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3 01:00:34
导语：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作者：孙丽珍 单位：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冈察洛夫的文艺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矛盾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回归“自然”还是憧憬“美好”，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针对俄国文学的批判性问题，在革命民主派和唯美派之间掀起了“普希金倾向”和“果戈里倾向”之争。冈察洛夫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认为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活动范围不同，果戈里整个趋向否定，但其客观性应归功于普希金。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小说家更倾向于普希金的文学传统，倾向反映社会现实美好的一面，不愿意绝对否定农奴制和宗法制生活秩序。因此，他在批判否定农奴制度和地主阶级人物时，毫无疾言厉色，没有辛辣的讽刺，反而常常温情脉脉，几乎要一撒同情之泪。奥勃洛摩夫懒惰成性，丧失意志与行动能力，这些作家不仅无意批判，还对他的堕落和毁灭怀有深深的同情，也表现出对农奴制和宗法制生活方式的恋恋不舍。作家将奥勃洛摩夫性格的形成归咎于其生长和存在的社会环境，与其本性无关，字里行间尽是对其本性的赞许。冈察洛夫的这种中庸之道还体现在他对待《悬崖》中的莱斯基等人物形象身上。第二，艺术真实还是凭空臆想。冈察洛夫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对虚构和捏造，然而，其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却违背了自己有关现实主义的具体观点。他看到了农奴制必亡的历史趋势，急于找到一种新生力量作为俄国未来的希望。
《平凡的故事》中的老阿杜耶夫，尤其是后来《奥勃洛摩夫》中的施托尔兹和《悬崖》中的杜新，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就是以“未来希望”的理念被冈察洛夫创造出来的。说创造而不是塑造，是因为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社会中，资产阶级实干家在现实生活中尚未真正出现，也不能构成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没有了社会现实做基础，小说家无法正面描写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事业，无法洞悉他们的内心世界。背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几个承载作家本人对时解的人物必然是“苍白无力的，过于地表现着一种思想”［1］（P115）。第三，距离说与新人新气象。冈察洛夫强调，定型生活的描写和对成熟个性的塑造，能引导艺术家去周密地观察社会生活，透彻研究人物性格，这也是他塑造出奥勃洛摩夫式成功典型的坚实基础。然而，距离说并没有影响小说家敏锐感知刚刚萌芽的社会现象。除了描写诸如奥勃洛摩夫田庄和奥勃洛摩夫性格这样的定型生活和沉淀为艺术典型的人物外，冈察洛夫也善于捕捉社会新生力量，并给予充分肯定。19世纪4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刚刚露头，而在此时问世的《平凡的故事》里，冈察洛夫就成功实现了对老阿杜耶夫这个新兴资本家形象的艺术描写，深刻洞悉了这个新兴阶层的本质特征，同时对其实干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揭示了小阿杜耶夫的贵族浪漫主义必然会被老阿杜耶夫的资产阶级实干精神代替的历史必然。冈察洛夫笔下的新女性形象也与他自己的距离说理论相互矛盾。作家赋予了奥尔嘉许多优秀品质：理性，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富于同情心等。她爱上奥勃洛摩夫，以“足以使顽石活起来”的努力去挽救他。但当她确知自己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她痛苦却毅然地离开了他。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女性形象长廊中，奥尔嘉以这种大胆追求的热情，奋发向上的力量区别于自己的前辈———塔吉雅娜和娜塔莉娅，跻身为新人中的一员。
冈察洛夫文艺理论同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与背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客观性。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主观倾向并不能完全左右他对社会真实的客观反映。冈察洛夫出身成长于外省庄园，迫于生计，一直担任沙皇政府的官员。他在内心深处其实是留恋宗法农奴制生活方式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生活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来主张暴力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这样，他没有遁入斯拉夫主义者之列，也没有升格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笔下的诸多人物都表现出过于温和的态度：所见的客观现实虽过于“自然”，但刻意不去过多批判。作家思想的局限性。三部曲中的施托尔兹和杜新等人物形象、某些故事情节有臆造的嫌疑，这也可以用作家保守的政治立场来解释。持有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冈察洛夫虽然反对旧的宗法制，同情新的改革潮流，但看不到或者说是不愿意看到社会上迅速崛起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而是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兴的资产者身上。因此，他在作品中不惜放弃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刻意把资产阶级当作“新生力量和新事业的代表者”来描写。作家兼批评家身份的双重性。这无疑是冈察洛夫文学创作与其文艺理论相互矛盾最外在的原因。他首先是现实主义小说家，其次才是批评家。他的主要文学论著不仅都出现于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悬崖》之后，而且大都是（除《万般苦恼》外）为阐释自己作品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而创作的。由于直接目的是为遭到批评与误解的作品辩解，所以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在所难免。但作为批评家提出的距离说，对描写新生事物时固有的局限性并没有影响到作为小说家的本人对新生的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民主主义社会力量的真实的艺术反映。矛盾归矛盾，无论是小说家，还是文艺理论家的冈察洛夫，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探讨其创作实践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出入，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与辩证地接受他的创作观。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立志当文学家。1829年，经过几年努力的巴尔扎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
小说从邮局邮寄给出版社以后，巴尔扎克每天就在家里望眼欲穿，他希望能够有一家出版社赏识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个雨后的早晨，按照往常的规律，是邮递员送邮件的时间了，巴尔扎克就如往常一样急切地等待着邮递员的敲门声。
突然，敲门声响了。巴尔扎克忐忑不安地站起来，他希望这一次送来的不是退稿。他已经收到17次退稿了，17家出版社都如出一辙地回信告诉他：“巴尔扎克先生，尊稿经过我们审读以后，不拟出版，特此奉还。”
邮递员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递给了他。巴尔扎克立刻就伤心到了极点。他知道这毫无疑问又是退稿，那鼓鼓囊囊的包裹，正是他邮寄走的小说。
邮递员出了门，他立刻愤怒地跳了起来，他决定把包裹投向火炉付之一炬，决定放弃这没有什么希望的文学梦想！
他的妻子立刻冲向火炉，把正要燃烧的稿子抢了出来。她把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恳求地望着巴尔扎克说：“亲爱的，我敢肯定这是一部好小说，一定会被赏识的，再找一家试一次，最后一次！”“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十几次了！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些老爷的傲慢，我不写了！”巴尔扎克情绪激动地怒吼道。
在妻子的鼓励下，巴尔扎克并不抱什么希望地把稿子再次邮寄出去，他想，如果再遭遇退稿，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听妻子的劝告，再也不从事文学创作了。
一周以后，就在巴尔扎克已经心灰意冷，已经不抱什么奢望的时候，他的家里来了两位尊贵的客人，一位是出版社的编辑，一位是出版社的社长。他们不仅仅看好《朱安党人》这部小说，还看好巴尔扎克不凡的写作才能。他们不仅仅要立即出版《朱安党人》，还要与巴尔扎克签订终生出版合同，要出版巴尔扎克以后的全部著作！
综合以上原因，笔者发现这种思辨能力的缺乏直接阻碍英美文学教学目的的实现。没有思辨能力的提高，便没有深入的了解文学流派，各个文学阶段的历史特点的可能性，只能是死记硬背，一知半解；而没有思辨能力的培养，没有读者主动的阅读文学作品，主动思考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道德意义，语言特点，便没有赏析文学作品的可能。要想实现英美文学的教学目标，必须要对学生的思辨能力现状予以关照；对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精心培养。故我校英美文学教学组确立了以思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具体教学流程可以概括为课前任务驱动-课中问题启发-课后反馈讨论。在该教学模式中，教师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为核心，学生是发现者、探索者。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
二、思辨能力培养具体措施
（一）课前的任务设计
英美文学课前任务设计要本着激发学生思考的原则进行。任务要具有开放性，这样学习者在完成任务时会有成就感，而成就感是激励学生主动完成任务的内驱力。问题的提出要具体，随着课程的推进任务设计难度要循序渐进。如在教授“英国文学”时，可以设计下列一些任务：
1.什么是英国的文艺复兴？顾名思义，复兴什么？英国文艺复兴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而不是请预习第二部分文艺复兴。
2.什么是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有什么差别？
3.在《简•爱》这本书中，最打动你的是那一部分，为什么？你最欣赏JaneEyre的什么品质？在教授“美国文学”时，任务可以更加深入。例如1.如何定义一个文学思潮，根据以往所学，请思考定义一个文学思潮的要素是什么？2.通过阅读英美文学浪漫主义者的作品，请思考浪漫主义的共性是什么？
