各饮三万六千场”。但其典源自李白《襄阳歌》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②所以不借助旧注，不熟悉典故就无法读通作品。教学过程中所能做的是，遇到熟典，可提醒学生留心。遇到生僻典故，则解释典源、含义，并适当再举例证。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适当地总结用典习惯。当然，这仍然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或许是更直接的办法。
再次，不谙文体成为“堵门墙”。我国诗文之体，由简而繁，至《文选》已细分为三十九体，明清又有拓展。普通大学生自然不需要对此有过细的了解，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仍然会接触到若干常见文体。这些看上去很面熟，细看又不了解的文体成了学生阅读的障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关于文学史现象、作家等的知识传播，介绍文学史发展沿革，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可以起到促进学生的文体认知初步作用。但在作品分析时，若遇到初次出现的文体，仍需详细说明。指出该文体的特殊语言形式，区别相似的文体。例如介绍到近体诗时，常规的讲授一般都会说明黏对和拗救。单是一两次课程的讲授，并不足以让学生完整掌握，可以推荐学生阅读相关读物加以补充。另外，也应该善用网络资源，将课堂延伸至课外。相关的慕课课程、国家精品课程等，一般都有助于学生复习巩固。
当然，也应该鼓励程度较高的学生进行诗文创作。因为课堂上讲授的文体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只有当学生自己动手，考虑诗词中的平平仄仄、一东二冬三江四支、起承转合等，才可能有更直观的感受。而创作本身，也有利于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经典，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
2 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阅读障碍扫清之后，还应向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事实上，古代文学的专业选修课，更适宜在提高学生鉴赏能力处着力。在课堂讲授时，或许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赏析名篇。
其一，代入法。古代文学作家描绘的场景与当下自然会有距离，但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成为经典，其中反映的人类普遍情感，能引发后人的共鸣是其重要的原因。所以，鉴赏作品时，提示学生作品中反映的人类共通情感，贯通今古，代入作品角色，可令教学效果更加明显。例如五代牛希的《生查子》描写情侣送别的场景。分析这首词时，不但分析结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取草色与衣裙色彩上的相似为喻的修辞技法，还可请学生代入角色，体会女子期待恋人睹天涯青草而思人，多多怜惜守候在远方的她之内在情感。
其二，还原法。古代文学作品基本是书面的、案头的，学生理解、背诵总感觉不亲切。遇有叙事性的作品，还可以通过还原作品所叙述事件的方法指导学生理解。还原的办法，既可以采用现有的视频资源，也可以指导学生排演。如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故事性很强，可以请学生改编、表演。在还原作品现场的过程中，也可以使得学生对作品把握更到位。再如一些山水游览诗文，也可采用此法。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写观看钱塘江潮水的感受，就可以找到钱塘江潮的图像、视频资料，以帮助学生理解词作。
其三，比较法。一是以经典作品相互比较，增进学生对美的感受；一是以不太成功的作品与经典作品比较，帮助学生鉴别优劣。
例如在讲述苏舜钦《庆州败》诗时，可以与高适《燕歌行》作对比。两首诗都是写敌军寇边，但苏舜钦的诗歌情感直露，将矛头直指领军将领，并且刻画了宋代边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意志力涣散的丑态。高适的诗歌也批评边军将领，不关心将士，但仍然写出唐军战士血战沙场的雄心。相互比较，有助于学生在对照中了解两首诗歌的相似之处，与不同特点，了解唐宋诗歌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形成的时代原因。
电化教学手段使得类似的比较非常容易实现，在课件制作上，两首作品并排录入在同一张PPT上。播放时，让两首作品比较的部分同时出现，学生可以直观感受到其异同。有时向学生介绍的作品是同题之作，恰好是两位作家或多位作家相互唱和的作品。如唐代元稹、白居易；宋代苏轼、苏辙都多有唱和之作。以比较之法教学，其效果均胜于单独分析一位作家的作品。
当然，文学史教学本身有规定动作，限制较多，采取比较之法不宜过多、过频。否则牵扯过多，影响教学进度，反而不美。但专业选修课，如《唐宋名家专题》、《宋元诗歌专题》、《唐宋词专题》等，教学内容较为灵活，涉及作家、文学史现象等并不十分多，则均可采用比较法讲授。学生就像一位美食家，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作家、作品的差异，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
3 培养学生初步研究的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当部分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其中还包括一些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的学生。本科阶段，为学生打下一个初步进行研究的基础，不论对他们今后从事科研工作，或是从事其他社会服务工作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在培养学生初步进行科研能力，应该是贯穿在学生学习全过程的。培养形式可以多样，可以结合本科培养方案的学年论文写作一直到毕业论文写作，也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学生创新活动中进行。
首先，讲授课的课堂上，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对研究的兴趣，引导他们发现问题。讲授文学史课程时，可以穿插介绍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可以渗透学术史的讲述。例如向学生介绍陶渊明、杜甫在当时的文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世的变迁。陶渊明和杜甫都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要着重讲述的对象，占的课时比较多。但陶渊明在宋代之前，地位并不特别高。在陶渊明自己的时代，魏晋人也不怎么欣赏他，《诗品》中也只给了他一个下品。直到苏轼肯定他，又写作多组和陶诗，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才上升。杜甫也是一样，唐人选唐诗很长时间都不选杜甫。杜甫的地位也是到宋代才开始经典化的。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我们可以在授课时提出，并且引导学生进行课后思考。当这些问题积累多了，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观念。
课堂的讲授，还需要穿插文献学的知识。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的采集、校勘、辨伪，以及相关的版本、目录等学问很多都不仅仅是知识性的内容，恰恰偏重应用。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知识性的内容，而由学生课外动手操作。例如，向学生介绍进行作家研究，如何获得该作家较为完整的信息，有哪些文献是需要参考的。这可以在讲授文学史的作家生平时，告诉学生如何参考已有年谱，如何查阅、使用昌彼得、王德毅的《宋人传记数据索引》、《明人传记数据索引》等工具书。
其次，讨论课的课堂上，也是进行初步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讲授课程的基础上，设置适合讨论的话题，供学生课后准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掌握了学习的主导权，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在熟悉文献之后，学生自己到课堂上参与讨论，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口头表_能力。
