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8 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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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是独特的，它不是对社会单纯的空间分割，也不是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其运行规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逻辑，有其必然性，而且这种特定逻辑和必然性在“他者”场域内并不通行。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其构成的也是一个特定的“场”，其自身逻辑为特定的行动表现做出归因。当工业化打破原有农业生态，并城镇化改变着其生活逻贵州城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适应研究——以“工业强省”战略为背景刘勇（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辑，一种变迁的姿态自然出现。于是，不同场域因素在作用与反馈间用博弈的姿态进行磨合，构成一个调适的弹性空间。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区农村比例较高，在城镇化过程中，一种崭新的顶层设计开始介入到这些农村社区，并用迁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过程完成一个城镇化过程，将原有的场域性打破，构建一个新的场域，其中作为一定场域性惯习的承载者，就无可回避地面临适应与否的调适。每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统，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会做出一些反应，以求对外来文化达到适应状态。贵州民族地区多为一个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场域，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文化调适行为必然发生，首先体现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4结语
1.1城镇化发展中期范例—南非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南非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的经济第一强国，同时也是能源及矿业大国。全世界约47%的黄金产自南非。南非占非洲工业产出的40%，矿业产出的45%，发电总量的50%以上。20世纪90年代，南非正处于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首次超过50%，GDP列世界前第30位，一次能源消耗费排名达到前20位。南非拥有约55300Mt的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原煤，使得煤炭成为其主要的一次能源，占到当时本国总能源消耗的近八成。正是从那时起，南非踏上了摆脱严重依赖煤炭的能源消耗模式的道路。南非采取的是发展节能环保型燃煤电站与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并举的转型方式。南非由于水资源匮乏（年平均降雨量只有470mm）且分布不均，同时南非政府又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对地表水的使用有严格的控制，因此南非并未选择大规模发展水电，而是将重点放在发展节水、环保型火力发电设施。截至1999年，南非的空冷火电机组装机容量已经占到全球同类型发电机组总容量的约一半，达到10GW。所有的发电厂均采用静电除尘和袋式除尘等方法，98%的粉尘得以回收并得到妥善处理。在促进国家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减少燃煤造成环境污染的同时，南非还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质能与太阳能。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目前南非每年利用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的下脚料和废料可以发电2.1亿kWh。同时，南非立足于自身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利用财政补贴与政策扶持措施积极鼓励发展光伏发电与光热利用。
1.2城镇化初期范例—印尼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印尼在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展方面已渐成规模，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和配套扶持体系，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能源结构转型之路。2003年12月，印尼政府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与能源保护政策”，简称“绿色能源政策”，正式踏上能源结构转型之路。由于印尼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与能源结构转型更多立足于农村，通过非商业性开发与商业性开发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非商业性开发主要包括印尼政府推动实施的乡村电力化计划和乡村能源自立计划；商业性开发则以私人实体的投资开发为主，其中如乡村光伏发电项目等重大的发展项目还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截至2009年，印尼已推出的新能源发展项目包括：乡村电力化计划（以可再生能源工厂代替柴油机来满足农村地区的电力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联网工程（政府协助中小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与国家电力公司电网联网）、综合微水电发展、乡村光伏发电项目、乡村能源自立计划以及生物汽油开发项目。印尼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积极发展能源农园业，以提高生物质能的生产和使用水平。为吸引农民种植甘蔗等生物能源作物，当地银行还向农民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厂商也向农民提供免费的种子和化肥。印尼政府甚至主动介入生物质能产品的推广。2006年12月，印尼政府开始在雅加达推销一种由95%高级汽油和5%生物乙醇混合而成的高级生物汽油。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得到了明显提高。仅生物质能为例，截至2009年年底，印尼生物柴油年产量已经达到19.24万t，生物乙醇年产量为253万t，截至2008年7月，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已建成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96万kW。
2我国各地区能源结构现状概述
我国近30多年来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12年的7.12亿，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据学者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6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其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和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2.1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结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能源消费量也大幅增加。2009年东部地区能源消费量为173842万tce，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48.39%。长期以来，受国家资源和能源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但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可再生能源比重偏低。2007年，东部地区煤炭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占该地区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58.3%和61.7%，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煤炭消费比重高出约33个百分点；油气消费比重在东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占23%，比国际平均水平低36个百分点。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既不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同时也影响了生态环境。目前，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近一半，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与该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极大的反差。近几年来，东部许多大中城市都加快了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能源结构有所改善，优质能源增长速度快于煤炭消费量的增长速度。以广东省为例，1985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煤炭、原油、水电分别占45.1%、41.9%和13%，截至199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6.4%、28.5%、14.9%，还增加了0.2%的天然气；2005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变为52.8%、26.1%、20.8%，天然气增加为0.3%。
2.2中西部地区能源结构特点中部地区处于中国内陆腹地，是连接中国东西部的桥梁，也是南北的过渡地带以及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加上中部地区工业体系相对完备，同时人口、资源和经济都较为密集，中部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2009年中部地区能源消费量为95239万tce，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6.51%。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人口则仅占全国人口的23.0%。2008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57860.7亿元，仅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9.24%，经济规模与实力与中东部地区相比相对落后。同时西部地区的一次能源平均年消费量不到全国消费总量的1/4。2009年西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为90135万tce，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5.10%。以为例，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约90%。2000~2004年煤炭占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与全国第一的煤炭储量是分不开的。但在2004年之后，煤炭在全区能源生产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2.3贫困山区能源结构特点截至2000年年底，我国已从根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但老、少、边、穷、山区贫困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从能源结构上看，贫困山区农村能源消耗仍以薪柴为主，能源消费结构单一，生物质能利用效率低且消耗严重。以少数民族贫困山区较为集中的云南省为例，森林资源年均净消耗量4520万m3，其中薪柴1750万m3。杨继涛、杨世关等（2009）对滇西北老君山地区典型农户的调查研究显示，薪柴在该地区生活能源消费量中占比高达96.9%。以薪柴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对脆弱的生态系统伤害极大，致使许多树木被砍，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及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的加剧又会使得农业产量下降，农民的收入下降，而且还会造成木材资源的减少。因此，贫困地区很容易会形成一个贫困—生态退化—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家庭生活用能的需求也随之上升，进一步加大了对生物质能的消耗，使得那些依靠薪柴等生物燃料的贫困农村家庭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获取能满足基本需求的能源，这给贫困家庭的生存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3启示与可借鉴的经验
