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0 00: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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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吗？”这看上去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但本文的考察表明，答案并不那么简单。从WTO的规定和各国的做法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从WTO过去的案例看，一个非常技术性的要件使得“合法”使用保障措施几乎不可能。
本文从三个方面试图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首先是说明WTO协议明确允许采取保障措施，
并且很多国家都在采取这种措施。然后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过去采取保障措施的所有国家在WTO中都败诉了，而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没有将“其他因素”与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本文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WTO上诉机构所确立的这种确定因果关系的严格要求实际上是否能够被满足？由于在WTO过去的判例中找不到答案，所以本文在第三部分建议应放松这一要件，使其可以实现。但本文同意保障措施是一种特殊的措施，应当有比较严格的纪律，因此本文在结论部分建议各国慎用这种措施。
一、WTO的规定与各国的实践：保障措施是允许的
1、WTO的规定
在进口产品增加，给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有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进口国可以通过提高关税或者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对该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措施就是保障措施。WTO明文允许各成员采取这种措施。关贸总协定第19条（“对某些产品进口的紧急措施”）和WTO《保障措施协定》就是专门为此而制定的。
当然，这些规定同时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最为基本的纪律就是：进口确实增加了，国内产业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害，并且，更为重要的，也是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必须是由进口增加造成的，即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2、WTO成员的实践
实践中，在过去几年时间里，WTO成员采取了许多保障措施。[1]
从1997年到2001年，共有18个国家对几十种产品采取了保障措施。[2]WTO保障措施委员会2001年报告显示，[3]仅从2000年11月10日至2001年10月29日，该委员会就审查了30个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1款（a）所作的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通报，14个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4款所作的实施临时保障措施的通报，17个有关确定严重损害存在的通报。共有8个国家对15种产品采取了保障措施。到2001年10月29日为止，共有46个成员向该委员会通报了其保障措施的国内立法和有关规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是有可能采取保障措施的。
二、WTO保障措施案例：采取措施的所有国家败诉
上述保障措施，有些被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至2002年7月，在WTO已经审结的5个保障措施案件中，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都败诉了。[4]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败诉原因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没有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5]
1、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WTO的规定及WTO判例
采取保障措施，必须证明是进口增加造成了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这个因果关系要件在WTO协议中有明确规定，而WTO判例则从操作的层面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
（1）WTO的规定
《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只有在一产品进口正在绝对增加，或者相对于国内生产相对增加，并且对国内生产相似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或者威胁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可对该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该款列出了采取保障措施所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即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但严重损害必须是由于进口增加造成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而《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b）项则更加明确地规定，调查机关应根据客观证据，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usallink）。对于如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第4条第2款（b）项的第二句话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标准：如果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这些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增加（suchinjuryshallnotbeattributedtoincreasedimports）。这常常被称为“不得归咎要件”（non-attribution）。本文重点分析这个要件的使用情况。
（2）WTO判例
WTO在过去的保障措施案件中，设定了一些确定因果关系的标准。[6]我们此处要研究的，是上述“不得归咎要件”。
对于如何满足这个“不得归咎要件”，上诉机构认为，调查机关审查因果关系的第一步，应当是将进口增加给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性后果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性后果区别开来（distinguishedandseparated）；第二步是将包括进口增加在内的所有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分别分配给进口增加和其他有关因素。经过这样两个步骤，调查机关就能够确保实际上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进口增加，从而确保这些损害不被作为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对待。也只有这样，调查机关才能最后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是否为两者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genuineandsubstantial）原因和后果的关系。[7]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对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的评价。[8]因此，调查机关应当确定进口增加之外已知因素的损害性后果的性质和范围，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调查机关必须在合理、充分解释的基础上，明确证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归为进口增加；解释应当用明确的词句（expressterms）表示，是清晰（clear）、不含糊（unambiguous）、直截了当的（straightforward），而不仅仅是暗含或表示了某种解释。[9]
在以上阐释中，上诉机构已经说明，因果关系必须是真实和实质性的原因和后果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不得归咎要件”称作一种排除法，即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从国内产业的整体损害中剥离开来，使得进口增加造成的严重损害显露出来的角度确定这种真实和实质性的关系。
2、对具体案件的考察
如上所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在WTO过去的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败诉点，即没有证明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让我们从“不得归咎”要件的角度来看看，WTO是如何就此裁决的。
（1）韩国奶制品保障措施案：调查机关没有审查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
韩国对脱脂奶粉原料采取保障措施，欧共体将此案诉诸WTO。专家组认为，该措施的实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韩国称，由于脱脂奶粉原料进口的增加，国内生产奶粉的原料，例如生牛奶的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害。专家组在审查因果关系时，认为韩国有义务不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归咎于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增加。例如，专家组发现，奶酪进口不属于韩国的调查范围（即脱脂奶粉原料），但奶酪进口对国内生牛奶的消费和需求有直接影响，因此属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对于这个因素，韩国调查机关的报告中根本没有评价或者分析它的影响，即奶酪进口如何使得国内生牛奶的需求下降。因此，韩国没有证明奶酪进口等“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脱脂奶粉原料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因此韩国没有证明脱脂奶粉原料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例如国内生牛奶产量的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0]
（2）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其他因素未被充分评估
这是欧共体诉阿根廷对鞋类进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专家组裁决，阿根廷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