（二）课中的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似乎听起来老生常谈，但“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张绍杰，2007）。我们使用的教学方法不求“新”求“特”，而是求“效”，行之有效是课堂教学的根本。启发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学生的知识构成等情况而定。启发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图片启发式、视频启发式、概念本身启发式等等。下面以概念启发式为例，例如“LeatherstockingTales”，（皮袜子系列）可以通过词义本身联想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故事的Setting（背景）与Protagonist（主角）等等，“Puritanism”（清教主义）要净化什么？“-ism”又暗示着什么?“Transcendentalism”（超验主义）”本身要超越什么？如此等等，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思考与推断概念本身的意义，澄清概念本身.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一些复杂难懂的文学术语，学生们可以做最大胆的推断，踊跃积极的发言.谁说“文学课深奥”？谁说“文学课”枯燥？
（三）课后反馈讨论
关键词：哈代悲剧小说；矛盾冲突；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6-0075-05
doi：10.19366/ki.1009-055X.2016.06.013
托马斯・哈代是连接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的桥梁，他的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既有继承又有超越。正如西尔维亚・林德所说：“哈代作为一个作家对我们这一代人具有双重意义。他不仅应当被看作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应当被看作是划分十九世纪和我们时代文学的重要人物。在技巧方面，哈代是维多利亚作家，但在思想感情上，他是现代作家。他的生活观已广为人们认同，但当时却不为人们所接受。”[1]vii然而，国外内评论界大多关注哈代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而对他与现代主义文学在思想方面的契合缺乏足够的重视。①
袁可嘉在总结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时指出：“现代主义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所表现的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深切的危机意识和紧迫的变革意识……但贯穿其中最根本的因素还要算它在人类四种基本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2]6-7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些思想特征在哈代悲剧小说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反映，因此可以说他的悲剧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一、人与社会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哈代和现代主义作家都表现出强烈的倾向。在他们的笔下，社会是强大的异己力量，阻碍人的正常发展。社会为了维系自身的稳固，宣扬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如宗教教义、法律条文、伦理观念和婚姻道德。这些价值观念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总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稳固。这些由人制定的价值观念，这个由人创造的社会反过来变成了束缚人、压迫人的工具。人在社会中生存，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相冲突，其结果只能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经受着巨大的精神创痛。
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与社会的冲突是局部的，非本质的，与其说人与社会相冲突，倒不如说人与某些社会现象相冲突，因此，人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体制，而是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虽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评不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超过了先前的文学，但是，这些批评并不动摇社会的基础，相反，还会促进社会的稳固。例如，在狄更斯的小说《奥利佛・退斯特》出版后，济贫院制度得以废止，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对促进寄宿学校条件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哈代小说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作为敏感的社会观察家，哈代透过貌似稳固的社会结构，洞察到深刻的社会危机。他在作品中坦诚真实地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反映了人在社会中的痛苦。在他的悲剧小说中，社会的邪恶并不具体地体现在某个人物身上，而是折射在人物的思想和言行上。社会的邪恶产生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毒害。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虽然苔丝的悲剧与亚雷・德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传统的习俗道德才是苔丝悲剧的真正元凶。在苔丝遭受亚雷的奸污以后，在世俗的眼里，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是天真无邪的少女，而成了“礼法”的罪人。从此，她的种种不幸都与旧的习俗道德有关。具有自由思想，反抗传统习俗的安玑曾把苔丝看作“自然的女儿”、完美的化身，但是，当他得知苔丝不幸的过去以后，不但不同情苔丝的不幸，反而讥骂苔丝为“骗子”。在他的眼里，苔丝不再是“纯真”的少女，而是不道德的女人。女性的童贞成了他判定女性的唯一道德标准，这位曾对传统习俗深恶痛绝的安玑不知不觉地成了习俗的俘虏。传统习俗对人们思想的毒害在苔丝的身上也有明显的反映。苔丝虽然竭力反抗纯系人为，毫无自然基础的社会法律，却因自己有着不幸的过去，把自己看作是有道德污点的女人，不配作安玑的妻子，因此，她在同安玑的关系上表现出极度的恭谦和温顺，她甘愿做一个“卑微可怜的奴隶”，“绝对地服从”安玑，哪怕是他让她“舍身送命”。[3]343正是传统的习俗道德把苔丝一步步地推向苦难的深渊。哈代通过对苔丝不幸命运的描写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向冷酷的荒诞社会发出了声声俱泪的控诉。
社会对人的压抑和人在社会中的痛苦是哈代另一部代表作《无名的裘德》的中心内容。裘德的爱情悲剧同样是社会价值观念造成的。传统的婚姻道德使裘德和淑这一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由于他们的爱情不为社会所容，他们经历了数次沉重的打击，最终痛苦地发现周围环境的可怕，他们“反抗人，反抗不合理的环境”[4]444的种种努力终为徒劳。淑受不住社会环境的重压，在经历了天灾人祸之后，成了世俗的俘虏。正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压抑最终导致了裘德的死亡和淑的孤独。诚如D.H.劳伦斯所说：“哈代的悲剧是这样一些人的悲剧：他们响应自然本能的召唤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遭受灭顶之灾。”[5]16
显然，哈代和现代主义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同19世纪作家的社会批判有很大的不同。19世纪小说的社会批判有助于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因而为社会所接受，而哈代和现代主义作家对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因而势必受到社会卫道士的责难和攻击。但他们的批判导致了旧的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因而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二、人与自然
在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大自然，人与本性和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上，现代主义作家表现出对自然的憎厌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们不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热衷于歌颂大自然的瑰丽。在他们的笔下，曾经闪烁着理想之光的大自然变得丑陋不堪。在T.S.艾略特的笔下，大自然成了人们精神荒原的客观对应物。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下，人的本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主义作家采用艺术夸张和变形的手法表现了人在物质世界中的异化。在弗朗兹・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葛里高利在物质世界的重压下丧失了人的本质，变成了甲虫；在尤奈斯科的笔下，象征着物质世界的椅子把人挤压得难以喘息。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人只不过是物质世界中苟延残喘的可怜虫。现代主义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人与大自然、人与其本性、人与物质世界的严重脱节以及人对大自然和对物质世界的仇视。
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们可以离开物质世界，回归大自然，沉浸于审美的享受，并从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大自然是人的自然本质理想化的外在形式。在现实主义作品中，人与物质世界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物质世界的丑陋是局部的，非本质的，并不构成人的对立面。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完善（如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人物），通过克服人为的障碍（如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最终同物质世界相和谐。在现实主义作品里，人道主义是驱散物质世界阴霾的有力武器，是拯救物质世界的理想之光。