3.1东部沿海地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由于东部地区能源资源极其匮乏，且资源禀赋条件差，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在大量开采本地资源的同时大量调入外部资源，使得东部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能源自给率不足40%，其中上海市一次能源全部依赖外调，浙江省90%以上的能源需从省外输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难以通过扩大本地区的传统资源开发利用规模来满足其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对区外能源供给的依赖将会是长期的。因此，我国东部地区可以学习德国等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社会发展较完善的地区的能源转型经验，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对此，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降低能耗，积极鼓励节能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三是通过引导产业结构内部调整和优化升级间接节能。东部地区目前已经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从生活用能的效率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升级，生活用能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随之大幅提高，“节能减排”在生活用能上的体现也越来越重要。比如建筑节能、绿色交通网建设、环保汽车等都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力求避免通过高耗能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能源需求，从而达到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的。从工业用能的效率来看，要发挥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能耗较低的第三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改造并提升传统高能耗产业的发展模式，同时不断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进一步降低能耗的目的。
3.2中西部地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能源资源禀赋条件，化石能源资源储备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都较为丰富。而占国土面积71.4%的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已探明储量的煤炭资源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国的41%和65%，是我国一次能源主要的生产供应区域。我国中西部的情况与南非相似，南非在煤炭资源合理利用和能源体系发展方面的经验，对利用好中西部的能源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中西部地区要想由目前的“高碳”自然资源开发型产业结构向“低碳”资源型转变，首先要加强对地下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由“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能源利用转变成“低排放、低污染”的环保式利用，并对传统资源型工业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进行低碳技术改造，同时，由一次性开发的能源利用转向循环开发利用。其次，由主要开发地下资源，向综合开发利用地下与地面等多种资源转变。着力培育和发展大项目、大企业、走大产业的发展路线，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的小煤矿、小水电、小焦炭等。同时，利用好能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可再生性资源产业，规模化、系统化地利用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等绿色能源。最后，应加快国家统一电网的建设，充分发挥中西部的能源禀赋优势。在转变中西部能源结构的过程中，应着重解决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由技术瓶颈导致的新能源发电成本过高；电网设备落后，新能源入网困难；风电等新能源建设项目出现盲目和重复建设的现象；电力系统定价体制滞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新能源方面的政策缺乏连续性等等。
3.3贫困山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近年来，随着煤炭等商品能源价格的普遍上涨和国家对天然林的保护措施的加强，农户获得基本生活用能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村商品能源价格过高的情况。贫困山区需要尽快改变“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传统贫困山区生活方式。首先要加强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非主干电网的建设与管理。目前我国贫困山区存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已有电网布局不合理，设备、设施陈旧老化等一系列问题。要想提高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电视等家用电器，完善山区电网的建设、改造及管理是必须的。同时，向印尼等国学习，以农村沼气为纽带，利用小光伏、小风电、小型沼气发电等“微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建设“能源自给自足”式新农村。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枝杈柴、畜禽粪便等生物质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并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要充分利用山区农村现有的生物质资源，积极发展农用沼气等经济且可行的技术，实现解决农村能源问题与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对接。
4国际新的能源供需形势与我国的绿色能源转型之路
1户籍情况的介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以来是制约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在新乡市农民户籍调查中，在问到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是否相同时，有84％选择“相同，都在农村”，15％的选择“不相同，居住地在农村，户口在城镇”，有1％的选择“相同，都在城镇”。经调查发现，15％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分离的原因是当地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有一部分社区属于试点社区，在政策上有所优惠，凡是首批入住社区的农民都得到城镇户口，并享受城镇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但是，仍然有84％的农民是农村户口，对这部分农民是否有进城落户的想法，进行了进城意愿方面的调查。笔者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允许农民转为城镇居民，那么进城落户的意愿有多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76％的选择“进城生活”，19％的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3％的人选择“无所谓”，仅有2％的人选择“其他”。通过进一步了解，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的人年龄一般较大，舍不得脱离故土或者家中有常年生病的亲人需要照顾，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城市的消费水平较高，生存较为困难。但是，大部分人希望进入城市生活，这对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个积极的动力。为此，调研组得出结论，新乡市在解决农村户籍制度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除了已经拿到城镇户口外，还有大部分农民有强烈的进城意愿，适当转换农村户口性质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释放巨大的经济效益。2房屋拆迁情况说明新乡市城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房屋的拆迁进程。调查数据显示：有89．3％选择“房屋已经被拆除”，9．2％选择“没有被拆除”，1．5％选择“已被列入拆迁范围”。按规划未来全市农村都要转换为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农民房屋被拆迁后农民利益是否会受损，拆迁补偿方式是怎样的？笔者对此进行调查发现：调研政府拆迁补偿方式时数据为，“集中建房”比例最大，占到93％，“货币补偿”仅为3％。据了解得知，当地的政策规定的补偿方式就是“集中建房”，农民按比例将原房屋进行估价，置换农村社区房屋，采取多退少补的形式进行。而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的是一些房屋处于交通要道附近，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在一定的博弈中产生。在农民房屋拆迁的调查中，政府采取集中建房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其财政紧张，没有能力采取货币补偿，这对乡镇的拆迁的进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可以借鉴外部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拆迁方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基层拆迁矛盾。3职业结构分布对当地农民的就业结构情况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务工”占41％，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产业集聚区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务农”占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地农业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作社或者产业经营，阻碍了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22％的“务农兼打工”，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进入工厂打工，这不利于农民专业化地进行生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用工的不稳定；4％的“个体户”，但这类个体户也进行了改变，由从前农村开小卖部进入到农村社区开大型超市，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就业转换。我们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只有解决了就业方式的问题，才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市民意识的转变。