关于对“其他因素”的分析，阿根廷承认，当时发生的墨西哥比索贬值，以及由此引起的1995年阿根廷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能力，也相应影响了衡量国内产业是否受严重损害的其他经济指标。阿根廷在回答专家组提问时说，调查机关在调查时考虑了墨西哥比索贬值和阿根廷整体救济衰退等因素，但结论是，尽管宏观经济状况恶化，进口本身仍然是对国内生产造成损害的原因。
专家组认为，由于阿根廷多次承认国内经济衰退极大地影响了国内产业的状况，因此就有必要分析这种经济衰退的影响，使之与进口的影响相区别。阿根廷将鞋类和整个救济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比较，不是对那些“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损害的充分评价（sufficientconsideration）。专家组裁决，阿根廷没有充分评价其他因素，因此其认为进口造成了国内产业严重损害的结论没有被充分解释，也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11]
（3）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分析其他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方法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美国作为被告的三个保障措施案件，即面筋、羊肉和钢管保障措施案，美国调查机关国际贸易委员会使用了同样的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三个案件中都被否定。因此，我们此处仅选择钢管保障措施案进行分析。这个案件是由韩国提交WTO裁决的。专家组认为，美国钢管保障措施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对于因果关系的分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了一些进口增加之外的对美国钢管行业造成损害的因素：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的减少而引起的钢管需求下降；国内生产商之间的竞争；1998年和1999年中期出口市场下滑；从产油国管道产品生产向钢管生产的转换；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下降。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重点第一个因素，即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的减少而引起的钢管需求下降。国际贸易委员会承认，钢管需求下降无疑会对钢管国内生产所出现的严重损害状况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比进口的影响大。因此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委员会分析这种因素的方法，是为了确定与进口相比，它是否为造成损害的更重要的原因（moreimportantcauseofinjurythantheincreasedimports）。专家组认为，这种方法不能满足《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b）项的要求，即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增加，因为从这种分析中看不出国际贸易委员会是否将这种因素造成的损害与进口增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没有涉及这种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范围（natureandextent），而只是假定钢管需求下降没有造成应归为进口增加的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分析，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即确定某个因素与进口增加相比是否更为重要。
专家组还发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立即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而不是先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然后，国际贸易委员会每次分析一个因素，看它在已经确定的严重损害（即由进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整体损害）中的相对重要性。专家组认为，这样分析的损害，就受到了剩余其他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污染”（polluted）。因此，美国不是在分析这种因素与进口增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而是在分析与进口增加以及剩余其他因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专家组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调查机关无法确定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因此，专家组裁决，美国没有充分解释如何确保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未被归为进口增加。[12]
三、可能的解决办法：放松要求
1、概述
从上面两个部分的考察可以看出，WTO明文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很多国家也在使用这种手段，但使用保障措施的国家，在WTO中都败诉了。这开始让我们怀疑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这种说法是否名副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担心，采取保障措施，不成被告则罢，成了被告则必输无疑。
我们已经看到，WTO对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因果关系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案件都败在这个点上。我们不禁要问：由WTO判例所发展起来的这种“不得归咎”的技术性要求是否过于严格，以至于根本无法满足。
试想一下，如果进口国某一行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产品库存增加等状况，表明国内产业受到了严重损害，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进口增加、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形势不好等等。按照WTO上诉机构所确定的“不得归咎”的分析方法，即把每一种因素所造成的损害在整体损害中的性质和范围加以确定，才能证明严重损害是否为进口增加造成。这样的分析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能是过去理想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可能不具有操作性。
事实上，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是为了确定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上诉机构所确定的那种方法，应当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
本着这个宗旨，让我们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确定因果关系。
从WTO保障措施案件中，显然已经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眼界放开一点，看看其他规定和案例。
我们发现，WTO反倾销协议（第3条第5款）在要求确定进口产品造成损害这种因果关系时，也要求调查机关审查已知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这个规定与保障措施的要求极为相似。不仅如此，涉及这一规定的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可能会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2、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
这是一个日本在WTO中诉美国对热轧钢进口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13]
专家组审查了两个重要的“其他因素”，认为美国调查机关适当地审查了它们对国内产业损害的影响。[14]
（1）小钢厂生产能力的增长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在审查国内产业生产能力时证明，国内生产能力从1996年的67.3百万吨，上升到1997年的70.0百万吨，再上升到1998年的73.5百万吨；这与美国1996年至1998年的国内消费水平大致相等。从1997年到1998年，小钢厂生产能力有所增长，但其增长没有1996年到1997年的增长大。因此，调查机关考虑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长的情况，证明了这种增长与需求的增加相当。
因此，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适当的评价了小钢厂的竞争。
（2）1998年通用汽车公司罢工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明确审查了1998年通用汽车罢工的问题。罢工持续了5周，未购买的所有钢板（包括热轧钢板）共685,000吨。调查机关承认，这次罢工对1998年的钢材总需求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国内价格的下降（即国内产业受损害的指标之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罢工只有5周，未购买钢材的数量不足以解释钢材价格下降的状况。事实上，1998年钢材的整体消费是很高的。
因此，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审查了罢工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对“其他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范围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充分证明它们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进口。
我们可以看出，专家组在此处并没有要求调查机关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长和通用汽车公司罢工这两种“其他因素”的影响从国内产业的整体损害中区别开来。调查机关证明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加为国内需求增加所吸收，罢工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就满足了“不得归咎”要件。
3、建议
鉴于WTO保障措施案件在因果关系问题上都作出了否定的裁决，而我们又没有发现怎样才能将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并且这种确定“不得归咎”要件的技术性方法有可能阻碍对保障措施的使用，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建议：只要能够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只要能够证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存在或者非常小，就是满足了因果关系要件。换句话说，只要进口增加和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已经确定，而其他因素没有改变严重损害的性质，则应认定因果关系成立。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只看结果的要求，而不是对实现结果的手段作出硬性要求。