与讨论课的课堂相似，课堂展示也可提供学生独立L集阅读文献资料、独立思考讨论话题。课堂展示也宜事前设置话题，由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展示也可以与鉴赏能力中的还原法结合，由学生展示他们所还原的作品场景。
再次，学年论文写作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学术论文的规范意识，树立明确的学术道德意识。进入学年论文写作的阶段，学生已经基本解决了阅读鉴赏、查找文献的问题。他们应该也具备了较成熟的写作能力，有一定的问题意识。论文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过程。学生前期受到的训练效果基本上就此体现出来。这时需要着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从写论文的最初阶段，就牢固树立不踩学术红线的意识，并且引导学生学习使用论文引文规范。这些问题看起来既琐碎，又费力，但只有从学生踏上科研外缘之路时，帮助他们及早、从速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念和规范意识，对他们今后发展也会更有利。
总之，古代文学虽然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一个门类课程，但因为其特殊的教学内容，承载传统文化的信息量，仍然有其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适当注重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应用能力，在学生本科阶段就系统培养其读、赏、研究的能力，夯实基础，树立规范意识。
注释
关键词：宋元话本；婚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
何谓“婚俗”？《说文解字・女部》是这样解释的：“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婚”是指妇女在黄昏时间进行嫁娶的一种礼仪习俗，它强调男女的结合要严格依照礼俗和时间的约束。钟敬文认为，“婚姻作为民俗现象，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婚姻形态和婚姻礼仪两个部分”。所以婚俗不仅包括成亲这个婚礼过程，而且包括完婚前的准备阶段和完婚后的表现阶段，贯穿整个婚姻过程。
接下来我们以《快嘴李翠莲记》等话本为例，参考《东京梦华录》“娶妇”条及《梦梁录》卷二十嫁娶篇来解读一下宋时市民婚嫁仪式状态。
1.宋婚前男女“相亲”的程序，或由本人或由父母代行。
如《梦梁录》记载：“……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
对这一习俗，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详细的描写。
王婆道：“干娘，……你便约了一日，带了小娘子和从嫁锦儿来梅家桥下酒店里等。我便问教授来过眼则个。”……到那日，吴教授换了几件新衣裳，……当日插了钗，离不得下财纳礼，奠雁传书。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也有描写。
李押录见妈妈说，只得将就应允了，便请两个官媒来，商议道：“你两个与我去做花的张待诏家议亲。”
这两个都是“相媳妇”的典型代表，《东京梦华录》中也曾说“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可见小说描写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世俗民情的。
2.宋时民间婚礼有男方请人到女方家迎接新娘的习俗。
《快嘴李翠莲记》中就有新郎于婚礼当日来迎新的描写。
翠莲祝罢，只听得门前鼓乐喧天，笙歌聒耳，娶亲车马，来到门首。
对于这段叙写所反映的民俗场景，《东京梦华录・娶妇》有记载：“至迎娶日。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女家管待迎客。与之彩段。作乐催妆上车檐。檐从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谓之起檐子。”《梦梁录》对此也有提及。
3.新娘到了夫家门时，还有‘栏门’的习俗。
即迎接新娘的“行郎”先回到男家门前，随行的人及男家之人纷纷索要喜钱、礼物等。 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对此有所体现：
“当时轿子到门前，众人妆裹得锦上添花，请莲女上轿，抬到李宅门前歇了。司公茶酒传会，排列香案。时辰到了，司公念拦门诗赋，口中道：“脚下慢行！脚下慢行！请新人下轿！”遂念诗曰：喜气盈门，欢声透户，珠市绣幕低。……
正如《梦梁录》记载“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
4.新娘进入新房后，依次是“撒帐”“合髻”等仪式。
对此《东京梦华录》与《梦梁录》各有记载。《快嘴李翠莲记》对“撒帐”有较为详细的描写。
先生念诗赋，请新人入房，坐床撒帐：“新人挪步过高堂，神女仙郎入洞房。花红利市多多赏，五方撒帐盛阴阳。”……新人坐床，先生拿起五谷念道：“撒帐东，帘幕深围烛影红……撒帐北……撒帐上……撒帐中……撒帐下……
5.婚礼第二日，新妇还需拜见夫家各位长辈。
如《东京梦华录》所说“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段巧作鞋枕等为献，谓之‘赏贺’。”对于这一风俗，《快》虽没正面描写，但下面一段翠莲的一番话也可以让我们窥见一些端倪。
婆婆叫言：“张狼，你可叫娘子早起些梳妆，外面收拾。”翠莲便道：“不要慌，不要忙，等我换了旧衣裳……待我留些整齐的，三朝点茶请姨娘。
结语：最后还是那句话，文学与民俗相互依存，文本中隐存的现实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本文就是通过解读这些小说中的婚俗现象，使我们对宋时市民的婚姻生活状况有比较形象的了解，这些更具故事性和生活化的阐述让我们对诸如《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等枯燥的文字记录有更清晰的画面感，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入地解读文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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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正确的解读？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今天，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情况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以后，要向学生介绍当年的文学，单纯分析文本更是行不通的，学生会产生诸多的疑问。例如，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为什么要去谈“玄而又玄”［2］的玄言诗？词为什么鼎盛于宋而非唐？宋代士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牢骚，使得一代诗风出现“以议论为诗”的鲜明特色？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很难解释得清楚，必须把文学作品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年代当中，引领学生把思维回退到当时的情境之中，去体会作家在独特的政治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准则、人生经历之下，创作出独特文学作品的必然性，以及作品因此在当时具有的难能可贵的开创性或代表性的文学价值，即其文学史价值。这样文史结合的古代文学教学，能够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并在头脑中真正形成文学“史”的脉络，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古代文学史教学效果。而这一效果的实现，仅仅依靠教师口述或文字课件来评说，效果往往不佳，制作精良、融汇心血的多媒体课件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画家范曾的《竹林七贤》图，让学生直观感受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的放荡不羁，在学生惊讶于诗人们的衣冠如此不整时，解释其原因在于他们服用了很多的“五石散”，需要解衣“发散”［3］，而这种类似吸毒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对黑暗政治的惧怕与失望。那么，同样由于对黑暗政治的惧怕，本来用于“言志”的诗到此时便不敢再做，于是，只能做“玄而又玄”的玄言诗聊以排遣。