二、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集聚现状及成效新乡市在走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加强了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了各类产业基地，在适应乡镇企业扩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创业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新乡市规划有37个产业集聚区，建成27个，其中13个获得省级确认。产业集聚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产业基地的发展也引起了新一轮的农民工返乡潮，返乡创业农民工6600人，创办企业5800余个，带动1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产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就业、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新乡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产业集聚基地是优化经济结构布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发展载体和平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农民创业、促进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产业集聚显现出的现实困境调查显示，新乡市产业集聚基地促进了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据了解，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且主要靠政府投资，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筹资困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生活服务设施和中介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跟不上。目前，还未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统筹城乡造成一定的影响。（2）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费用，纷纷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进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区产业集聚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有进行规模的再扩大，然而，规模的扩大除了进行资金的自我积累外，还必须得到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响应支持。但是，在产业集聚区内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缩减投资，导致部分企业运转困难。（3）土地制约瓶颈明显。新乡市处于中部地区，土地面积较广，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较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新乡市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坚持保护耕地的方针政策，给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与不断扩大的产业集聚区的矛盾逐渐显现。（4）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新乡市共计规划了37个产业集聚区，其中有13个被列入省级规划产业区。这13个产业积聚区，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仅3个，最高的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产值仅80．50亿元，其他24个集聚区更是规模较小。影响产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金融系统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土地制约瓶颈明显这三个方面，才造成产业区产值不容乐观的必然局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用运系统的观点协调解决。
三、结论
1.1城镇环境逐步改善，但环境保护力度需要加强
1.1.1节能工作不断推进，能源利用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1）能源消费高增长减缓，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需优化。2007—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增长势头减缓。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为8591.36万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5997.38万吨标准煤提高了43.25%；能源消费增速由2007年的11.26%下降到2011年的8.4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2007年的0.75下降到2011年的0.69。广西能源生产以水电为主，但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2011年，广西能源生产水电所占比重74.8%，煤炭所占比重25.1%；但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水电所占比重15.5%，煤炭所占比重高达53.9%。（2）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消耗水平地区差异大。2007—2011年，广西能源利用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广西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消费能源为0.73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1.03吨标准煤下降了29.12%；虽然广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不断降低，但内部差距较大。广西14个城市中，南宁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低为0.11吨标准煤，梧州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高为2.01吨标准煤。
1.1.2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部分环境问题治理要加大力度（1）水环境逐步改善与优化。2007—2011年，广西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39条主要河流70个断面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达到相应水环境功能目标要求，水质达标率为95.9%，比2007年的91.9%提高了4个百分点；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一类、二类标准比重为81.8%，比2007年提高了19.3个百分点；海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88.6%，比2007年提高了3.18个百分点。（2）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2007—2011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良好态势。2011年，广西14个设区市中，达到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要求（二级）的城市为13个，比2007年提高了2个。（3）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提高。2007—2011年，广西继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污染防治不断加强。2011年，广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累计达256.5万吨/日，比2007年的104.5万吨/日提高了近1.5倍；污水集中处理率达52.99%，比2007年的14.96%提高了38.03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8241吨/日，比2007年的3880吨/日提高了1倍多；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49%，比2007年的68.38%提高了27.11个百分点。（4）园林绿化水平持续上升。2007—2011年，广西绿化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绿化覆盖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绿化覆盖面积为69697公顷，比2007年的60623公顷提高了14.9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2007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园林绿地面积为64461公顷，比2007年提高了2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2007年增加了28.74%。（5）多项生态建设指标欠佳。2011年，广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全国水平39.20%低了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全国水平低了6.6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55.58%，比全国水平76.42%低了20.84%。（6）石漠化问题依旧较突出。广西石漠化面积、潜在石漠化面积均处于全国前列。2011年，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92.6万公顷，占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04%，位居全国第三（见图6）；潜在石漠化面积为229.4万公顷，占全国潜在石漠化面积的17.2%，位居全国第三。
1.2智能化建设不断推进，“智慧”潜力有待挖掘