我们同意专家组在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中的观点：很多因素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而调查机关的任务就是对进口之外的因素进行审查，确保它们不要打断进口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15]
结论
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恐怕不会否认这一点。例如，上诉机构就曾指出，保障措施是给WTO成员一种机会，即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在特殊情况下援用一种有效的救济，以临时保护国内产业。[16]
但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确定适当、合法地使用保障措施权利，与确保保障措施对公平贸易实施时不超过特殊和临时救济的限度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会说，使用保障措施的权利应受到尊重，以维持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受到保障措施影响的成员则会说，这种措施应当限于保持正在进行的贸易减让的多边完整性。成员之间想达到的平衡就是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17]
我们可能要问：在这两者的紧张关系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站在哪一边呢？从WTO裁决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都败诉这一情况看，他们好像是正在后者这边的。上诉机构的一段自白似乎对此提供了佐证：保障措施是一种特殊救济措施，只应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是在没有证明存在不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在这一点上，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是不同的，因为这两种措施是针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因此，保障措施所针对的，可能是其他成员的公平贸易做法，从而影响其他成员享受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所得到的贸易利益。[18]
这段话说明了保障措施的特殊性质，但我们大概不应由此猜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会故意设置一些技术性的障碍，例如要求证明因果关系时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使得保障措施事实上无法使用。[19]因此，为了使保障措施名副其实为WTO所允许，需要放松一点在过去的案件中所设定的技术性标准。不知上诉机构能否同意这种建议。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建议放松要求，使得采取保障措施成为可能，并不是鼓励采取，甚至鼓励滥用保障措施。真正的目的，是让各国在进口大量增加，国内产业状况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合法地使用WTO所允许的保护手段。相信这也是保障措施起草者的初衷。
【注释】
本文是参加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中美WTO专题研究班”（US-ChinaWTORoundtable,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LawandPublicPolicy,TempleUniversityLawSchool,2002年7月8日至8月12日）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感谢天普大学主办了这个项目。还应特别感谢该所所长JeffreyDonuff教授；他是最早与我讨论本文内容并提出珍贵意见的专家。此外，纽约Debevoise&Plimpton律师事务所的GaetanVerhoosel先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1]有人指出，保障措施没有反倾销频繁：在WTO成立后最初5年的时间里，只有20个保障措施，而仅从1995年至1997年，反倾销就高达333个。见ChadP.Bown,WhyAreSafeguardsUndertheWTOSoUnpopularWorldTradeReview,1(1)2002，第49页。
[2]WTO保障措施委员会1997年至2001年年度报告。见WTO文件：GL200(1997)、GL272(1998)、GL338(1999)、GL409(2000)、GL494(2001)。
[3]见WTO文件：GL494，2001年10月31日。
[4]这5个案件是：
1、欧共体诉韩国对奶制品进口实施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韩国奶制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1999年6月2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98R；上诉机构报告于1999年12月14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98ABR。
2、欧共体诉阿根廷对鞋类进口所采取的临时和最终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1999年6月25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21R；上诉机构报告于1999年12月14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21ABR。
3、欧共体诉美国对面筋进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美国面筋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2000年7月3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66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0年12月22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66ABR。
4、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诉美国对羊肉进口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2000年10月2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77R、WTDS178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1年5月1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77ABR、WTDS178ABR。
5、韩国诉美国对进口钢管采取保障措施的案件（简称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于2001年10月29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202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2年2月15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202ABR。
此外，WTO于2002年5月3日散发了阿根廷诉智利对农产品采取综合价格制度（pricebandsystem）和保障措施的专家组报告（WTDS207R）。该案处于上诉程序中，因而可以说尚未审结。专家组对因果关系问题的裁决是，智利没有适当证明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因而没有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专家组报告第7.176段），所以智利败诉。
[5]关于这些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可参见杨国华“WTO保障措施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211.100.18.62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4445。
[6]例如，在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在分析因果关系时，进口动向（数量和市场份额）与损害指标动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核心因素，即进口增加与相关损害指标的下降之间一般应当具有一致性。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44段。
[7]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77、178段。
[8]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80段。
[9]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215、217段。
[10]韩国奶制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7.87-7.96段。但专家组在此处裁决韩国没有满足因果关系要件，主要不是因为韩国没有审查“其他因素”。专家组认为，韩国没有评估第4条第2款所列的确定损害的因素（第4条第2款（a）项规定，调查机关在确定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时，应当考虑对该产业状况有影响的所有客观和可量化的相关因素，特别是有关产品进口在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增加的比率和数量；增加的进口所占国内市场的份额；销售、生产、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盈亏和就业等水平的变化。）；即使是已经评估的因素，也没有包括支持其结论的推论、分析或者证据。因此，韩国的损害裁定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的规定；也就没有必要对韩国是否证明了进口增加造成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作出裁决。专家组对“其他因素”的说明，仅仅是附带的。
[11]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8.268-8.269段。
[12]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7.282-7.292段。
上诉机构在美国面筋保障措施案中，还具体审查了其中一个其他因素，即国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是否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诉机构发现，在调查期内，如果国内生产平均能力不变，则生产能力的使用率应为74.8％；而当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维持一个稳定市场份额时，则这个比率应为54.2％。因此，上诉机构认为，国内生产能力的增长，对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见美国面筋保障措施上诉机构报告，第90段。