这是玄言诗产生的根源。一幅《竹林七贤》仿佛带学生回到了那个貌似纵情洒脱实则苦闷难言的时代，使学生从根本上理解和接受了即使在当时也是晦涩难懂的玄言诗［4］。讲到宋代词体的兴盛原因，我们必然会提及宋代城市经济的大繁荣，酒楼妓馆的遍布使得当时用来佐酒的宋词吟唱这样一种表演形式兴盛起来，因而使得“词”这一文学样式随之兴盛了。此时学生的疑问是，我们历来所熟知的大唐盛世，经济空前繁荣，为什么唐人就不需要在工作之余的午夜聚会中唱“词”助兴呢？我们可以在课件中用《唐代都市城坊图》与《清明上河图》两幅图的对比来让学生一目了然地明白这一点。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即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洛阳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且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限制，夜色中的长安城坊市关门，人声绝迹。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酒楼妓馆通宵达旦。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人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这样的清晰对比之下，差别立见，而“词”这种文学样式，依靠着城市繁荣的需要在宋代应运而兴，并因此具有诸多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当行本色。文史结合的讲解，容易为学生所理解，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媒体课件可以带给学生的学术享受。再如宋人的牢骚议论，固然因为宋代的宽待文人，允许其发言，也更因为宋代政治的积弱，使得宋文人多愿深思，故其诗多议论。到底大宋朝羸弱的程度如何，口说无凭，北宋版图回缩与南宋偏安一隅的地图可以带给学生震撼的感受。学生在课件中观看这两幅地图后，往往恍然大悟，进而表示，若是自己生而为当时文人，版图零落，朝廷退让，自己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向内自省，故发而为诗者，多为议论，表现出与唐诗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这样直观地感受历史，品味文学，进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是精致的多媒体课件带来的优质教学效果。
二、添加有效音视频，为古代文学融入审美体验
文学与艺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年代就是艺术表演的底本，如上文所述的宋词，如消失得只剩文本的元杂剧。音视频欣赏的有效加入，图、文、音、像四位一体的古代文学课堂，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全貌，并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带给学生美的熏陶与享受。这里强调音视频添加的“有效性”，绝不单单为了使课堂有趣起来，而是要精选音视频材料，使每一分钟的播出都对学生理解作家作品具有切实的效果。讲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时候，为学生播放古筝配乐朗诵，以古筝悲凉凄楚的音色衬托李煜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讲到岳飞《满江红》的时候，为学生播放1983年港版《射雕英雄传》中罗文的歌唱演绎。学生每每联想剧情，心潮澎湃，与文学作品深度共鸣，久久不忘。讲到元代杂剧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学生总会觉得对这种文学样式雾里看花，不甚了了。在课堂上引入京剧《窦娥冤》《西厢记》选段播放欣赏，配合杂剧内容行当特点进行讲解，告诉学生不同剧种之间的差异更多在于唱腔，著名剧目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多数已经较完整地传承下来，因此，虽然元杂剧的唱腔已经失传了，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考量戏剧底本的人物塑造与情节冲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欣赏当代其他剧种的同题故事来增进对元杂剧的理解。同时，这种剧种间的文学传承关系反而带给学生更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的青年学生直观地走近传统文化，接受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洗礼。这些良好的教学效果，都是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比拟的。
三、绘制结构性图表，使古代文学呈现发展轨迹
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会带给学生文学艺术美的体验，但作为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课堂教学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同样重要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很好地了解文学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把握其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进而清晰地认识文学的发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相互作用。在这方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往往不是见诸教材，而是来源于教师自身教学及科研经验的积累，清晰地显现于教师自己的头脑之中，文字和语言难以诉清，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绘制结构性图表，清晰直观地将其展示给学生。讲到谢灵运与谢朓，其重要的氏族背景极具时代特色，对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影响深远［5］。在讲授中，可以为学生绘制谢氏宗亲文学图谱（如图1所示），帮助学生理解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对作家及作品风格产生的影响。讲到元杂剧的时候，为了突出其作为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的重要地位，以线路图的形式为学生展示：原始歌舞→春秋战国的俳优→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代杂剧、金代诸宫调→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昆曲）→京剧这些结构性图表，展示直观，清晰易懂，课上效果明显，其优势为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企及，而课前资料积累分析和绘制准备工作也相当繁重，往往耗时甚多，需要教师精心准备。#p#分页标题#e#
一．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以上图书与著作只是从不同时段、不同方面做的简要介绍，是对茶进行研究的各类图书的冰山一角。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茶的各类图书达350余种，200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达300余种，2010年达340余种。可见，英语世界对茶的关注近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状态。但同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图书与研究多集中于科普类，真正从学术的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类。以印度研究者为主开展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茶园、产茶区的人口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或系统全面地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特征的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关键词： 孔平仲 杂体诗 诗戏
