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06: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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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关键词：文学理论；时期；人民性
文学的人民性，源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它等同于文学的民族性。别林斯基与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将其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主张文学要关注人民命运，表现人民生活，强调文学作品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提到过“人民性”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民性是表现一定人民精神的东西，强调要从人民的利益来考察作品。的经典作家们也承认文学的人民性，并将其不断深化和扩大。列宁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①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列宁和都肯定了人民性在文学中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中，人民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主体。文学的人民性，离不开“人”这一历史主体，具体而言，就是关注人民，把人民生活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将其思想、情感、要求、愿望及利益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表现。别林斯基指出：“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人民的精神生活；在文学中，像在事实中一样，可以看到人民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所占的地位，以及从它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历史的契机。人民文学的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一八四0年的俄国文学》）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本来就是人民创造的，文学反映人民的精神生活。自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文学的自觉意识增强，人民成为文艺的主人。说：“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利益，才是好的东西。”②文学如果脱离了人民、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审美需要，注定会走向僵化以至死亡。可见，文学只有为人民服务，才会与人民紧密结合起来，路子越走越宽，文学的选材和表现手法也会日益丰富，艺术风格和流派将得到自由、健康的发展。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不同时期文学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整体上都体现了“人民性”的独立品格，即文学体现了注重人这一主体的存在，关注人民命运，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展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并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大众文化。
20世纪文学的人民性品格首先表现在五四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改革，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由于文言文的存在，使文人雅士与普通民众存在隔膜。为了打破这种隔膜，文学活动倡导白话文改革，大力推广白话文。这是时代的要求，文言文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白话文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文化需要。而且，文学革命还倡导“国民文学”“平民文学”，要求作品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并把改造民族性格和重铸民族灵魂作为文学的根本任务。例如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强调文学为人生的的倾向，注重平民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表现了为世间弱势群体争取社会正义的思想，反映了人们的诉求。紧接着冰心、叶绍钧、王统照的创作着重表现“爱”和“美”，作为一种审美理想的观照，对人民大众认识美、提升文化素养有重要的作用。
建国以后，文学仍然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特别是建国初期，强调文艺以工农兵服务的大众文化方针。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导致了一些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品，但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并未中断，仍有许多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柳青的长篇小说我国《创业史》深入人民实践，了解人民生活，表现了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思想情感的变化，并塑造了一大批人们喜爱的农民形象，如梁生宝、梁三老汉等贴近农民生活，受到人民的喜爱。十年时期，虽然文学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一些潜伏地下的文学作家的创作仍然表达人民的愿望，表现人民大众的心声。如天安门广场的诗歌运动，是人民大众用文学作为工具来反抗“”行为，表达了人民的革命情绪。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引导下，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复，文学开始回归到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创造了许多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如舒婷的“朦胧诗”，王蒙、刘心武、张贤亮的小说，与刚刚从磨难中解放出来的人民心态相通，让他们产生了共鸣，深受他们的喜爱。90年代，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影响，文学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文学出现多元文化格局。尽管如此，人民大众的文学仍是主流的，出现了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审美趣味，迎合了人们的需要。
高尔基说：“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惟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还是就创造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创造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宏伟的悲剧―世界文化的历史。”③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可见，劳动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文学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文学密切联系群众，保持与人们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创造大众文化是这一时期始终如一的要求，体现文学人民性的独立品格。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郭正元：《文学理论基础教程》[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3]夏之放：《文学理论百题》[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侯建、龄、许自强：《文学理论百题》[M].辽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张岩泉、王又平：《20世纪的中国文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7]杨健龙：《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注解：
①蔡特金：《回忆列宁》，《列宁轮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12页
