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兴:从恢复到整顿调整的历史转折

从粉碎“”到1981年，中国高校学报的发展可以以1978年下半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粉碎“”到1978年上半年为恢复期、从1978年下半年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1981年底为整顿发展期。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后期开始复刊的高校哲学社科学报，从恢复到整顿调整的历史性转折，是以1978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科学报工作座谈会及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高校哲学社科学报转折发展的新征程。自1973年关于大学出版学报的指示发出后，中停刊的高校社科学报开始复刊，并在宣传马列思想、发展哲学社科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的横行也对学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个别学报沦为“帮刊”，许多学报“程度不同地受到他们的腐蚀和影响”。结束后，高校社科学报复刊与新创刊增多，并开始揭批“”和发表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的文章，充当了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先锋。为了进一步“拨乱反正，端正学报的方向，提高学报的质量”，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座谈会”，起草了办好学报的意见草稿，后经修改而下发试行《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解决了办好高校哲学社科学报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意见》厘清了高校学报的性质和任务，规定高校学报的性质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任务是“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推动学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发现和培养人才，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时，确立了学报编辑工作方针与原则、学报的领导体制和编辑部组织机制，规定学报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针”，实行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学报的关键”;最后，规定了学报的发行与审批、财务与稿酬等事项。这些规定确立了高校社科学报的高校性、内向性、学术理论性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等办刊方向和指导思想，既是新时期做好高校学报工作的精神和原则总括，同时具有鲜明的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对此后高校社科学报的办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随着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高等教育以及高校教学科研的迅速恢复发展，加上教育部于1978年4月全国教育会议、1978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座谈会以及中共1978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了我国高校哲学社科学报复刊和新学报创刊数量迅速增加、质量提升及影响扩大。据统计，截止到1980年，我国高校学报241种，其中社科学报155种(接近于晚清民国时期全国78家高校所创办的社科学报总数158种，比前创办的高校社科学报增加了5倍多，比后期1973－1976年上半年复刊和新创办社科学报增加了1倍多);到1981年底，全国高校学报达到290余种，其中社科学报170余种、通过国际书店向国外公开发行的社科学报24种。这一时期复刊和创办的高校社科学报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平台。据研究者考察，主要取得了三点明显成绩:第一，门类更加齐全、数量更多，如1980年社科学报155种中就有综合性大学学报31种、师范大学(含师范学院)学报49种、师范专科学校学报47种、语言和财贸院校学报17种、政法院校学报2种、民族院校学报6种、艺术美术院校学报3种，而直接冠名学报的约130家、另取新名的近30家，第二，学术理论更加增强、质量更高，刊用的文章更注重学术理论性和创新性，争鸣的气氛也更浓，第三，在学术期刊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影响更大;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提供了社科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调动了广大师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第二，贯彻双百方针，组织学术讨论，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繁荣学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三，传递各学科信息，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教学科研内容的更新，加速了旧学科的改造和新学科的建立，第四，在发现与培养人才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青年学术骨干的成长。不容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报仍存在着较突出和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学报的质量有待提高;有些文章缺乏理论深度;有的学报在研究新问题、开展学术争鸣方面不够;多数学报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文风也不够新鲜活泼。有些高校对办好学报的意义认识不足，投入的力量不够。有些学报编辑队伍不稳定”等。总之，“学报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有一个整顿提高的问题。……较为普遍存在的对应用研究重视不够的问题”。

