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学术期刊并不像今天这样，发表的大多是格式规范的学术论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在学者之间互通信息、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的纽带；为集聚科学事实、提供理论解释的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市场”。近代欧美出现的重大思想理论、科学发明，几乎都是由几位或几个团队的科学家接近同时完成的，例如达尔文与华莱士几乎同时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尼古拉•特斯拉和古列尔莫•马可尼关于无线通讯专利权的争议，贝尔与穆齐关于电话专利的争议。这证明了由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所营造的这个“思想市场”的重要性。想象一下，如果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的中国，当时中国出版业还主要依赖雕版印刷技术，主要供应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恐怕他满脑子想的都会是“科举”，而找不到一丝半点“进化论”的火花，他又怎么可能提出“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呢？我认为，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以后，欧洲出现的小册子、报纸、周刊、期刊等快速连续出版物营造出一个富有活力的传播生态环境，为信息和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土壤。相较之下，由于文字体系和出版技术的不同，中国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很多年，缺乏一个活跃的交互市场，这或许是解释“李约瑟之问”的关键因素.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学术传播的生态环境，影响学术期刊的运营和发展，给传统学术期刊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仔细观察，在互联网传播生态环境下，学术期刊原来所承载的角色在新的环境下会分化成什么样的不同产品，它会怎么样去满足不同对象，包括学者共同体的需求。具体分析，我觉得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读者对象的多元化。现在中关村的那些创业者也开始阅读学术论文，这类读者对文章的筛选眼光特别“刁”，他们往往并不在意学术界所在意的那些数量、引用等事情，他们更在乎真正好的思想和行动研究。我觉得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多地成为真正好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消费者，而这个消费者群体很少会去看传统的纸媒期刊。这就需要学术期刊去研究怎么建立研究者和实践者、研究者和市场化的新关系。

第二，及时发表和把关人（gatekeeper）制度的矛盾。学术期刊因为有编辑、审稿人这样的“把关人”，所以能保持比较高的学术水准。但是这一把关的过程会影响发表的时效性。比起微信订阅号的“出版周期”，学术期刊周期还是比较滞后的，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学术发表在时效性方面的要求。去年，《中国远程教育》微信号推送了我的两篇小文章《给VR浇点水，给AI添把柴》《技术应该与什么“教育”融合？》。这两篇小文章都是从学术视角，围绕当前热点讨论VR、AI、思维导图等有感而发，微信文章的点击量都大大高于学术论文的下载和引用数。这是否代表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一种及时、动态的新型互动关系？值得思考！

第三，论文陈述格式的变化。通常我们认为，学术论文都应该按照一个规范化（套路化）的格式来撰写。但是，互联网环境下的学术发表可能就不再局限于这种格式化的陈述方式。2016年我在《中国远程教育》的微信号上发的那两篇小文章，就不那么受制于传统学术期刊的格式，写的时候感觉很过瘾。第四，知识变现的问题，即如何筛选有价值的研究？传统学术期刊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为学者评职称、拿项目提供发表的空间，因此，向作者“收费”是期刊的主要“获利”途径。现在，国际期刊都出现了“单篇”收费的模式，中国也出现了很多像“得道”这样的知识变现平台。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以“单篇论文”为单位的作者、期刊分账模式？值得探索！第五，学术资讯与学术论文的关系。《中国远程教育》之前有一个“资讯版”，我在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曾经引用该刊早期对中国现代远程教育探索的大量事实性报道。这些资讯类的信息，让学者及时了解这个圈里发生的事情，支持学者了解圈子里的最新资讯，相互交流和分享思想。这样的期刊实际上呼应了早期学术期刊所承载的及时传播信息、在科学家之间建立一个持续交流的平台的作用。在互联网环境下，学术期刊如何重构这种纽带作用，如何在互联网平台上重建学术圈的“无形学院”，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