［关键词］ 翻译;伦理道德意义;对话;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93-05
翻译行为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复杂系统。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包含译者与作者、读者的主体间关系,也包含译者与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译者在主体间和主客体对话基础上不断选择的行为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翻译都与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概言之,无论主体间关系还是主客体关系中都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制约,并往往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不仅应该关注语言层次上的对错问题、话语层次的美丑问题,还要关注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即言语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独立又联系,可以使人们全面地认识翻译行为的本质。
一、研究现状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品格以及翻译系统中主体间、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道德内涵,翻译行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价值,翻译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等问题,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内涵和意义。以经验的、随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译论,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忠实” 翻译的观念中,在中国古典译论中主要建基于宗法伦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译为基础的早期译论则带有宗教伦理的痕迹。现当代系统的译论要么关注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结构规则,要么关注美学范畴的艺术规则而忽视了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科学”和“艺术”二元对立长期垄断翻译研究领域的事实就是该现象的有力注脚。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西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注意到翻译和性别差异的联系,揭示了翻译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则注意到翻译所体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关系;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职业服务特点等等。佩姆(Anthony Pym)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文集《翻译研究向伦理的回归》的前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1］赫曼斯(Theo Hermans)、图瑞(Gideon Toury)等人关于翻译与规范的争论,威努蒂(Lawrence Venuti)关于译者隐身,诺德(Christian Nord)对忠实原则的重新解释等等都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这一趋向。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还从伦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译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义务伦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价值原则,即清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翻译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发生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笔者认为，翻译行为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意义及其表现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翻译的伦理道德表现
建构主义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学习理论,是在吸取了多种学习理论,尤其是在维果斯基的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它认为:教学中,学生个人的“经验”和主动参与,在学习知识中起重要的作用;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与情境联系紧密的自主操作活动。在此过程中,知识、内容、能力等不能被训练或被吸收,而只能被建构;这种建构过程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以一个已有的知识结构作为基础。学习者主动根据先前的认知结构,注意和有选择地知觉外在信息,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文学课教学应从学习者个体出发。真正把学习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放在教学活动的首位,充分把阅读、欣赏、评论等自主权教给学习者,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训练其思维能力及研究能力:教师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帮助,从而使他们构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已有知识和经验的作用,认为他们在走进课堂之前。头脑中已形成丰富的经验,能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形成对问题的某种解释。文学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经验,而应把他们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教师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教给学生,不能用自己对知识正确性的强调作为让学生接受它的理由。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只能靠他们自己的构建来完成,以他们的经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学生的学习不仅是对新知识的理解,而且也是分析、检验和批判新知识的过程。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应注重学生先有经验及知识对作品理解的影响,运用各种手段激活先前的知识,引导他们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学生先前经验对其意义构建的影响,鼓励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培养他们多样化思维的能力。
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英美文学教学
传统的文学课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教学设计理论几乎是围绕如何“教”而展开,很少涉及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按此理论设计的课堂教学,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机会少,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很难发挥,不利于创造型人材的成长。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只对学生的意义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不要求教师直接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知识。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作用和传统教学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搭建支架,培养能力。支架式教学是建构主义的一种教学模式,“支架”应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来建立,通过支架作用不断地将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引导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由于文学课内容庞杂。