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遗产”这一今日用于指代旧文学的术语,在30年代由苏联译入汉语时,所指的仅仅是19世纪的欧洲文学。在这一概念的范围向中国旧文学转移的过程中,1932年的“第三种人”论争可视为其转折点。在论争中,被当作“遗产”的“同路人”文学和“大众文艺”实具有相同之结构:作为革命所不得不面对且加以利用的资源,这两种资源与其称之为“遗产”,不如称之为“债务”。倘使如此,“接受遗产”对革命而言就并非带补充性质的闲务,而应当视为其本体。“第三种人”论争的国际与国内政治背景则提示,不得不转向“遗产”以寻求自我再定义的,是陷入分裂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