1.2.1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信息化发展步伐要加速2007—2011年，广西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行政村基础电信网络覆盖率达到99.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和互联网；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32.7万户，比2007年的1370.94万户增长了84.747%；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590.2万个，比2007年增长了近2倍；互联网用户数达到2042.3万户，比2007年增长了近12倍。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南宁、柳州等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南宁市城市应急联动中心获“2011年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90%的乡镇建立了农村信息服务站，“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目前，广西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信息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均衡，需要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在政策服务及资金支持方面的力量较为薄弱，电话以及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广西支持工业发展的财政扶持资金大多用在比较成熟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投入较少。2011年广西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4.94部/百人，较全国同期水平的94.81部/百人低72.57%，互联网普及率为29.4%，较全国同期水平的38.3%低8.9个百分点。
1.2.2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相关产业亟待加快发展信息技术在广西工业、商贸、银行等经济社会各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工业企业。信息技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广泛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关键工序控制、营销物流等环节，中小企业信息化取得显著进展，信息技术在重点工业行业的应用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污染源监控。二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应用取得良发展，电子支付和结算加快推广，网络信用环境有所改善，网上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广西糖网的电子化交易量突破1亿吨，广西移动公司“甜蜜通”项目提升了糖料蔗生产、食糖生产、销售及仓储物流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移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三是物流平台。电子口岸实现无纸化大通关，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一批专业化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投入应用。四是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成效显著，银行卡消费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以上。与全国其他发达省（区）市相比，广西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总量占广西生产总值比较小。201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中，百色市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均为最高，分别为2.59%、5.61%；柳州市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2.25%，排在广西第四位，但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仅为0.69%，排在广西倒数第二位。
1.3城镇发展关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需落到实处
1.3.1教育卫生事业不断推进，资源配置水平需继续提高（1）卫生资源总量显著增加。2007—2011年，广西医疗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呈上升趋势。2011年，医疗机构床位数为152039张，比2007年的105223张增加了44.49%；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73776人，比2007年增加了26.85%；注册护士数为76505人，比2007年增加了47.97%；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病床数为2.72张，比2007年增加了32.04%；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92人，比2007年增加了28.52%。（2）教育事业发展不断推进。2011年，广西学前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每十万人口学前教育在校生数位于全国前列，幼儿在园人数为3129人，比2007年的2169人增加了44.26%；广西成为第一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明显增加，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建成51所，总数达到11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大专程度以上人口为275.12万，大专程度以上人口比例为6.6%，比2007年提高1.96个百分点；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3个，实现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零”突破。（3）卫生资源配置仍需优化。2011年，广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80人，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八；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38人，全国排名倒数第五；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43人，全国排名第21位；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2.83张，全国排名倒数第二。（4）教育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广西教育发展基础弱，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重要指标与全国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低。2011年，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1688人，比全国水平的2253人低了25.07%；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为6.6%，比全国水平10.06%低了3.46个百分点。广西14个地级市中，南宁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高，为12.65%；贵港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低，为3.24%。
1.3.2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公共服务水平需不断提升（1）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城镇新增就业53.29万人，比2010年增加7.68万人，增长16.8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6%，比2007年下降了0.33个百分点，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2）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2007年的12277元提高了1倍多；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2007年的41.7%下降了2.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2007年的35.3平方米提高了10.48%。（3）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2011年，广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83.75万，比2007年增加了48.64%；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981.32万，比2007年增加了近2倍；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240.77万，比2007年增加了7.6%；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272.52万，比2007年增加了49.39%；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243.77万，比2007年增加了49.14%；全区10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2%。（4）居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全国水平的35181元低了28.0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全国水平36.3%高了3.2个百分点。（5）各项设施建设亟待加强。广西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仍较低（除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用水量、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外，多数指标未达全国平均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城镇居民的期望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2广西城镇化建设规划存在问题
2.1城镇规划科学性不够，各类规划缺乏衔接由于城镇建设涉及很多内容，因此编制的规划很多，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及各部门的发展规划。鉴于各项规划的组织部门与编制部门不同，因此规划侧重点亦有差距，出现了各类规划相互交叉、相互矛盾、衔接不到位的现象。另外，规划的合理性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比如不论城镇大小都规划大广场、宽马路，道路网一律都是方格网，并不考虑城镇本身的特点，结果导致千城一面，城镇特色渐渐丧失。