课时量有限,多数学生的英语水平尚不足以真正欣赏英美文学原作,要求他们系统全面地掌握文学史及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教学中,教师采用支架式教学模式,最大可能地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及文学鉴赏能力,力求学有所感,学有所获,并逐渐培养他们自主性学习的能力。首先,搭建支架:围绕当前学习的问题,建立概念框架。以讲授文艺复兴为例。教师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展现图片等)激活学生中学时期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及对莎翁、培根等人作品的了解情况,帮助搭建基本的知识框架:该运动兴起的缘由、过程、实质、意义、代表人物、作品等。其次,进人情境:将学生引入到一定的问题情境中,并提供可能获得信息的工具,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学习资料,以启发讨论式教学为主。学习Hamlet的节选时,教师提出一些综合性的问题供学生讨论,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加深对作品的理解。Howdo you understand “to be or not to be”in the context of thesoliloquy and of the play as a whole?/What’s your opinion aboutHamlet?/From Hamlet,could you learn Shakespeare’s humanisticideas and his literary ideas?etc.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学生可观看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或研读原着,或利用网络查找资料等,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最后,探索研究:学生自愿组成小组(3至5人)进行分析、思考、探索、研究作品;教师启发、引导学生,使他们最终自己能在概念框架中逐步攀登。由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赏析,没有统一标准的答案,每个学生都应具有独立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学会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
协作学习,共同提高。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一起讨论和交流,共同建立起学习群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该群体中,共同批判地考察各种观点和假说,进行协商和辩论,先内部协商,即和自身辩论到底哪一种观点正确;然后相互协商,即对当前问题摆出各自的看法、论据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通过协作学习环境,整个学习群体将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学习文学作品,经常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探讨、交流或编排所学过的作品是非常有益的;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便于补充、修正、加深学生对所提问题的理解。学习Hamlet,每个学生对王子的理解都不一样,通过展开对该人物性格和人性的讨论、分析,将有利于学生对作品的进一步理解和赏析。同时,教师应鼓励学生成立文学爱好协会,组织各种活动激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借助协作学习,学生能发现独立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自主性学习的习惯,完成对自己知识的建构。
一、当代高中生素养的现状
所谓人文素养，是指一个人所具备的人文精神而形成的内在品质，是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培养当代高中生人文素养，对于养成其良好的精神风貌，对于造就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转型时期，“转型”至少包含两层内涵：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是社会形态的转型。在社会的这种巨大转型中，在传统与现实的交锋中，各种新观念纷至沓来，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当代高中生的道德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以及价值取向，使得高中生内心潜藏着浮躁和不安。当代高中生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将肩负起中国发展与振兴的重任。他们的人文素养如何，将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成效有目共睹，重视科学和发展科技教育已在高中教育中居重要地位。但对于人文教育却不够重视，往往把科技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倍加重视，而人文素养教育则因缺乏实用性而成为微不足道的陪衬。这种状况极大削弱了高中生的文化基础，致使许多学生对人类的文化遗产知之甚少，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缺乏高中生应具有的文化素养和情操品格，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下，高中生的人文素养呈滑坡趋势。
二、通过历史教学培养高中生的人文素养
我们要认识到，人文教育有其独具的特点，把握这些特点，人文教育才会真正有成效。那么，人文素养教育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人文教育不同于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是关于自然知识的传授，人文教育是“人文素养”的教育，我们不能用科学教育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人文教育，不能把“人文素养”的教育当成了“人文知识”的教育。因为精神的创生只能由精神来完成，精神的升华只能通过精神来感化。根据人文教育的这一特点，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上，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交流和精神契合，不能忽略课堂的人文思想的氛围。
第三，人文教育思维模式不同于科学教育思维模式。根据人文教育的这一特点，在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充分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内容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学生不能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知识的接纳者，而是要主动用自己的身心去体验古代的人文知识，与之产生心灵的契合和同化，把其中所隐含的人文特质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品格，融人到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中。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一）加强高中历史经典文化教育。精彩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极易引起人们的急躁情绪和心理失衡，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心理失衡的现象，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大地上，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脑袋中，有点空荡荡，雾蒙蒙。于是乎，商业文化以它扎实的后盾和通俗的形式，漂洋过海，乘虚而入，大有雷霆万钧、无坚不摧的架势，闹得不少人心荡神迷，追腥逐臭。根据笔者的调查，大部分高中生对祖国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肯德鸡、麦当劳，最喜欢过的节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等洋节，嘴上以夹杂几句洋文为时髦，在哲学方面有些人能够大谈特谈亚里士多德，却不知老子哲学……
（二）设置历史为必修课．增设人文类选修课程。笔者以为，无论文科理科，都应该把历史作为必修课，使高中生对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遗产有较多的掌握和了解，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熏陶与陶冶。同时开设多门人文课程。将它们列人教学计划，使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修，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至少选修七门人文类课程且成绩合格才准予毕业。这样，就既照顾到学生的个人兴趣，又有一定的要求和压力。