然而，在哈代悲剧小说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不像浪漫主义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和谐，人与物质世界也不像现实主义作品所反映的那样存在着调和的余地，而像现代主义作品所揭示的那样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在《还乡》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代表大自然的爱敦荒原是人类悲剧的冷漠的观察者。它目睹了人类无数次的倾覆，无数次悲欢离合，然而却无动于衷，千百年来始终显现出“郁抑寡欢的面容，含着悲剧的种种可能”。[6]7哈代对爱敦荒原的描写为他以后的悲剧小说定下了忧郁、哀愁的基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无法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生存，人们要么俯首听命，苟且偷生；要么奋力抗争，自取灭亡。因此，爱敦荒原象征着人类生存环境的险恶，也折射出人同大自然失去和谐关系后的生存的痛苦。
人与其本性的脱节在《无名的裘德》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小说主人公裘德的儿子“小时光老人”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十岁左右的儿童。这个艺术形象是哈代探索人的本性在物质世界中扭曲变形的产物。“小时光老人”生长在一种极不和谐，极为丑恶的环境中。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他感受了父亲生活的苦楚和精神的创伤，不忍心目睹父亲和淑的精神痛苦，也不愿看着自己和弟弟妹妹忍受生活的煎熬，于是他吊死弟弟妹妹，并自缢身亡。在“小时光老人”身上，人的本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孩童的天真被成年人的忧伤和绝望所取代。因而，“小时光老人”是一个象征。他象征着现代文明下人的本性的扭曲和沦丧。
人与物质世界的对立是哈代悲剧小说的重要内容，物质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对立面和压迫者。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生活在其中的玛丽格伦死气沉沉、庸俗不堪。俗不可耐的艾拉白拉以及她所从事的行当足以说明为什么裘德要背井离乡，到基督寺去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在《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德曾是物质世界的胜利者。他靠着自己的努力登上了卡斯特桥市长的宝座，却最终成了物质世界的失败者，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最终对这个物质世界彻底地失望了。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也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牺牲品。由于家庭低下的经济状况，她不得不为家庭的生计奔波。她在亚雷那里，在家乡，在棱窟槐等地方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无不与物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在棱窟槐，苔丝不仅忍受着非人的待遇，而且还受到来自物质世界的压迫。机器的使用使农场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并使大部分工人失业。
显然，哈代的悲剧小说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与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不同，而与现代主义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哈代的悲剧小说在反映人与自然冲突方面更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三、人与人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主义作家热衷于反映冷漠的人际关系。在他们的笔下，人与人根本无法沟通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和谐的，息息相通的，而是对立的，含有敌意的。存在主义者在分析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与人沟通思想感情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宇宙和人生的中心，离开了它，宇宙和人生便没有意义；而意识必须具有对象，别人和你接近，势必要把你作为他的意识对象，而你又必然要反抗他这种意图，要求他成为你的意识对象，由此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2]9因此，在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经常出现极端冷漠、残酷、人与人无法沟通思想感情的可怕图景。在尤金・奥尼尔的《毛猿》中，扬克在获得自我意识之后，时时寻求得到他人的理解，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敌意。然而，他的一切努力终为徒劳。他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找不到可以理解他的人。他痛苦地发现，他人就是地狱。最终，他走进动物园，自以为找到了可以理解他的毛猿，然而却被毛猿扼死。
这种可怕的、人与人难以沟通的可怕图景在哈代的作品中也屡次出现。在《无名的裘德》中，男女主人公难以相互理解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在裘德的心目中，淑是有自由思想，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淑帮助他认识到，他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并不是因为他奢欲太多，而是因为他低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淑的自由思想像一阵清风使裘德幡然醒悟。他开始感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开始追求新的生活，追求与淑的爱情。在他看来，深受过古希腊罗马多元宗教影响、用享乐主义来反抗死板的婚姻道德的淑，一定会和他一起反抗传统的婚姻道德，但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淑的自由思想在邪恶的社会的侵蚀下逐渐消失。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淑甘愿做传统习俗的俘虏，来惩罚她的灵魂和肉体。淑同样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裘德不能把他们之间的爱情完全建立在雪莱式的心心相印的基础之上。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解，他们难以继续反抗令人窒息的环境。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安玑是个立志摆脱世俗偏见，试图过新生活的人。他不顾父母和兄长的反对，放弃了作牧师的安排，而到塔布篱做自食其力的挤奶工，去过“简朴、有意义的生活”。在劳动中，他和苔丝建立了恋爱关系。在他的眼里，苔丝是没有受过文明濡染的自然之子：“她不是一个挤牛奶的女工了，而是一片空幻玲珑的女性精华。”[3]199他不顾世俗的门第观念，决意娶这个普通的农村女子为妻。然而，在得知苔丝过去不幸的经历后，他怎么也不能把他心目中纯洁的自然之子同曾经受过玷污的苔丝联系在一起。他把苔丝看作是失去灵魂的躯壳，所以，传统的习俗道德使他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不知道，苔丝“对他的爱，究竟有多深，有多专，有多柔驯；不知道，她都怎样为他忍受痛苦，为他赴汤蹈火，她都怎样矢志靡它，至死不渝”。[3]320苔丝对安玑也缺乏真正的理解。她为安玑的自由思想和不受习俗束缚的品质所吸引，然而，苔丝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反世俗偏见的安玑在关键时刻退回到世俗偏见之中，她也没有想到“他外面那样温柔，骨子里那么坚定”。[3]360由于难以沟通思想感情，他们之间“隔得像南北极那么远”。[3]374苔丝的悲剧与这种可怕的人与人难以沟通思想感情的人际关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不和谐的人际关系给哈代的悲剧主人公带来多少“悔恨和愁烦、讪笑和灾难”。[4]原序1
虽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反映了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但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全面的精神隔膜。作家在抨击不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同时，着力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纯真友谊，人间自有真情在，温暖融化冰雪寒。
四、人与自我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主义作家擅长描写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变态心理。人由于失去了与社会、与自然以及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而不得不退缩到自我之中。然而，生存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其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和谐的。人与自我之间存在着理性与本能的冲突。现代主义作家在现代心理学关于潜意识或下意识理论的启发下，关注人的意识乃至无意识领域，旨在揭示自我的内在性和真实性。他们认为，由于自我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人们寻找自我的努力往往是以失败告终。因此，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寻求自我的失败和丧失自我的悲哀。这一主题突出地表现在人失去了人的本性而异化成非人。在尤金・尤奈斯科的《秃头歌女》中，马丁夫妇由于彼此难以确定对方的身份，最终连自己本人的身份也难以确定。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主义作家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自我是什么？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通过表现人的理性与直觉，意识与无意识，意志与本能的尖锐矛盾冲突，现代主义作家揭示了社会的荒诞性，表现了社会对人的直觉和本能的压抑。
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也是哈代悲剧小说的重要内容。哈代的悲剧主人公为了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来设计自己的生活，为了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与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想过的理想生活与他们注定要过得丑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7]102，因此根本不能奢望实现自我。在这场“灵与肉”的搏斗中，他们只能是失败者。内森・泰费尔在他为《无名的裘德》撰写的引言中指出了哈代的主人公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契合之处：“他总是失败者，是盲目机缘的牺牲品，是自己不能掌握，也无力改变的社会和经济势力的猎物。他总是从外向内看，结果一头撞在永远不会打开的门上。他的姿态和动作，随着他的荒废感和失落感的加深而变得越来越怪诞。最后，他退缩到自我的坟墓，然而那个自我已支离破碎，不复存在”。[8]7