但应当指出的是，即使上诉机构认为国内生产能力的增长不太重要，也不等于说“不得归咎”要件满足了，因为这个因素的损害并没有从进口增加的损害中分离出来。
专家组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专家组说，即使每一个其他因素都不比进口增加重要，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这些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的损害程度很高，使得进口增加本身所造成的损害达不到“严重损害”的程度。见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专家组报告，第7.261段。因此，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把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
[13]日本诉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简称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专家组报告于2001年2月28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84R；上诉机构报告于2001年8月23日散发，见WTO文件：WTDS184ABR。
上诉机构说，虽然《保障措施协定》和反倾销协定中的因果关系要求并不相同，但两者在“不得归咎”要件方面非常相像，其解释可以相互借鉴。见上诉机构报告，第230段。
[14]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专家组报告，第7.240-244段。
[15]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专家组报告，第7.251段。
[16]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82段。
[17]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第83段。
1.教学内容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这门课程的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组织”“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概述”等方面的内容。实务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市场调研”“商品价格核算”“贸易术语”“国际货款支付”“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牵涉的知识点也相对比较多。同时，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不断发展，相关的内容也随之更新。例如，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新的贸易保护壁垒，美国以及欧盟联合推行了新的“碳关税”，自由贸易区协议也更新了。再如，《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201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在国际贸易实务方面，英国2009年1月1日正式开始应用《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11年1月1日，国际商会正式推出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等。这些都表明不管是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实务方面的变化较多。但是，目前一些独立学院的教学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没有完全跟上国际市场的变化。在教学中没有融合最新的内容，导致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很难有机融合。同时，有的独立学院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学观念。教师基本上都是根据教材的编排教学，没有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以及理解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与实际严重脱节。讲授的内容偏难、偏深，学生们很难理解。而在实务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过于强调实际操作，没有解释具体操作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导致很多学生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比如，在学习“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将课堂教学时间主要投放在填制保险单、计算保险费及运费、提单等方面，导致和后续课程内容出现重叠。其次，有的教师在实务教学中并没有注重讲解、解释和实务操作有关的国际国内法律、国际贸易惯例等，导致学生没有建立一个整体的国际贸易理论知识框架，树立严格遵循国际贸易法律、惯例进行操作观念。这样的最终结果会导致学生的实务操作流于表面，不能帮助到学生日后的学习。
2.教学方法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普及应用，很多教师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教学中都已经学会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辅助教学。基本上每个授课教师会通过PPT课件列举案例，让学生们根据布置的任务相互讨论，然后开展课堂演讲。但是因为受诸多方面的影响，多媒体教学效果并不乐观。比如，有的教师在采用PPT课件授课的过程中，一味强调PPT课件的内容，忽略了课件设计的生动性。教师只顾自己讲解，缺少学生之间进行互动，导致学生很容易产生学习疲劳。小组讨论是目前教师最为常用的互动教学方法，也就是教师选择比较合适的几个实际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且要求制作成PPT课件在班级上演讲，最后再由教师点评学生的发言。但是这种小组讨论的教学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学生并不能全面掌握所有的知识，也因实践的局限性，使他们并不能全面搜集相关的资料，这样会导致分析失误。有的教师协调、控制能力不足，也会影响教学效率及效果。
二、独立学院《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建议
1.教学内容改革
⑴应注重理论知识的应用。
独立学院教师应注意整体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真正理解、掌握教学内容的内涵及本质，不断学习关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不断补充、完善课程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目光不能仅仅盯在课本教材上，而应该从相关的报刊、网络等多种途径和渠道获取更多相关的信息，向学生们灌输最新的知识。比如，从2012年8月1日起，我国正式开始执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将核销单制度取消，企业不会再办理出口外汇的核销手续。针对这一改革，教师在备课时应根据新的要求做出适当调整。按照新的办事程序、要求，向学生们讲授关于“退税”“报关”的相关知识和内容。同时，教师不仅应该引导学生们主动关注一些贸易理论作用及背景等方面的知识，还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培养。例如，政府出台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都有实施目的、作用及条件。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出现正面、反面两种效应。因此，教师应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将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培养和提高学生们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例如，如果从国际贸易地理的层面上分析，我国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是日本、美国、欧洲国家。但是近些年来，我国也增强了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可以提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化？”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们进一步深入探究和思考。其次，教师应该增加贸易理论教学中实用性的教学内容。比如，“非关税壁垒”“反补贴、反倾销以及保护措施”等，这些内容都是现代外贸企业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教师应让学生熟悉、掌握我国对进口产品应该怎样进行“两反一保”，而国内外贸企业对外国又如何采取“两反一保”措施，外贸企业怎样突破外国建立的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相关知识。传授这些知识有利于为学生以后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突出考证的要求。
国际贸易实务的任课教师应采用多种渠道和途径与外贸企业人员交流、合作，共同开发教学课程。在课程教学内容中引入外贸企业的实际案例及工作流程，突出、强调教学内容的实用性、针对性。其次，教师应以职业技能鉴定的相关标准，根据相关的考证要求，合理安排相关的教学内容。现阶段，国际贸易专业相关的考证主要包括外销员、商务师、跟单员、单证员等，教师平时应仔细留意这些考试的试题内容，以及考试大纲要求。尽可能帮助学生们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既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能为他们日后应聘提供基础和条件。
2.应丰富课堂教学方法
多媒体技术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及教学质量，教师在制作PPT时应适当加入视频、图片等，增强PPT课件的吸引力。比如，在讲解“非关税壁垒措施”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在课件中插入相关的新闻视频，有利于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在小组讨论教学时，教师应合理分组，并且明确每一个小组成员的任务分工，使小组成员能够通过团队分工合作，提高小组讨论效率。同时，教师应注重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不在于教学案例数量的多少，而应该选择合适的经典案例。教师在案例解析时，应给学生们留出充分的独立思考时间，然后再让同学们自由发言，最后再由教师进行简单的总结。如果案例较为复杂，应先让学生们在认真讨论后，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另外，教师也可以采用模拟实践教学方法。比如，在讲解国际货款结算中的“金融票据”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模拟票据流转的过程。或从外贸公司拿到真实的票据复印件（空白），让学生们按照教师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的要求，模拟完成出票、提示、背书转让、付款、拒付、承兑及追索等一系列票据行为。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好、更快地熟悉、掌握票据的实际操作流程，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