孔平仲，字毅父，一作毅甫，北宋临江新淦人，与兄长孔文仲、孔武仲俱以文章名世，于北宋末享誉颇高，号称“临江三孔”，存世诗文有《清江三孔集》。时人多把三孔与二苏并列，可见当时三人盛名。三孔中，诗歌存世最多且尤工者为孔平仲。
翻开《清江三孔集》不难发现，孔平仲有三卷诗题为《诗戏》单列，何谓“诗戏”？细读得知，这些诗皆人名、药名、回文、集句之类，盖为诗人游戏之笔，因得“诗戏”之名。此类诗早在两汉魏晋即已产生，唐人皮日休在《松陵集・杂体诗序》中总称为“杂体诗”，与古诗、律诗等正体区分。宋以前，杂体诗尚难入文人法眼。宋继唐后，尚变，在文学艺术的审美情趣上转为以俗为雅，于是宋人一面视杂体诗为游戏，一面又喜为乐作。杂体诗发展到宋代，终于在士大夫文化天地的诗苑占有一席之地。但宋代诗人的杂体诗创作多偶一为之，以显雅兴，如平仲大量创作杂体诗并集中编集的诗人却不多，苏轼亦赞其“好学怜君工杂拟”。三卷《诗戏》共收录孔平仲杂体诗共九十六题百余首，约十数种。是继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后又一次个人创作杂体诗的。
今我欲从中撷取几种游戏意味较浓且能体现孔平仲创作才情的体式，与读者共赏其中妙趣横生处，体味宋人以作诗为智力遣玩、人文娱乐的风气。
1.人名诗
顾名思义，人名诗就是在诗句中嵌入人名，所嵌人物事迹与诗歌内容并不相涉，仅是利用人名用字的双关含义使诗别具一格。宋王安石、苏轼皆有人名诗。平仲更是钟爱此体，其《诗戏》中有人名、妇人名诗多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和萧十六人名》（卷二十六），此诗共六首，其一云：
赣江淹泊嗟旅滞，夜雨萧萧复无睡。乡程千里断书来，律管仲冬迎日至。空山屈曲环高塔，与子游嬉同眺视。日沉北陆云冥冥，晚景丹枫照川。兰房凤枕可自娱，桃李寻春旧游地。便将跃马超然往，向人直不疑心事。婵娟一笑应奉留，醉倚王孙宝钗坠。更持大白起祝君，偕老子须坚此志。
诗抒写仕宦旅途中思念友人之情。十六句各嵌一人名，依次为南朝宋人江淹、唐人萧复、唐人程千里、春秋人管仲、唐人曲环、春秋人子游（言偃）、西晋人陆云、西汉人景丹、西汉人房凤、西汉人李寻、三国人马超、西汉人直不疑、东汉人应奉、西汉人孙宝、战国人白起、春秋人老子。
所嵌人名始于商周终至隋唐。这些人名有的引自史书，有的引自其他杂著和民间传说，范围十分广泛，人名涉及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正印证了《宋史》卷三百四十四孔平仲本传所言，其“长史学，工文词”。更为难得的是，平仲诗中所嵌人名皆用本字，不用假借。在如此长的篇幅、如此多的限制中仍能自如吟唱，足见诗人才学之深广。
2.药名诗
药名诗产生于南北朝，兴盛于宋代，王安石、黄庭坚等都有药名诗传世，清张道《苏亭诗话》特提“东坡诗好使药名”。宋人最早写药名诗并有专集之人为陈亚，可是陈亚的药名诗散佚严重，仅有少数篇章及零句流传至今。而平仲创作的药名诗流传至今颇多，故祝尚书称平仲为“陈亚之后最负声望的药名诗人”。平仲《诗戏》中药名诗数量多达24首，诗中所嵌药名多达数十种。
他的药名诗均为每句嵌一药名。如《新作西庵，将及春景，戏成两诗，请李思中节推同赋》（卷二十六）：
鄙性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钩帘阴卷柏，障壁坐防风。客土依云实，流泉架木通。行当归老去，已逼白头翁。
柞叶何摇落，今逢淑景天。山椒红杏火，岩石绿苔烟。炉火沉香烬，琴丝续断弦。忍冬已彻骨，衰白及长年。
诗人描绘了自己于新作西庵中钩帘赏景、焚香弹琴，怡然自乐的闲情逸致。然不识药名之人，很难看出诗中竟然藏了常山、甘草、卷柏、防风、云实、木通、当归、白头翁、柞叶、景天、山椒、石绿、沉香、续断、忍冬、白芨等十几味中药，融药名入诗而又不留痕迹，可谓出神入化。
有的药名诗还仿照唐皮日休、陆龟蒙把药名与离合结合，将药名离于前一句末字和后一句首字。如《药名离合寄孙虢州二首》其二（卷二十六）：
孙八远在虢，丹霞绚崖苍。耳目虽清远，志愿多参商。陆沉众人中，白首滞铅黄。耆英绍前烈，当复佐兴王。
该诗嵌苍耳、远志、商陆、人中白、黄芪、列当等药名于诗句首尾，表达了对远方朋友的鼓励。
另有一首药名诗《再作药名诗一首寄甫，并用本字，更不假借。此诸名布在〈本草〉中，虽或隐晦，然以为不当但取时俗之所知而遗其所不知，亦君子之用心也。至于搜索牵合，亦可以发人意思而消磨光景，请甫同作》，诗题吐露了孔平仲创作此类诗的初衷，“发人意思”是指锻炼智力，与求难相关；“消磨光景”则指娱乐功能，与求趣关涉。其实，这不仅是平仲写药名诗的理念，而且是他杂体诗创作的整体用心之处。孔平仲对药名诗的兴趣，盖出于宋人趋向雅趣的性格追求。在茶、酒、琴、书、画等日常生活的琐细事物成为宋代诗人笔下的诗料之时，药名诗成为时髦也在情理之中。
3.一至七言诗
此体特点是句式由一字逐句增加到七字，每种句式重复一次。鄢化志于《中国古代杂体诗通论》云，此体形式起源于隋释慧英所作的逐句增加二字的一三五七九言诗。因其由少渐多的句式在分行排列时形状为浮屠宝塔，也称其为“宝塔诗”。中唐时此体颇为流行，平仲《一字至七字送梦锡托疾引归》（卷二十八）亦为此体，诗云：
行，行。夙驾，宵征。秋渐老，雨初晴。黄叶归思，青山去程。随身一雁远，入眼故乡明。流水光阴可惜，浮云轩冕皆轻。把酒日飞鹦鹉盏，寻花更到凤凰城。
4.集典切姓体
即集中与某个姓氏有关的典故，运用于诗，以褒扬其族望家。平仲《戏张天觉皆用张姓》一诗全篇切张家典故，诗云：
踔跞英才比孟阳，合排三戟坐朝堂。鲈鱼莫忆江东，竹叶聊煎仲景汤。屡羡青钱文甚美，尝乘白马谏何强。知君每厉霜雪操，未怕朱云请尚方。
当路埋轮气概慷，身长九尺貌堂堂。高吟当似封侯祜，巧诋宁同小吏汤。幽阁画眉多窈窕，华颠饮乳自康强。知君博物饶才思，近试家传辟谷方。
经考察，以上诗句分别切合西晋张载，唐张俭，西晋张翰，东汉张仲景，唐张，东汉张湛，梁张充，西汉张禹，东汉张纲，唐张镐，西汉张汤，西汉张敞，唐张旭，西晋张华，西汉张良等。
5.笔画诗
古杂体体式至宋已如百花盛开，然平仲沿袭各种古杂体之余仍力图新变。《清江三孔集》卷二十七中《十画农谣一首》《十画惜别一首呈陆亨儒》《九画一首》《八画一首》《七画一首》《十画四言》等即为例证。细心观察后不难发现，以上诗的特点在于诗依题各字笔画数完全相同，如《十画农谣一首》（卷二十七），诗云：
春雨津浃洽，秋苗香芬。京坻看便是，完固促修。
此诗各字依古代算法笔画数皆为十，其余各诗每字笔画数亦均与诗题所标一致。这种诗中各字笔画数相同的体式未见前人有尝试，可看作是孔平仲新创，笔者姑且名之为“笔画诗”。
由以上所举孔平仲三卷《诗戏》数例，不难发现“北宋时代，随着文人群体扩大和交游互动的频繁，作诗成为人文休闲的一个基本活动方式，变得普遍和日常。对诗歌艺术的深厚修养和创作技巧的熟练掌握又使得文人群体有能力以作诗为智力遣玩、人文娱乐的手段”。因此，杂体诗唱酬之风于文人间特别流行。于是，平仲与诸友于酒间席上雅会之时，聚散分离吟唱之际，品藻调韵，玩弄机警，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趣谈。
参考文献：
［1］［宋］苏轼.［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清］张道.苏亭诗话［M］.清道光19年（公元1893年）刻本.
［3］鄢化志.中国古代杂体诗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颇多对待性范畴,如“形”与“神”、“奇”与“正”、“复”与“变”、“繁”与“简”、“浓”与“淡”,等等,素为论者关注,并做有很湛深的研究。但对“老”与“嫩”这一组对待性范畴的讨论则较少看到,其所涵示的意义也较少为人发扬。其实,它们在宋以后有很活跃的表现,由它们及其所提携起的一连串后序名言,很好地概括了古人力求完粹,高不伤肤、雅不落巧的创作追求,适切地传达了宋以来“后经典时代”中国人独特的文学经验与审美趣尚。“老”原指物事与人的历时久远,用诸论文,指作品的老熟与老成。如杜甫《敬赠郑谏义十韵》之“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老成的笔法称为“老笔”,如李白《题上阳台》之“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刘克庄《刘圻父诗序》之“它日余将求续集而观老笔焉”。由老成笔法构成的佳句叫“老句”,如王世懋《艺圃撷余》称杜甫“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
构成的格调叫“老格”,如僧鸾《赠李粲秀才》有“前辈歌诗惟翰林,神仙老格何高深”。由此老格的作品,通常洋溢着“老气”,如谢逸《陈倅席上分韵得我字》之“酒酣涌新诗,老气激衰堕”;故可称“老作”,如曾季锂《艇斋诗话》称“韩文杜诗备极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风卷茅屋歌》,浑然无斧凿痕,又老作之尤者”。“嫩”由物初生时的柔弱样态和事初起时的轻微状态,衍指物之质地不坚实、颜色新鲜浅淡,还有人的青涩不老到,这些都很容易了解。但有时也指事物与人性可贵的本初,譬如宋明理学家就常如此,他们以“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则生,老则枯”,①在此中投托了自己许多的哲思。用以论文,则指作品字句声色的俊美细腻乃或庸腐华伪。如钟嵘《诗品》卷下之论戴逵诗“嫩弱”即是。要之,“大约‘老’字对‘嫩’看”。②如陆时雍《诗镜总论》评“齐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75嫩,其所别在风格之间;齐梁老而实秀,唐人嫩而不华,其所别在意象之际;齐梁带秀而香,唐人撰华而秽,其所别在点染之间”。陈绎曾《文章欧冶》以“嫩”为古文病格,又明确地以“不老”释“嫩”。王思任《世说新语序》称刘义庆“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