（三）加强高中教师师德教育。师德包括许多方面，我们认为，历史教师的善良、公正与责任感是其师德的核心构成要素。
1．善良。教师的善良表现为对其教育对象的关心和爱。历史教师在扮演着知识的传授者、班级的领导者、纪律的维护者等角色的同时，往往还扮演着家长人的角色。因此，学生自然希望其具有仁慈、体谅、耐心、温和、亲切、平易近人等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以善良为核心的。历史教师的善良是其完成教学活动的重要保证。“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如果教师不能给学生以善良的印象，那么即使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也很难真正赢得学生的喜爱和信赖。
2．公正。公正指的是教师面对学生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在课堂提问时，有些教师往往习惯于提问自己喜欢的一部分学生，对其他学生则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在课堂观察时，有些教师往往习惯于把目光投向自己喜欢的那么几个学生，对其他学生则常常视而不见；在处理学生冲突时，有的教师先入为主，偏袒自己喜欢的学生，不能一碗水端平。这些都有违公正原则。当然，要求教师做到绝对的公正，有些强人所难。教师的个性特征，学生的不同表现，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教师的判断。而且，对基础、能力、性格各不相同的学生，用一个尺度进行衡量和评价，也不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但在教学实践中，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不以学生的成绩、个性、性别乃至相貌而对学生产生好恶之情，应该是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教，公平正直是教师以身作则的前提。
参考文献：
[1]王晓东，陈桃源主编.高中历史应用能力训练教程[M]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关键词】 中学历史课 环保意识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2）11-055-01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环保教育越来受到重视，但较多出现在地理、化学、生物等与环保联系紧密的学科。历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有不少的可以用于环保教学的教学素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环保是可行的。但中学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的困难
首先，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环保问题并未过多的涉及。通观全文，对环保有所涉及的仅为在课程性质上的叙述：“学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课标上我们可以看出， 新课改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更关注人文方面，而对于环保和自然给与的关注较少。
其次，教材的环保材料缺乏，隐形材料多于显性材料。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新教材的编写对环保也有所忽略。就高中人教版教材来说，更多的是史实的罗列，而进一步的延伸，隐性知识多于显性知识。这种隐性资料就需要教师自己挖掘。笔者通观人教版必修教材，仅在必修二工业革命一课中的学习延伸中明确提到了环保问题。要渗透环保意识，需要教师的不断挖掘，这为高中历史课环保意识的渗透增加了困难。
最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环保意识的缺失。结合笔者的教学经历和现阶段高中教学活动，在高考压力下，教师往往注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较少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在这样的压力下，教师不能完全发挥历史课的作用，这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环保意识面临的最大困难。
二、在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的条件
虽然在中学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面临着众多的困难，但是在中学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也包括众多的环保材料。在历史上因为过度破坏环境而导致恶果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土高原，今天沟壑林立，水土流失严重，绝对不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水草丰美的的中华故地，通过对比，学生能得出这是长期以来人口增长过速，过度垦殖的结果，能形成直接的感性认识。
其次，历史课的课程性质有利于环保意识的渗透。历史作为人文学科，担负着一定的德育作用，每一个历史课都不应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记忆课，而应该有自己的灵魂，能对学生有所启发才能称得上是一堂成功的历史课。在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是历史课的要求，也是突破新课改的新的增长点。
最后，在高中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当前历史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仅仅罗列史实，而忽略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把历史课当成了简单的记忆课，所以学生对历史提不起兴趣，而在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能让学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史实相结合，增强感性认识，提高学习历史兴趣。
三、在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的策略
那么在高中历史课中如何渗透环保意识呢？总的原则是不能盲目地使用，而要分课程内容来使用，不能为了渗透而渗透，这样不仅得不到想要的效果，反而容易适得其反。总的说来，应该从以下方面操作。
首先，教师要注意挖掘隐性材料。由于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双重限制，历史教材上的环保材料并不多，更多的是需要教师自身去挖掘，有意识地渗透环保意识。 充分利用教材资源是比较可行的。第一，尽量使用教材的图片和资料。当有材料就没有必要再补充多余的材料，这在高中历史必修二中体现的更为突出，必修二是经济史的内容，人类从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而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大，必修二教材主要叙述的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而这其中有许多材料可以用于渗透环保意识。教师应充分利用这部分资源，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环保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其次，注意学科交叉内容。在学科交叉中，才能碰撞出火花。尤其要注意与地理、化学等学科的交叉。比如讲到手工业的发展时，可以使用河南出土的象尊，艺术来源于生活，为何寒冷干燥河南地区会有象群的出现，再结合河南的简称“豫”，这说明在商周时代河南地区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4]。那为什么会演变到现在的样子呢？除了自然变化的原因，还有人类自身过度垦殖和开发的恶果，这能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历史学习兴趣。
最后，要注意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历史是一门记录过去的学科，大部分的历史事件都与学生的生活距离较远，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容易让学生感觉枯燥。尤其是环保意识的渗透，更需要学生形成感性认识，从而付诸实践。所以，在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联系实际，以史为鉴，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总之，在历史课中渗透环保意识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课改背景下历史课的新亮点，历史老师要注意挖掘教材资源，结合实际，渗透环保意识。
[ 参 考 文 献 ]
[1] 阎丽丽.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生态环境教育[A].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1-3.