在《无名的裘德》中，这种人与自我的脱节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部作品中，哈代刻意表现淑丧失自我的过程。淑曾是一个有自由思想，不甘忍受传统习俗和婚姻道德束缚的女子。然而，她的自由思想与她的生存环境格格不入。她以古希腊人所崇尚的人的自然本性来与社会所宣扬基督教的道德规范相对抗。她购买维纳斯和阿波罗的塑像，这既表明她重视人的感情生活，追求自由和生活之美，又表明她正常的精神世界。然而，在荒诞的、压抑人性的环境中，她正常的自然本性被视为邪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事件之后，她渐渐地感到自己无力去反抗社会习俗。她哀叹道：“我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一点敢做敢为的勇气都没有了，我打败！打败了”[4]444，“我现在成了可怜虫了――叫内心的矛盾弄得不能支持了”。[4]454在社会习俗道德的压力下，淑丧失了自我，逐渐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她鄙视人的自然本性，认为男女之间的肉体的结合是邪恶的。淑的自我的丧失不仅使她成了世俗的牺牲品，而且给裘德带来了无限的悔恨、惆怅和痛苦，并最终导致他的幻灭和死亡。
在哈代的作品中，主人公由于与社会对立，与自然脱节，与人难以沟通，与自我相冲突，最终丧失自我，因此，哈代的小说往往有着悲剧性结局。而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大多注重表现广阔的社会图景，反映社会现实，因此很少描写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的自我的丧失。
综上所述，哈代的悲剧小说虽然创作于19世纪，但在思想特征方面同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区别，却与现代主义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9]434在表现人类生存的四种基本矛盾冲突方面，哈代的悲剧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难怪有些批评家在评论哈代的悲剧小说时称哈代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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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 女性主义文学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最近一百多年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惟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1]。
1811年至1818年,奥斯汀先后发表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六部小说,其中尤以《傲慢与偏见》最富盛名。这六部完整的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但却以其理性的光芒照射出了感伤派小说、哥特小说的矫揉造作,为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她的作品生活面狭窄,题材琐碎,不涉及重大问题等,曾将她排斥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选题之外,使之在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中得不到应有的位置。同时,在关于其作品是否为女性主义文学上,人们对其一直争论不一。更有甚者认为,由她这种将男权思想自觉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女性作家创作出来的忠实于男性批评标准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误导广大女性读者,甚至是阻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
我认为,只要我们引用文艺批评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首先和主要(甚至唯一)应该根据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而不是其他,来进行批评,那么一切偏见都应该消除了。虽然,我们承认奥斯汀的局限性,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她的真实性,正因为她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所以她可以写出吸引我们的作品。奥斯汀正是通过人们所认为琐碎的小题材,才细心描绘出了属于她的世界,这是奥斯汀在艺术上的自觉的选择。她用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把女性世界描写得绚烂多姿。
一、关于女性主义
人们评论简・奥斯汀作品时,在其作品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问题上争论很大,甚至有人认为其作品具有男性主义思想。我们对女性写作有自己的界定,即特指在女权政治背景下的女性作家试图消解男性本位文化而进行的一场对女性自身的文学叙述。奥斯汀对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探讨。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来观察。在那个社会中,人的思想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她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顺从男人所谓的法律规定等。因此,她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人物:独断独行的父亲,千方百计想把女儿嫁出去的母亲,条件齐备却又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子,以及富有理智或情感的待嫁的女儿……作者在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她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作者显示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她强烈批判使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遭到不幸的社会习俗:男方可以用种种计谋来俘获女方,而女方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天生的美貌来换取经济上的稳妥地位;痛斥青年男女在求爱方面不得不遵循的双重标准――金钱与美貌。她在作品中揭示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弊端,但基本上相信这种制度是健康且能自我完善的,所以至多用犀利的笔触对个人的行为作温和的讽刺,并不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这正是她创作中的一大特色: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的道白和动作,客观地勾勒出那些拥有财产和特权、贪婪自私的老爷太太们的嘴脸。
《傲慢与偏见》通过喜剧场面,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妇女的婚姻和出路问题,那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对于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意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不致挨冻受饥”[2]。关于妇女在当时社会的屈辱地位,《傲慢与偏见》中有许多透露,所不同的是,主要用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没有财产而受过教育的妇女,除了结婚,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若要谋职,就只能去当家庭女教师,而奥斯汀在《爱玛》第三十五章中借一个人物之口感叹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简直还不如被贩到美洲去的黑奴!”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还不是妇女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在奥斯汀看来,关键还是财产二字。总之,是经济、是数字决定人们的生活与命运,决定着婚姻关系。
美国批评家特里林在他的文艺批评名篇《〈爱玛〉与奥斯汀的传说》一文中写道:“简・奥斯汀,尽管她保守、守旧;却看出了伴随民主社会的建立而发生的深刻心理变化的性质――她意识到个人的心理负担;她理解有意识地给自己下定义和自我批评的新的必要性。对现实作个人的判断的必要性。而没有一个现实像关于个人的现实那样更使现代人感到没有把握和焦虑不安。”[3]说起来像个似是而非的公式,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的形象主要不是新女权主义者的模型,因为那时女权问题还刚刚提出,在文艺中形成典型还为时过早,而是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探索。
真正的女性文学,有一个与男权文化完全不同的基本视角,那就是真正从妇女的自身经验出发,即便是写性也会真实地写出欢乐、恐惧、希望与绝望;写出内心深处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和漫漫无期的等待与呼唤。
二、关于题材
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是奥斯汀所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的题材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的婚事。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这正是奥斯汀终身逗留其间的天地。她的笔下所反映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体验与评价,表现了她在特定的生活激流中情感、心绪的演变,因而她的作品所提供的是熔铸了她主观情致与个性特征的变形了的生活图画,而并非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毫无疑问,奥斯汀是写小题材的。据她自己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这是奥斯汀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
在封建社会,人们对妇女写作一直存在着颇深的偏见。奥斯汀在从事写作时都是躲藏起来不让人发现的。罗伯特・骚塞曾在给夏绿蒂・勃朗特的信中写道:“文学不是妇女生活中的事情,它也不可能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事情。”[4]安东尼・伯吉斯也曾对简・奥斯汀批判道:“简・奥斯汀的小说是失败的,因为她的作品缺乏男性的那股子猛烈的冲动。”[5]人们总认为妇女的生活面狭窄,因而题材琐碎,创作不出举世震今的作品。许多用自己的思想激励着世界的人至少是令人信服地谈论过那种激励了他们自身的东西。而简・奥斯汀却没有受到任何激励,没有受到任何鼓舞,没有受到任何天才的启示,她自己是生就的天才。她的光焰,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都发自她本身,是她自己的创造,就像原始人用两根干树枝摩擦而得的火种一样。