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或论诗,或评文,但大抵都是由这样的对看,来揭示其意义的分野。“老”与“嫩”被广泛用于文学批评,大抵在宋代。特别是“老”这个范畴,可见诸其时各家文学批评。具体地说,它可以是一种“老健”,如朱熹《跋病翁先生诗》称“逮其晚岁,笔力老健,出入众作,自成一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苏轼论张子野,也有“子野诗笔老健,歌词乃其余波耳”之说。可以是一种“老苍”,如黄庭坚《次韵答邢敦夫》之称“儿中兀老苍,趣造甚奇异”。可以是一种“老辣”,如刘克庄《赵戣诗卷题跋》称“歌行中悲愤慷慨生硬老辣者,乃似卢仝、刘叉”。可以是一种“老练”,如叶适《题难岳诗稿》称“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不止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可以是一种“老重”,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称“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
以后历代人更将之广泛运用于各体文的批评,成为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老”与字句有关,所谓“凡下字造句坚致稳当即老也”。①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说:“用意高深,用法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坚老,仍不能脱凡近浅俗。故字句亦为诗文家一大事。”他还具体列出“义法粗胚”若干,“转折”、“气脉”之外,就有“不经意助语闲字”,其下注曰:“必坚老生稳”。而像元诗那样,“其词太绮缛而乏老苍,其调过匀整而寡变幻”,②是作诗之下乘,为历代论者所不取。字有字法,除“贵属对稳”、“贵遣事切”、“贵结响高”之外,还“贵捶字老”,要之“总归于血脉动荡,首尾浑成”。
关键词：青词；文体；宋代；文人心态；忏悔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5-0139-08
随手翻阅宋人别集，会发现一批古代常写常用而今天早已废弃失传的特殊文体，譬如青词就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文体，宋人别集中所在多有，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近年来对于青词，学术界已有多篇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讨，如张洪泽的《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①、查庆等人的《宋代道教青词略论》②、杨毅的《论唐宋道教青词演变》③等。然而，现有研究的立足点，多是道教立场或角度，迄今尚无专门从文人心态的视角探讨青词者。鉴于青词的诚心忏过特质，对于青词中体现的天人沟通，特别是文人青词表现出的自省、忏悔等特殊心态，似乎还有较大的开掘余地，本文愿在此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
请先从文体概念的辨析解释入手，考察几条有关青词的文献材料：
唐人李肇《翰林志》云：
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④
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
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科仪奏事于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为青词。恐初立此体时，是仿道仪也。⑤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陈绎曾话云：
青词者，方士忏过之词也。或以祈福，或以荐亡，唯道家用之。⑥
清人吴曾祺《文体刍言》云：
青词，亦于斋醮用之。唐人为之滥觞，宋人文集中亦常常有之。至于嘉靖中，道教盛行，天子一意焚修。一时词臣争以此迎上意。谓之青词者，盖以青纸书之也。⑦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在道教斋醮仪式中，要向天神奏告祈祷，而青词就是斋主向上天表达心意愿望的祝告词文。今人在求神拜佛时，口中犹念念有词，说白了，青词就是这种向神灵说的吉祥话。向神灵表白心迹，口头、书面都可以，本无具体规矩。及至唐代，皇家制定了规则，专门请文人把祝告之词郑重其事地写出来，并在用纸、写法上有种种形式方面的讲究，于是青词就仪式化、正规化了。接着流传到民间，普通百姓人家也开始使用青词。
中国古代的道教信仰几度兴盛、代不乏人，而青词的数量定然不可胜计。写作青词者，有道门道士，有文人学士，还有民间百姓。不过，只有那些收录保存在古代文献里的青词流传至今，绝大部分民间青词都亡佚了。本文关注的，是宋代文人学士写作的青词。青词起于唐代而盛行两宋，唐人文集中尚不多见，而宋人文集里比比皆是。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略作文献梳理，宋人别集中存有较多青词的作家集子情况大致如下：
胡宿《文恭集》、苏颂《苏魏公文集》、王《华阳集》、范祖禹《范太史集》、韩维《南阳集》、欧阳修《文忠集》、苏轼《东坡全集》、苏辙《栾城集》、陈师道《后山集》、秦观《淮海集》、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邹浩《道乡集》、刘《学易集》、李昭^《乐静集》、刘安节《刘左史集》、傅察《忠肃集》、李纲《梁G集》、张纲《华阳集》、孙觌《鸿庆居士集》、史浩《峰真隐漫录》、周麟之《海陵集》、周必大《文忠集》、王质《雪山集》、周孚《蠹斋铅刀编》、杨简《慈湖遗书》、洪适《盘洲文集》、杨万里《诚斋集》、陈造《江湖长翁集》、楼钥《攻集》、真德秀《西山文集》、陆游《渭南文集》、叶适《水心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洪咨夔《平斋集》、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编》、陈著《本堂集》、何梦桂《潜斋集》、（金代）李俊民《庄靖集》。
其中胡宿、王、欧阳修、魏了翁、周必大、洪适、楼钥、真德秀、刘克庄等人作品集中青词尤多，而最多的胡宿、王、周必大三家竟达百首以上，在各自文集中占数卷的篇幅。
青词的盛行与古代的道教神仙信仰休戚相关。唐代皇帝与老子攀亲，庄子、列子等都被封为真人，而《老子》《庄子》《列子》亦被尊为经，故青词源于唐代不足为奇。宋代的道教斋醮仍然盛行于朝野，真宗皇帝本人居然写作数十首青词，而徽宗更是崇道，自号“道君皇帝”。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宋世尤重科醮，“朝廷以至闾巷，所在盛行”⑧，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斋醮的副产品――青词的创作遂在宋代日益发展并逐渐达到兴盛的程度。
青词的应用范围极广，上至皇家朝廷、下至贩夫走卒，在斋醮仪式时都需使用。宋代青词按使用者等级的高下，可简单分为皇家御用青词和民间青词两大类别。皇家御用青词当然用不着日理万机的皇帝亲自出马；就像教坊乐语一样，作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有职责为皇家撰写这种宗教应用性文字。对此，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学士草文”条说得很明白：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王公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⑨
杨亿一下子列出十余种翰林学士职责内的文体，而青词就在其内。
欧阳修《内制集序》云：
今学士所作文尝多矣。至于青词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说；祈禳z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⑩
学士院的翰林学士都是当时的雄文大手笔，由他们来写这种应用性的文字似乎有些大材小用。不过，正由于翰林学士是为皇家充当文秘，故不敢不尽心竭力。学士们的精心撰写自然极大地提高了青词的创作水平，让青词愈趋严整规范。而学士们撰写的供奉青词流传到社会上以后，普通文士、百姓之家又会竞相效仿，这就有力推动了宋代青词的创作，以至青词成为宋人文集中的常见文体。