二、发展:再次整顿提高到快速发展

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在1981年下半年到1984年初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外来思潮与学说不断涌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全面西化思潮，高校社科学报深受影响和冲击，加强出版管理、进行期刊检查整顿乃形势所迫。在中央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指示发出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6月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则于同年12月发出《对期刊进行检查整顿的通知》，1984年4月2－7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座谈会”，不仅“讨论了学报工作的问题，而且涉及文科如何进一步面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的问题”，即对学报如何“促进高等院校文科师生努力面向实际、研究现实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座谈会纪要》。《纪要》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报工作的成绩，指出了“一些学报发表少数观点错误、社会效果不好的文章”，“少数学报领导力量薄弱，质量比较差”等问题，要求各学报按“中央宣传部《对期刊进行检查整顿的通知》”精神检查整顿，要求高校的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学报的领导，重视编辑部的建设”;同时对学报工作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要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学报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应加强研究“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积极提倡、优先发表经过认真研究、对解决现实问题有创见、有理论深度的论作”，“对待认真研究现实问题而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注意保护他们的积极性”，还应“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对国外的各种学说和流派，特别是影响较大的思潮加以评论和介绍”，并应“在发现和扶植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进一步确立了高校社科学报工作制度和办刊方向，对克服高校社科学报轻视实践、脱离实际、怕犯错误的思想倾向，推动高校社科学报从重史、轻论、怕现实向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理论性学术性和引进西方思潮学说、扶植培养青年人才的方向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我国高校社科学报经过整顿调整而获得了迅猛发展，出现了数量急速增长、学术质量明显提升、服务现实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一时期，在普通高校中，除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财经、政法、农林、外语、艺术等院校均创立了学报外，理工科院校也开始创办人文社科学报，逐渐形成了种类繁多、门类齐全、层次多样、文理学报并存发展的学报生态新格局。据统计，截至1984年初，全国高校社科学报208种、学术性专刊50多种［7］(P．265)，到1985－1988年高校社科学报增加到277、360、393、440种，比1978年增加2倍以上，占全国期刊(6200种)的1/14。除了数量急速增长，保持高校性、综合性和内向性特征外，高校社科学报现实性与理论性有所增强，并成立了自己的学会组织。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政治回归学术，促进了学术繁荣;第二，关注现实问题，推进改革进程;第三，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影响扩大，注意围绕高校自身的优势学科、特色专业、地域优势构建优势栏目和特色栏目，服务高校与区域社会发展;第四，地区性和全国性行业组织成立，围绕提高学报质量而开展的高校学报学及学报编辑学研究兴起。除1980年12月东北地区高校学报工作者协会、华东地区高校学报研究会成立外，1988年11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同时关于学报的地位和作用、关于编辑部建设和编辑人员的修养、关于学报的改革问题等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建立中国特色的高校学报学及编辑学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但是，由于学报发展速度过快、数量多，相当数量学报存在质量亟待提高、办刊模式单一、季刊多、刊文量少、栏目策划少、办刊经费紧张、编排规范不够、编辑队伍不稳与流失、编辑部竞争和经营管理意识薄弱、发行量小和用户少等问题，综合性学报“大拼盘”问题逐渐显现，影响到学报整体质量提高与可持续发展。

三、繁荣:从再次治理调整到高校学报类

期刊刊号系列的建立(1989－1999)进入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合并重组调整及扩招以及高校科研的发展，构成了高校学报治理整顿与规模发展的基础和背景。自1989年底1990年初，国家新闻出版署再次开启全国报刊及学报治理、调整与整顿进程，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数量降至388种，此后高校社科学报数量缓慢增长。1996年12月，中央两办《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规定:“将现有的部分内部报刊，改成内部资料，不再列入报刊系列。现有质量高、社会效益好的内部报刊，经审查，可批准一部分改为国内改造或省内改造的报刊。”高校内部发行的学报面临着转为内部资料或公开期刊的压力和机遇。经过高校学报界的强烈呼吁和共同努力，国家新闻出版署“考虑调整全国期刊结构的需要和我国尚有少数高校没有正式学报的实际情况，经中央宣传部同意，决定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并于1998年2月下发了《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准许“将原有少数质量高的高校内部学报转为正式学报”，具体指“经国家教委及省级教委审批的普通高等、高等专科(大专)学校和各类省级(含副省级)成人高等院校原有的经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的少数内部学报可转为正式学报”，“高校现有正式学报列入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列入该系列的高校学报“不计入期刊治理的压缩指标和新办期刊指标”。这一举措使高校学报获得了独立的期刊刊号系列，开启了新一轮的结构性大扩容。1997年，全国学报近2000种，其中公开发行的学报1400种左右、内部准印学报600种左右，经过1998－1999年整顿与调整，高校学报总数有所减少，但新批办的高校学报数量735种且绝大部分为社科学报，全国学报总数达到2000种，约占全国期刊总数的1/4［11］导言，5;至2001年，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数量达到1130种，在全国哲社类学术期刊中的比例超过，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亦带来了结构性和质量问题。此后，国家新闻出版署收紧刊号，高校社科学报数量基本稳定，开始由数量增长向版面扩张和质量提高转变。与此同时，教育部加强了对高校学报的管理。1998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了《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再次明确了高校学报的高校性、内部性、学术理论性定位，“二百”“二为”办刊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方向以及主办单位的职责、学报的组织架构、编辑人员的配备和待遇、学报编辑出版工作制度等，并在办刊指导思想中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强调学报工作“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质量第一”原则，出版学报的高等学校“必须建立学报编辑部”、“实行主编负责制”，并“可根据需要设立学报编辑委员会”，“学报编辑人员属于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应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对待”，编辑部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实行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等。这对推动高校学报制度建设、质量发展和效益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报走过了复兴、发展与繁荣的发展历程，高校社科学报获得了快速发展，质量明显提高，一些高校社科学报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社会影响日益提高，高校社科学报在编辑规范化、编校和出版印刷质量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编辑队伍，高校社科学报管理更为规范，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明显不足，如在学报结构方面，一校一综合性学报成为高校社科学报的固定格局，高校社科学报“千刊一面”、“全、散、小、弱”及“低水平重复”的状态造成了高成本和低效率，同质同构的高校社科学报根本无法形成以学报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无法与专业性期刊相竞争，同时高校社科学报发行量小、经济和社会效益偏低，不少高校社科学报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办刊理念跟不上时展的要求。高校社科学报陷入发展困境，变革高校社科学报的办刊和管理体制势在必行。