3.丰富考核方式
考试是评价教师教学效果，掌握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目前，独立学院《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课程的考试形式比较单一，考核方式缺乏科学性，没有发挥出考核的应有作用。考试不仅应采用传统的笔试方式，同时也可以结合演示考试、操作考试、口试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实际技能的考核力度。笔试的内容除了包括选择、名词解释、判断、填空、案例分析等知识记忆能力考核题型外，还应该加大综合性主观题型的比例，尽可能做到全面反映学生的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他们的综合素质。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人文贸易;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
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 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
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本文以浙江海利集团“网娃模式”为例，论证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突破传统加工企业的技术薄弱和营销渠道单一的局限，企业如何在创意经济背景下，通过利用自身的优势以及结合创意经济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来选择适合自己自主品牌发展战略。最后得出结论，OEM企业利用创意经济带来的新机遇，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自主品牌经营是其转型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创意经济；OEM；自主品牌；创新
绪论
目前全球已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改革开放30年的大潮中，浙商崛起了，“浙江制造”崛起了，取得了巨大成就，面临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浙商需要努力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从“浙江制造”走向“浙江创造”，以创意与品牌，提升制造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
今天，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生产规模决定一切的工业经济时代已逐渐走向衰落，高新技术也不再是万能的了。当今和未来，产业的优势将更多的建立在创意和品牌，以及对其价值不断提升和变革上。此时，拥有一个优秀的创意，比拥有更多的机器更加重要；拥有一个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品牌，比拥有强大的现金流更加重要.
创意产业对于增强创新意识、集聚创新要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领产业向高端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基础和推动作用，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我国各产业企业依据创意经济特点，自觉策动企业市场营销变革，是创意经济来临之际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的必然选择。
一、新时代格局下浙江经济的转型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大陆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些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广泛开展初级产品的来料、来件、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三来一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加工贸易己经占到出口额的50%以上，我国内地成为全球重要的OEM生产基地之一。
OEM即原始设备制造商，最初的含义指采用其它公司生产的原件组装产品，以自有品牌销售的公司。随着经济的发展，OEM的含义已经演变为委托生产或代工生产的方式，现在OEM所涉及的内容脱离了最初的“原始设备制造”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在OEM过程中，存在着合作的双方：品牌商和产品制造商，品牌商利用自有品牌、销售渠道、核心技术和其它市场资源，将非自己擅长的生产环节交给别的企业去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核心业务，以便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制造商根据品牌商的要求提品或组件。
（一）浙江代加工企业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大量吸收国际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和外包订单，使那些劳动密集、附加价值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得到了迅速的成长，浙江就有很多企业都是代工生产（OEM）。可是近几年受人民币升值、人力资源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鞋帽类）开始频陷经营困境。
首先，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看，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推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健全，浙江OEM厂商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上的低成本优势已难以为继。清华大学华如兴教授估计，以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在未来的5一8年之后丧失。另外，人民的升值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OEM企业劳动力的优势。
其次，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角度分析，这些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浙江各企业均在大规模圈地，致使储备土地被迅速消耗，土地使用成本开始攀升。此外，就其他资源来看，近些年来频频出现的水荒、电荒、煤荒等资源短缺现象，也反映出浙江OEM厂商在资源方面的优势正在趋于丧失。
再次，从优惠政策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陆续到期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目前，浙江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新目标，将政策优惠倾向于文化产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浙江省OEM厂商所拥有的优惠政策正在逐步减少。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双重夹逼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深受冲击：很多外贸企业出口订单无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资受阻，甚至出现不少企业外迁；部分传统产业企业倒闭，另有不少企业“不务正业”，将大量资金抽去炒房、炒股；整体工业经济扑朔迷离，产值增长出现了新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双重回落。
（二）浙江代加工企业的出路：自主品牌经营
浙江出口加工制造企业过度依赖低劳动力成本，大量采用代工生产模式，以微薄的利润率、靠大批量生产和过于单一的大客户订单维持经营，这种产业结构亟待调整。虽然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生存路径，各有优势，也各有困境。但是无疑进行自主品牌经营是每个代加工企业都想要但是却不一定都合适的最佳转型策略。
自主品牌是指由企业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它有三个主要衡量因素：市场保有量、生产研发的历史及其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以品牌这一无形资产为载体，将产品推向市场，品牌会产生“品牌效应”。一般来说，品牌的寿命比产品长，品牌资产还可以逐步累积，通过品牌延伸惠及多种产品，自主品牌经营模式可以很好的转嫁加工订单减少对企业造成的损失。OEM企业转型为自主品牌经营，则可以转变为出口转内销，但又不是简单的内销形式。以自己的品牌为卖点，将企业生产的商品进行新的创意加工和包装，从而拥有品牌。通过在国内外销售，建立自己的品牌产品销售网，最终达到转型的目的。
利用自身优势创新经营自主品牌是浙江代加工企业转型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创意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转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品牌营销方向，也为企业自主品牌提供了更多的经营手段。
二、创意经济——“以人为本”的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相对于制造业的萧条，创意经济在全球经济面前显示出了它的无穷生命力。在文化产业、创意经济风起云涌的今天，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价值已达到200多亿美元，而且每年以5%的速度在不断递增。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增加值超过GDP的五分之一。如今，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了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标志。
以创意主导的新经济不仅仅包含文化创意产业（或者说文化产业），更包含“创意”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颠覆，更代表着提供“功效”产品到“品牌”产品的变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创意产业的核心是要构筑其产业链和产业的延伸。创意经济主导的是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经济的创意核心是商业模式。在传统的产业中，迅速积累财富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低成本、规模化的经济产业；二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产业。创意经济可以突破这两个陷阱，富有创意的商业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创意经济大师约翰•霍金斯与中国营销界宗师级人物孔繁任先生认为创意经济的概念是创意产品和创意的供求关系，它所代表的将是更多的满足消费者精神性层面的创意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创意经济必将颠覆传统产业单纯依靠功能性诉求打动消费者的商业模式，要求企业必须洞察消费者的潜在的需求和倾向，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品牌塑造、销售渠道、终端销售、售后服务等层面全方位的满足消费者的特定精神需求。在创意经济背景下，成功的品牌或者能够引领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或者能够分割出清晰的消费族群，或者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的消费标志，或者满足消费者对于自我的认可和褒扬。诸如ipod的流行、生活家巴洛克的备受青睐、德狮堡地板的奢华主张都是这种消费者对于产品精神需求的满足的品牌消费表现。中国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发展，必然由产品时代转向品牌消费的时代。