青词的本质是应用性文体，故首重功能。王恽《玉堂嘉话》卷四引鹿庵云：“青词主意，不过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斋主向神灵祝告一般都有具体的目的性。不用说，皇帝的青词一般都是祈祷国泰民安或者希冀长生不老。普通百姓的青词则功能更多：或者自己做错了事，请求神灵原宥；或者自身、家人有灾有难，祈求神灵消灾除难；或者对未来的前途有美好憧憬，渴求神灵保佑实现，等等，不一而足。宋代大型总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一至七十四皆收录青词，其中皇家御用青词和民间青词各二卷，编排上则按照功能的不同加以区分。皇家御用青词的类别有圣节、本命、国家祈祷、祈嗣保庆、禳灾、雨D祈祷、御容、国忌、生日等；民间青词分出本命、祈禳赛谢、净狱、祈嗣、祈病谢安、禳时灾、祈雨、谢雨、祈雪、追荐等种类。上述名称有的一看即懂，而有的则需要解释一下。圣节指神灵的节日；本命指某人的本命年；祈嗣保庆是希望早生后代，子孙健康成长；净狱是希祈天下太平、盗贼弭宁。由此可见，宋人非常信奉道教，而青词的应用范围也十分宽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无不可以祈祷祝告。新房子盖好了要写青词，生老病死要写青词，新官赴任要写青词，甚至出使外国也要写青词（葛谦白有《奉使金国作醮保安青词》）。祈雨要写青词，待下雨后，还要再写青词以谢雨。
青词既然用在特定场合，自与一般文体有别，必有其特殊的体制和写法。自唐代起，青词的撰写就存在骈体四六与诗体两种，其中又以骈体四六为主，诗体青词只能算作一种变体。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曾为一吴姓道士夜醮，撰诗体青词《绿章封事》云：
青霓扣额呼宫神，鸿龙玉狗开天门。石榴花发满溪津，溪女洗花染白云。绿章封事谘元父，六街马蹄浩无主。虚空风气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尘土。金家香巷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
这是李贺笔下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体现出他一贯的凄艳诡激的诗风。道教本来就讲究浪漫奇幻，李贺把青词写成这样，也不为出格。
明代周思得辑《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三十五详述了四六体青词的文体规格样式：
文用四六，或十二句，或十六句。修撰者务在实朴，言简意深，不可繁华多语。纸用一张，阳数也。不用二幅，盖偶数也。纸高一尺二寸，密行书写，阔不容纸，上空八分，下通走蚁，前留二寸，后空半张，以待太上判命。书法与书章并同，切在志诚，不可灭裂，戒之慎之。
由此可知，青词规矩严格，各环节都马虎不得。青词的用纸和书写规则姑置不论，就其写法而言，与一般骈体四六有所不同。它在书写上虽然一样讲究对仗、用典，但用词须避免华靡绮艳，应以朴实无华为本，追求言简意深、道韵婉转的艺术效果。南宋道士吕元素《道门定制》云：
青词止上三清玉帝，或专上玉帝为善。或有自九皇而下，至于十极诸天三界真灵，皆列于词中。岂有请命于上帝就以递告众真欤？又朝廷所修词文不过六七十字，不用“中谢”、“伏念”字，诚为谨严。且词先入愿意，欲直具事，因不可以对偶联属。虽云宣读之便，不知词文又有对偶，事重意复，不严简尔。
可见，青词尊奉的神灵亦有讲究，或专上三清玉帝（指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或专上玉皇上帝，其他各路神仙最好不要掺杂在内。尤其是朝廷所用青词，更需规制谨严。为达言意简赅，先表意愿，直书其事，最好连偶俪的句子都不要用。试看欧阳修《兖州会真宫等处开启皇帝本命道场青词》：
伏以三辰昭运，六甲驯行。当熏风阜育之时，属正命本元之日。谨遵科式，上荐诚明。诵灵蕊之真文，延紫清之诸圣。伏冀苍灵降鉴，福嘏骈臻。蒙休匪止于眇躬，博施咸均于庶品。
参照上述标准，此作应该算作得体。但平心而论，如此青词只是徒具一幅外表而已，并没有什么文学美感可言。与欧阳修这首青词不同，大文豪苏轼的《徐州祈雨青词》就颇有可观：
河失故道，遗患及于东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田庐漂荡，父子流离。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人穷计迫，理极词危。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而天未悔祸，岁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臣等恭循旧章，并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数，非鬼神之得专。是用稽首告哀，吁天请命。若其赋政多辟，以谪见于阴阳；事神不恭，以获戾于上下。臣实有罪，罚其敢辞。小民无知，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分敕山川之神。朝寸云，暮洽千里。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
这是苏轼在元丰元年（1078）知徐州时所作。当时苏轼因对王安石的“变法”存有看法，自感在朝廷上难见容于新派，于是请求外调地方。他在地方官的任上，体恤民情，尽心竭力。熙宁十年（1077），他由密州改知徐州，当年夏天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危及城池。苏轼亲自率领官兵百姓抢修堤坝，发公廪，济困穷，“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徐州得以保全。谁知祸不单行，水灾之后转年就是大旱，几个月滴雨未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时习俗，一般都会安排祈雨的道教仪式，苏轼乃作《徐州祈雨青词》。这篇作品情文并茂，典重凝练，写出了一个地方官对民瘼的深切关心。从艺术上说，此文虽是骈文形式，但文风朴厚，文情沉著，工整缜密，有古文的委曲精尽之妙，洵为青词中的佳作。
此外，个别青词还有超出常规之外的特殊格式。如张孝祥有一首别具一格的青词――《十二愿》，罗列了十二个心愿，其格式可谓独一无二：
一愿一人圣寿。二愿二仪平成。三愿三光明润。四愿四序休宁。五愿五行协应。六愿六府充盈。七愿七元降格。八愿八表澄清。九愿九垒皇君垂福佑。十愿十乘太乙度灾屯。十一愿十一耀灵光下烛。十二愿十二时道气常存。
因为青词是敬献天神的词文，本来就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于是好事的宋人又编造了一些有关青词的灵异故事，写到传奇小说中，彰显因果报应。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记载了好几则关于青词的故事，可谓青词小说，或青词文学。《夷坚志》丙志卷第五“李明微”条：
李明微法师，福州人，道戒孤高，为人拜章伏词，报应甚着。绍兴五年，建州通判袁复一使与天庆观道士同拜醮。既罢，谓叶曰：“适拜章时，到三天门下，见此郡张道士亦为人奏青词，函封极草率，又已破碎。天师云：‘此不可进御’。掷去之矣。”叶曰：“张乃观中道侣也。但不知今夕在谁人家。”明日，张自外归，叶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叶家作醮。村民家生疏，青词纸绝不佳，及焚奏之际，架复顷侧，词坠于地。吾急施手板承之，赖以不甚损，然鹤氅遂遭k。”叶为话明微所见，张甚惧，即日自具一醮谢罪云。
《夷坚志》支志戊卷第六“王法师”条：
临安涌金门里王法师者，平日奉行天心法，为人主行章醮，戴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黄冠，费谢已减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李生书写章奏青词。庆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一富家以上元令节，邀建保安醮。李生从其朋辈先夕出游观灯，饮酒食肉。至是亦不言，乘醉操笔，字画封缄，皆不精致。醮方罢，王梦两朱衣吏，追摄至天官庭下。天官盛服正坐，侍从整肃。吏引王立于前。俄而数武卒擒一囚至，则李也。天官赫怒，问曰：“比所奏青词，如何敢吃酒肉后书写？”叱使搦坐，出其足，讯刑杖百余下。
书写青词必须使用专门的纸笔，前一则记载中的张道士用纸不佳，函封草率，以致焚奏时出了问题；而张道士也怕神灵怪罪，于是当日就建醮谢罪。后一则中的李生不敬神灵，竟敢在饮酒吃肉后撰写青词，而主持斋醮仪式的王法师也未尽监督职责，两人都犯了禁忌，因此受到天官的斥责和刑罚。这些故事反映了青词中的“因果报应”，警惕那些慢待神灵者。青词屡屡成为文言小说的题材，说明它在宋人生活中的常见常用。
二
从文人心态的角度而言，青词非常值得关注。青词是斋醮时的祝文，其本质是用来沟通凡人与神灵的，强调的是“诚”字当头，故而它是研究人神沟通方式，尤其是研讨古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独特窗口。前文已言，青词一般用青纸朱书。何以如此？宋代吕元素云：“盖青纸朱书，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青词既用来敬献神灵，青纸朱书中就包含着宗教仪式的庄重意味。斋醮者对神灵要有绝对的诚意和忠信，来不得丝毫隐瞒或虚假，故而诚意是最重要的。