2.2规划的权威性不够突出，规划修编较随意城镇规划普遍存在权威性不足的现象，尤其在广西这种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旦政府换届，规划就要重新修编一轮，对于规划修编的必要性，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领导一换，规划重来”，规划沦为政府凸显政绩的重要手段，有点偏离规划原本真正的意义。同时，因为重大项目，或者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公园用地可以改变为商品房开发用地，工业用地可以调整为房地产用地。在香港和西方国家，规划的权威性和法制性很强，规划不能任意修改，规划的修改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规划不只是政府意图的体现，更是民众意愿的表达，民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而广西与国内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2.3城镇规划相对滞后，与城镇建设步伐不符广西的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步伐加快，大、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城镇规划跟不上城镇建设的步伐。城镇建设过程中，规划改了又改，马路挖了又挖，城镇建设呈现无序状态，持续不断地挖、拆、改、建。地下涉及天然气、供水、供电、电讯、污水、路灯、道路指示灯、天网等专用管线道密布，任何一个部门的“修缮”、“维护”、“改造”和“抢修”，均会将一个好好的城市挖得个“百孔千疮”，一场大雨洗刷，城市排泄设施功能瘫痪一览无遗。一来是城镇发展过快，导致各项配套设施跟不上，需要扩容更新；二来是城镇规划的滞后与不合理，缺乏前瞻性，对交通规划及管线综合规划的功能把控不到位。
2.4规划人员缺乏，管理效率与水平有待提高规划管理部门由于受编制、机关规定等的制约，大中专规划专业毕业生很难直接进入规划管理部门，城市规划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难以应对城镇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规划管理业务成倍增加，特别是部分管理人员年龄及知识结构老化，缺乏新知识，科班出身的各类专业人才尤其缺乏，直接制约了城镇规划管理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对城镇规划的资金投入也相对不足，在城镇规划编修过程中，资金经常不到位，给城镇规划和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效率。
2.5缺乏公众参与城镇规划，使社会监督缺位城市规划工作是一项政府职能，体现着城市发展趋向和公众利益，影响着千家万户，必须将规划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下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封闭运行的，对规划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评价，并没有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表达机制，公众不了解规划的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对规划工作的一些失误，公众没有纠正的渠道，只能通过复议、行政诉讼，而这些途径往往都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对规划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从而使公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3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对策
3.1加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体制创新
3.1.1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理念在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中，不仅关注城镇物质空间形态有序、集约、健康发展，也要对城市文化、地方特色、居民生活质量、人文关怀等方面增加关注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提供鼓励和引导政策，市场在相关指引下推动城镇发展建设。规划成为政府与市场衔接的平台，在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市场运作机制中起协调作用。
3.1.2推进新型城镇化土地、户籍改革在土地政策方面，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严格征地用地审批手续，推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出让或划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五个统一”办法，以有利于城镇发展及农民向城镇转移为原则，健全土地管理制度，不仅要加强土地管理，也要保证城镇建设的必需用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盘活现存量土地，制订并落实土地年度利用计划。在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基础上，划分小城镇的土地权属关系，采取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允许集中土地使用权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在户籍改革方面，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政策，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通过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吸引农村居民到城镇落户；使进城落户的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服兵役、抚恤优待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入户门槛，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以北部湾经济区为试点，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放宽城镇入户条件，推动人口向北部湾聚集，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重要集聚区。
3.1.3以新型城镇化推动公共设施建设以集约、绿色、智能、低碳和人文等新型城镇建设的目标要求，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的状况。一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放开市政公用市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盘活城市存量资产。二是以人为本，围绕人文城镇建设要求，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集约、智能、高效、绿色的要求统筹规划和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大力推动城镇道路、供电、供水、供气、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建设。推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县域生活垃圾“村收镇运县处理”试点；推动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
3.2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多元模式
3.2.1城镇规模结构的多元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各类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其中，大中城市以内涵发展为主，即围绕新型城镇特征和目标，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创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以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并重，在扩张聚集人口的同时注重发展转型，提升城镇发展内涵。
3.2.2城镇空间布局的多元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镇体系升级，致力于形成功能各异、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新型城镇发展体系。坚持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三化驱动”战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市组群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做大做优中小城镇，打造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地区。以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为沿海增长极，桂柳梧城市群为腹地增长极，玉林、贵港为两城市群的延绵区和节点城市，增强城市群之间、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广西形成产业互补互动、功能分工明确、层次梯度明显提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
3.3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试点工作
3.3.1探索符合广西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新模式广西的自然山水、人文风情丰富多彩，城镇建设也各具特色，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坚持“顺应自然、尊重历史、发展特色、整体设计、长期完善”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理念，体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促进城镇物质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共同建设与发展，避免城镇发展建设走入“似”的误区，形成各有特色的新型城镇。
为丰富城镇化融资渠道，国开行积极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依据控制总量、降低成本、中长期低成本等原则，尝试设立“三个专项”，拓宽了城镇化建设融资的思路。一是发放专项贷款。国开行集中和引导社会资金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保障房和中西部地区建设等领域的资金缺口问题，强化专项贷款的风险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开行未来5年将向纳入国家计划的棚改项目发放专项贷款7000亿元。同年，国开行承诺棚户区改造贷款3624亿元，发放表内贷款1060亿元，累计发放4077亿元，投放量居全国第一，支持各地改造棚户区面积4.3亿平方米，惠及509万户、1550万中低收入群众，社会影响显著。二是推动专项债券。国开行发挥债券银行优势，规范管理，创新模式，积极参与城镇化相关债券发行。在全国各地，国开行与地方政府合作，积极参与城镇化相关专项企业债和私募债发行。2013年，该行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授信、总量控制、国开行试点”方式，首批试点城投债，筹集资金支持铜陵、岳阳两地棚户区改造，提升其城市建设水平，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获得市场及各方好评。三是推动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国开行具有“投贷债租证”全牌照经营资格，除贷款、债券之外，投资也是国开行支持城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国开行尝试与各地合作设立专项基金，解决城镇化建设中的多元化资金来源问题。
二、“债贷组合”、“投贷组合”发挥1+1>2的效果