一部作品,要产生其思想影响,达到思想方面的良好效果,不是靠直接的“理性”教化,而是依赖于动人的情感感化。《傲慢与偏见》之所以是一部好小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位妇女,写作时,她没有仇恨、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反抗、没有说教。有些人会说,她的素材实在是太枯燥了。可是她靠着自己的艺术技巧,把千万个像她那样的人能会写成枯燥乏味作品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无论是她的生活环境,还是她选取的素材都不可能使人料到会出现像她那样的创作能力。
作者用艺术再现,把她所处的小天地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奥斯汀的小说中,房子可能是窄的,人物活动的天地也可能比较小,但这能限制作者的视野吗?在《傲慢与偏见》第九章中,达西说:“在乡下,你的活动范围非常狭窄,非常单调。”伊丽莎白的回答显然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但人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他们身上总有些新东西值得你去注意。”[6]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7]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财产”、“需要”。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傲慢与偏见》便以贝特内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看到这些,我们怎能不钦佩奥斯汀的“两寸象牙”的巨大容量,怎能不承认《傲慢与偏见》虽没有写历史事件,可是通篇字字句句不露痕迹地透露了历史社会的气息。
文章来自于生活,只有对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才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往往是最能抓住生活中火花的,哪怕只是星星点点,也能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写作灵感。我想这也正是简・奥斯汀写作的独特风格吧――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
三、结语
家庭、邻里、街道或小镇所发生的事是小说的“主食”。这些正是妇女最了解的世界。所以说,不渴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正好是奥斯汀的天性。她的天赋与环境是完全匹配的。如若要把批评变成塑造一致公认的“标准像”,那不仅得不到公认,而且只能是批评本身的停滞。真正的好作品经过长期的反复琢磨、推敲更能显示出其全部光彩。简・奥斯汀六部小说的艺术世界是绝对经得起琢磨的。今天,奥斯汀所有的精雕细琢的作品己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各种各样的原文版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许许多多论文和专著对她的作品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研究。这说明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能永葆青春的,而这位文坛巨匠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她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都不会被人们遗忘,历史将永远记载简・奥斯汀写下的光辉一页。
参考文献:
[1][7]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译林出版社,1994:1.
[2]同上,1994:82.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57.
[4]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19.
俄罗斯高等院校的学制一般为4～6年。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在西方国家，类的某些部门是艰难的大致上都设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但俄罗斯却只有候补博士（即副博士）和博士两种学位建制。对于大学毕业生不授予学士学位，而且在研究生教育中也没有硕士这一学位。目前，在俄罗斯已出现私人或集体开办的学校。
在莫斯科西地势较高处是闻名遐迩的列宁山（现在已更名为麻雀山）。山脚下，莫斯科河蜿蜒流过；山上就是俄罗斯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全称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以其缔造者俄罗斯18世纪著名的学者罗蒙诺索夫命名。莫斯科国立大学，成立于1755年1月5日是俄罗斯 历史 上第一所大学，也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和教学科研中心。
俄罗斯文学和 艺术 是俄罗斯文化历史宝库中瑰丽的奇葩。俄罗斯文坛曾为世界造就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高尔基、法捷耶夫、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大批文学巨匠；俄罗斯画坛涌现了列宾、列维坦等艺术大师。
17世纪上半期诞生了俄罗斯的第一部小说《萨瓦·格鲁津传》。?进入18世纪的彼得改革，通过实施，银行大西方启蒙思想开始在俄罗斯社会中广为传播，并对俄罗斯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时期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古典主义文学产生和繁荣的新时期。
在古典主义兴盛的18世纪，涌现了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其中包括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等。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是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诗歌的革新者和推动者，他的诗歌创作以新的体裁和形式丰富了俄罗斯的文学宝库。他也是“一个简短的培训，新的俄罗斯诗歌和文学的文件说：”这是，证明俄罗斯语言适合于写作轻重音格律诗，为以后俄罗斯的诗歌 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在科学领域创造了光辉的成就，在文学领域也是硕果累累。他在《文法与修辞》—书中，将一般文体分为英雄史诗、讽刺诗文与戏剧和民歌、喜剧等三类，并为每一类作品制定了写作的标准。他的抒情诗为俄罗斯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苏马罗科夫则创作了一大批悲剧、喜剧、歌剧、歌谣、情诗、寓言等作品。他说，“霍列夫”创建一个悲剧，树立一个是俄罗斯古典悲剧的例子。
到18世纪末，俄罗斯文坛又出现了新的文学流派——感伤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感伤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崇尚 自然 感情，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是卡拉姆津，他在欧洲旅行的过程中陆续发展了散文体的作品《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信》，被视为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的力作。卡拉姆津的小说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写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则被别林斯基誉为“最早的出色的俄国小说”。卡拉姆津后，后，茹科夫斯基又成为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新的代表。他的代表诗作是《乡村墓地》、《柳德米拉》和《斯维特兰娜》。
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丘尔科夫的长篇小说《漂亮的厨娘——或一个女人的奇遇》。
进入19世纪后，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自由民主思想在欧洲的传播，俄罗斯文学创作摆脱了古典主义的重重樊篱，丢弃了感伤主义的多愁善感，迈上了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新路。
关键词：《变形记》 甲虫 意象
引言
文学创作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是西方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吸引着大量的读者为之着迷，他们在充满魔力的字里行间探索着大师们对人性精神与主观世界的批判，这些充满现实主义的文字和荒诞古怪的情节描绘了扭曲的人性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对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和不断创新的写法开拓着文学创作的疆界，通过随处可见的反思加深了读者对人性和心灵的理解。
奥利地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一位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他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承担着照顾父母妹妹的重任。但是，忽然有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他变成了一只甲虫，有了虫的特性，喜欢爬行并吃发霉变质的食物，然而仍有着人的心理和思维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家人的冷酷对待，最终在病痛和饥饿中孤独死去。卡夫卡用“甲虫”这一荒诞奇异的意象变形表现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用现实的写法描写了个人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压迫下的恶劣生活。这种异化的写法有着深刻的象征含义，为魔幻现实主义写作作出了尝试，在整个西方变形文学创作中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者为何会选择“甲虫”作为主人公的异化，也是有着特殊的含义和深刻的创作心理，体现着当时的社会含义、人物的象征意义和作者本身的生活体验。
一、“甲虫”的社会涵义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些思维敏锐的艺术家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认为人类文明社会秩序已崩塌，现代人受到了现实社会的摧残，人性受到物质的压迫变得冷酷，人际关系也变得冷漠残忍。奥地利著名学者海因茨・波里策曾指出“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是欧洲危机令人信服的自我表白”，《变形记》深刻地分析了现代西方人面临的严重的现实危机。在新旧文化价值的体系交换阶段，新的文化体系已崩溃，现代西方人在日益强大的物质负担压迫下，失去了自我的精神乐园，对自我认识和价值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人性和人际关系都在物质的压迫下扭曲变形。《变形记》通过人物外形的异化表现了这种深刻的危机，甲虫的意象包括了“封闭”“价值缺失”“弱势”“负重”“无所皈依”等内涵，呈现了西方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然而现代西方人的可悲之处更在于即使变形也不能使他们摆脱这种被压迫、被排斥的处境，反而更加陷入无所皈依的可悲境地。所以，“甲虫”可以说是现代西方人最生动形象最能表现内涵的意象象征。