心态，简言之，即心理状态，其中包含精神、情绪、意志、欲望、诉求等复杂多面的情愫、状态和层级。文人创作青词时，扪心自问，倾吐心声，而今人恰可透过这些忏过之词，以意逆志，洞察其心态的微妙变化和深层心理机制。
青词又有“心词”之称，自然与文人心态密不可分。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云：“青词代剖肝，丹书象沥血，所以形容斋主之诚切，其辞贵简而不尚繁，贵质而不尚丽，倾心露胆，求哀于上帝也。”俗语说，人能诚心，神则感应。不诚则不灵，不倾心露胆则难有成效，故青词应是斋醮者真实心态的反映。关于青词的“诚”字诀，道教典籍里反复强调，如宋元以来道经屡称青词要“寓诚”“输诚”“切在志诚”；心诚则灵，没有诚心，心口不一，青词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道藏》里甚至规定了写作青词时须保持的身心状态：“凡书词之时，当入静室，几案敷净巾，朱笔朱盏，勿用腌秽之物，口含妙香，闭气书之，不得以口气冲文。写未乖不得落笔及与他人言语。仍不许隔日书。下臣字不得在行头，行内不得拆破人姓名，此为青词之格。”从这些要求看，作者写作青词时，虔诚的心态是首要的，须努力保持一种澄怀内视、洗涤胸襟的虚静心态。读了这段话，马上令人联想到书画创作时的精神状态。东汉蔡邕《笔论》有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是写作书法时对身心的要求，绘画则如北宋郭熙所言：“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挑之者乎？”可见，在书画创作中亦需保有内心的澄澈空明，秉持一种摈除得失、神思妙悟的静穆心态。青词与书画创作的心态，何其相似乃尔！
道教有所谓“虚静说”，乃是道家倡导的一种修养方式，又称“静思”“虑心”“空静”。青词作为一种道门仪式，要求保持虚静心态，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写作青词和斋醮仪式中，保持一种专注守一、高度宁静的心理状态，确实符合道门清修的要求，也是敬神、自省的必要条件，同时有助于写作青词的斋醮者涤荡杂虑，身心放松，从而获得创作的灵感。
从文人心态的角度研究青词，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文人自作的、与个人身心攸关的、能流露其真实心态的作品，如祈求本命年保身平安、为父母家人祈祷、为自身仕宦祈福、希望为人生中突然出现的变故解厄禳灾等等。这些青词，都是作者自作，而非代作，情感自是不同。作品里面包含作者个人的真实想法、真实意愿，反映作者心态的微妙变化，故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从青词的体制结构来看，一般是“一吁天，二忏过，三祈祷”。其中“忏过”部分与文人心态关系最密切，也是流露心愫，诚意忏悔，容易出文采的部分，最值得注意。而“吁天”与“祈祷”，则率多套话。“忏过”的内容，通常是诚恳地自我剖析，反躬自省，责己之过，其中体现的是扪心自问的忏悔，对神灵的敬畏虔诚，还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诉求等。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引起关注。
前文已言，青词的文学价值并不突出。元代道经《清微斋法》言：“章词之体，欲实而不文，拙而不工，朴而不华，实而不伪，直而不曲，辩而不繁，弱而不秽，清而不浊，正而不邪，简要而输诚，则可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径上天曹，报应立至也。”虽然青词本身的体制要求等决定了其质朴简要的特质，文人的发挥余地不大，但如正心诚意、简要输诚，亦可有惊天地、感鬼神之灵效。青词中的上乘之作表现为文学与道教义理的良好结合，或在意蕴方面出新，或在心理上摹刻精微，或在艺术上富有美感，或在辞藻上典雅精致。由此言之，在文人学士的青词作品中，代皇家撰写的御用青词，概多例行公事的“命题作文”，徒具典雅高华的外表，绝少佳作。翰林学士纵然才华横溢，但一无真情，二受规则束缚，没有用武之地，只得循规蹈矩，但求无过罢了。倒是文人学士自撰青词，往往与作者的切身感受相关，在形式上又不必太拘泥，注重心态的自然流露，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人的复杂心理，故而反多情真意厚、文辞恳切的作品。可见，部分青词的文学价值较高，仍与其反映文人心态、揭示心路历程密不可分。
宋代青词的篇幅，有一个大概的变化趋势，即起初较短，后来逐渐变长。尤其是文人创作的青词，篇幅增加趋势较明显，这也容易理解。有时情况复杂，自省深刻，心态微妙；而六七十字的篇幅太短，心愫不能充分表达，祈告之事不能透彻说明。于是，青词的篇幅就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对宋代青词中各种类型的文人心态进行逻辑分类，分析不同心态，探究宋代文人如何借道门青词吐露心声，忏悔祈福，向神输诚。
其一，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
人类共同的心理，都是趋利避害，爱乐厌苦。然而，人类却偏偏多痛苦，各种疾病、灾祸，让人心生恐惧，敬畏神灵，故而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成为青词中最常流露的心态。如杨万里《淋疾祈祷青词》：
鹤鸣九皋，无微声而不达；F闵庶类，哀眷之必回。岂其虮虱之臣，隔此恫之诉。伏念臣年几八秩，病己再秋。念万物自遂于两间，咸各正其性命；顾六腑独窒其一者，曾不如于狗猪。虽备古来刀锯鼎镬之刑，未足喻此疾痛惨恒之状。三医并手，百药罔功。余生蔑如，濒死数矣。屡哀吁于玄造，未彻闻于盖高。瞑眩小廖，根本犹在。肆旁招于羽客，敬展尽于血诚。敢祈畀矜，一洗沉痼。脱然去体，徼五福之康宁；大哉唯天，与群生而鼓舞。
杨万里在垂暮之年，缠绵病榻，备受折磨，他到处求医问药，却不见效果，于是虔诚祈福，以求祛病延年。此类禳灾除病的心态，在宋人青词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无人不希望延年益寿，而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却写了一首绝无仅有的《请死青词》：
物居过盛，必有亏倾；器忌满盈，理当倾覆。矧无才德，宜取危言。尤可自知，难逃天鉴。伏念臣生蒙道荫，长遇明时。世皆儒风，存心必归于仁义；家传圣训，立身咸归于《诗》、《书》。早承教于父兄，晚叨荣于禁近。再执宰柄，十领州麾。今则感疾颠危，垂年迟暮，精神荒落，手足葳蕤，举必待人，神将去体。敢求延于钟漏，冀速返于泉扃。伏望诸圣垂慈，上灵降佑，旦就匝盘之清洁，靡惧床枕之艰辛。而况平生绝施设之殃，自信无潜藏之匿。宣尼尝曰：“丘祷久矣。”释氏有云：“我向则消。”臣谨当永结胜缘，坚持正念，期为庆瑞，以福善人；或有光灵，仰俾神化。
此青词视角独特，颇具哲人哲思，可谓古代典籍里独一无二的奇文。其中最可贵的，是对死亡的哲理思考。范纯仁毫不畏惧死亡，在经历了人生的荣辱盛衰，进入年迈衰老之际，他勇敢地自请速死。这不能不说是参破红尘，看透世象。年老有时是一种痛苦，老态龙钟，生活不能自理，人生失去乐趣。如果再辗转床笫之间，多受病魔的折磨，那真是生不如死，故反不如速死为愈。虽然范纯仁反其道而行之，写了出人意料的《请死青词》，但也是为了少受病痛的折磨，希冀神灵给他一个“安乐死”，早早解脱。因此，其本质仍是一首特殊的祈福青词。
其二，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心态。
一些文人在青词中关注自身的仕宦前途。像宋人常写的本命年青词，一般都会有感而发，倾吐心声，并非套话。陈师道《本命年祈祷设醮青词》曰：
天运有叙，六十岁而一周；人心所归，五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岁，实为本命之年。数之所穷，理有必反，不胜恐惧，敬用祈禳。祗按旧章，修陈薄礼，惟众真之厚眷，下顾敝庐；假青章之微词，仰陈危恳。多生之罪，愿以忏除；百岁之年，敢祈阴锡。道心浚发，妙行具修。疾疠不侵，善祥来集。誓依真教，以毕余生。溥及群情，同期胜福。
陈师道的文章在当日并不擅名，但是“简严密栗”，有一定特色。此篇层次清晰，言简意赅，没有赘语，是青词中的典范之作。陈师道生于公元1053年，卒于1102年，考篇中“庚辰之岁”，应是公元1100年所作。虽然他虔诚地写了本命年青词，诚惶诚恐，向神表白，希望福寿绵长，但三清玉帝、玉皇上帝之类的神仙并没有保佑他，不到两年他就撒手西去，享年不足五十周岁。周必大亦有多首《本命设醮青词》，洪适和陆游则有《保安青词》。
仕途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差不多是头等大事。秦观有一首颇为特别的《登第后青词》，乃是科举登第后所作：
窃以天运至神，固不期于报效；群生多故，实有赖于祈禳。敢伸悃现私，仰渎高明之鉴。伏念臣生而固陋，长更屯奇，奔走道涂常数千里，淹留场屋几二十年。既利欲之未忘，在过愆而奚免。深惧风霆之谴，窃萌豺獭之心。乃与母亲戚氏，爰自往年，愿修醮事。今则猥尘科第，叨预仕途，岂微躯之克堪，皆造物之赐。辄取甲寅之岁，祗就海陵之宫，依按灵科，酬还素志。伏愿上真昭答列圣，顾怀增寿考于慈亲，除祸殃于眇质。私门安燕，无疾病之潜生；官路亨通，绝谤伤之横至。