(一)浙江经济的转型选择：创意经济。
浙江经济是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为主导的传统经济。依靠内地蜂拥而来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沿海的地理优势，浙江OEM企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随着物价上涨，一线生产者们对工资要求日益增加，其廉价劳动力优势日渐丧失。同时金融危机的发生，海外订单减少，众多代加工企业难以维系，破产倒闭。依托廉价资源发展制造业的时代已经过去，昔日的“加工中心”已经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浙江制造业如何能够持续发展，其根本就是要转变浙江制造业附加值结构，由过去加工劳动附加值占主体的结构逐步转变为以技术、设计和品牌附加值为主体的结构。“浙江制造”走向“浙江创造”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浙商非此不可的战略选择。
创意经济时代，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性产品，精神性、文化性、娱乐性等要素都已融人产品的生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性产品的需求在总体上日益提升，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也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社会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人们对物质以外的精神需求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创意经济将刷新OEM企业的品牌发展格局。
创意经济背景下OEM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培育和树立创新意识是其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相比，创意产业的价值具有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可以大幅度提升传统制造业产品的文化和知识含量，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增值产业升级。作为高附加值的产业，创意产业正从价值观念、产业结构、品牌营造上改变着中国企业，改变着国民经济，改变着世界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认知。
1、创意经济特征
创意经济的到来将刷新品牌发展格局，未来品牌将以创意为中心。创意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注意力经济到来。正如MichaelH.Goldhaber所言，在当今社会，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人们的注意力。“获得注意力就是获得一种持久的财富。”而创意产业，正是以注意力作为市场目标的新兴经济形态。
2）“体验”成为新兴经济形态。体验已经逐渐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经济形态，创意产业正是以消费者体验作为基础，通过文化力量来创造消费回忆。
3）消费者审美需求增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的物质，而越来越重视消费过程的精神享受和审美。创意产业在产品上创造出丰厚的精神价值，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由此可见，在创意经济时代，品牌要成为人们的注意力中心，必须针对消费者的审美需求，通过创意来为消费者创造难忘的消费体验。
2、创意经济背景下，企业发展自主品牌的特征
同时，创意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的特色、文化和差异化经营是发展自主品牌的三大法宝，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1）以创新和差异化为竞争的主要途径。
经济学家麦克尔•波特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成本优势和歧异化优势。OEM企业想要成为一家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需要调整以前以规模和成本作为主要竞争的手段，将产品的创新和差异化作为品牌经营的主要手段。
2）以品牌营销战略的差异性作为核心竞争力。
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品牌已经占满品牌空间、品牌空间业已拥挤的前提下，全球市场能不能认同新进入的企业和品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新的企业和品牌如何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深入到消费者心目中去，在中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除了产品的创新以外，成功的品牌营销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因而品牌营销战略的差异性也就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以企业文化经营品牌，是传承品牌魅力最能持久的妙方。
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的精神面貌和形象，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需要企业文化来支撑，一个良好的品牌，除了要有物质形态的组合，还应赋予品牌的文化内涵。企业文化意味着公司的价值观，是现代企业品牌经营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约束、导向、融合、凝聚、娱乐和辐射等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多地渗透文化理念，全球企业竞争的革命，已由规模效益竞争转向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的竞争。品牌是企业文化的标志，其内涵包括了企业文化的方方面面。品牌的建立与运营离不开企业文化的支持和依托。品牌的物质基础是产品，品牌的精神力量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品牌的灵魂。企业未来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更是品牌所代表的文化竞争。文化竞争是企业间高层次的竞争，企业必须塑造独特的品牌文化来适应这种竞争局面，只有赢得文化竞争优势的企业及品牌，才可得到世人的瞩目和消费者的青睐。
三、海利集团“网娃”的案例分析
OEM企业主要为国外企业提供贴牌生产，生产管理、生产线水平和产品质量都能达到一定层次，虽然产品利润较低，但有保障。很多这类企业都能利用自己现成的生产线和技术创立品牌，因为切实拥有自身现成的生产线和技术，所以OEM企业往往渴望创立并成功地推广自己的品牌，尽管实际运作困难重重。如今，创意经济的端倪初现，为OEM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海利集团通过网络游戏的平台打造“网娃”的模式创新，从而建立自己的玩具品牌的大胆尝试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
（一）海利集团的背景
浙江海利控股集团始创于1992年，是一家集制造销售、投资、金融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综合型现代企业集团。公司坐落于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北冀——杭州湾大桥新区，在长三角一小时交通圈内，至沪、杭、甬均只需一小时，地理位置优越。集团共有七家控股企业，业务范围涉及化纤、玩具、电子、担保、光电等多个行业。集团公司通过投资控股及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实现对各子公司的管理，整合资源，发挥整体优势。公司通过十几年的积累和发展，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的各项业务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公司年销售收入超18亿，总资产超8亿元，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员工总数4200人。
海利集团旗下的浙江网娃动漫文化有限公司和嘉兴海利纺织有限公司是具有十七年历史的专业毛绒玩具生产企业。浙江网娃动漫文化有限公司的产品主打国内市场，嘉兴海利纺织有限公司致力于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各国。公司年产毛绒玩具6000万只，年出口创汇8000万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共有8家联营厂，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毛绒玩具生产商。
2004年之前海利玩具公司是海利集团下属的一个小型玩具加工厂，长期为国外品牌代工生产毛绒玩具产品。从2004年开始，海利与美国的Ganz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生产Webkinz品牌玩具。并在美国热卖，让海利也尝到了甜头。2007年，海利的Webkinz玩具出口额高达1.1亿美元。2007年夏季的玩具“召回事件”，使中国玩具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据广州海关统计，2007年前三季度，有实际出口玩具记录的企业由4820家减少为1554家，骤减三分之二。2008年后，在国内玩具出口一片惨淡，大势已去的形势下，海利玩具却出人意料的成为了逆势中的黑马，不但没有受到召回事件的影响，甚至于其出口额比2007年更有所增长。
Webkinz在北美的成功让海利玩具的订单数量飙升，但海利集团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订单多了，所以利润高了，但利润率不变，仍然是代工形式的利率。”
2007年9月，由海利玩具投资成立的成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开始开发针对国内青少年的“Webkinz”。2008年12月28日，由该公司开发的“网娃总动员”在嘉兴宣布正式启动，海利玩具也更名为“网娃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借鉴Webkinz模式在美国的成功，海利决心创立自己的玩具品牌，自己的“网娃”，并将市场瞄准国内。“内销的利润比外销要高出3-4倍。”方光明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语道破天机。（方光明：首届“科技新浙商”浙江海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二）网娃模式