贷款、发债都是资金进入新型城镇化的渠道，国开行与国家发改委合作探索开展“债贷组合”专项债券模式，让两种融资渠道发挥“1+1>2”的效果，为破解城镇化建设资金及风险管控难题提供新的思路，引领社会资金支新型城镇化重点项目。“债贷组合”专项债券是指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由国开行信贷客户发行且纳入国开行债贷统筹管理的企业债券。由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系统性融资规划，根据每个项目的自身情况特点，将企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综合授信管理体系。一方面，“债贷组合”可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长期、大额、持续的资金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但当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去杠杆”及“锁长放短”调控思路十分明确，资金面预期趋紧，市场利率抬升明显，地方债务风险日益显现，传统的银行贷款融资模式难以继续为城镇化大量“输血”。“债贷组合”模式能充分发挥国开行中长期信贷银行优势，打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渠道，连接中长期信贷与中长期债市两个市场，降低融资成本，为资金进入城镇化领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同时，“债贷组合”的方式可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保障新型城镇化平稳推进。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开发性金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组织优势、平台客户信息优势、中长期信贷评审与贷后风控优势、专家团队与技术经验优势、业务市场份额和客我关系优势等各种优势，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授信、总量控制、动态监测、全程管理”方式，立足于信贷和债券两个市场，发挥两者的长处，对两种资金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统筹监控管理，可以有效防范管控信用风险。除“债贷组合”外，国开行还积极探索“投贷组合”，帮助解决许多地方城镇化项目资本金难以到位的难题。在实践中，国开金融的股权投资和国开行的信贷资金相互配合，形成“投贷结合”的模式，服务新型城镇化。
三、“软贷款”支持棚户区改造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镇化，城市的数量和疆域不断扩张，农村人口也越来越涌向城市。农村人口的这种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和农村发展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面：城市建设热火朝天，而农村却逐渐走向衰落。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所描绘的场景正在中国上演，随着“农民的终结”，农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以往“家长里短”的乡村正呈现“空壳化”的景象。有人说乡村出现了“产业空、住房空、年轻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现象，用“乡村的终结”一语来形容我国农村的衰败走向虽显得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们对当前农村现状的担忧。农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来就薄弱的农村教育呈现出萧条的景象，也正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圈地式”的“被动城镇化”，不应成为一种被动的“上楼运动”。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我们要规避西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走一条不遗弃农村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双轮驱动”中国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转变观念，切切实实重视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发展，将农村教育办好。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四、关注弱势，推进城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论文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政府角色，政府定位，三区联动
从2006年开始，随着《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浪潮，各地政府采用各种形式介入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如“迁村并点”、“两分两换”、“宅基地换房”、“村改社”、“新民居工程”等。政府的积极介入破除了各种制度障碍，使得农村城镇化的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是也造成诸如农民“被上楼”、土地纠纷等问题，正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所言，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缺乏城市建设资金的城市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镇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因此，政府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就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政府介入农村城镇化的意义
自从斯密提出“市场机制会促使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而国家应该作为“守夜人”的角色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维护市场秩序”的观点后，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机制。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将这些问题归纳为市场机制失灵和市场机制的外部不经济现象，通过外部性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收入均等化。制度主义者则不认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的最小干预产生最大社会福利，认为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政府应该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和危机的不可避免，并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措施，形成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伴随政府对市场干预增强，国家干预经济引发的各种弊病日益显现。公共选择学派的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指出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就产生政府失灵现象。综上可见，虽然国家干预也存在政府失灵现象，但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必要手段。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涉及大量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与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介入的首要意义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从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市场的缺陷及市场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 [1]免费论文。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者布坎南 (J. Buchanan) 的话来说: “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广泛地被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2]。城镇化的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因此无论城市或乡村居民都可以从城市发展中获得收益。但是，由于城镇化收益的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由私人部门推进城镇化动力不足，这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失灵”。 农村土地流转需要建立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场，而土地交易市场建立的基础是明晰的土地产权的确立，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土地产权问题，政府的介入可以克服市场外部性，提权保障机制 [3]。因此，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动，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政府的介入可以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 [4]。城镇化进程本身具有一种明显的公共物品特征。城镇化中的许多公共物品都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只有人口在空间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聚集，这些公共产品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提供。只有积极地推动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充分提供，才能够实现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以及提高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公共目标。
第三，政府介入可以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尤其是农村集体用地的制度创新和农村户籍制度的创新。地方政府作为一定地域内的权威组织，可以利用政治力量主动地追求本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相对于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度创新能力，从而节约了制度创新成本 [5]。
第四，政府介入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政府介入可以降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和农产品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过程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信息搜集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还包括土地政策的创新和实施成本。政府作为人的角色介入能够有效的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二、天津市三区联动的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分析
自2005年以来，天津市在不减少耕地的前提下，探索了一条大城市“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是指农民以宅基地按照规?ǖ谋曜贾没恍〕钦蛑械淖≌ㄈ胄〕钦蚓幼。ㄉ枋视ε寰煤蜕缁岱⒄埂⑹视诓导酆蜕司拥男〕钦颉T谡鼗环康幕∩希旖蚴型ü痉缎〕钦虻慕ㄉ韪纳婆┟窬幼√跫蜕罨肪常煌ü┟裨械恼赝骋蛔橹锤固铮糜诜⒄瓜执枋┡┮担Vじ孛婊患酢⒅柿坎唤档停煌ü谜卣硭眉褰ㄉ栌玫刂副杲ㄉ璧南执翟扒┟裉峁┚鸵蹈谖唬銮烤檬盗涂沙中⒄鼓芰Φ耐保迪纸ㄉ栌玫刈芰坎辉黾樱佣剿鞒鲂〕钦蚺┟窬幼∩缜⑴┮挡翟扒褪痉豆ひ翟扒叭蓖吵锪母窬郑丛斐鼍哂刑旖蛱厣摹叭背钦蚧⒄拐铰浴T谌J街姓闹饕饔糜幸韵录傅恪?