这也是一首“还愿青词”。登第前，向神灵祈祷保佑，登第后就要还愿谢神。有意味的是，秦观登第后，显然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豪兴，相反，回顾走过的科举之路，倍觉艰辛，似有无限感慨。他还虔敬地忏悔自己的过愆，诚恳地祈求神灵保佑他未来仕途通达，特别是保佑其母福寿康宁。
其三，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
青词的忏悔功能尤为突出，宋人往往借其虔诚自省，就某事向神灵起誓保证，反映出文人畏祸恭敬、谨慎自己言行的复杂心态。宋徽宗有一首《道君太上皇帝御制青词》，极有价值：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都天教主，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下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康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销兵革，所冀遐迩归顺，宇宙清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兵戈偃戢，溥率安康之后，臣即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忘。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祸大。已上祈恳，或未致当，更乞重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社稷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国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直日功曹赍臣密表一通，上神霄玉府玉清，引进仙曹，伏须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
这是信奉道教的徽宗皇帝亲手撰写的青词。虽然他贵为天子，但在青词中，亦需以“下臣”身份向神灵祈祷表白。他忏悔自己德薄能鲜，治国失误，陷黎民百姓于干戈之中。在金人大举南下，国事不可收拾之际，他避敌卸责，传位给儿子钦宗。他祈祷国家很快能消弭兵祸，天下安泰，并表示今后诚心奉道，不再贪权恋位，染指朝政权势。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四，“道君出青词稿一纸，俾宣示宰执百官，乃道君初传位奏天所作者”，实即上引之青词。按，此青词实有深意存焉。徽宗之青词，既是自身痛心疾首的忏悔反省，亦给写给新皇帝和文武百官看，可谓用心良苦。他表明心迹，向神保证，不再过问朝政，让儿子和文武百官释疑并放心，以便他们尽心去收拾残局。可见，徽宗青词蕴含的多层复杂意蕴，既是其心态的反映，又与当时国家形势、朝廷政局密不可分，还透露出徽钦父子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如不是青词，很难想象徽宗会如此大胆直白地自我剖析。
其四，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
有的青词设醮祭奠亡故的父母亲人，为亡灵修善事，祈求冥福。此类青词因为有血缘关系和亲情，往往真挚感人。叶适《水心集》收录青词多首，其中《代子设醮青词》《大祥设醮青词》《谢恩青词》都是设醮祭奠亡母之作。最长的《代子设醮青词》云：
身婴降割，已无可赎之愆；教许追亡，尚有自投之路。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怀微志，备受多艰，经营甚劳，细大可考。岂不酬偿于晚节，胡为殒落于中年。遗骨空存，先灵何往。恍寻求而莫见，冀彷佛以能通。傥旧宇安栖，乞长为孤露之托。如烦冤上诉，幸曲垂矜度之私。俾获依凭，奚间存没。臣等精蕲有限，哀意无穷。
叶适对母亲怀有深挚的感情，一再写青词追怀祭奠。叶母育子劬劳，勤俭持家，却中年亡故，令叶适无限伤感。他希望通过神灵，与阴阳两隔的母亲交流，并恳求神灵保佑母亲安息。其中痛切肝肺的追荐心态，可称孝子懿行。中国自古讲究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故追荐青词数量较多，亦富含情感。
其五，能够反映文人心态转折变化的青词。
以上考察分析了青词中体现出的多种文人心态。需要指出的是，以青词研究文人心态，不是静止孤立的。有时青词能反映文人心态的转折变化，更具研讨价值。就人生而言，青年一般奋发扬厉，心态较为躁动；而在社会上历练后，屡屡经受挫折打击，心态就会起显著的变化，由进取张扬转而为克己内敛。这是概而言之。宋代文人青词中，有时会反映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颇为难得。请看苏轼的两篇“悔过”青词。
《醮北岳青词》：
少年出仕，本有志于救人；晚节倦游，了无心于交物。泌ざ嘧铮忧患再罹。飘然流行，靡所归宿。仰止高真之驭，降于乔岳之阳。稽首投诚，斋心悔过。庶一念之清净，洗千劫之尘劳。妙用无方，先解缠身之网；灵光所烛，幸逢出世之师。誓此余生，永依至道。
《醮上帝青词三首》之一：
臣闻报应如响，天无妄降之灾；恐惧自修，人有可延之寿。敢倾微恳，仰渎大钧。臣两遇祸灾，皆由满溢。早窃人间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虚名。滥取三科，叨临八郡。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残；褊性不容，刚愎而好胜。积为咎厉，遘此艰屯。臣今稽首投诚，洗心归命。誓除骄慢，永断贪嗔。幸不死于岭南，得退归于林下，少驻桑榆之暮景，庶几松柏之后凋。
据《苏轼全集校注》，这两篇青词皆作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苏轼时在定州。写作青词的背景，是苏轼在乌台之狱、被贬黄州后，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重大变故。当年有御史言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闰四月，苏轼又被贬到偏远的惠州。而两首青词皆是尚未离定州时所作。苏轼在人生失意困窘、震怖恐惧之际，举行斋醮仪式，向北岳、玉皇上帝祝告一番，以自陈输诚，自忏安心。《醮上帝青词三首》云“两遇祸灾”，即指苏轼一贬黄州，再贬惠州。而“幸不死于岭南，得退归于林下”，是苏轼希冀自己能在风烛残年遇赦北返。人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难免要回首往事，往往会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悔过之意。苏轼在《醮北岳青词》和《醮上帝青词》中剖析人生，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个性上存在的毛病，少年得志，露才扬己，不知收敛，终于招来人生的大灾祸。他慨叹人生之路的艰屯困厄，情词婉转，怊怅抒怀。而可与推心置腹、表白自剖者，惟有神灵！这是研究苏轼在遭贬后心态变化、自忏自省的绝佳材料。如果掩去其中的敬神之词，谁能想象这样遣词精妙的作品是在向神灵忏悔呢？从文人心态的角度讲，最好的青词应属那种借题发挥，能够寄寓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慨的作品。大文豪苏轼咳唾成章，无所不精。上面两首发抒其苦闷悔过心态的青词，可谓宋代青词中的压卷之作。
由此可见，青词能够反映文人心态之复杂多变，有助于我们探究文人的深层心理。有的青词作者，对自身的剖析真率大胆，表白毫无隐讳，甚至将内心深处从不示人的情事都表露出来，这在其他文体或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如苏轼屡遭贬谪之遭际，实为历代忠耿之士所常遇，亦往往为士林清流之“下场”。凡仕途坎爸文人，想必皆有切身之体悟。从苏轼的两篇青词切入，当对古代士人之贬谪心态，忏愆悔过用心，皆有深入透彻之理解。
前文已言，道门道士、文人学士、民间百姓都会撰写青词。其中最“专业”的，当然是道门道士；但最有文学价值的，是文人学士之作。其实，道门道士对于文人学士撰写的青词，是有一定“看法”的。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五批评道：
常俗斋官或非自己撰述，词又率多委之他人。而士人用力于功名，未免专心举业，又不复辞以不能。往往斋中青词祈一次，醮中青词又祈一次。间有善于作文者，不过形容斋之与醮而已。彼又安知道家斋后设醮之本旨？
士人未能很好理解斋与醮之区别，率尔操觚，徒然讲究文辞，这在道教专业人士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说，道门对士人撰写有文采的青词，都有微词。关于斋与醮的区别，道家有明言：“斋中青词，则求哀请宥，述建斋之所祷也。至于醮谢青词，则叙斋修有阙，祈请蒙恩陈谢之辞也。”换句话说，斋中青词核心在祈福，醮谢青词核心在悔过。由此言之，醮谢青词会更多流露文人心态，其文学价值亦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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