[2]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英语专业课程分为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英美文学课被明确地划归在“专业知识”板块，规定在大学三、四年级分别开设，属专业必修课。实际教学中，文学课授课量和教学内容的压缩、文学理论的缺席、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相对滞后、学生消极对待文学的态度等，都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质量；在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下，要快速学完《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两门课，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预期的效果，行家们心知肚明……
建构主义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学习理论，是在吸取了多种学习理论，尤其是在维果斯基的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它认为：教学中，学生个人的“经验”和主动参与，在学习知识中起重要的作用；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与情境联系紧密的自主操作活动。在此过程中，知识、内容、能力等不能被训练或被吸收，而只能被建构；这种建构过程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以一个已有的知识结构作为基础。学习者主动根据先前的认知结构，注意和有选择地知觉外在信息，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文学课教学应从学习者个体出发。真正把学习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放在教学活动的首位，充分把阅读、欣赏、评论等自主权教给学习者，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训练其思维能力及研究能力：教师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帮助，从而使他们构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已有知识和经验的作用，认为他们在走进课堂之前。头脑中已形成丰富的经验，能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形成对问题的某种解释。文学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经验，而应把他们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教师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教给学生，不能用自己对知识正确性的强调作为让学生接受它的理由。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只能靠他们自己的构建来完成，以他们的经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学生的学习不仅是对新知识的理解，而且也是分析、检验和批判新知识的过程。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应注重学生先有经验及知识对作品理解的影响，运用各种手段激活先前的知识，引导他们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学生先前经验对其意义构建的影响，鼓励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培养他们多样化思维的能力。
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英美文学教学
传统的文学课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教学设计理论几乎是围绕如何“教”而展开，很少涉及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按此理论设计的课堂教学，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机会少，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很难发挥，不利于创造型人材的成长。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只对学生的意义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不要求教师直接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知识。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作用和传统教学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搭建支架，培养能力。支架式教学是建构主义的一种教学模式，“支架”应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来建立，通过支架作用不断地将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引导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由于文学课内容庞杂。课时量有限，多数学生的英语水平尚不足以真正欣赏英美文学原作，要求他们系统全面地掌握文学史及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教学中，教师采用支架式教学模式，最大可能地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及文学鉴赏能力，力求学有所感，学有所获，并逐渐培养他们自主性学习的能力。首先，搭建支架：围绕当前学习的问题，建立概念框架。以讲授文艺复兴为例。教师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展现图片等)激活学生中学时期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及对莎翁、培根等人作品的了解情况，帮助搭建基本的知识框架：该运动兴起的缘由、过程、实质、意义、代表人物、作品等。其次，进人情境：将学生引入到一定的问题情境中，并提供可能获得信息的工具，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学习资料，以启发讨论式教学为主。学习hamlet的节选时，教师提出一些综合性的问题供学生讨论，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加深对作品的理解。howdo you understand “to be or not to be”in the context of thesoliloquy and of the play as a whole?/what’s your opinion abouthamlet?/from hamlet，could you learn shakespeare’s humanisticideas and his literary ideas?etc.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学生可观看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或研读原著，或利用网络查找资料等，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最后，探索研究：学生自愿组成小组(3至5人)进行分析、思考、探索、研究作品；教师启发、引导学生，使他们最终自己能在概念框架中逐步攀登。由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赏析，没有统一标准的答案，每个学生都应具有独立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学会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
协作学习，共同提高。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一起讨论和交流，共同建立起学习群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该群体中，共同批判地考察各种观点和假说，进行协商和辩论，先内部协商，即和自身辩论到底哪一种观点正
转贴于
确；然后相互协商，即对当前问题摆出各自的看法、论据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通过协作学习环境，整个学习群体将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学习文学作品，经常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探讨、交流或编排所学过的作品是非常有益的；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便于补充、修正、加深学生对所提问题的理解。学习hamlet，每个学生对王子的理解都不一样，通过展开对该人物性格和人性的讨论、分析，将有利于学生对作品的进一步理解和赏析。同时，教师应鼓励学生成立文学爱好协会，组织各种活动激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借助协作学习，学生能发现独立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自主性学习的习惯，完成对自己知识的建构。
加大阅读，提高文学鉴赏力及审美敏感性。建构主义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体现他们的首创精神；让他们有多种机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去运用所学的知识(将知识“外化”)；能根据自身行动的反馈信息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实现自我反馈)。文学教学不是要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权威或正确的解释，而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针对多数学生只读简介或断章取义或以影视作品替代阅读原作的现象，教师应鼓励他们读完整的作品。学会个性化的阅读。在阅读原作的基础上，分析主题、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角度、象征细节、语言风格等；从整体上去感受优秀作品的遣词造句、谋篇成章、表达描述，提高语言技能。并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培养文学鉴赏力及审美的敏感性：要求学生撰写读书报告或论文，引导他们认真读书，独立思考，培养基本的科研态度和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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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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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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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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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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