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3 05:54:55
导语:在韩国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汉语有庞大的词汇系统,词汇语义丰富、深刻,融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能够直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沿革和文化的发展,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指出的:“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因此,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就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具体指称意义,更应着重理解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留学生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对词汇望文生义而发生误会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该词的文化涵义,没有真正懂得其意思,也就影响了他们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特别注意对那些文化涵义较为深刻的词汇的讲解。而汉语中词汇的文化内涵常与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有关,如“拔苗助长”、“画饼充饥”、“滥竽充数”、“对牛弹琴”、“望梅止渴”等等,这些词汇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如果结合历史典故讲解其文化含义,即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便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词汇。在汉语中还有大量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如中国人常用“红眼病”来表达某人强烈的嫉妒心,“羊肠小道”则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那些狭窄曲折又险峻的山间小路,又如“拦路虎”比喻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虎”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百兽之王的地位,故用其来比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的“龙”、“凤”在汉语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2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3结语
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是我们不仅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而且还是世界上唯一从未断裂过的文化。从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迄今,虽说历史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风雨沧桑,但强韧的中华民族所呈现给世人的始终是一幅充满活力与自信的进取姿态和青春风采,原因就在于它比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更能获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此间,汉字的功德殊莫大焉。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掌握外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护语言的民族性,持之以恒的培养树立一个良好的语言意识,理应是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华民族的新跨越和新崛起,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抬升与加强,汉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门风靡全球和影响国际的“显学”,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和国际交往中的形象标识和强大工具。现在世界各国人民自觉学习汉语的热情越来越高,传播汉语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全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孔子学院有249所,孔子课堂56个,注册学员有12万多,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了4000多万,汉语正在成为加拿大、德国等几十个国家的第二外语。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语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国内普遍被人忽视。看看身边有多少英语培训班,像疯狂英语、红魔英语、大山外语等培训机构人头攒动,场面火爆。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谢克昌曾在2005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中,英语地位的过于显赫,已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很多大学生不必顾及汉语的学习,因为除了播音主持、语文教师等相关专业,一般不考汉语。大学语文教育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忽视中文的结果是除了能向父母写“缺钱速寄”的信还算顺畅,其他文稿就难以下笔或勉强完成,大多数语法不通、文字不畅、面目可憎,难以见人。学生母语意识淡薄,文字敏感性几乎没有,稿件里别字、病句、逻辑不通。
汉语正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视听语言充斥着信口开河、滑稽无聊的表现,网络词汇常让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往往让人羡慕不已,汉语蹩脚倒显得无足轻重。现实中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不同于规范语言的网络语言,被人称为“火星文”。这些语言和文字有的是字母,有的是部首,有的是谐音,有的是把常用字拆开来用。这些语言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接受新鲜事物快的中小学生很快学会,并出现在自己的日记和作文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将会危害到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科技在使书写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提笔忘字”等副作用,不会书写成了我们要直面的危机。而有些年轻人总是用一些洋文来代替汉语。比如不说“谢谢”,而说“3Q”。更有甚者一些生造词语,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如“变态”成为“bT”不中不洋。
著名作家余光中、莫言、苏童、马原等一致高呼:我们的汉语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指出,要重视语文教育。他建议,大学生要在中学的基础上提高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和各种作品的写作能力,学校还要着力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语文教育成为贯穿教育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必须使儿童认识热爱母语,以此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学校语文教育要重视读写,要对写字保有温情和敬意;三是必须根据汉语的特点来构建语文教学体系;四是必须加强字词句的基础训练;五是文言文教学通过经典文言课文了解古代传统文化即可。
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审美意蕴,时尚服饰设计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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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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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学;教育国际化;学科整合;人文学科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三、结语
传统中国画的国际化是阳小毛教授必须面对的课题,阳小毛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早在2002年公派去法国学习期间,就有一个问题缠绕着他的思绪,偌大一个巴黎,几百家画廊、艺术馆、博物馆,却很难见到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画,不是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不可能明白中国画的玄妙,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的对接需要时间去磨合。
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画家,阳小毛十分清楚这一点,要让欧洲人看懂中国画,那么中国画的国际化,中国民族绘画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艺术家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画的绘画语境当随时生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间阳小毛与来自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学者探讨这一命题。他欣喜地见到一些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所作的各种尝试,异国的环境迫使他们求变,他们汲取许多西欧艺术的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画,使之中国画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更易于让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码是先从视觉上产生共鸣。他开始以国际化的目光关注传统的中国画,如何让中国画走向国际,自觉地成为他的一份责任,青年时代他对西洋画的民族化进行过深入地学术探讨,阳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构成美学理论影响下切入中国画的,然后回归到传统。他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丰富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值得去尝试。他十分关注中国画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他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自2001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之后,2010年到来之际画家阳小毛将自己的画展办到了韩国的国会,韩国的国会副议事长以及许多的国会议员观看了画家阳小毛的画展。画家阳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许多阳小毛早期的创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传,并有学术论文译成外文在一些国家与地区传播。
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论文《水彩特质的雨雾欧洲》发表于《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