二、“甲虫”的象征意义
通过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拼凑出这只甲虫大概的形象：它的身躯特别宽大，宽到挤不进半开的门，也不能完全藏在沙发底下；有着长长的触角，眼睛微凸，有着坚硬的外壳，肚子上分成很多硬片，还布满了白色小斑点；有着在墙壁和天花板上交错爬行的习惯；没有牙齿，不喜欢新鲜事物，反而喜欢吃腐烂变质的蔬菜。正是这些“甲虫”的生理特性与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现实命运相符合，使之变形为“甲虫”成了必然。
（一）弱势的特性
甲虫在地球上已存活了3.5亿多年，是生物进化链上一种古老的物种，它个体纤弱、群居众多。在人类的眼中，甲虫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可以随意欺凌灭杀的低等昆虫。《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作为一个小职员，社会地位低下，在公司经常会受到上司主管、秘书等高等管理人员的欺负，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他和甲虫一样处于任人欺辱的境地。文中有描写到他变形后的心理活动，可以知道他原本也一直渴望有一天可以摆脱掉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变形为一只甲虫可以说是部分实现了他的潜在愿望。然而悲剧的是，格里高尔照顾着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却不能忍受照顾他，在他失去了工作能力，不能为家庭带来经济来源之后，家人便开始厌弃甚至伤害他，无情地抛弃了他。
小说中甲虫的细腿不仅有弱势的象征意义，也有一些特殊含义。格里高尔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巨大的甲虫，“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这些细小并且无法控制的小腿痛苦不停地挥动，正象征了格里高尔常年奔波的工作、现实生活中老板同事的欺辱、家人的漠不关心，这些无数细小琐碎的折磨是他不能选择又无法控制的，不断地侵扰并摧残着他的精神和心灵，直到某一天从不安的梦境中醒来，他变成了一只甲虫。而从更深刻的含义上，这些细小的腿又好像资本家工厂里麻木、疲劳、不停工作的工人，在整个社会环境下不断重复僵化的生活和工作，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中批判的一个缩影。
（二）负重与封闭的特性
甲虫扁圆的硬壳象征了主人公格里高尔要承担的工作和家庭双重的压力。他负担着一家人的经济生活，还要偿还父亲欠公司的巨额债款，又要为妹妹读音乐学院筹集高额的学费，每天谨小慎微地工作，还不能辞职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一干也许得五六年，严重的生活压力让他在睡梦中都无法放松，深感焦虑。这种压力大而又艰难的生活使格里高尔如同一只甲虫背负硬壳艰难爬行，这层硬壳带给他沉重的压力，是“负重”的一种象征。
格里高尔作为旅行推销员常年在外奔波，和其他的推销员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和他的家人也没有感情交流。他善良、忠厚，整日被上司主管压迫却为了生活逆来顺受，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好像甲虫躲在厚重的壳中生活，这层壳既是他自我保护的屏障，也使他与外面世界相隔绝。
卡夫卡选择“甲虫”这一意象来使主人公变形，赋予了他甲虫的外形和生理习性，却没有给他飞翔的能力。甲虫在生物界具有高超的飞翔能力，使它在觅食、避敌、求偶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这也是其种群繁殖众多的重要原因。但是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却不具备飞翔能力，原本心中渴望的自由、不受公司摆布的生活变得愈加可悲。他只能爬行，不能逃离封闭的卧室，也不能逃避来自人类的攻击和伤害。这种甲虫的处境正像格里高尔变形之前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拼命工作，从不为自己考虑，没有自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自由、意志、权利和尊严，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似乎只是工作机器，家人的经济来源。
（三）孤独和无归属感
甲虫喜好孤独的生活，很少能在同一窝里有两三只住在一起，格里高尔也是孤独的。对于周围的人来说他只是赚钱机器，公司只是奴役他奔走赚钱，家人也只是把他当作获取经济来源的工具，他已渐渐丧失了人性本能的尊严和情感表达，他的话别人不再关心，心思也没人愿意去明白。在变形之后，他被囚禁在自己的卧室里，彻底与外界隔绝，直到孤独地死去。
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在形态和生理习性中与甲虫一样，却不能飞行。人类经常用飞行来作为自由的象征，格里高尔不具有飞行能力说明他还是处于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这种差异性的赋予说明，格里高尔虽然已变形为甲虫，不再是人类，但是也不能属于甲虫世界。他虽然形态上和甲虫没有太大差异，但是没有翅膀不能飞行，又有着人类的情感、思维和心理，自己心理上也不会认同甲虫身份，所以，无论是在甲虫世界还是人类的世界，格里高尔都不能得到认同，没有归属感。
三、作者的生活体验
弗兰茨・卡夫卡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被誉为西方现代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生前在德国文坛上默默无闻，死后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赢得世人惊服。卡夫卡曾经在他的作品中提到，他的父亲会不顾他的感受，对他为数不多的好朋友污蔑诋毁、破口大骂，甚至把他的朋友比作虫子。这种对自己朋友的贬低是对卡夫卡心灵的一种打击，好像把他也看做了“虫”，这应该是为《变形记》“甲虫”的意象选择埋下了种子。
在父亲的逼迫下，卡夫卡每天要去两个地方工作，这严重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也消耗着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同样在作品中，卡夫卡也曾将自己比喻为“虫”向父亲控诉，曾经非常想逃离父亲的控制，可以自由地进行写作和干其他事情，但这样一定会受到父亲的反感和惩罚。这种状况让卡夫卡自比成一条虫子，尾部被踩住，前半部却拼命挣脱，向自由蠕动。这一点来说，主人公格力高尔身上也带着作者自己的影子。
这些与“虫”关联的生活体验都积存在卡夫卡的心中，影响着他的内心世界，他只有通过文学创作来进行排解，在他的早期作品如《乡村婚事》中，拉班主动变成了甲虫来逃避现实，寻求安逸，这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甲虫”的意象选择，也为《变形记》中“甲虫”的意象选择提供了可能性。
结语
《变形记》用看似荒诞不经、扭曲离奇的写作手法诉说着作者内心的生活理想，“甲虫”的意象内涵丰富、具有独创性，最能显示出格里高尔所承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压力，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学意蕴，又包含着理智的寓意。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说，《变形记》用夸张的手法刻画了人变成虫之后所遭受的种种人世变化，开启了现代派文学的大门，通过构建多义性的“甲虫”意象，用新奇荒谬的文学构思，将写实与悖于常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人情和亲情的冷漠，及当时社会在经历变革之后在人心里留下的痛苦回忆，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人的普遍异化现象。语
参考文献
[1]王韬，隋欣.浅谈卡夫卡《变形记》的艺术内涵[J].艺术研究，2015（01）.
[2]史永霞.解析《变形记》中的甲虫意象[J].电影评介，2008（24）.
[3]桑晓飞，薛翻，张丽波等.浅谈《变形记》的“甲虫”意象的选择[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7）.
“底层写作”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
“底层写作”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倾向在不断敲响警钟，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引起了关于民生问题的广泛思考。1996年，《读书》刊发了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报道了包括艾滋村在内的农村贫困问题，此后还有若干后续报道。2002年春，陆学艺等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引起了很大震动。此后，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出版)以及续编《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出版)中指出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差距扩大化和阶层固定化的严重问题，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向哪个方向解决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为“底层写作”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契机。2003年，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口号，明确表现出救济贫困阶层的努力。跟着这种形势，文学创作合流了“底层关怀”主张，以“三农”、“民生”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并引起关注，很多权威性的文学杂志都有意识地开始刊登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其间一些著名小说家的多部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意识，其民间关怀的书写策略迅速得到认同与响应，由“底层写作”而生的“底层文学”的渐成潮流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必然。