2.1制定合理的区域规划
政府作为“三区”联动的推动者，在拆旧建新的同时，在各个项目区内均规划建设了工业示范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不仅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并且实现了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实现了乡村工业的转型，并解决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园区化的过程中，在政府的主导下，主动淘汰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实现了乡村工业的转型。
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加快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步伐，通过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首先解决了部分年龄偏大，就业能力较差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次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传统农业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和科技推广作用。
2.2土地制度创新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集体建设用地不允许进入市场流转。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必须通过国家征用的形式，把集体建设用地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才允许在市场上流转。这就造成我国建设用地供给的困境，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农村有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但碍于政策和法律的约束，这些建设用地却不能够进入市场流转。“三区联动”模式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方式，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的合法流转，通过增减挂钩解决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免费论文。
2.3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在“三区联动”模式中，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使当地居民成为“四金”（即股金、薪金、租金和保障金）农民。三区联动模式发展中政府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通过财政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纳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其次，为使农村生活困难人员逐步享受到与城镇同样的低保待遇，做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城镇低保接轨。最后，进一步发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过在社区建设社区卫生所等手段不断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三区联动模式中，通过政府的介入促进乡村工业的转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了土地制度创新并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这并不表明政府介入的越多越好。政府介入应该有一定的边界，政府应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其顺应性助推之手的作用。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支撑确实达到农村城镇化的必备条件的时候，政府应该积极地介入，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并能够承担社会“兜底”的功能。如果政府的介入程度不能合理的把握，也会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
三、“三区联动”中政府介入存在的问题
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三区联动”模式实现了农村快速城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在已经建成的示范小城镇中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这一发展模式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3.1农民就业与收入问题
城镇化后部分进城农民的就业成为问题。离开土地进入城镇，进城农民基本上脱离了农业劳动，处于重新寻找工作的摩擦性失业状态。在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农民中，比较年轻的人员希望在正规部门实现就业，但因为其文化水平的限制，第一很难进入中心城区实现就业，第二也很难在开发区、保税区和高新区找到正式职业。而对于政府提供的一些低收入就业岗位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特别是保洁员等在一些人眼中地位很低的岗位，年轻人又很难接受。由此造成部分进城农民的就业困难。在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农民中，还有一部分人基于年龄和能力的限制，只能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但由于中低成本的提高，包括耕种农田的空间距离，以及承包设施农业的费用等问题，影响了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的可能性。城镇化后进城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问题。离开土地进入城镇，进城农民不仅将中断原来自产蔬菜、养殖等农产品出售所得，还会中断原有住房的出租收益和庭院经济收入，导致部分进城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
3.2土地置换中的问题
在宅基地换房过程中，虽然制定了“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和以宅基地换房”的方针，但是由于置换工作的复杂性，从征地补偿、拆迁安置补偿到土地复垦承包等环节，仍然出现各种土地纠纷与矛盾。通过走访调查华明镇居民对土地置换的意见，政府在土地置换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征地补偿中没有考虑到农地的非生产性收益，土地补偿的确定仅仅考虑到了农地的生产性收益，而对于农地的非生产性收益，即农民对于农地的发展权收益和社会保障收益没有得到考虑，政府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把农民的未来发展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成本来分析。其次，置换标准的确定存在一定异议，主要体现在以住房面积替代宅基地面积换房。第三，土地复垦后，由政府投资进行设施农业的建设，再进行发包，但整合之后的租金有一定程度升高，致使进行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而且存在“寻租”的机会免费论文。
四、政府角色和定位分析
通过对“三区联动”中政府介入的作用以及介入所产生的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定位。
首先，政府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公共物品供给，使区域内的土地实现二次升值，提高社会总福利。政府在介入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对区域内资源配置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要通过规划形成对区域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政府还要承担区域内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断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也就是，政府不能只依靠土地用途的转换提高土地价格，还要通过区域规划增加土地的级差地租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增加土地的级差地租Ⅱ，从而实现土地的二次升值，从而实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介入时，农民和企业所获得的福利不少于只有两方的状态。
其次，政府介入必须能够减少农村城镇化过程的成本。政府能够以农村集体人的角色参与农村城镇化过程。在集体与每个农民进行谈判时，要以农民满意为前提，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集体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时，政府应该以实现委托人——农村集体的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尽量减少土地交易过程中的各种成本。首先要通过土地法律体系的完善，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政策成本；其次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充分结合，通过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招拍挂市场的方式，减少信息搜寻以及谈判成本，在农村城镇化总福利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成本，以增加总收益。