从无形的精神消费品到实体化消费品的路径演变是创意经济的常见模式，传统的动漫商业模式是先在杂志上刊登漫画作品，若其受欢迎，则继续出版漫画图书；若图书反响强烈，则继而将动漫制作成动画片播放；最后，开发商趁热打铁，推出动漫衍生产品以及相关品牌授权和服务。网娃模式则是“游戏+玩具”相结合的模式，它将网络游戏与现实中的玩具相结合，先有实体玩具，再辅助开发网络游戏，使网络游戏成为实体玩具的衍生品，但同时又是其与消费者产生持续联系的纽带。
海利集团通过逆向思维，将传统动漫商业模式进行倒推，便成为先有实体玩具，后有延伸游戏这样的倒置式创新，网娃模式由此诞生。“游戏+玩具”的模式让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自主品牌的经营，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将创意融入到传统制造业后的无限魅力。
（三）海利集团网娃
海利集团推出的这款产品并非仅仅只是毛绒玩具，而是其建立的一个在线游戏社区网站——Webkinz，中文译名是“网娃”。
“网娃总动员”包括两款游戏，分为两个频道。“kid”频道对应的游戏是针对儿童的“成长乐园”，里面的场景完全模拟现实生活，孩子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游戏、学习、看病、用ATM机取钱等等；而“teen”频道对应的游戏则是“魔法书”，增加了“打怪”等内容，针对年龄阶段更高的孩子。
每个实体玩具网娃身上都附有一张具有特殊功能的智慧卡，进入游戏的密码就在这张智慧卡上。有效期同样为一年，一年后需要购买新的玩具以获得新的智慧卡。
美国沃顿商学院网站就美国Ganz公司推出的这个“游戏+玩具”模式撰文指出，“网娃将实体玩具变成虚拟世界的身份证，成功俘获了少年儿童的消费心理，其将传统的零售模式跟现代网上营销巧妙结合到了一起，并将虚拟世界的宣传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除了一年一次购买毛绒玩具所需的费用，“网娃总动员”中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也就因此有别于传统网游需要靠不断购买点卡来维持的特点。因而其费用也是每个家庭所能够承受的。
同时海利集团通过签约2008年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一炮而红的小女孩林妙可为其产品“网娃”的代言人，使网娃迅速进入大众视线，深入消费者意识，成为国内玩具行业为数不多的能够被消费者记忆的国产玩具品牌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开发网络游戏，海利集团还将着手开发网娃的系列产品。包括书刊、光碟、文具等现实产品。孩子一旦购买这些产品，其游戏中的宠物也将拥有一样的产品，真正将现实生活和虚拟网游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个产业链。
用文化创意通过高科技的互联网来提升最传统的玩具产业——这也是方光明给“网娃模式”下的定义。
将虚拟服务实物化所带来的价值之一，就是消费者心理的满足，以及为他们带来的安全感。从没使用过“网娃总动员”的父母，也愿意为孩子购买这种玩具。大不了，就当花钱买了个普通的毛绒玩具。这一心理，无形中为“网娃”大大降低了发展用户的门槛。
网娃模式只是众多在创意经济背景下对制造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下的初期产物之一，对于新生的品牌经营模式我们不能以现阶段的得失去评判它的成功与否，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是它的前沿性和先导性作用，它为众多还处在迷茫中的OEM企业提供了新的经营思路，同时也是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成功产物，为以后浙江代加工企业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如何让在世界范围内突围找到了新的方向。
从海利集团网娃模式这个实例我们看到，品牌要取得商业创意的成功，往往也需要借力于创意产业，搭上“创意经济”这辆顺风车，网娃模式正是符合了创意经济时代的消费需求特征，成为OEM企业向自主品牌经营转型的良好榜样。然而在感慨于网娃模式的创新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海利玩具在发展自己的国内网娃事业的同时，也没有停止为美国的Ganz公司的玩具代加工业务，因而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也正是由于海利集团雄厚的资金优势以及由代加工所获得的市场最新信息和技术创新优势，才使得海利集团转型进行自主品牌经营取得了胜利。
四、结论
OEM企业在创意经济背景下应当选择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自主品牌经营之路。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现状与基础，思考未来怎么样才能走得更远，保持原有的一套得过且过只会走向灭亡；其次需要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过。这时候要集中精力在核心客户和核心产品上，走细分市场，比如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通过产品开发，专注于一些有价值的领域；浙江的中小制造企业大多属于家族企业，这就要求企业主要主动改变内部管理，积极引进职业经理人；有条件的企业还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保留知识产权，因为无论是做自主品牌，还是把握自主技术，只有在某个领域里掌握了标准制定权，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不至于随波逐流地经营。
（一）从宏观上来看
浙江OEM企业能否成功转型为自主品牌经营时，需要足够重视以下几点。
1、经营自有品牌须谨慎选择时机。
中国企业进入品牌经营的壁垒越高，代价越大，失败的风险也越大。更为险恶的是它可能意味着双重的风险：一旦其战略转向经营自有品牌，在可能得不到市场认同而胎死腹中的同时，又失去了原本正常秩序的OEM订单。因此，对于某些先进的中国企业来说，转型到经营自有品牌的时间决策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实施产品创新战略要详细地考虑所在产业的性质、市场结构特征、竞争环境、企业发展阶段和具体的策略等因素。品牌作为企业的生命是企业质量、技术、市场、人才和文化的融合。自创品牌包括品牌的塑造、维护、提升、延伸。品牌产生的品牌效应的寿命一般比产品寿命长。近年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导致OEM企业利润降低。不少OEM企业将自创品牌和OEM产品两手抓，以求降低风险，提高企业价值链。
2、培育和扶植品牌的市场基础。
浙江省代加工企业的成功转型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在OEM企业转型为自主品牌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为其铺设适应其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市场基础。1、制定有利于OEM企业的法律法规，对成功转型的OEM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和奖励。2、对政府的大宗采购项目，应该对省内优秀的民营企业所生产的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实行按国际惯例的倾斜政策；3、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同时为省内进行自主品牌经营的企业进行正确的市场引导；4、社会和政府要创造浙江企业著名品牌形成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
3、加强对自主品牌的保护。
创意经济背景下，自主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品牌建设尚处在初步阶段．品牌形象塑造贫乏、品牌定位不清晰、品牌内涵缺乏、品牌功能夸大、品牌战略规划缺失和急于求成、浮躁取巧的心态非常普遍。有些企业更多地投入于品牌标识、宣传媒介等外在内容．以为知名度等同与品牌的美誉度、忠诚度，素不知品牌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一个具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需要对它产品的商标，文字，图案，以及包装进行注册。在进行单一注册的同时，也需尽可能注册联合商标、防御商标，以防止一些不正规的商家注册近似性商标，生产劣质产品，从而对本企业的品牌产生恶劣影响。国家应当制定详细的相关法律及政策用以规范企业的商标及品牌，同时加大对生产假冒产品厂家的惩罚力度，以及对中国知名品牌的保护力度，从而增强我国自主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二）从微观上来说，
一个OEM企业要想在创意经济背景下成功进行自主品牌经营，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对品牌战略的长远规划。
品牌建设是一套系统性工程．其建设历程可能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不是一些企业所理解的短期投资即见效益的行为。构筑企业文化是品牌战略的长远规划。从表面上看，品牌展现的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品牌所表达和传递的是企业的价值观、理念和精神，也就是企业文化。品牌不仅仅代表产品的商标或标志，更是对企业形象、价值共识、理念创新、文化品味、市场认知度和消费者忠诚度等诸多元素有机融会的完美诠释。OEM企业想要真正成功地转型为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就需要也必须要创建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品牌价值。
2、对品牌策略的灵活运用。
首先是技术创新策略，品牌建设的关键是强大的技术保证，创造属于自己的技术。企业需要依据国内市场的客户需求和流行要素，对原先代工的产品进行改造，完善产品线和价格体系。寻找适合产品定位的市场通路，制定好适合的渠道政策；其次是打造业界自己的标杆。企业打造品牌一定要在生产、经营、服务各环节严格遵守国际“规范”，以实际行动打造业界标杆，率先在国内同行业建立行业标准，其品牌价值评估自然能够成为行业榜首。
3、注重消费者利益
一个好的产品首先必须要能够满足销售者的需要，再好看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就等同于是垃圾。其次必须有价值，能够为企业带来盈利。如果这种产品不能为企业带来盈利则势必会遭到淘汰。而创意经济告诉我们，“体验”及“审美”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特质，企业在进行自主品牌经营时需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改进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涨的消费需求，以便为企业带来盈利。
（三）转型经营自有品牌的问题认识和解决。
我国的许多制造企业都有发展自创品牌的强烈愿望，逐渐认识到品牌战略的作用和重要性。几乎所有做OEM的企业老总都表示，“创品牌、做内销”是他们在外销稳定之后的一个新目标，但是创建品牌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对做OEM的企业来说风险太大，不易实施。于是他们担忧，现在就开始做品牌是不是太早了?以企业目前的状况到底该专注OEM，还是自创品牌?如何转变受托加工下品牌、技术、渠道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从OEM到ODM转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有品牌?这些都是我国的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1、吸收经验，扬长避短