其次，除了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在文学作品中的直接投射，“底层写作”现象的出现还有其更深层次的文学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慢慢地远离了大众的视野，占据主流地位的“纯文学”创作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而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这一潮流下的文学作品中，“底层”或者完全缺失，或者是模糊的概念，或者完全沦为承担某种象喻或者宣传功能的符号。文学作品中被一厢情愿的作家符号化了的百姓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一个”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难以隐藏的，人们对“纯文学”文学意义的反思由此产生。2001年，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发表《漫说“纯文学”》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的追求志向进行反思，并提倡要高扬现实批判意识。“反思纯文学”由此不断深入，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要重新回到表现并挖掘现实的起点上，建立起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真正体恤百姓的喜怒哀乐，真正贴近时代情境下的民生疾苦，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底层写作”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承担这种功能的“应运而生”。从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底层文学”的这种“历史性”的出现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底层写作”的文学成就及意义
当前，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意义的文学现象，已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一个最重要的群落，关于它在理论、批评与创作方面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底层”概念因其笼统和象征性契合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在文学批评中被广泛征用。
回顾一下这一文学叙事形式迅速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写作”的成功可以说是得益于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2004年，以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为代表，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刘继明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行走在土里的鱼》，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变脸》等。此外如“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写作现象，专门对当前社会中“打工”群体的生活与命运进行全面的揭示与思考。这些创作使人们关注到了以往视而不见的社会群体，同时也以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再将文学当做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思想探索上看，底层文学注重对现实不公的反映，更注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力图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心理；以面向社会、面向当下的审视态度进行创作。如小说《那儿》，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他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①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的现实问题，还提出了“通向自由和富庶的道路应该如何走”的社会问题，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笔法书写了一曲时代悲歌。
从艺术性的追求上看，底层写作立足于中国当下现实，摒弃“纯文学”无病的流弊，同时远离“商业化文学”的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在叙事模式、表现方法的扩展上都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这里仅以罗伟章的小说《变脸》为例，它书写底层与苦难，但并没有陷入到城乡、贫富等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试图以一种更加复杂的视角来把握现实的丰富性。在作品中，陈太学是一个小包工头，面对城市里更大的“头儿”，他献媚、送礼，而面对同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兄弟，他却克扣工资、拖账赖账，但作家并没有对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画出了他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心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写照，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
当前“底层写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底层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特征的底层写作虽然以对社会底层群体进行真实解读为根本出发点，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思想界、中国现实的讨论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写作形式在主流化进程中也面临严峻的问题，如，思想资源的匮乏、“精英意识”的限制、受众对象的局限等，这些缺陷极大地制约了其发展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底层写作”已经成为“主流性写作”之时，因不同叙述主体对这种创作内涵的“异化”，“底层写作”有时被衍变成为“残酷叙述”、“仇恨叙述”，以及追求政治正确的“功利叙述”，这种异化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令人对整个底层写作的正当性产生怀疑”。②近时期，“底层”一词带给人们的多是悲凉与困扰，附庸苦难成为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表现，苦难和正义甚至画上了等号――文本内的主人公因为苦难而不被追究行为的合理性，有些作品甚至只停留在叙述或者宣泄的层面上。这种仅止于苦难的创作必然带来大量的模式化的叙述方式，使其在艺术表现上捉襟见肘。还有一些人利用“底层”这个热点，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一个卖点。这一切无疑会使底层写作偏离底层关怀的积极取向，使底层文学失去了应有的社会价值。
“底层写作”前进的方向
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的崛起，极大地扭转了“先锋文学”以来中国文学不关心现实、社会的情况，然而当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令很多人对“底层文学”提出了质疑，有的说它是“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有的说它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的从艺术的角度来否定，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包括赞同者，都认为底层只是“现实主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低级的，等等。应该说其中一些问题在“底层文学”中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底层写作、“底层文学”进行全盘否定。这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出发点，我们可借此对底层写作进行一次清醒的审视，找到其前进的艺术方向。
首先，从创作思想上看，不能将“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底层写作”是有意义的，南帆认为，“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底层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正是文学对社会尽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文学不能缺乏良知，文学也不能缺乏思想。这是底层写作在发展进程中必须坚守的。所以，如果在写作中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以其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认为只要写了底层就是具备了“底层关怀”，在粗糙的叙述中失去对“人性之谜”的挖掘和深思，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
其次，从艺术追求上看，不能认为底层文学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应该具有革命性、开创性，应该更新锐，更有想象力，成为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当我们将‘底层写作’视为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的时候，并不是要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对‘纯文学’的一种发展或‘扬弃’。”③虽然二者在精神追求上有不同的路向，但“底层写作”不能完全忽视“纯文学”所进行的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因为探索与创新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应有之意，而不限于“纯文学”。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能以独特的视角发现生活中的秘密，并以独到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对文学作品的肯定，人们是从美学与历史两方面进行的。“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应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因而，“底层写作”在进行公正、平等和正义的思想追求时，绝不能降低在美学上的追求。
再次，从“文学如何底层”的层面上看，“底层写作”要克服思想上的狭隘意识，使自己的思考为“底层”接受。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已在对底层写作的思想与艺术的追求向度中进行了解答。就目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创作者与受众对象局限性的状况来看，“文学如何底层”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描写对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二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服务对象，这个层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前文提到的“受众对象受限”的问题：当前很多底层文学作品的预期读者仍是知识分子、批评家或(海外)市场，并没有真正通向底层，为底层所阅读、欣赏、认同。因而，进行“底层写作”的创作者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理论资源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将真实的底层生活经验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底层文学”能够真正为底层民众认可、接受，能对自身的处境和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改变自身。如此才能发挥“底层文学”应有的社会意义，也改变着“文学”的面貌。(本论文为河南工业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XSK060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李云雷：《评曹征路中篇》，《北大评刊》，2004年。