第三，政府必须以“经济人”的角色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为政府介入的收益。政府介入必须能够保证福利水平必须不低于只有农民和企业两方时的状态。即政府介入必须保证能够改善其它两个主体的福利水平，福利的改善不要求是帕累托福利改善，但必须是卡尔多福利改善——在所有受损的人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偿，社会上其他的人的状况仍然比以前变得更好了。政府在进行成本核算中不应该只考虑到政府的投入，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成本，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承担起社会“兜底”的角色。政府的介入必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只有政府承担起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才能最终建立一种能够使人民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机制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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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 宅基地；整理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7-0170-01
1 前言
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将吸收更多的农村人口到城镇居住，而农村人口的减少将加剧农村宅基地的低效率利用问题1。在 2013年4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要求：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有序退出机制。通过农村宅基地整理宅基地变为可以利用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的加快使得农村宅基地的整理势在必行，城镇化与农村宅基地整理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农村宅基地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当前讨论的热门话题，已有大量关于农村宅基地的专项研究，如宅基地集约节约利用存在问题和原因，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宅基地开发复垦，宅基地立法等，本研究从实际出发，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研究农村宅基地整理与城镇化之间的联系，为农村宅基地整理及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 农村宅基地整理对城镇化的影响
郭湘（2011）以湖南丘陵地区的农村宅基地整理为研究对象，认为农村宅基地整理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客观要求，是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和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4。欧阳安蛟（2010）认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量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量相挂钩的政策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使用管理工作不重视对农村宅基地的利用管理，导致农村宅基地利用管理比较滞后，并且严重与社会实际相脱节，严重影响了农村宅基地整理工作的推进，从而成为制约城镇建设用地增加量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量相挂钩政策落实的障碍5。郭淑红（2011）认为，三亚市土地后备资源稀缺，人地关系相当紧张，而当前农村宅基地因得不到有效利用形成了“空心村”，开发整理的潜力巨大；随着三亚市人地关系的不断紧张，只有通过农村宅基地的开发整理，提高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才能缓解当前人地关系紧张的现状，进而满足三亚市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生态化的需要6。沈兵明（2001）认为通过对“空心村”的改造，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整理，充分利用和盘活存量的宅基地。利用农村宅基地整理的手段，挖掘土地利用潜力，取得用地折抵指标，以达到耕地动态平衡，从而使得异地开发建设成为可能，推动城镇化建设7。
3 城镇化对农村宅基地整理的作用
宋亚亭，黄翔（2010）的研究认为，快速城镇化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从而为农村宅基地整理创造了条件。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引起了农村的“空心化” 现象8。程广超和钱大胜（2010）的研究指出，农村城镇化导致大量农民宅基地的闲置和废弃，为农村宅基地整理创造了前提。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很多人在搬入小城镇居住以后，由于传统观念和私有财产意识，仍旧保留农村宅基地和房屋，并没有拆除旧房子或改造旧宅基地，造成两栖占地现象9。由于我国“地随房走”的农村宅基地权属规定，在农村房屋没有拆除的情况下，即使房屋的所有人已经在城镇安家和落户，仍享有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村宅基地被视为个人私有财产，即使闲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收回。大量农村宅基地的闲置为农村宅基地整理创造了条件。
4 城镇化和农村宅基地整理相互作用
陈美球和吴次芳（1999）综合分析了农村宅基地整理与乡村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对乡村城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村宅基地分散、零乱，使得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并且资金利用效益低下，社会福利投资被分散，使得乡村城镇化相对滞后于非农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宅基地布局松散，人均面积大，生活基础设施投资高；二是农村宅基地建筑密度大，容积率低，不利于优化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三是农村房屋质量差，结构老化，环境比较恶劣，造成就地城镇化的动力弱化；四是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重合，不利于农村居民点的功能分区。因此，要建设良好的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促使人口与产业的集中，实现乡村的城镇化，就必须改变农村宅基地的利用现状，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整理，以优化土地配置。另一方面，农村宅基地整理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宅基地理是促进农村宅基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学化的基本手段，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客观要求，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村宅基地整理是增强乡村城镇化内在动力的需要；第二，农村宅基地整理是乡村社区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三，农村宅基地整理是实现集约节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客观需要；第四，农村宅基地整理是减轻中心城镇人口压力和引导乡村城镇化的重要手段；第五，农村宅基地整理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条件10。李宪文等（2004）通过计量模型来测算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宅基地整理之间的相关关系。计量估算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域，农村人口减少量大，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大；因此，东部和中部村庄宅基地整理潜力大，而西部的整理潜力较小11。
5 结语
可以看出，农村宅基地整理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学者们对宅基地整理与城镇化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首先，农村宅基地整理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客观要求，是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和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农村宅基地的开发整理，提高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才能缓解当前人地关系紧张的现状，进而满足农村城镇化的需要。其次，快速城镇化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从而促进了农村宅基地整理，大量农村宅基地的闲置为农村宅基地整理创造了条件。最后，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对乡村城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农村宅基地整理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宅基地理是促进农村宅基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学化的基本手段，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客观要求。城镇化和农村宅基地整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彼此间共同促进，共同发展，不可分离。要想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整理或者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
否则很难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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