自创品牌和从事OEM业务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很好的资源互补。任何企业只做OEM，那充其量只是产业竞争和发展过程的配角，作用很有限。如果只着眼于短期利益，很容易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OEM在获得代工订单业务的过程中会产生“溢出效应”，即不仅赚取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浙江代加工企业从一个封闭的环境带入了高度竞争的开放性国际市场，唤起了其国际市场意识，锻炼了劳动者和企业高级管理者，增强了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就可能使那些希望转型的OEM企业培育起进一步向产品分工的高端（如设计能力、研发创新能力和品牌运作能力等）自然延伸的动态能力。
OEM企业在转型自主品牌经营的过程中，应该“干中学”，扬长避短，尽可能地有效利用自己作为OEM企业的优势。作为名牌公司的OEM供应商，在持续获得采购订单的同时，还会得到名牌公司在新产品开发、设计、生产组织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认真吸收“技术溢出”所获带来的优势资源。这为企业迅速提高产品质量、建立自有品牌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OEM企业通过借鉴知名公司在产品开发和管理方面的经验，经过对自身的改进和创新，也可以逐步打造出一条独特的、高效的价值链。当这些为企业带来效益时，也就意味着它成功实现了企业的歧异化经营。
2、对消费者心智的占有
品牌就是抢占消费者的心智资源，品牌定位就是在消费者的心智地图上切割转身领地。在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无论是产品还是销售都不成熟，能够拥有工厂、拥有销售地域便拥有了商界霸权；而当工业时展成熟之后，拥有资本便能拥有更多的霸权，因为资本才能够占尽更多的人、财、物，便形成了垄断，行业垄断或者产品垄断或者地域垄断。而在数字时代，也就是信息时代的初始阶段，企业能够自主影响到部分特定人群，从而维持并攫取利润；而到了信息时代，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信息泛滥，一个是信息细分，即每个人都自主的选择信息的时候，圈人的概念便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消费者心智的占有，通过消费族群的引导划分形成特定的因为观点相同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这将是未来品牌运动的核心，也是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核心。
3、政策支持
中国制造业通过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来实现整体的产业升级，这个阶段还没有全面地到来。但这并不排斥某些具备条件的先进企业在提高和稳定OEM订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OEM、ODM向OBM转化。实现这种转化不仅需要企业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累积组织能力，而且需要社会和政府为某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培植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心和制度条件等。
1）调整财政政策，为OEM企业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促进浙江OEM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今后要加大财政资金对OEM企业在贷款贴息、贷款信用担保、政府采购、技术进步奖励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强化对OEM企业技术改造、购买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推进金融改革，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金融改革与创新要充分考虑为OEM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当前尤其是要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对OEM企业的贷款支持;加快实施《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范围。
3）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引导和支持各类融资担保、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创业辅导、人才培训等服务机构转变观念，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推动外向型OEM企业信息网建设和加大融资信用、创业基地，共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在创意经济条件下，创意成为新的制造业、服务业和一种新的利用知识的方式，它不再是产品的装饰品和附属物，而是居于产品的核心地位，甚或决定了产业的性质及其管理和操作。创意经济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营销思路，应用新媒体，新技术，新思路，OEM企业可以为自己的转型，为自己的品牌找到更简单，更有效，更低廉的营销方式，使自己的品牌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进入消费者的视线，深入消费者的大脑，占领消费者的口袋。
笔者不反对OEM，但是笔者认为只是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积累资金技术的权宜之计，企业要想做大做强，赚取更多的利润，获得长久的发展，尤其在这个创意经济不断发展，必须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品牌，只有拥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才有市场的话语权，不用受制于品牌商。
本文的主要结论:
1)现阶段，浙江代加工企业发展面临艰难的境地，有必要也有能力进行OEM转型;
2)创意经济的发展为浙江代加工企业OEM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设计创新，技术创新营销方式创新，管理创新，OEM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应当灵活运用；
3)浙江企业的OEM转型为自主品牌经营还需要从行业的角度，企业自身的角度，以及政策等方面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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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琼侨；“五把刀”；“六师”
海南是重要的华侨之乡，目前约有华侨华人近200万人，分布在世界5大洲中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宋乾道八年（1172），占城人掠去一批海南的民众和财物，而被掠走的民众，就是海南早期的华侨。从此以后，海南人离开琼州到东南亚各国谋生，谱写出一部琼侨的历史。大部分琼侨是因为生活贫困而离开家乡，到居住地，主要从事“五把刀”（钩刀、胶刀、剃刀、剪刀、菜刀）的工作，到后来，尤其是第二、三代后，重视教育和资金积累及投资，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升，成为“六师”（教师、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
第一，“五把刀”时代。由于家乡生活贫困，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出洋谋生。由于《》的签订，允许在海口设置通商口岸，设置琼海关，这样大量的外国产品运到海南，如大量棉纱到海南后，导致海南自己的纺纱厂倒闭，致使大量人口不得不出洋谋生。“就是因为贫穷，穷的没有办法，不能在家等死，总得外出找条活路。”文昌县的白延区走出海南时，身上“一张草席，一个小包袱，外加身上穿的单衣服。”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移居南洋者，有些是因为本地经济落后，而出去谋生；一些是不堪当时统治者的屠杀、压榨、逃难出去的。从明朝开始这种情况就较多了，一些商人为了方便生意，长期居住南洋，并招收故乡人同往，这种因裙带关系去的人为数不少。海南人大批远离家乡前往南洋谋生，是在清朝。清政府，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对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屠杀华侨的行径置之不理，甚至声明华侨是清帝国的“弃民”，华侨得不到自己祖国的保护，有不少人不堪国内统治者的压迫离乡背井，移居南洋。加上在泰国华侨一般尚可安居乐业，因而海南人去泰国的人也较多。到了民国以后，去南洋的人渐渐就多了。马来西亚的巴生港（离首都吉隆坡西面70公里）对面有一处称为海南村，住着几百户海南华人，清一色的海南高脚屋。这个村的起源是这样的：1913年有30多名海南人来此谋生，捕鱼虾捉蟹。至1933年，该村增加到500人，渔船增到60多艘。日本侵华时，又有上千名海南人逃难到这里。至1950年，此村原籍海南的人达到2000多。这是海南华侨出去谋生的缩影。据海关统计，1902至1911年，1918至2927年，1935至1939年，这三个时期，由海口海关往东南亚各国的人数计有61.2万多人。
到东南亚国家的海南人，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到所载国家后，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种植园作苦工。琼侨刚开始地时候大都从事手工业和零售业，绝大多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郊区是种植业、捕捞业和采矿业，在城镇大都是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在马来半岛，琼侨在很多偏僻的荒山野岭上开采荒地种植橡胶林、胡椒园和果蔬园等。赴泰国谋生的琼侨，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许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从事种植蔬菜、甘蔗、棉花和开采锡矿等。新加坡的琼侨主要是从事贸易运输和饮食业，其中卖鸡蛋的最多，他们刚到时候，就是提着篮子，走街串巷叫卖。有的有个铺面也是很简陋的摆几张桌子和椅子。
第二，“六师”时代。老一代琼侨倍受没有文化之苦，所以他们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尤为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琼侨乡团经常利用琼剧团巡回演出、购买产业生息、推行奖贷学金等方式筹集资金，然后资助那些求学的琼侨学生。经过几代琼侨的努力，他们取得骄人的成绩，涌现出一批政治名流、商界巨子、科技专家和文化精英，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许多人依靠自有资金创业，通过不断积累，成为商界精英。
琼侨著名的实业家有纺织大王吴乾基，洋行大王郑有英，钟表大王吴多副，饮料大王许士标，塑料大王欧宗清，等。此外，琼侨在泰国拥有最大的洋行、最多的酒店、最大的纺织厂等等。在政治上，他们积极参与居住国的政治活动，如在泰国国会上下两院的300多名议员中，琼侨多达80余人，有的担任泰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职位：有副总理、国务院副院长、外交部长等。在新加坡，琼侨曾担任过国防部次长、教育部长、律政部顾问、内政部次长等。在马来西亚，有担任过外交部次长、文化部次长等，在老挝的琼侨凌绪光先后担任过老挝的总理府部长等职务。在科学界，有参与法国等国家建造的国际通讯卫星设计工作的韩经准，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蔡镇华等。这表明琼侨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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