②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网站，2006年2月6日。
③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10)。
女权主义乌托邦对文学的影响
乌托邦思想与女权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目标—重构人类文化。在运用女权主义思想或者乌托邦思想进行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二者的共同策略就是把颠覆父权社会与重构人类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指出:“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重构人类文化正是女权主义写作的目标”。传统的乌托邦作品只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因为真正的两性平等在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
女权主义者就在作品中构建一个没有性别压迫，甚至是两性平等的社会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反映女权主义思想，展现乌托邦精神，关注女性和人类未来。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把女权主义思想与乌托邦精神结合起来，以唤起被压抑的集体记忆，致力于新的社会文化建构，讨论主体性、女性属性、身体欲望和个体差异，借助想象在作品中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对父权社会进行全面的抵制和颠覆。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出现后，女权主义乌托邦的观点被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引用和发挥，而且成为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和乌托邦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的切入点。20世纪后半叶，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小说创作从以男权文化的现实主义批判转向了对女权文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展望。即他们在承袭西方主流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同时，融入鲜明的女性主题。女权主义者设想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好世界，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批判。这种超现实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女权主义乌托邦在中国
1989年弗朗西斯•巴特库斯基(FrancesBartkowski)在《女权主义乌托邦》(FeministUtopias)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目前国内对女权主义乌托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对女权乌托邦理论的译本和研究专著，只有少量的对西方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的研究专著和相关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国学者对女权主义文学整体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然而国外对女权主义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是空前繁荣。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女权主义乌托邦思想，对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
在19世纪以前，在早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乌托邦作品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尽管如此，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女权主义乌托邦的存在。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在《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具有极大社会讽刺性的喜剧。我国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作为一部经典的作品，《威尼斯商人》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多方面进行阐释。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虚构了一处地图上不存在的类似于女权主义乌托邦式的小岛:贝尔蒙特岛。岛上的鲍西娅就像女王一样，独自掌管着一个城堡。这个宁静、祥和的小岛与威尼斯的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鲍西娅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就已经规定了她选择丈夫的方式，但是她以自己的方式掌握自己的命运，成功选择了最佳的伴侣—巴萨尼奥。
贝尔蒙特岛就是一个拥有这独特女性文化的乌托邦社会。莱曼•弗兰克•鲍姆(LymanFrankBaum)的代表作《绿野仙踪》是美国儿童文学史中的经典著作之一。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多是从叙事角度、人物分析角度等角度阐释和评论该作品的。对于这部小说体现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思想，评论界的研究甚少。鲍姆通过美丽的童话故事为世人创造了一个永恒的、神奇的奥兹仙境。奥兹国中只有女性掌握着强大的力量—邪恶的东西方女巫和善良的南北方女巫，甚至是主人公多萝茜，这个天真的小女孩都能排除万难，掌控一切。鲍姆通过想象在作品中勾画出理想的女性社会和人类的精神家园，以此展现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中女性寻求自我实现、平等和差异以及社会和谐。
研究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的基本思路
(一)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人文关怀
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代表了每个时代女性的愿望，表达了对既定两性秩序的批判和否定，是对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的追求。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人文关怀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两性的存在，一方面是重新界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是否定等级和特权制度。AnneK．Mellor在OnFeministUtopia一文就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的价值意蕴、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进行分析，把女权主义乌托邦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性消失的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第二种是雌雄同体的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第三种是两性共存且平等的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
《她乡》是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以孩子为中心的乌托邦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男性消失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而是男性的存在只是被用来突出女性的中心姿态，是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家为取代男权统治所提出的一种模式。娥秀拉•勒瑰恩(UrsulaLeGuin)的《黑暗的左手》(TheLeftHandofDarkness)被评论家喻为在雌雄同体的世界里寻找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乌托邦之作。摆脱了性别差异，也摆脱了人类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娥秀拉•勒瑰恩的《被放逐者》(TheDispos-sessed)和玛吉•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勾勒出了一个两性共存且无性别差异的理想社会，达到两性的和谐相处。
(二)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生态关怀
20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表现出对这一主题的深切关注，它们将妇女解放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将互爱和互惠作为核心价值，运用各种方式去探索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和谐关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平衡。随着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也讨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在《黑暗的左手》中人类发展科技是有着一定的限度和前提的，科技的应用应该是保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格辛星人的高科技主要用于抵御寒冷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科技发展进程缓慢。例如，在地球上需要3年就能开发出的科技成果，在寒冬星上，人类则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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